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大学堂是清末“百日维新”幸存的重要成果。从京师大学堂演变而来的北京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大学。而北京大学酝酿与筹建的起点，则应从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即1896年6月12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fēn）所上《请推广学校折》算起。这份奏折在北京大学建校史乃至在整个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此前人 多方搜寻，整理公布过数十个不同的版本。通过查阅档案，可知现存进呈慈禧太后的“慈览本”，即为李端棻上奏原件。        

　　作为《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的首篇资料，《请推广学校折》曾于2001年影印公布。不过由于未详细注明来源，亦未影印奏折封面，因而未引起足够重视。查其原档，现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案卷内（档号：03-7209-070）。经核对笔迹，封面正中所书“奏”字与内文相同，紧接其下的“侍郎李端棻折，请推广学校由”、封面左下“五月初二日”等则与内文有别，当出自不同人之手。封面右上，又有草书的“贰拾”编号。以上应为军机处存档时所标注。至于左上的目录与编号印章，则是1949年之后档案馆加盖。现将封面以及奏折正文首尾附图如下，并据此大致推测其流转过程。        

　　图1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上呈、次日经慈禧太后“慈览”的《请推广学校折》原件（局部）        

　　将该奏折与李端棻上呈的其他折件比对，可知该折虽归入“录副奏折”卷宗，却并非军机章京所录抄件，实为李端棻本人进呈的原件。此有当日《上谕档》可证：“侍郎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折，奉明发谕旨：著该衙门议奏”，其后续称“拟于明日再将原折片恭呈慈览”。学者注意到，光绪十四年（1888）慈禧太后归政后，形成监督朝廷政务的“事后报告制度”。其中京城奏折经光绪帝批阅，“另缮清单，恭呈皇太后慈览”。外省奏折则在光绪帝批阅后由军机处摘录事由，进呈太后“慈览”。再查次日的《随手登记档》，其中明载：“谨将初二日侍郎李端棻等封奏折片六件，恭呈慈览”。可知慈禧太后所览之文，即为李端棻上奏原件。军机处未能誊录副本，缘于当日需要处理的奏件太多，故于初三日径将原件递呈慈禧太后。这些原始档案的发现与考索，可以弥补学界长期未能寻获《请推广学校折》原件的遗憾，同时以珍贵的清宫实物，见证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重大史事。        

　　图2 《请推广学校折》奏请设立新式学堂、开设中西课程的正文（局部）        

　　1913年，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关系密切的罗惇曧（róng），在《京师大学堂成立记》一文中声称“梁启超为侍郎李端棻草奏，请立大学堂于京师”，最先提出《请推广学校折》系由梁启超代拟（1913年《庸言》第1卷第13 号，见图3）。时隔80年后，学者检阅梁启超、汪康年、黄遵宪、李端棻等人信件，进一步考证称罗惇曧的说法，“似可定谳”（闾小波：《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为梁启超代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其中机缘，在于李、梁两人之间具有非同寻常的关系。李端棻（1833-1907），字苾园，出生于贵州贵筑县（今贵阳市），祖籍湖南清泉县（今衡阳市衡南县）。他幼年丧父，随叔父赴京求学，中进士入翰林院，以“直言”称名。光绪十五年，李端棻出任广东主考，发现一份“熔经铸史”的答卷，大为赞赏，取为第八名。得知作者为年仅十七岁的翩翩少年梁启超，李端棻当即以堂妹李蕙仙相许。李、梁二人遂在科举“座师”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至亲”姻兄的关系。梁启超后来回忆称，自己“以光绪己丑受学贵筑李公，旋婿公妹，饮食教诲于公者且十年”，可见其慨。《清史稿》亦强调了梁启超对于李端棻的巨大影响，称李“典试广东，赏梁启超才，以从妹妻之。自是颇纳启超议，娓娓道东西邦制度”。由此或可推测，《请推广学校折》很可能是在李、梁二人磋商的基础上，经梁启超拟出初稿，复由李端棻誊录上奏的。民国初年罗惇曧的说法虽然尚未发现直接史据，但大体应是可信的。        

　　图3 最早提出《请推广学校折》系梁启超草拟的《京师大学堂成立记》（局部）        

　　正是由于与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的密切交往，李端棻后来成为清末著名改革家，也是戊戌变法中二品以上惟一“言新政者”。由梁启超草拟、李端棻定稿奏呈的《请推广学校折》，则是两人呼吁近代教育改革的先声。该折开宗明义，提出上奏缘由在于“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厉人才，而资御侮”。折中指出开办20 余年的同文馆、实学馆、水师武备学堂等收效不大，乃是因为这些洋务教育存在“徒习西语西文”、学业生徒“不重专门”、“无自致用”等五大弊端。要改变其困境，需要自京师至州县“皆设学堂”，实行分等教育，兼习中西课程。同时，奏折还提出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等配套措施。最后展望，若能切实施行，十年之后必将培养出大批人才，“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除？”        

　　由李端棻上奏的《请推广学校折》，第一次系统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普设学堂，自下而上构建县、省、京三级近代教育机构。其中蕴含的教育思想，已与近代国民教育体系非常接近。奏折关注的虽然是新型人才培养，实际上也触及选人、用人等政治制度，一定程度上也蕴含有政治变革的意义。《请推广学校折》递上后，光绪帝非常重视，明发谕旨：“著该衙门议奏”，即批转负责洋务新政的总理衙门商议处理。七月初三日，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奕訢等议复，认为李端棻所奏“理合时宜”，建议各省推广。八月，管理官书局的孙家鼐上奏，提议聘请中西教习，建立京师大学堂。中国第一所近代意义的京师大学，至此已呼之欲出。        

　　但由于经费限制，京师大学堂迟迟未能建立。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 “明定国是诏”中又特意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经光绪帝再三严令，总理衙门将梁启超草拟的大学堂章程奏上，得到谕准。历经两年的波折之后，京师大学堂的成立，再次提上日程。不久“戊戌政变”发生，但慈禧太后认为“大学堂为培植人材之地”，由李端棻始倡的京师大学堂，遂得以继续筹办，此后又逐渐演变为北京大学。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在救亡图存的中国近代史上，教育改革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有人甚至将其上升到“教育救国”的历史高度。自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得到清廷批复，兴办新式学堂之风在全国各地蔚然兴起。光绪二十七年李端棻赦回老家贵阳以后，亦以兴办新学、培育人才为己任。他受聘主讲贵阳经世学堂，以开通风气、引导后进为务。后又参与创办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今贵阳学院前身）、贵州通省公立中学（今贵阳一中前身）等新式学校，并发起成立贵州教育总会。对于贵州近代教育的兴起与发展，李端棻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直到临终前数日，他犹心系新式学堂，反复叮嘱子弟出资捐助。        

　　图4 《请推广学校折》重要版本演进示意图        

　　由李端棻首先奏呈的《请推广学校折》，是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的纲领性文件。由此建立的京师大学堂以及其后衍变的北京大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更具有非同寻常的象征意义。李端棻以其奏呈《请推广学校折》之功而被后人铭记，有人甚至誉之为“中国近代教育之父”，足见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尘封一百多年的《请推广学校折》原件重新受到关注与重视，或是我们对于李端棻、梁启超等近代教育先行者的最好纪念。        

　　作者简介        

　　郑永华，1968年生，湖南隆回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史志学所研究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史表组专家，著有《清代秘密教门治理》《姚广孝史事研究》，主编《北京宗教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