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书，各方赠书，日积月累，愈存愈多，加之我喜留存自己的手稿、工作中的文档，更是多上加多。家中书房满了，客厅和卧室也各占了一面墻；边疆中心办公室也放满了，2003年后我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办公室也书满为患，且各类书籍仍源源不断地增加！        

　　书满为患是我辈读书人的通病。        

　　加之，我目睹业师徐绪典、老师翁独健，他们十分有特色且丰富的藏书，由于生前不及留下嘱咐，子女们又不从事历史专业，费了好大周折，绪典师的藏书为深圳一个机构收藏，而独健师的书听说最终被中国书店收购，收购意味着散失呀！   

　　21世纪后，自己也年过“还历”，虽说研究尚在进行，面对存书的日后归宿不由自主地提上思考的日程。        

　　首先，我排除了让中国书店收购的选择。        

　　其次，我对接受赠书的单位唯一的要求是以“大正边疆文库”命名，且独立编目。        

　　再次，我征询了时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师从美国清史大师罗威廉教授攻读博士学位的儿子马钊的意见，他表示，有关清史的资料和专著给他留下，涉中国边疆的书籍我可自主处理，因他不专事于中国边疆研究。        

　　在此前提下，我先后考虑了三个赠书对象。        

　　首选，当然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我参与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从创建到发展的全过程，将自己的存书留在此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但我体验到21世纪初在边疆中心设立“吴丰培文库”之不易，想仿此例设一个“大正边疆文库”。我知难而退，不想给当时的边疆中心领导们出难题、找麻烦！首选由此作罢。     

　　次选，考虑到我培养的第六位博士生陈跃毕业后工作选向之一是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通过“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 实施，我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相处甚善，我曾与时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邴正提及此事，他表示设专库独立保存当无问题，但后因邴正离岗调任《吉林日报》总编辑，我的学生陈跃最后任职于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次选也再未推进。        

　　再选，2008年后随着“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项目的开展，业务上我与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交集日进。赠书云南大学是基于云南大学深厚的学术底蕴，且我培养的第五位博士生王振刚毕业后也留任云南大学；但云南师范大学在边疆研究上后来居上之势日显，并正在筹划成立中国边疆研究所。基于此，我让云南师范大学邹建达教授转言，一旦中国边疆研究所正式成立，我的存书以“大正边疆文库”名义赠予以示支持。要成立一个实体研究机构谈何易！再选之议也搁置了！ 

　　在21世纪头十余年时间里，还有赠书新疆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之议。但有关自己的存书赠予何方仍停留在思考之中。        

　　                                                      2021年12月5日草        

　　(本文选自：马大正著《与书为伴七十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