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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彩票的泛滥
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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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闭关自守被打破后,国人闻所未闻的新行业不断从海外移植进来。任何一个新行业,但有钱赚,必成热门,众人蜂拥而上,弊端百出,成为当时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彩票以赌博为驱动力,很快失控,终于泛滥成灾,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予以取缔,以非常手段解决问题。 

彩票失去控制是20世纪头几年的事。1900年庚子事变过后,清政府与列强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连同利息共9.82亿余两。如何筹集这笔巨额赔款,难坏了户部(财政部)。湖广总督张之洞提议,既然过去上海为救一省之灾发行了江南义赈票,现在筹还庚子赔款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各省不妨照此办理。他申辩道:办彩票虽有倡导赌博之嫌,但买彩票是愿者上钩之事,百姓自愿花钱,等于主动向国家交税,总比横征暴敛惹起民怨要好。 

清朝以礼教治国,滥发彩票引导国民过度赌博有损国家体面。但列强逼债凶狠,清政府在筹还庚款问题上又不得不仰仗地方督抚,万般无奈,朝廷批准了总督的建议。于是自1901年起,浙江、湖北、广东等省在“善后筹款”的口号下发行了彩票,彩票发行中心从上海扩展到杭州、武汉、广州四个城市。1904年后,清政府实行“新政”,福建、河南、四川、奉天(今辽宁)、安徽等省相继以举办新兴经济事业为名,开办彩票。 

无论“善后筹款”,还是为“新政集资”,都是一块招牌。这招牌在相当程度上是真实的──彩票收入的一部分确实用于赔款和新政事业;另一方面它又不过是个幌子,背后隐藏着某种更大程度的需要──清朝财政窘困,各省督抚不能不想方设法自辟财源,他们办彩票的真正目的,是将其作为手中的一个生财工具,得到常年性的财政补充。正因如此,彩票规模越办越大。有些彩票大省如湖北,彩票收入除了筹还庚款外,全省财政支出近一半是靠彩票利润维持的。 

督抚作为一省之长既然可以开办彩票公司,州县官当然不甘寂寞,他们公开或暗中扶持了一批州县小彩票。过去,清政府为了防止彩票泛滥,规定一省之内只许存在一家彩票公司。比如上海有广济公司,上海归江苏管辖,江苏省城南京或苏州(江苏有南北两个省会)无论有何等理由,均不能再办彩票公司。因此,督抚所办的彩票公司是省内唯一有发行权的企业,全省售卖的都是它的彩票,或朝廷批准的其他公司的彩票。但规定是规定,州县官想方设法自搞一套。因为,他们发现,彩票这玩意来钱最快,不需要任何投资,更不必经营管理,只要开彩机器一摇,马上财源滚滚,于是纷纷在自己的辖区里扶持了一批小型彩票公司。这些州县小彩票公司遍及全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数不胜数,偏远的东三省也红红火火。全国到底有多少家中小彩票公司,无人说得清楚。大略言之:大清版图20余省,州县小彩票不会少于200家。 

州县小彩票是国家禁止的非法彩票,但在当地可以通行无阻,因为有知府或知县大人的点头同意。在一般情况下,知府和县令是不敢直接经营的,有时是交给下属机关(如商务局)或社会组织(如商会)去办,更多的是批准商人经营,坐收报效。既然是非法彩票,就有被取缔的风险,但州县官或明或暗为之撑腰,因此许多小彩票有恃无恐,遭明令取缔时销声匿迹,风声过后换个名称又冒了出来,有时干脆就托人说情照常发行。镇江是交通八方的商贸大埠,彩票流通的重镇。1905年,两江总督发布通告,打击江苏一带的非法小彩票,仅镇江一城,榜上有名的就有鸿利、裕通、发记、宝元、普成5种,合计流通总额“每月有数万张之多”,规模几可与两江总督手中的南洋彩票(江南义赈票六年专利期满后之改称)相匹敌。两江总督取缔小彩票,名义上是依法办事,堂皇冠冕下不免有打击市场竞争对手的私心。通告发出后,镇江有4种彩票应声落马,而宝元彩票独存,因宝元主人熊淦庭“向官场竭力运动”,声明除原有的报效外,再“每月愿津贴警察费一百二十元”。于是,“道宪批准照办,故该彩票得以仍旧售卖”。 

地方衙门既然藐视法令乱办彩票,社会各界就理直气壮地援例而行,名目繁多的行业性彩票如雨后竹笋破土而出,彩票泛滥成灾。 

京师是首善之区,辇毂(gǔ,车轮的中心部分)重地,顺天府尹受种种制约,不可能像外省州县那样,办一家什么京师彩票。好在京城是全国教育中心,学校林立,而经费不足,于是教育彩票就成为京师彩票的主角。所谓教育彩票,就是学堂办彩票,各校各办各的,彩票上标明“××学堂彩票”,打头阵的是女学堂。当时女子教育刚刚兴起,从学部到社会舆论都支持女学,乘此天时地利,京师教育彩票由淑慎女学堂首开其端,裕善、清真两小学堂继之而起,一时间“各处新立学堂效法踵起者指不胜屈”,风气所及,连与教育稍稍沾点边的教养局都办起了彩票。 

京师是帝都,办事尚算规范,早期的学堂彩票也确有点为教育筹款的味道,外省的跟风者就不免泥沙俱下了。湖南常德的一所府立中学堂,由学堂监督出面,与知府商定发行彩票,原本是作为学堂初创经费,彩票发行后尝到甜头,一发而不可收,遂照正规彩票方式按月发行,并一再增加发行额,结果区区一所中学,竟然月销彩票3000张。法制不严必然假货盛行,冒牌的骗了钱卷席而逃的“教育彩票”被报刊屡屡曝光。终于,官方感到太丢人现眼,由京师督学局和巡警厅联合出面,下令取缔教育彩票,但禁而不止。 

教育界办彩票,实业界当仁不让,实业界最流行的一种彩票是企业破产彩票,由江苏首创。江苏实业发达,资本主义工商业产生最早,经过几十年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不少老企业破产,欠下大笔官债无法归还。1905年镇江著名的尹稚山商号破产,由地方政府出面,将其不动产估价后发售彩票50000张,每张售价8元,“头彩得巨宅一所,末彩得纱袍一件”,销售所得,“足抵官款之亏空”。这种清点倒闭企业资产,发行彩票抵还债款的办法,与彩票在国外初创时的情况比较接近,而且是一种一次性彩票,对社会危害不大,因此颇为风行。但这种彩票为各省仿行后也照样弊端百出,失去本意。1910年直隶(今河北)地区“倒闭商号开彩渔利”已成为彩票泛滥的一种主要形式。 

清末多数行业都有自己的彩票,连古玩业、出版界也不例外,彩票越出越多,形式也愈变愈奇。千奇百怪中,撩人眼目的是花会(妓女)彩票。中头彩者,可将当地小有名气的妓女娶为妻室;妓女自己购买此种彩票,中了大彩,可以赎身从良。随着彩票的热销,它的孪生子有奖销售应运而生,全国大城市的大中型商场,皆奉此为促销商品的不二法门。出手大方的商家,顾客每购货一元,即赠彩券一张,头彩奖品大多是自行车、缝纫机、金表等,都是当时的时髦货。有奖销售大约于1900年前后出现,开始时颇动人耳目,不久弊端丛生,真真假假,因而“颇失信用”。    

清朝统治的最后10年间,清政府威信下降,权力衰微,无力对国家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谁掌握着何种权力,谁就可以策划出何种博彩方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敛聚财富。彩票的失控和泛滥引起各界关注。人说大清天下放眼望去三只鸟:鸽(彩票泛滥)、鸦(鸦片烟毒)、鹞(娼妓遍地),为此,朝野内外一片禁绝呼声。到1910年,全国各省彩票一律禁绝,为期10年的中国第一次彩票热由此结束。 

 

作者简介 

闵杰,1949年生,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论文《戊戌学会考》,获中国史学会第一届优秀论文奖,《论清末彩票》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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