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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漫谈

典籍里的中秋：明清时期的赏月

“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

2026-10-21

再谈六言句的审美潜质——以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为例

三种句式交替运用且冠绝天下的《西江月》，则非辛弃疾此作莫属：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乍读此词，似觉仅为平铺直叙的写实之作；然细加把玩，便可见词人处处匠心。他巧妙安排六言句的节奏与词性，使每一句都能安嵌不同的景物，营造出极佳的视听效果。

2026-10-13

曾经尘封百年，今又重新面世——催生北京大学的《请推广学校折》原件

京师大学堂，遂得以继续筹办，此后又逐渐演变为北京大学。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在救亡图存的中国近代史上，教育改革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有人甚至将其上升到“教育救国”的历史高度。自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得到清廷批复，兴办新式学堂之风在全国各地蔚然兴起。光绪二十七年李端棻赦回老家贵阳以后，亦以兴办新学、培育人才为己任。他受聘主讲贵阳经世学堂，以开通风气、引导后进为务。

2026-08-11

提升“大正边疆文库”学术功能的再思考

加大个人学术文档的整理，促成马大正学术文档专栏的设置；三是力争每年一次赴学院为图书馆和“大正边疆文库”工作团队讲授有关中国边疆历史和文档管理知识讲座。为“大正边疆文库”的保存和展示功能得以持续发展服务

2026-08-18

个人历年存书归宿的思考

　　买书，各方赠书，日积月累，愈存愈多，加之我喜留存自己的手稿、工作中的文档，更是多上加多。家中书房满了，客厅和卧室也各占了一面墻；边疆中心办公室也放满了，2003年后我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办公室也书满为患，且各类书籍仍源源不断地增加！　　书满为患是我辈读书人的通病。　　加之，我目睹业师徐绪典、老师翁独健，他们十分有特色且丰富的藏书，由于生前不及留下嘱咐，子女们又不从事历史专业，费了好大周折，绪典师的藏书为深圳一个机构收藏，而独健师的书听说最终被中国书店收购，收购意味着散失呀！　　21世纪后，自己也年过“还历”，虽说研究尚在进行，面对存书的日后归宿不由自主地提上思考的日程。　　首先，我排除了让中国书店收购的选择。　　其次，我对接受赠书的单位唯一的要求是以“大正边疆文库”命名，且独立编目。　　再次，我征询了时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师从美国清史大师罗威廉教授攻读博士学位的儿子马钊的意见，他表示，有关清史的资料和专著给他留下，涉中国边疆的书籍我可自主处理，因他不专事于中国边疆研究。　　在此前提下，我先后考虑了三个赠书对象。　　首选，当然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我参与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从创建到发展的全过程，将自己的存书留在此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但我体验到21世纪初在边疆中心设立“吴丰培文库”之不易，想仿此例设一个“大正边疆文库”。我知难而退，不想给当时的边疆中心领导们出难题、找麻烦！首选由此作罢。　　次选，考虑到我培养的第六位博士生陈跃毕业后工作选向之一是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通过“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 实施，我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相处甚善，我曾与时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邴正提及此事，他表示设专库独立保存当无问题，但后因邴正离岗调任《吉林日报》总编辑，我的学生陈跃最后任职于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次选也再未推进。　　再选，2008年后随着“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项目的开展，业务上我与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交集日进。赠书云南大学是基于云南大学深厚的学术底蕴，且我培养的第五位博士生王振刚毕业后也留任云南大学；但云南师范大学在边疆研究上后来居上之势日显，并正在筹划成立中国边疆研究所。基于此，我让云南师范大学邹建达教授转言，一旦中国边疆研究所正式成立，我的存书以“大正边疆文库”名义赠予以示支持。要成立一个实体研究机构谈何易！再选之议也搁置了！　　在21世纪头十余年时间里，还有赠书新疆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之议。但有关自己的存书赠予何方仍停留在思考之中。　　 2021年12月5日草　　(本文选自：马大正著《与书为伴七十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　　　　　　　　

2026-06-30

丹青祈午瑞———从郎世宁《午瑞图》说起

又是一年端午至，榴花似火，艾草生香。当我们再次凝视那幅郎世宁的《午瑞图》，以及它身后绵延不绝的端午丹青传统时，那穿越宫廷与民间的草木清香，依然能让我们真切地触摸到中国传统节日的温润与厚重。端午，不仅是一个时间节点，更是一种生生不息、祈愿安康的民族情怀。

2026-06-24

“大正边疆文库”落户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

记得在2016年春节后，与我同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任职副主任的成崇德教授向我传嘱信息：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领导有意接纳我的赠书，并同意以“大正边疆文库”独立存放于学院图书馆。

2026-07-21

明代宫廷藏书

朱元璋广召人才以后，随着眼界的开阔，日益认识到文化典籍的重要性。元至正二十六年六月，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以后，命有司访求天下遗书，藏于秘阁，以资阅览。[1]洪武元年，朱元璋建都南京，命徐达北伐元大都。大将军徐达进入北京，封元宫廷府库图籍宝物。[2]史称：大将军收秘书监图书、太常法服、祭器、仪象版籍和元奢章阁、崇文阁等秘室图书，尽数载运南京。”[3]朱元璋旋又颁诏天下，广求古今书籍。接着，朱元璋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充实堂中，召四方名儒教授皇太子和诸王。洪武三年，朱元璋置秘书监，掌管宫廷藏书。于是，明初以文渊阁、大本堂为中心的宫廷藏书体系建立了起来，宫廷藏书也日益丰富。明成祖朱棣即位以后，迁都北京，朱棣虽然不遵太祖的遗命，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得了江山，但在治国理民和文化政策上基本上沿袭太祖的方略，依旧重用和依靠士子，尊孔崇儒，发展和繁荣文化。永乐四年，成祖裁政之暇到便殿看书。成祖问及宫廷藏书文渊阁的情况，学者解缙回答：尚多缺略。成祖当即说：“士庶家稍有余资，尚欲积书，况朝廷乎？”[4]成祖遂命礼部尚书郑赐遣使四出，访求遗书，明令：“惟其所欲与之，勿较值。”[5]永乐年间大量书籍征入宫中，丰富了宫廷藏书。于是，成祖命儒臣利用所藏，完成了一部大型著作《永乐大典》，书修成以后，入藏文渊阁，成为“购募天下遗籍”的直接成果。[6] 北京宫室建成以后，成祖于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北京从此成了明清两代的都城，北京紫禁城也就成了明清五百年间宫廷藏书的处所。早在永乐十七年，成祖即遣侍讲陈敬宗前往南京，取文渊阁所藏古今书籍，自一部到一百部以上，各取一部运送北京。[7]当时，太子监国南京，领命遣修撰陈循，遵旨如数选取运送，共计取书一百柜，装船十余艘，水运到北京，“于是宋、金、元来皇家之旧藏，群集于北京之文渊阁矣”。[8]《永乐大典》运到北京以后，入藏宫中文楼。明代宫廷藏书直承宋、辽、金、元宫廷藏书，其递衍情况朱彝尊先生作过系统总结。朱彝尊说：“宋靖康二年，金人索秘书监文籍，节次解发见丁特起《孤臣泣血录》，而洪容斋《随笔》亦云：宣和殿、太清楼、龙图阁所储书籍，靖康荡析之后，尽归于燕。元元平金也，杨中书惟中于军前收伊、洛诸书，载送燕都。及平宋，王承旨构首请辇宋三馆图籍，宋之实录正史皆完。当时，敕平章政事太原张易，兼领秘书，有诏许京朝官随时借观。由是言之，文渊阁所藏，乃合宋、金元所储，而汇于一，加以明永乐间南都所运百柜”[9]除了宋、辽、金、元原有宫廷藏书和永乐时精选自南京文渊阁的百柜宫廷典籍，还有征集的天下遗书。这就是明初宫廷藏书的构成。学者陈登原先生在考察了宫廷藏书的递衍以后论述说：“汉唐以来，公家藏弆，均在长安、洛阳二处；至赵宋，始集中于汴京；南渡后，金人辇而致北，宋人聚而在南；及元建大都，又致临安之书，而燕都藏弆之地位始以显著；明成祖以北京所蓄，益之以南都所聚，北京乃为官家收藏之中心矣。”[10] 成祖以后，长子朱高炽即继位，．为明仁宗。仁宗、宣宗时期经济发展，宫廷藏书进一步丰富。钱大昕《文渊阁书目跋》，说：“仁、宣二世，世既升平，文物益盛。”[11]宣德时期，宣宗尝前往文渊阁，披阅经史，和少傅杨士奇等讨论经史大义，宣宗多次赐诗杨士奇等。宣德八年，宣宗朱瞻基命杨士奇、杨荣在馆阁中选择能书的数十人，取五经、四子和《说苑》等副本，分贮广寒、清暑二殿和琼花岛，用于皇帝随时观览。还有通集库、皇史成等收藏有大量的档案和图书，史称当是之时，典籍最盛，宫廷藏书极大地丰富。清张廷玉说：“是时，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12] 正统时期，杨士奇进奏说：“文渊阁所贮书籍，有祖宗御制文集及古今经史子集之书，向贮左顺门，北廊，今移于文渊阁、东阁，臣等逐一点勘，编成书目，请用宝钤识，永久藏彝。”英宗朱祁镇批复：可。杨士奇便领人点验库藏，于正统年间编出《文渊闺书目》，所记只是书名，没有卷数，计文渊阁藏书四万三千二百册，约十万卷以上。[13] 明代宫廷只注重收书、藏书，不注重保管，也没有什么整理和校书活动，因此，明代的宫廷藏书一直管理不善，损毁、散失严重。杨士奇说：本朝御制及古今经史子集之书，自永乐十九年南京取回来，一向于左顺门北廊收贮，未有完整书目；近奉圣旨，移贮于文渊阁、东阁，臣等逐一打点清切，编置字号，写完一本总名曰文渊阁书目。[14]明自太祖到正统时期，立国几近百年，宫廷藏书却一直没有书目，可见其藏书混乱和无人整理。孝宗、武宗以后，宫廷藏书的混乱和损失日益严重：有大臣以其地面卑湿、损毁过甚进奏说，宜重建新馆，移贮宫廷藏书，并派员逐一整理。皇帝虽然接受了奏请，派员前去整理，但收效甚微。正德十年，大学士梁储等奏请派员检视内阁和东阁残缺的宫廷藏书，中旨命原管主事李继先等前往检视，并次第修补。[15]可是，由于管理不善，制度不严，大臣们随意窃取藏书，李继先也监守自盗，借机窃取宋刻精本，因此，宫廷藏书越发损毁，丢失严重：阮葵生曾说：当时杨廷和在阁，升庵挟父势，屡至阁翻书，攘取甚多；又典籍刘伟、中书胡熙、主事李继先奉命查对，而继走则盗易其宋刻精本。”史称弘治以后，宫廷藏书，“典司者半系赀郎，于四部之旨懵如，且秩卑品下，馆阁之臣借阅者往往不归原帙。值世庙而后，诸主多不知文，不复留意查核，内阁之储，遂缺佚过半”。明神宗万历年间，。张萱奉旨编《内阁藏书目录》，张萱说：“视前所畏，十无二三，所增益者仅近代文集、地志，其他唐宋遗编，悉归子虚乌有。”[16]清张廷玉也指出：“先是，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摺，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迄流贼之乱，宋刻元镌胥归残缺。”[17] （本文转载自向斯著《天禄珍藏》） [1] 《皇明大政记·卷一》[2] 《命将征讨考·弇州史料前集卷五》[3] 《国史经籍志·序》[4] 《明史·艺文志》[5] 《典故纪闻·卷六》[6] 《明会要·书籍》[7] 《明史·艺文志》[8] 《古今典籍聚散考·卷二》[9] 《续通考·卷一百四十一》引[10] 《古今典籍聚散考·卷二》[11] 《文渊阁书目跋》[12] 《明史·艺文志》[13] 《文渊阁书目》[14] 《文渊阁书目题本》[15] 《明史·艺文志》[16] 《明史·列传》[17] 《明史·艺文志》

2019-12-12

勋臣与晚明政局

-1662》序言、第1章《首次抵抗：弘光政权》，李荣庆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8页、第13-14 页）及李谷悦：《明朝历代诚意伯》，《古代文明》2014年第2期，对勋臣参与晚明政治的问题有所涉及。但相关问题尚欠整体性的梳理、分析。 [2] 《清史稿》将勋臣在弘光朝的政治行为定义为“干政”，这颇值得治史者玩味。

2019-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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