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槩 《龙舟竞渡图》（局部）        

　　端午是中国重要的传统岁时节日，具有悠久的传承与丰富的民俗色彩。明清时期京城端午盛况空前，据《帝京岁时纪胜·五月·端阳》记载：“五月朔，家家悬硃符、插蒲龙艾虎，窗牗贴红纸吉祥葫芦。幼女剪彩叠福，用软帛缉逢老健人、角黍、蒜头、五毒老虎等式，抽作大红硃雄葫芦，小儿佩之，宜夏避恶。家堂奉祀，蔬供米粽之外，果品则红樱桃、黑桑葚、文官果、八达杏。午前细切蒲根，伴以雄黄，曝而浸酒，饮余则涂抹儿童面颊耳鼻，并挥洒床帐间，以避虫毒……”宫廷不仅高度重视端午，更将民间节庆的热闹吸纳其中。乾隆帝曾于端午日命内侍在福海竞渡，“兰桡鼓动，旌旗荡漾，颇有江乡竞渡之意。”《养吉斋丛录》亦载，自乾隆四十四年（1779）起，各省督、抚均需呈进端阳贡品，足见端午节在清宫中地位之重。        

　　（清） 唐岱、丁观鹏等作《十二月令图·端午龙舟竞渡》        

　　这种从民间到宫廷的节庆氛围，催生了丰富的艺术创作。节令画是专门为年节时令所作的美术作品，旨在庆祝节令、迎祥祈吉。它不仅流行于民间，贵族官宦乃至帝王之家每逢节日，亦需此类画作来装点环境、渲染气氛。清宫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留下了诸多关于端午节令画的珍贵记录。如雍正十年（1732）记载：“西洋人郎世宁画得《午瑞图》绢画一张……端阳节备用”；乾隆四年（1739）载：“端阳节着画画人戴正、张为邦、王幼学各画绢画一张”，“随端阳节活计呈进讫。”        

　　在这些为端午节量身定制的画作中，花卉题材无疑最为夺目，也极具文化内涵。农历五月，正值仲夏，草木繁茂，万物竞秀。古人将五月视为“毒月”，认为此时湿热交蒸，毒虫滋生，疫病易发。因此，端午花卉画的兴起，最初便带有强烈的“祛毒辟邪”的实用诉求。顾禄所著《清嘉录》载：“端五，瓶供蜀葵、石榴、蒲蓬等物，妇女簪艾叶、榴花，号为‘端五景’。”这一景致在清代宫廷与文人画师的笔下均得到了精致的呈现。以郎世宁所绘《午瑞图》为例，画中青瓷瓶内石榴花与蜀葵交相辉映，点缀着饱满的粽子与鲜果，既有西方油画的写实光影，又饱含东方节令祈福的民俗心理。而在文人画家笔下，端午花卉则褪去了几分宫廷的富丽，多了一重清雅与生机。清初画家王时敏在八十五岁高龄时曾绘《端午图》，以简练洁净的笔墨勾勒出菖蒲、蜀葵、玉簪与蔷薇，繁丽中透着清雅，寄托了画家对平安吉祥的朴素祝愿。                                     

　　（清） 郎世宁 《午瑞图》        

　　（清） 王时敏 《端午图》        

　　清宫节令画中所承载的“驱毒纳吉”的文化心理，并未随宫廷的式微而消散，反而在文人传统中获得了持久的回响。随着时代的发展，从晚清至近现代，端午花卉画逐渐褪去单纯的“民俗辟邪”色彩，升华为“文人清供之雅”。齐白石的端午画作更是充分体现出这种雅俗共赏的艺术特征。他笔下的端午风物，既有挺拔如剑的菖蒲、随风舞动的艾草，也有令人垂涎的咸鸭蛋。寥寥数笔，便将端午时节的草木清香与人间烟火完美交融，让原本带有敬畏色彩的“毒月”，化作了充满生活意趣的佳节。郎世宁《午瑞图》中的蜀葵石榴与齐白石笔下的粽香黄酒遥相呼应——前者褪去了宫廷仪典的富丽，后者化解了民间辟邪的畏惧，却不约而同地将草木作为端午情感的寄托，这正是清宫节令画所开启的“以草木祈愿”传统在近现代艺术中的延续。        

　　齐白石《端午美味图》（1953年）        

　　古人讲究顺应时节，遵循月令，顺时而为，以求天地万物之和谐。从造办处档案中供“端阳节备用”的笔墨丹青，到文人画家案头的端阳清供，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四时更迭中的草木芳姿，更是中国人“以天授时”“尊天敬时”的哲学观在艺术中的生动映照。端午节令画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对健康的期盼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悉数凝结在了笔墨之间。  

　　又是一年端午至，榴花似火，艾草生香。当我们再次凝视那幅郎世宁的《午瑞图》，以及它身后绵延不绝的端午丹青传统时，那穿越宫廷与民间的草木清香，依然能让我们真切地触摸到中国传统节日的温润与厚重。端午，不仅是一个时间节点，更是一种生生不息、祈愿安康的民族情怀。        

　　作者：陈爽，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研究处，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