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汝丰教授生平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历史学家，新中国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的开拓者，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近代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原委员、历史系原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原中国史专业主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中国史学会第四、五、六、七届副秘书长，北京市历史学会原秘书长、副会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王汝丰教授，因病于2026年4月26日2时58分在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历史学家，新中国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的开拓者，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近代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原委员、历史系原主任，中国史学会第四、五、六、七届副秘书长，北京市历史学会原秘书长、副会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王汝丰教授，因病于2026年4月26日2时58分在北京逝世

近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韩策副教授向清史图书馆赠送了他的学术专著《江督易主与晚清政治》。《江督易主与晚清政治》约34万字，被列入北京大学人文学科文库以及北大中国史研究丛书，于2023年8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围绕东南第一要缺——两江总督，通过“湘人江督格局”和“北洋下南洋”两个概念和进程的深入探讨，揭示了道光、咸丰至民国初年东南地区三次重大权势转移，为晚清政治格局的演变贡献了一条新的解释线索。作者在这一解释线索的基础上，突出南北关系，并尝试突破内外轻重、督抚专政的争议，提出“有重心的同治”格局，用以理解晚清政治的特色及出路，从而深化了对晚清时代地方督抚的史学认识。 （王璐璐）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李光伟老师向清史图书馆赠送了他的新书《清代田赋积欠与国家财政治理》。《清代田赋积欠与国家财政治理》于2024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约51万字。该书依据大量清代档案史料，采取制度阐释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荒政和财政的交织互动为主线，探讨清代田赋积欠的复杂成因、蠲缓和积欠量变与国家财政消长、蠲缓弊端与灾荒奏报真伪、巨额积欠和外省亏空的隐秘关联，钩沉18世纪后期至清末潜存绵延的国家财政危机与“地方灾荒财政”，揭示清政府的积欠治理及其困境，从灾害与民生角度思考清代国家的“财”“政”品质。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宝音朝克图老师向清史图书馆赠送了由他总主编的新书《〈清实录〉锡林郭勒史料汇编》。《〈清实录〉锡林郭勒史料汇编》于2021年10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全书约120万字，分上中下三册。该书内容包括自努尔哈赤起兵时期到清朝灭亡三百多年的历史，涵盖清代锡林郭勒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法律、部落、社会等方方面面，为学术界研究地方史和民族史，以及社会各界全面、系统了解清代锡林郭勒历史文化提供了翔实而生动的资料，并对新时期文化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

著名清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原所长王俊义教授于2024年11月21日在香港病逝，享年87岁。王俊义教授，1937年1月9日生于河南省封丘县，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并留校在哲学系任教。1972年进入新组建的清史研究小组。197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清史研究所成立后，先后担任研究生班主任、研究室主任、副所长，1989-1991年任所长。1986年晋升副教授，1991年晋升教授。同年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1999年退休。王俊义教授直接参与清史研究所的创建工作，亲身见证了清史研究所的发展历程。他协助学术带头人戴逸教授，思考清史研究所的长远发展，制订清史研究的整体规划。《简明清史》《清史编年》《清代人物传稿》等重要著述的撰写，《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天地会》《清代的矿业》等档案资料的编纂，都是在清史所建所初期，先后开展起来的，王俊义教授或直接参与研究，或协助组织策划，为清史研究所学术品牌的树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开辟研究阵地，他又协助所里组织《清史研究集》《清史研究丛书》《清史知识丛书》等，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合办《清史研究通讯》（后改为 《清史研究》）。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清史研究的开展。王俊义教授大力推进清史研究所的对外学术交流，众多海外知名清史学者先后来访或与清史研究所建立学术联系，海外研究生纷纷来所学习进修，清史研究所教师也赴海外访问、讲学、参加会议，学生也有出国深造者，极大地扩大了清史研究所在海外的学术影响。王俊义教授为清史研究所的创建和发展不遗余力，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离开清史研究所后，也一直关心清史研究所的发展，2018年清史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之际，他将自己的藏书全部捐赠给清史研究所。王俊义教授长期从事清代学术思想及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清代学术与文化》（合著）、《清代学术文化史论》（合著）、《清代学术探研录》《俊义文存》等，主编或参与主编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等。王俊义教授成果丰硕，对于清代学术思想特别是乾嘉学派的研究，有许多创见，对于改革开放初期重新起步的清史研究，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王俊义教授关心学术发展，积极扶持学术新人。他襟怀坦荡，正直敢言，勇于开展批评争论，为推进学术健康发展，用心良苦。王俊义教授自1991年参与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工作，长期担任该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后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副会长。2003 年参与国家清史纂修工作，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特聘专家，为清史纂修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著名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专家金冲及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11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金冲及，1930年生，上海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史学系。他历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文物出版社总编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常务副主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及复旦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史学会会长；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及第八、九届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金冲及先生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历史学家。他的代表作有《辛亥革命史稿》（与胡绳武教授合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等；主编《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中共领袖传记。他先后多次获得中国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

10月26日 “新时代清史学科发展 与世界一流科研机构建设” 主题论坛举行 会上正式启动共建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中国清史北方研究院 中国清史南方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林尚立、文化和旅游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主任郑起朝、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万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王金龙、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易、黑龙江大学副校长于文秀、常熟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李俊峰出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胡恒主持。 林尚立、于文秀、李俊峰共同启动合作共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清史北方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黑龙江大学合作）、中国清史南方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苏州市、常熟市、常熟理工学院合作）。 王易宣读《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机构调整的通知》。 此次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机构调整，旨在加快建设人文基础学科卓越的学术品牌，打造清史研究和教学领域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推动清史研究所高质量发展。调整后清史研究所依托历史学院进行建设，实行相对独立的机构设置和运行管理，以建成世界一流研究所为总体目标，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充分释放发展活力，积极提升国内外影响力，加快建构清史领域的学科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国史一流学科高水平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林尚立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建设发展的各界嘉宾表示感谢，并向为清史研究所奠定发展根基、打下坚实基础的前辈学人致以敬意。林尚立指出，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清史研究的奠基者和开创者。40余年来，清史研究所为学校中国史双一流学科建设、为新中国历史学体系及教育模式的探索、为新世纪以来历史学新方法和交叉方向的探索作出了重大贡献。希望清史研究所以此次机构调整为契机，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学科守正创新建构清史自主知识体系，以全球史学视野建设世界一流研究所，以有组织科研体系打造卓越研究成果，立足清史，胸怀天下，建一流师资、创一流平台、做一流学术、育一流人才、兴一流文化，努力在知识体系生产上突出创新性，在师资队伍和人才培养上体现卓越性，在服务国家战略和人类文明进步上富于贡献性，推动清史研究再突破、再提升、再上新台阶。 郑起朝向中国人民大学和清史研究所师生表示祝贺。他表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海内外享有崇高的学术声誉，以戴逸、李文海为代表的几代清史学人在此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多年来，清史研究所和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为清史编纂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希望清史研究所能在新的体制机制下焕发出新的更大活力，为双方进一步创新合作平台、丰富合作内涵、拓宽合作领域注入强劲动能。 任万平表示，科研机构建设与学科发展进程息息相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自成立以来一直是国家清史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为国家历史研究和文化传承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此次清史研究所机构调整，对开拓清史学科发展新局面有重要意义。未来，故宫博物院希望同清史研究所进一步深化合作，促进资源共享，实现合作共赢，为推动相关领域教学科研改革、推动新时代清史学科乃至历史学科的繁荣发展贡献智识。 王金龙表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作基础深厚，近年来围绕档案开发利用和清史纂修研究，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合作，编纂出版了一系列专题档案和相关研究成果。本次清史研究所机构调整，必将进一步释放这一学术研究品牌活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将继续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学科建设，积极回应师生需求，扩大档案开放范围，细化服务措施，提升服务能力，助力清史研究所早日建成世界一流研究所。 于文秀表示，中国人民大学和黑龙江大学同根同源，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鲜明的红色基因。两校启动合作共建中国清史北方研究院，对黑龙江大学建设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双方以此为起点，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完善交流机制，在清史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力量。 李俊峰表示，常熟是清史泰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戴逸先生魂牵梦绕的故乡，先生生前一直关心常熟理工学院建设发展。常熟理工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共建中国清史南方研究院既离不开戴逸先生的支持，也是两校携手并进、通力合作的成果。常熟理工学院将秉承戴逸先生遗志，团结各方办学力量，共建高水平中国清史南方研究院，积极服务历史文脉传承与地方文化建设。 胡恒主持。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马大正，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刘志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分别作主题演讲。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书院院长黄兴涛主持。 马大正表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有着深厚合作情谊，此次机构调整是清史研究所再出发的新起点。关于清史学科发展，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深化清史理论问题研究，在继承基础上创新；二是深化对美国新清史流派理念的研究和批判；三是加强对戴逸先生学品与人品的研究；四是为清史编修提供更多支持。 刘志伟表示，清代的特殊性在于它拥有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时代特征。清代整合了中华文明留下的丰厚遗产，又构成现代中国国家机构的基座。加强清史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国家原理、结构及其运作机制的认识。清史研究始终面对“现代化”的问题，时下流行的史学争论背后都具有这一问题的影子。 李国强认为，新时代的清史学科应注重理论研究、规律探讨，将清史研究的学术成果转化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支撑。建构中国自主的清史研究知识体系，是新时代清史研究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此过程中清史学人必须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遵循学术规律，强化主体性和原创性，注重多学科融合，走出创新之路。 杨念群介绍了清史研究所发展规划概要。清史研究所的发展始终以服务国家文化战略为立足点，今后将以建成世界一流研究所为总体目标，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学术品牌打造、跨学科研究及智库服务方面继续开拓创新，为学校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贡献力量。 黄兴涛主持。 当天下午，三个分论坛分别围绕“新时代清史研究再出发”“世界一流科研机构建设”“青年校友与清史所发展”主题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就相关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国内历史学科研机构代表、清史学科知名学者、校内相关部处负责人、清史研究所师生和毕业校友百余人参加论坛。 出品：党委宣传部 特别支持：清史研究所 文字：校报 刘晓阳 图片：姚伟康 设计 责编：诗涵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历史学家，新中国清史学科奠基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戴逸教授，因病于2024年1月24日8时1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遗体告别仪式定于1月30日（星期二）9:00在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凡有关团体和个人致唁电、唁函者，请与戴逸教授治丧委员会办公室联系。戴逸教授千古！戴逸教授治丧委员会2024年1月24日戴逸教授治丧委员会主任： 张东刚 林尚立副主任： 朱信凯 吴付来 郑水泉 齐鹏飞 王轶 王易 冯仕政 郑新业 青格勒图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白洁 高燕燕 郭海鹰 胡恒 黄兴涛 李扬 林晨 刘玮 罗建晖 吕学明 宋莉芳 吴健 杨东 杨念群 朱浒治丧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王易副主任： 罗建晖 朱浒 吕学明成员： （按姓氏拼音排序） 白洁 胡恒 李光伟 萧凌波 张林虎 周施廷治丧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小组联系方式（一）中国人民大学党政办公室电话010-62511083传真010-82509727（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电话010-62516641传真010-62514481010-62511281手机王奇民 15810992712李 静 13701032713黄玉琴 13693649291相关团体和个人如有唁电、唁函请发至邮箱：20060131@ruc.edu.cn戴逸教授生平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历史学家，新中国清史学科奠基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第四、五届中国史学会会长，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历史学科召集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戴逸教授，因病于2024年1月24日8时1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戴逸，男，汉族，1926年9月10日出生，江苏常熟人。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46年入北京大学读本科。1948年进入华北大学读研究生。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后，先后在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中国历史研究室、清史研究小组、清史研究所工作。1956年被评为副教授，1978年被评为教授，1981年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中国首批博士生导师，2009年受聘中国人民大学首批一级教授（后转为荣誉一级教授）。1981年至1987年任清史研究所所长。戴逸教授是当代中国少有的能兼通清代前后期历史的清史大家。无论是以其个人学术成果开拓重要研究领域，还是以其声望与影响推动中国清史研究的发展，都卓有建树，贡献巨大。1958年，他出版《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即享誉全国，这是新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写成的最早的近代史著作之一，被全国高校历史系普遍选为教材。1977年，受外交部委托撰写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期主编70余万字的《简明清史》，成为国内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全面研究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历史著作，被原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优秀教材。戴逸教授先后组织了多个被列入全国重点规划的清史项目。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持编写了《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清史部分等。90年代出版代表作《乾隆帝及其时代》等，并先后主持编写了《清代人物传稿》、《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通鉴》等大型丛书。主要论文集有《履霜集》、《繁露集》、《语冰集》等，个人撰写或主编的著作有40余部，发表文章800余篇。2018年出版《戴逸文集》12种14册，汇集了其主要著述，约700万字，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史学研究特别是清史学科发展轨迹，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戴逸教授长期呼吁国家编纂清史，并领导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为之不懈努力。1965年秋，周恩来总理责成中宣部筹备纂修《清史》，中宣部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戴逸教授是最年轻的委员。2002年8月，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戴逸教授受命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二十余年如一日忘我工作，倾注全部心血，推动《清史》纂修工程的有序开展，团结数以千计的专家学者，至2018年10月，完成新修《清史》103卷105册3200余万字送审稿。新修《清史》赓续历代修史传统，是新时代立足于断代史、整体探索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尝试。戴逸教授是“经师”与“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努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桃李满天下，培养了大批史学人才，包括新中国首位外籍文科博士、第一位历史学女博士等。戴逸教授贡献卓越，曾被评为高教战线先进工作者、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并获吴玉章终身成就奖以及香港柏宁顿中国教育基金会首届孺子牛金球奖、越南胡志明勋章。其学术著述也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等重要奖项。“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戴逸教授为清史研究与清史编纂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戴逸教授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他的崇高品格和卓越贡献，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戴逸教授永垂不朽！

　　 　　戴逸与清史纂修 作者：马大正《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22日 11版） 　　学人小传 　　 戴逸，1926年9月出生，江苏常熟人。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名誉所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194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48年进入华北大学学习，后留校任教。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一直在该校执教。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著有《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乾隆帝及其时代》《履霜集》《繁露集》《语冰集》《涓水集》等，主编有《简明清史》《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卷》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清史部分等。 　　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 　　戴逸与马大正（左）在讨论《清史》。本文作者供图 　　  　　倾力推动清史纂修 　　  世纪之交，中国史坛再一次发出纂修《清史》的倡议。2000年12月，戴逸教授在接受《瞭望》杂志社记者采访时率先提出“纂修《清史》，此其时也”，倡议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程上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五次动议纂修清史。 　　  从定鼎北京始，清朝历史达268年之久，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同今天的社会现实联系紧密。不仅中国的版图疆域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口基数奠定于清朝，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外交、边疆民族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很多是从清代演化、延伸而来的。要深刻了解当代中国国情，就离不开对清朝历史的科学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曾有四次纂修《清史》的提议。特别是1965年秋，周恩来总理责成中共中央宣传部筹备纂修《清史》，中宣部为此召开部长会议，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郭影秋为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关山复、尹达、刘大年、刘导生、佟冬和戴逸为委员，并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纂修《清史》，蓄势待发。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酝酿多年的《清史》编纂工作刚要启动即被搁置。 　　  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当年修史动议的参与者和亲历者多已谢世，戴老师是为数不多的健在者之一。虽历尽磨难，戴老师对清史的研究从未中断。20世纪80年代以降，他带领清史研究所同人先后完成了《清史编年》和《清代人物传稿》等项目。如何完成时代使命，不辜负学界重托，实现《清史》纂修，成了戴老师数十年来时刻思考的重要问题。 　　  戴老师纂修《清史》的倡议得到学界热烈反应。2001年3月，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教授，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王晓秋教授分别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提交“纂修《清史》正当时”的建议和提案。同年4月6日，戴老师和李文海邀请季羡林、任继愈、王钟翰、朱家溍、蔡美彪、龚书铎、王晓秋、郭成康、马大正、朱诚如、成崇德等专家学者共商纂修《清史》大事，一致呼吁尽快启动纂修《清史》的工程，遂有学术界十三人联名向中央写信，呼请由政府出面组织纂修《清史》。与此同时，戴逸组织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专家进行纂修《清史》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并着手起草纂修《清史》的工作方案。 　　  2002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启动清史纂修工程的决定，成立了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同年12月12日，成立了以戴逸为主任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几代学人的努力终于得到回报，戴老师数十年如一日倾力推动《清史》纂修的愿望终成现实，他不顾古稀之躯，日夜操劳，忘我工作，倾注全部心血领导这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有序开展。 　　精心谋划纂修布局 　　  戴老师精心谋划纂修布局，他对《清史》纂修工程两个全局的设计是带有战略性和指导性的。 　　  第一个全局是清史纂修工程的全局。戴老师将清史纂修工程分解为主体工程、基础工程和辅助工程三大板块。主体工程是指《清史》，“要写出一部观点正确、实事求是、记事翔实、条理清楚、内容丰富、史料确凿的高质的《清史》，能够反映我们的学术水平，成为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基础工程是指对国内外有关清代档案、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整理档案文献可以提高《清史》的质量，纂修《清史》又可以带动文献档案的整理，两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抢救和保护珍贵的档案文献，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辅助工程是指要筹建档案室、图书室、网络中心和出版中心。对清史纂修工程的总体布局，戴老师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要打造一艘航空母舰，不仅仅需要航空母舰，还要有许多驱逐舰、巡洋舰、潜水艇，要形成一个战斗群，形成规模性的文化工程。”唯此，清史纂修工程才“可以称得上名副其实的国家行为、国家工程，是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第二个全局是对主体工程《清史》的总体布局。 　　  自2003年至2004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全国召开了八次体裁体例研讨会，其中包括戴逸老师带领我们在台湾的宜兰和台北召开的两次研讨会，研究清史编纂总规划，确定《清史》全书的总体布局和框架，将其分类分卷。 　　  根据戴老师的设计，《清史》的五大部类包括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我们称之为新综合体。简言之，通纪实际上就是一部清代通史，这是20世纪初以来章节体的体裁体例，典志、传记、史表是二十四史的传统体例。图录是个创新，因为《清史》它有编图录的可能，有地图、有绘画、有照片，以图证史、以图明史。所以《清史》既吸收了20世纪西方国家修史的章节体的体裁体例，也继承了传统二十四史的体裁体例。 　　  在五大部类中，通纪是“全书的总纲”。通纪以记载史实为主，同时应该有必要的、紧密结合史实的议论，要揭示出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所以我们对这部通纪费心最多。2003年6月4日，戴老师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全体专家会议上发表题为《贯穿〈清史〉的一条主线——新修〈清史·通纪〉内容要旨》长篇学术讲话。“把清代近300年历史加以扼要地叙述，前后贯通，表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我们的历史观，阐明清代从崛起到发展与鼎盛时期，到衰落以至灭亡的全过程。”2004年10月30日，戴老师在《清史·通纪》工作研讨会上再次就《清史·通纪》的撰写发表五个方面指导性意见，即：1.对清朝历史的定位；2.必须用辩证的思想去对待历史；3.要把清朝近300年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长河里来考察；4.叙述史实要准确、丰满、清楚；5.文字要简明、流畅、生动。戴老师更是直接负责督校近400万字的九卷通纪。 　　  两个全局的确定，奠定了清史纂修工程的整体格局，确定清史纂修工程的主要内容，明确了清史纂修工程的纂修进程和最终目标。作为清史纂修工程总主持人，戴老师功不可没！ 　　  从2008年12月份开始，我们把已经完成初稿的《清史》进行了审改，审改过程很复杂，因为毕竟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千余人，很难做到浑然一体。但是作为这部书，它必须是一个整体，这就需要学者不断打磨。其中发生了一件特别让人困惑的事——我们意识到，因为是集体创作，这部书可能存在很多重复交叉和遗漏的地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写，也许根据不同的史料，就会出现差异，甚至于有时也会出现很重大的遗漏。我们中间就发生过一个很大的笑话。在我们核对传记名单的时候，突然发现里面没有慈禧太后！因为妇女卷的主持人认为慈禧应该放在光绪朝卷，而光绪朝卷的主持人则认为慈禧会被放在妇女卷里面，结果两边都没放。因为慈禧这个人物太显眼了，所以被发现了。还有一些中等级别的人物更容易造成遗漏。当时戴老师就提出要“三查”，就是查重复、查矛盾、查遗漏。2014年以后，我们对“三查”下了很大的功夫，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当前，我们除了做好审读的配合工作外，还要继续进一步打磨、修饰书稿，每一部类的专家们都在照常工作，按照我们自己查出来的问题进行修改。同样，根据审读的意见，我们还会继续修改。出版环节还有三审三校，下面到底还要延续多长时间，不好预测。 　　  我们从2003年就开始主持编辑和出版五套丛书，包括档案丛刊、文献丛刊、研究丛刊、编译丛刊、图录丛刊，共出版图书242种、3603册，总字数超过20亿字。另外在戴老师的坚持下，我们还编了清代诗文总集《清代诗文集汇编》，从六万多篇清代的诗文中间，选了4000种，汇编成801册。戴老师还撰写专文《弹指兴亡三百载，都在诗文吟唱中——清代诗文简论》，指出：“诗与文是我国悠久的文学体裁，唐宋最盛。而《全唐诗》仅四万首，清代诗文之多，远迈唐宋，其艺术水平亦高超卓绝，可与唐宋相比较。” 　　学问人生魅力人格 　　  最早知戴老师之名还是1958年我大学三年级上中国近代史课，指定参考书是当年刚出版的戴逸著《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立论和文采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确实是高山仰止。1975年我参加《准噶尔史略》研究小组时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请教戴老师等诸位老师，这是我第一次直接面见戴老师请教。自此之后，学术交流从未中断。我在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中心工作过程中，得到了戴老师多方面教导。我视他为师，他把我当成朋友。 　　  2002年，我成了戴老师的部下。当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我受聘为副主任，一直是做他的助手，他是我名正言顺的领导，从2002年到现在，有19年了。19年来，在戴老师带领下，我参与了新修《清史》的设计、立项、撰写、审改、定稿五个阶段的学术组织工作。这几年来不说每天见面，至少开头几年是每个礼拜都要见一次。现在因为他年龄大了，我们不让他来上班，说你别来了，我们到你家去就行了。最近一次是2021年9月9日，那天老人家精神很好，一口气对我们讲了通纪第9卷有关清末新政与革命党人活动进行修改的想法，但毕竟年事已高，且听力严重下降，我们表示相关意见已落实专家进行修改，请老人家放心、宽心。 　　  戴逸的学问人生所展示的魅力人格，不是作为学生辈的我能来评价的，但从我个人感知感悟的角度留下深刻印象的大致有三。 　　  一是炽热的家国情怀。 　　  戴老师在做学问的同时，保持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因为我长期做边疆研究，在编纂清史过程中，凡是涉及边疆、民族、中外关系的问题，他首先会找我来问。比如说前几年关于“南海仲裁案”，围绕这个问题，戴老师当时特别跟我说：“在我们的《边政志》里边，要设海洋篇，在海洋篇里面一定要把清代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的历史讲清楚。”他的政治敏感性是他学术素养的本能反应。他对《边政志》给以特别的关注，多次叮嘱专家有关边界条约签订史实的叙述一定要准确，清政府对边疆的经营与治理一定要立足国家统一的视角来进行评议。同时，戴老师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坚持唯物主义，态度鲜明。他坚持太平天国起义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进步意义，坚决反对曾一度流布甚广所谓“邪教”论的歪理邪说。 　　  二是严谨的治学风格。 　　  戴老师治学严谨，他曾著文对历史学家提出四项要求，即资料、思想、文采、道德，传诵一时，对后辈学人启迪莫大，我也是受教者之一。戴老师说：“前人说过，优秀的历史学家应具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我把前人说的这八个字转换成资料、思想、文采、道德。含义不完全相同，而大体上还是接近的。‘学’是指知识、资料、信息，‘识’是指理论、思想；‘才’是指文采、才华；‘德’是指道德、人格。这是对历史学家四个方面的要求。每一位历史工作者必须从这四个方面下功夫，努力锻炼，不断提高，才能成为合格的以至优秀的历史学家。”（《历史教学》1996年第10期）从我个人先后学习戴老师所著和主编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1975年以内部资料形式出版，197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限国内发行）、《简明清史》（二册，1980、1984）和《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1999），可深知戴老师是如何将这“四要”贯彻于研究实践之中。尤其是《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以丰富的资料、严谨的考征、厘清了清代康熙年间中俄双方签订条约的史实，既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专著，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以史为鉴可供决策部门参阅的精品力作。 　　  三是宽厚的待人之道。 　　  戴老师待人宽厚，没有架子，是位很好相处的老人。我们编委会主任、副主任开会，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过程。愉快在哪儿？愉快在氛围的和谐。不是说我们没有争议，我们有争议，甚至有几次戴老师提一个想法，我们副主任统统反对，听完以后，戴老师突然明白了，说怎么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他也不生气，始终坚持学术民主，所以我们也有什么说什么。有时候说了，他当时不接受，但是过了一两天，他会说“你们这个主意还是比我好”。因为戴老师喜欢下围棋，他有一句口头禅，“是不是我又下了臭棋了？”当然，戴老师也有他的短板，科研组织不是他的长项，所以在科研组织的问题上，他有的时候会犯书生气的毛病。但辅佐戴老师的李文海教授不仅是学问大家，也是科研组织的大师，我们几个副主任在这方面也是各有所长，这样正好形成互补。正因为他待人宽厚，所以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里这种温馨的和谐氛围持续至今，成为我们每一个成员的宝贵精神财富。 　　  戴老师宽厚待人、平易近人体现在日常生活各个方面，每次有新著面世，戴老师都亲笔题书，并工整盖上赠书印章，以示尊重。我们后辈学人收到的不仅是给人启迪的学术名著，还是一位慈祥老人的关怀后辈的拳拳之心！ 　　  戴老师在85岁时曾这样直抒胸怀： 　　  “清史是我的专业，我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光明日报》2010年11月25日） 　　  高山仰止、佩之敬之呀！ 　　 　　 　　  （作者：马大正，1938年生于上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由故宫博物院、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黑龙江大学共同主办的中国第十九届清史学术研讨会于2023年9月2日至4日在黑龙江哈尔滨召开。本次会议由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承办，来自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全国各地近百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2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黑龙江大学党委书记王永清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辞，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朱诚如教授，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万平，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郭万勋分别致辞。故宫博物院共有16名学者参会，分别担任大会组织者、大会主旨报告人、分会场主持、评议人和小组发言人，共投论文13篇。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朱诚如教授回顾了自1986年第一届清史学术研讨会举办以来的一路历程，对黑龙江大学克服疫情和延期影响成功举办大会致以感谢。朱诚如教授强调，自2019年在云南举办了第十八届清史研讨会以来，我国的历史学研究的历史理论不断创新，学术研究水平大幅提高。他对与会专家提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关于历史科学的理论，特别是深刻理解和把握“两个结合”、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重大理论，对于清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他向与会学者提出，要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理论创新、学术探索，不走偏锋、不自大、不可妄自菲薄、更不可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严谨治学要求。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万平研究馆员致辞表示，清代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占有十分特殊的重要地位，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多个方面都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清史研究也一直是中国断代史研究中相对活跃与多产的一个领域。做好清史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清史研究仍将在国家统一、边疆、民族、宗教等重大问题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资政的作用。故宫作为我国历史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身即是清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与资料。故宫博物院肩负着真实完整地保护并负责任地传承和弘扬故宫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历史使命，为此故宫始终愿意以开放、共享的心态，加强院内外学术交流，营造更加包容的学术环境，与各界研究者一起，从历史规律中把握发展趋势，从历史传统中汲取文化基因，做好清史研究，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开幕式阶段的主旨报告由故宫博物院出版社社长章宏伟研究员主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朱诚如教授、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万平研究馆员和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院长魏影分别作“努尔哈赤建州女真的统一问题”“故宫博物院珍藏文物价值简说”和“清代人口流动与黑龙江流域开发”的发言。闭幕式阶段主旨报告由刘文鹏主持，李治亭、徐凯、李国荣、刘凤云、邹建达、李理和綦岩分别作“清朝‘闭关锁国’论再考察”“明代行人司行人严从简与东北女真史事”“论雍正帝的用人之道”“论‘新满洲’编旗垦田——兼议清朝对东北的有效行政管辖及‘大一统’农耕文明的形成”“云贵总督建置与清代西南边疆治”“清宫纪实性绘画与清史研究”和“清代柳条边驻防城镇与城镇体系”的汇报。研讨会闭幕式由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院长魏影主持，来自黑龙江大学的姚敏、陕西学前师范学院的黄彦震、故宫博物院的孙召华等青年学者分别汇报各组的讨论情况，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中国史学科带头人周喜峰教授作大会总结报告。朱诚如教授宣布第二十届清史学术研讨会将于2025年在辽宁师范大学召开，以呼应第一届在辽宁师范大学召开。本次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的召开适逢盛时，“参加会议学者之多，学术领域之广，前所未有”，具有6个特点。第一，筹备时间长、准备充分。上届研讨会于2019年在“春城”昆明举办，本届因2021年疫情延迟。时隔四年，学者们在黑龙江大学周到筹划下相聚在美丽的哈尔滨，倍感亲切。第二，参会学者分布广、数量多。参会学者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70多所国内知名高校、8家文博机构，以及多家科研机构、出版机构等专家学者参会，学者围绕政治史、边疆史、区域史、民族史等内容做了精彩报告，盛况空前，研讨气氛热烈、达到了交流目的。第三，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特别是青年学者人才辈出。参加会议者既有年近耄耋的知名学者，又有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年长学者学养深厚，立论宏远，语重心长；年轻学者学有专长，各抒己见，虚心求教。老中青学者齐聚一堂，共议学术，清史研究薪火相传。第四，会议论文内容丰富。本次学术研讨会正式提交大会讨论的学术论文176篇、200余万字，围绕清代边疆民族、清代国家治理与政治制度、典藏文物、明清历史人物、清代学术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五，文献档案与典藏文物有机结合。历史研究是多学科综合性研究，需要跨学科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本次参会的文博机构学者向与会代表展示了结合珍贵的文物图片开展的研究，引发了学者们的浓厚兴趣，实现了清史学界与文博学界的良好互动。第六，学术评议，砥砺学习。会议分3个小组共计12场分组研讨，气氛热烈。会议的评议环节，将学者自我阐述、他人评议和大家探讨相结合，会场气氛热烈，收到了良好的交流效果。与会学者对会议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次学术会议代表着当前清史研究的较高水平，是清史学界的一次盛会。会后，大会组织各界学者前往阿城金上京历史博物馆、金上京会宁府遗址等地进行学术考察。本次研讨会为清史研究者搭建了一个集中交流、探讨的平台，学者在大会上广泛交流学术成果，互通互鉴，共同推进清史研究。主办此次学术研讨会进一步密切了故宫博物院与学界的联系，也达到了拓宽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理论视野和学术视野的目的。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刘文远副教授向清史图书馆捐赠了《中华科学文明史》《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清代匠作则例》等共计29种64册图书，其中部分图书填补馆藏空白。

近日，清代汉军名臣于成龙后裔陶文冬先生向清史图书馆赠送了由他和孙东振先生合著的新书《于成龙全传》上下卷。该书于2022年10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全书约85万字。该书讲述了于成龙十年乐亭县令、三载抗震知州、富庶江南知府、两任直隶巡抚、远征漠北督运、呕心沥血治河的一生。本书参考了《如山于公年谱》《清实录》和康熙朝人物奏稿、日记、诗集、古地图、各类地方志等上百种史料，务求传主及相关人物事迹均有史料支撑。

12月14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21年12月14日）习近平各位代表，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共商我国文艺繁荣发展大计。　　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体代表，并通过你们向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党，党的百年奋斗凝结着我国文化奋进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积极推动文化建设和文艺繁荣发展。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一百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矢志不渝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用丰富的文艺形式，激励受剥削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激励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激励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亿万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激励新时代的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为增强人民力量、振奋民族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同向同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真情倾听时代发展的铿锵足音，生动讴歌改革创新的火热实践，在文艺创作、文艺活动、文艺惠民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围绕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党和国家重大活动，围绕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大主题，围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风险挑战，围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广大文艺工作者倾情投入、用心创作，推出大量优秀作品，开展系列文艺活动，发挥了聚人心、暖民心、强信心的作用。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民间文艺、文艺评论、群众文艺、艺术教育等领域都取得长足进步，我国文艺事业呈现百花齐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　　一百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实践充分证明，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广大文艺工作者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期待与要求。党和人民需要你们、信赖你们、感谢你们！　　各位代表！同志们、朋友们！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聚焦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在培根铸魂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在明德修身上焕发新风貌，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化创造，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这里，我给大家提几点希望。　　第一，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心系民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这片广袤大地上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波澜壮阔的壮美画卷，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也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古人说：“文者，贯道之器也。”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顽强奋斗，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落后时代、跟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史剧。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国人民在新的考验和挑战中创造光明未来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民拼搏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时代。“登高使人心旷，临流使人意远。”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紧跟时代步伐，从时代的脉搏中感悟艺术的脉动，把艺术创造向着亿万人民的伟大奋斗敞开，向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敞开，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第二，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时代的创造者。在人民的壮阔奋斗中，随处跃动着创造历史的火热篇章，汇聚起来就是一部人民的史诗。人民是文艺之母。文学艺术的成长离不开人民的滋养，人民中有着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沛源泉。文艺要对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给予最热情的赞颂，对一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拼搏者、一切为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们给予最深情的褒扬。　　茅盾说过：“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过：“艺术不是技艺，它是艺术家体验了的感情的传达。”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人民是真实的、现实的、朴实的，不能用虚构的形象虚构人民，不能用调侃的态度调侃人民，更不能用丑化的笔触丑化人民。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的辛勤劳动、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才能洞悉生活本质，才能把握时代脉动，才能领悟人民心声，才能使文艺创作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广大文艺工作者不仅要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脉搏、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人民放歌。　　文学艺术以形象取胜，经典文艺形象会成为一个时代文艺的重要标识。一切有追求、有本领的文艺工作者要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不断发掘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新人物，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创造，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风格，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的艺术形象，为时代留下令人难忘的艺术经典。　　“立文之道，惟字与义。”文艺只有向上向善才能成为时代的号角。止于至善，方能臻于至美。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发扬中国文艺追求向上向善的优良传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把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东西表现出来，倡导健康文化风尚，摒弃畸形审美倾向，用思想深刻、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优秀作品滋养人民的审美观价值观，使人民在精神生活上更加充盈起来。　　第三，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衡量文学家、艺术家的人生价值也要看作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精益求精、勇于创新，努力创作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古往今来，优秀文艺作品必然是思想内容和艺术表达有机统一的结果。正所谓“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只有把美的价值注入美的艺术之中，作品才有灵魂，思想和艺术才能相得益彰，作品才能传之久远。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内容选材要严、思想开掘要深、艺术创造要精，不断提升作品的精神能量、文化内涵、艺术价值。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作家柳青说，“一个写作者，当他完全摆脱模仿的时候，他才开始成为真正的作家”，“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新的写法”。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学习前人的礼敬之心，更要有超越前人的竞胜之心，增强自我突破的勇气，抵制照搬跟风、克隆山寨，迈向更加广阔的创作天地。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也是文艺创新的宝藏。中国文化历来推崇“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故步自封、陈陈相因谈不上传承，割断血脉、凭空虚造不能算创新。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　　今天，各种艺术门类互融互通，各种表现形式交叉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催生了文艺形式创新，拓宽了文艺空间。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都是为内容服务的。科技发展、技术革新可以带来新的艺术表达和渲染方式，但艺术的丰盈始终有赖于生活。要正确运用新的技术、新的手段，激发创意灵感、丰富文化内涵、表达思想情感，使文艺创作呈现更有内涵、更有潜力的新境界。　　第四，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人民历来具有深厚的天下情怀，当代中国文艺要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类。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信心和抱负，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创作更多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优秀作品。　　各国人民的处境和命运千差万别，但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为改变命运的不屈奋斗是一致的，也是最容易引起共鸣的。马克思说：“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在艰苦卓绝的奋斗中，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决心和意志，以前所未有的智慧和力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大幅提高了中国文化软实力。国际社会希望解码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成功秘诀，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变迁和心灵世界。　　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以更为深邃的视野、更为博大的胸怀、更为自信的态度，择取最能代表中国变革和中国精神的题材，进行艺术表现，塑造更多为世界所认知的中华文化形象，努力展示一个生动立体的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新篇章。　　文艺的民族特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辨识度。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同世界各国文学家、艺术家开展交流。要重视发展民族化的艺术内容和形式，继承发扬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传统，拓展风格流派、形式样式，在世界文学艺术领域鲜明确立中国气派、中国风范。　　第五，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弘扬正道，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志高则言洁，志大则辞弘，志远则旨永。”文艺承担着成风化人的职责。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效果统一起来，坚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努力以高尚的操守和文质兼美的作品，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　　立德树人的人，必先立己；铸魂培根的人，必先铸己。那些在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的经典，都体现了文学家、艺术家襟怀和学识的贯通、道德和才情的交融、人品和艺品的统一。正所谓“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　　文艺创作是艰辛的创造性工作。练就高超艺术水平非朝夕之功，需要专心致志、朝乾夕惕、久久为功。如果只想走捷径、求速成、逐虚名，幻想一夜成名，追逐一夜暴富，最终只能是过眼云烟。文艺要通俗，但决不能庸俗、低俗、媚俗。文艺要生活，但决不能成为不良风气的制造者、跟风者、鼓吹者。文艺要创新，但决不能搞光怪陆离、荒腔走板的东西。文艺要效益，但决不能沾染铜臭气、当市场的奴隶。创作要靠心血，表演要靠实力，形象要靠塑造，效益要靠品质，名声要靠德艺。低格调的搞笑，无底线的放纵，博眼球的娱乐，不知止的欲望，对文艺有百害而无一利！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心怀对艺术的敬畏之心和对专业的赤诚之心，下真功夫、练真本事、求真名声。　　文艺工作者的自身修养不只是个人私事，文艺行风的好坏会影响整个文化领域乃至社会生活的生态。文学家、艺术家是有社会影响力的，一举一动都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大家要珍惜自己的社会影响，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一个文艺工作者如果品行不端，人民不会接受，时代也不会接受！不自重就得不到尊重！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自觉遵守法律、遵循公序良俗，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要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歌颂真善美、针砭假恶丑。对正能量要敢写敢歌，理直气壮，正大光明。对丑恶事要敢怒敢批，大义凛然，威武不屈。要弘扬行风艺德，树立文艺界良好社会形象，营造自尊自爱、互学互鉴、天朗气清的行业风气。　　各位代表！同志们、朋友们！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团结凝聚爱国奉献的文艺工作者，培养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文学家、艺术家。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是党和政府联系文艺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5年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紧扣“做人的工作”这一任务，聚焦创作生产优秀作品这一中心环节，深化改革，优化职能，团结引领广大文艺工作者听党话、跟党走，繁荣创作、服务人民，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要发挥文联、作协系统的组织优势，创新工作体系，做好对新的文艺组织和新的文艺群体的教育引导工作，向基层文艺工作者倾斜，用事业激励人才，让人才成就事业，广泛组织动员各领域各层次各方面文艺工作者投身党的文艺事业。要诚心诚意同文艺工作者交朋友，办实事、解难事、真办事，让他们感受到“文艺工作者之家”的温暖。要发挥文艺界人民团体的专业优势，指导文学家、艺术家提高专业水平，建设更具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的文艺评价体系，强化行业服务、行业管理、行业自律，深入推进行风建设。　　各级党委要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体制，形成不断出精品、出人才的生动局面。要选好配强文艺单位领导班子，把政治过硬、德才兼备、熟悉文艺工作、能够同文艺工作者打成一片的干部放到领导岗位上来。要加大文艺创作扶持力度，不断扩大高质量文艺作品供给。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评论建设，增强朝气锐气，发挥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作用。要坚持教育引导和综合治理并重，立破并举、综合施策，建设山清水秀的文艺生态。　　青年是事业的未来。只有青年文艺工作者强起来，我们的文艺事业才能形成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生动局面。要识才、爱才、敬才、用才，引导青年文艺工作者守正道、走大道，鼓励他们多创新、出精品，支持他们挑大梁、当主角，让当代中国文学家、艺术家像泉水一样奔涌而出，让中国文艺的天空更加群星灿烂。　　各位代表！同志们、朋友们！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这是伟大诗人李白青年时期仗剑远游时写下的诗句，那时他感受着盛唐的蓬勃气象，胸中鼓荡着凌云壮志。今天，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未来无限广大。新时代需要文艺大师，也完全能够造就文艺大师！新时代需要文艺高峰，也完全能够铸就文艺高峰！我们要坚定这个自信！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本文转载自知道点传统文化公众号

11月19日，文化和旅游部举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辅导报告暨学习班开班动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胡和平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重要论述和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党百年奋斗的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推动文化和旅游工作再上新台阶，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

　学人小传　　戴逸，1926年9月出生，江苏常熟人。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名誉所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194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48年进入华北大学学习，后留校任教。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一直在该校执教。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著有《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乾隆帝及其时代》《履霜集》《繁露集》《语冰集》《涓水集》等，主编有《简明清史》《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卷》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清史部分等。　　【大家】　　马大正 1938年生于上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倾力推动清史纂修　　世纪之交，中国史坛再一次发出纂修《清史》的倡议。2000年12月，戴逸教授在接受《瞭望》杂志社记者采访时率先提出“纂修《清史》，此其时也”，倡议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程上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五次动议纂修清史。　　从定鼎北京始，清朝历史达268年之久，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同今天的社会现实联系紧密。不仅中国的版图疆域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口基数奠定于清朝，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外交、边疆民族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很多是从清代演化、延伸而来的。要深刻了解当代中国国情，就离不开对清朝历史的科学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曾有四次纂修《清史》的提议。特别是1965年秋，周恩来总理责成中共中央宣传部筹备纂修《清史》，中宣部为此召开部长会议，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郭影秋为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关山复、尹达、刘大年、刘导生、佟冬和戴逸为委员，并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纂修《清史》，蓄势待发。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酝酿多年的《清史》编纂工作刚要启动即被搁置。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　　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当年修史动议的参与者和亲历者多已谢世，戴老师是为数不多的健在者之一。虽历尽磨难，戴老师对清史的研究从未中断。20世纪80年代以降，他带领清史研究所同人先后完成了《清史编年》和《清代人物传稿》等项目。如何完成时代使命，不辜负学界重托，实现《清史》纂修，成了戴老师数十年来时刻思考的重要问题。　　戴老师纂修《清史》的倡议得到学界热烈反应。2001年3月，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教授，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王晓秋教授分别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提交“纂修《清史》正当时”的建议和提案。同年4月6日，戴老师和李文海邀请季羡林、任继愈、王钟翰、朱家溍、蔡美彪、龚书铎、王晓秋、郭成康、马大正、朱诚如、成崇德等专家学者共商纂修《清史》大事，一致呼吁尽快启动纂修《清史》的工程，遂有学术界十三人联名向中央写信，呼请由政府出面组织纂修《清史》。与此同时，戴逸组织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专家进行纂修《清史》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并着手起草纂修《清史》的工作方案。　　2002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启动清史纂修工程的决定，成立了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同年12月12日，成立了以戴逸为主任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几代学人的努力终于得到回报，戴老师数十年如一日倾力推动《清史》纂修的愿望终成现实，他不顾古稀之躯，日夜操劳，忘我工作，倾注全部心血领导这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有序开展。　　精心谋划纂修布局　　戴老师精心谋划纂修布局，他对《清史》纂修工程两个全局的设计是带有战略性和指导性的。　　第一个全局是清史纂修工程的全局。戴老师将清史纂修工程分解为主体工程、基础工程和辅助工程三大板块。主体工程是指《清史》，“要写出一部观点正确、实事求是、记事翔实、条理清楚、内容丰富、史料确凿的高质的《清史》，能够反映我们的学术水平，成为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基础工程是指对国内外有关清代档案、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整理档案文献可以提高《清史》的质量，纂修《清史》又可以带动文献档案的整理，两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抢救和保护珍贵的档案文献，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辅助工程是指要筹建档案室、图书室、网络中心和出版中心。对清史纂修工程的总体布局，戴老师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要打造一艘航空母舰，不仅仅需要航空母舰，还要有许多驱逐舰、巡洋舰、潜水艇，要形成一个战斗群，形成规模性的文化工程。”唯此，清史纂修工程才“可以称得上名副其实的国家行为、国家工程，是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近日，戴逸与马大正（左）在讨论《清史》。本文作者供图　　第二个全局是对主体工程《清史》的总体布局。　　自2003年至2004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全国召开了八次体裁体例研讨会，其中包括戴逸老师带领我们在台湾的宜兰和台北召开的两次研讨会，研究清史编纂总规划，确定《清史》全书的总体布局和框架，将其分类分卷。　　根据戴老师的设计，《清史》的五大部类包括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我们称之为新综合体。简言之，通纪实际上就是一部清代通史，这是20世纪初以来章节体的体裁体例，典志、传记、史表是二十四史的传统体例。图录是个创新，因为《清史》它有编图录的可能，有地图、有绘画、有照片，以图证史、以图明史。所以《清史》既吸收了20世纪西方国家修史的章节体的体裁体例，也继承了传统二十四史的体裁体例。　　在五大部类中，通纪是“全书的总纲”。通纪以记载史实为主，同时应该有必要的、紧密结合史实的议论，要揭示出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所以我们对这部通纪费心最多。2003年6月4日，戴老师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全体专家会议上发表题为《贯穿〈清史〉的一条主线——新修〈清史·通纪〉内容要旨》长篇学术讲话。“把清代近300年历史加以扼要地叙述，前后贯通，表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我们的历史观，阐明清代从崛起到发展与鼎盛时期，到衰落以至灭亡的全过程。”2004年10月30日，戴老师在《清史·通纪》工作研讨会上再次就《清史·通纪》的撰写发表五个方面指导性意见，即：1.对清朝历史的定位；2.必须用辩证的思想去对待历史；3.要把清朝近300年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长河里来考察；4.叙述史实要准确、丰满、清楚；5.文字要简明、流畅、生动。戴老师更是直接负责督校近400万字的九卷通纪。　　两个全局的确定，奠定了清史纂修工程的整体格局，确定清史纂修工程的主要内容，明确了清史纂修工程的纂修进程和最终目标。作为清史纂修工程总主持人，戴老师功不可没！　　从2008年12月份开始，我们把已经完成初稿的《清史》进行了审改，审改过程很复杂，因为毕竟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千余人，很难做到浑然一体。但是作为这部书，它必须是一个整体，这就需要学者不断打磨。其中发生了一件特别让人困惑的事——我们意识到，因为是集体创作，这部书可能存在很多重复交叉和遗漏的地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写，也许根据不同的史料，就会出现差异，甚至于有时也会出现很重大的遗漏。我们中间就发生过一个很大的笑话。在我们核对传记名单的时候，突然发现里面没有慈禧太后！因为妇女卷的主持人认为慈禧应该放在光绪朝卷，而光绪朝卷的主持人则认为慈禧会被放在妇女卷里面，结果两边都没放。因为慈禧这个人物太显眼了，所以被发现了。还有一些中等级别的人物更容易造成遗漏。当时戴老师就提出要“三查”，就是查重复、查矛盾、查遗漏。2014年以后，我们对“三查”下了很大的功夫，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当前，我们除了做好审读的配合工作外，还要继续进一步打磨、修饰书稿，每一部类的专家们都在照常工作，按照我们自己查出来的问题进行修改。同样，根据审读的意见，我们还会继续修改。出版环节还有三审三校，下面到底还要延续多长时间，不好预测。　　我们从2003年就开始主持编辑和出版五套丛书，包括档案丛刊、文献丛刊、研究丛刊、编译丛刊、图录丛刊，共出版图书242种、3603册，总字数超过20亿字。另外在戴老师的坚持下，我们还编了清代诗文总集《清代诗文集汇编》，从六万多篇清代的诗文中间，选了4000种，汇编成801册。戴老师还撰写专文《弹指兴亡三百载，都在诗文吟唱中——清代诗文简论》，指出：“诗与文是我国悠久的文学体裁，唐宋最盛。而《全唐诗》仅四万首，清代诗文之多，远迈唐宋，其艺术水平亦高超卓绝，可与唐宋相比较。”　　学问人生魅力人格　　最早知戴老师之名还是1958年我大学三年级上中国近代史课，指定参考书是当年刚出版的戴逸著《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立论和文采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确实是高山仰止。1975年我参加《准噶尔史略》研究小组时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请教戴老师等诸位老师，这是我第一次直接面见戴老师请教。自此之后，学术交流从未中断。我在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中心工作过程中，得到了戴老师多方面教导。我视他为师，他把我当成朋友。　　2002年，我成了戴老师的部下。当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我受聘为副主任，一直是做他的助手，他是我名正言顺的领导，从2002年到现在，有19年了。19年来，在戴老师带领下，我参与了新修《清史》的设计、立项、撰写、审改、定稿五个阶段的学术组织工作。这几年来不说每天见面，至少开头几年是每个礼拜都要见一次。现在因为他年龄大了，我们不让他来上班，说你别来了，我们到你家去就行了。最近一次是2021年9月9日，那天老人家精神很好，一口气对我们讲了通纪第9卷有关清末新政与革命党人活动进行修改的想法，但毕竟年事已高，且听力严重下降，我们表示相关意见已落实专家进行修改，请老人家放心、宽心。　　戴逸的学问人生所展示的魅力人格，不是作为学生辈的我能来评价的，但从我个人感知感悟的角度留下深刻印象的大致有三。　　一是炽热的家国情怀。　　戴老师在做学问的同时，保持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因为我长期做边疆研究，在编纂清史过程中，凡是涉及边疆、民族、中外关系的问题，他首先会找我来问。比如说前几年关于“南海仲裁案”，围绕这个问题，戴老师当时特别跟我说：“在我们的《边政志》里边，要设海洋篇，在海洋篇里面一定要把清代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的历史讲清楚。”他的政治敏感性是他学术素养的本能反应。他对《边政志》给以特别的关注，多次叮嘱专家有关边界条约签订史实的叙述一定要准确，清政府对边疆的经营与治理一定要立足国家统一的视角来进行评议。同时，戴老师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坚持唯物主义，态度鲜明。他坚持太平天国起义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进步意义，坚决反对曾一度流布甚广所谓“邪教”论的歪理邪说。　　二是严谨的治学风格。　　戴老师治学严谨，他曾著文对历史学家提出四项要求，即资料、思想、文采、道德，传诵一时，对后辈学人启迪莫大，我也是受教者之一。戴老师说：“前人说过，优秀的历史学家应具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我把前人说的这八个字转换成资料、思想、文采、道德。含义不完全相同，而大体上还是接近的。‘学’是指知识、资料、信息，‘识’是指理论、思想；‘才’是指文采、才华；‘德’是指道德、人格。这是对历史学家四个方面的要求。每一位历史工作者必须从这四个方面下功夫，努力锻炼，不断提高，才能成为合格的以至优秀的历史学家。”（《历史教学》1996年第10期）从我个人先后学习戴老师所著和主编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1975年以内部资料形式出版，197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限国内发行）、《简明清史》（二册，1980、1984）和《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1999），可深知戴老师是如何将这“四要”贯彻于研究实践之中。尤其是《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以丰富的资料、严谨的考征、厘清了清代康熙年间中俄双方签订条约的史实，既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专著，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以史为鉴可供决策部门参阅的精品力作。　　三是宽厚的待人之道。　　戴老师待人宽厚，没有架子，是位很好相处的老人。我们编委会主任、副主任开会，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过程。愉快在哪儿？愉快在氛围的和谐。不是说我们没有争议，我们有争议，甚至有几次戴老师提一个想法，我们副主任统统反对，听完以后，戴老师突然明白了，说怎么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他也不生气，始终坚持学术民主，所以我们也有什么说什么。有时候说了，他当时不接受，但是过了一两天，他会说“你们这个主意还是比我好”。因为戴老师喜欢下围棋，他有一句口头禅，“是不是我又下了臭棋了？”当然，戴老师也有他的短板，科研组织不是他的长项，所以在科研组织的问题上，他有的时候会犯书生气的毛病。但辅佐戴老师的李文海教授不仅是学问大家，也是科研组织的大师，我们几个副主任在这方面也是各有所长，这样正好形成互补。正因为他待人宽厚，所以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里这种温馨的和谐氛围持续至今，成为我们每一个成员的宝贵精神财富。　　戴老师宽厚待人、平易近人体现在日常生活各个方面，每次有新著面世，戴老师都亲笔题书，并工整盖上赠书印章，以示尊重。我们后辈学人收到的不仅是给人启迪的学术名著，还是一位慈祥老人的关怀后辈的拳拳之心！　　戴老师在85岁时曾这样直抒胸怀：　　“清史是我的专业，我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光明日报》2010年11月25日）　　高山仰止、佩之敬之呀！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2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