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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桑以足衣食”
左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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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长期的战乱使社会经济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河北、山东和长江流域、两广地区,甚至号称膏腴之地的四川,人口锐减,耕地荒芜,民不聊生。康熙帝亲政后,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在重要地位,关心农事,奖励稼穑,兴修水利,减免徭役和赋税。康熙九年(1670)颁布了“圣谕十六条”,其中第一条至第三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穆”,“和乡党以息争讼”,是为了建立一个安定和睦的社会;第四条和第五条,“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借财用”,是为了建立一个丰衣足食又勤俭节约的社会。可见其用心深广,思虑周详。

康熙帝注意吸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的经验,以休养生息、推动残破的社会经济复苏。他认为,“务本足国,首治农桑”,“民为邦本,必使家给人足,安生乐业,方可称太平之治”。他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自称“自幼喜观稼穑”,对春耕夏锄、秋收冬藏怀有极大的兴趣。他喜欢读书,经常巡行四方,接触面广,因而知识丰富,熟悉全国各地的地形、气象、农事活动等情况。他对农业与江河水利的关系,农作物生长与南北土壤、节气的关系,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对我国主要农作物水稻、小麦、谷子、高粱、油菜以及各地土特产,如新疆的瓜果等也都熟知。他在宫中丰泽园旁治田数畦,种植水稻,在田旁植桑树、盖蚕舍,经过三十多年的试验,培育出一年两熟的“御稻种”,这些事迹已经成为历史佳话。

康熙关心农事,也十分关心农业气象,注意天时的变化和水、旱、风、雹、虫等自然灾害的防治。他命令各地官员和苏州、江宁织造每月奏报晴雨录和粮价单,力图全面准确地掌握各省农业气象和粮价等情况,及时考虑对策。江浙两省财富甲天下,是全国赋税的中心,时任苏州织造兼两淮盐课监察御史的李煦(xù),在康熙三十二年至六十一年任内的奏折,保存下来的有四百余件。这些奏折大都有康熙的批语(即“朱批”),从中可以看出他非常注意江南雨水、粮价、收成等情况。

到康熙中期后,重农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田亩增加,人口增长,仓有余粮,库有余银,社会财富增长,为清王朝的强盛奠定了物质基础。康熙不愧为有清一代杰出的君主。

被清史开拓者、史学家孟森先生称为“英明勤奋”之君的雍正皇帝即位后,强调“为治之道,要在务实,不尚虚名”。他重视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首重农业,说:“我国家修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数,非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兼收倍获,欲家室宁止,必不可得。”他继续执行前朝行之有效的政策,如奖励垦荒,修治河道等,还采取许多新的措施,发展农业生产,繁荣社会经济。

雍正认为,“农为天下之本务”,农民辛苦劳作,给人提供粮食,给国家缴纳赋税,在士、农、工、贾四民之中,除了士,“农为最贵”。雍正二年(1724)二月,命各州县每年从各乡遴(lín 选拔)选一两位勤劳俭朴又清白无过的老农,授予八品顶戴。这一制度,意在树楷模,奖励稼穑。雍正七年(1729)命将一年一选改为三年一选。

在整顿和减轻赋税方面,康熙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宣布以康熙五十年(1711)的人丁数为基准征收丁粮,以后不论增添多少人丁,不再增税。这对于后世不断增加的人丁来说,减少了丁银的负担,有利于劳动力的繁衍。雍正即位后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实行“摊丁入地”,将丁银均摊地粮之内,按人们占有土地的数量征收田赋,“于穷民有益,而于缙绅富户不便”,因此被称为是“损富益贫利国”的政策,也是中国赋税制度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革。

雍正驭下极严,他谆谆告诫各地官员要关心农业生产,要了解天时节气、土地肥瘠,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热情。官员要“存重农课稼之心”,使农民“无苟安怠惰之习”。他反对上报垦荒数字弄虚作假,一经发觉,立即严惩。他提倡农业要多种经营,以粮食为主,“不可种植五谷之处,则不妨种他物以取利”。他命州县官劝谕农民在村旁种植枣树栗树,在河堤植柳,池塘种菱藕养鱼,适合种桑麻的地区,更要重视栽植。北方农民不懂得种水田,他命招募江南、浙江的老农前来传授,所需水田农具和兴修水利所需的工具,延请江浙工匠制造,并命直隶工匠跟从学习,以便把技术传承下来。

雍正二年五月,江宁织造曹頫(fǔ)奏报江南蝗灾情形,并报米价,述及“今年闰四月间,蝗蝻生发,幸在二麦登收之时,不能为害。今自五月初一日至初五日,连得大雨,淋漓霑沛,蝗蝻殭灭大半。”雍正不以为然,朱批:“蝗蝻闻得还有,地方官为什么不下力扑灭?二麦虽收,秋禾更要紧。据实奏,凡事有一点欺隐作用,是你自己寻罪,不与朕相干。”雍正五年初,湖南巡抚布兰泰奏事时未报告雨水,雍正朱批指责:“此当青黄不接之际,朕待报湖南雨水情形,现特使人来奏,何雨水粮价竟无一语及之?汝任地方之责,试想宁有大于此事乎?”为了保障杭嘉湖三府的民田水利,阻止海潮侵袭,雍正不惜巨资修筑浙江、江南海塘,这也是受到后世赞颂的一项利民工程。

乾隆帝即位时宣称:“兹当御极之初,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又说,“朕与皇祖皇考之心,原无丝毫间别”。他以年轻皇帝的勤奋和进取精神,对乃祖乃父的各项政策措施有所调整,或进一步完善,或部分取消、改变,但治国方针仍与其祖其父一样,关心农业,重视粮食生产。他多次减免各种农业税,在即位诏书中宣布:“各省民欠钱粮,系十年以上者,著户部查明候旨豁免。”继而又宣布“将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钱粮实欠在民者,一并宽免”。仿效康熙之例,以后又多次普免钱粮,散财于民。同时还取消了一些不合理的商业税收和其他杂税。他也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动用国库继续修建浙江海塘工程、永定河水利工程,疏浚黄河河道工程及浙江杭州、湖州水利等。

当时,各地出家的僧道甚多,良莠不齐,一度影响社会的稳定。乾隆元年(1736)四月,上谕称:“夫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多一僧道,即少一农民。乃若辈不惟不耕而食,且食必精粮,不惟不织而衣,且衣必细美。室庐器用,玩好百物,争取华靡。计上农夫三人,肉袒深耕,尚不足以给僧道一人,不亦悖乎?”乾隆命礼部制定清理僧道之法,严厉取缔依附寺庙为生、饮酒食肉甚至娶妻的伪和尚,又规定妇女年过四十方准出家。这些规定,一度限制了僧道的泛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乾隆注意提高耕作技术,他比较南北方耕作技术的差异,认为北方耕作粗放,南方精细,命地方官劝导百姓要深耕细作,或延请老农传授。当时贵州等地桑树不少,但百姓不知蚕丝之利。乾隆责成地方官员雇募别的省份饲蚕缫丝之人设局教习。他还禁止宰杀耕牛,指出:“牛为农事之本,民赖以生,愚民妄肆屠宰,价钱低于羊豕,悖莫甚焉。”

康熙、雍正、乾隆能如此关心农业和天时气象,关心黎民生计,反映了他们的政治抱负。康熙说:“朕御极四十年,维冀天下黎庶尽获安全,边疆无事。”这三位君主锐意追求“天下大安,生民乐业”,也确实取得了丰功伟绩,迎来了清王朝的全盛时期,创造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又一个盛世——康乾盛世。

 

作者简介

左步青,1927年生,江苏淮阴人。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发表《乾隆初政》、《乾隆焚书》、《乾隆南巡》、《乾隆镇压王伦起义后的防民措施》等论文,主编《清代皇帝传略》、《康雍乾三帝评议》,标点《国朝宫史》、《续国朝宫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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