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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与“新疆危机”
杨东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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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我国统一得到加强,版图最终奠定的时期。但从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主权逐步沦丧,金瓯不再无缺。两次鸦片战争的结果,海疆门户洞开,甚至京师失守,有海无防的危局极为突出。正当清政府忙于应付西方的海上挑战时,西北边塞却狼烟四起,大片领土失陷,出现了震惊全国的“新疆危机”。 

新疆自古是中国领土,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绵延不断。同治三年(1864年),这里爆发了反清武装斗争,局面比较混乱,这就为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和沙皇俄国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阿古柏入侵新疆后,先后占领了喀什噶尔(今喀什市)、叶尔羌(今莎车)、和田、阿克苏、库车。到同治九年(1870年)秋天,又攻陷了达坂城、吐鲁番、乌鲁木齐和玛纳斯,侵占了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并在占领区内建立一个叫做“哲得沙尔(意为七城)汗国”的外来政权,进行极端野蛮、黑暗的残暴统治。沦陷区各族民众大批沦为奴隶,南疆人民莫不痛心疾首。 

新疆问题之所以严重还在于英、俄两国的插手。十九世纪的英、俄是争霸世界的两个殖民大国,双方都向中亚地区推进,剑拔弩张,互不相让。阿古柏政权出现后,英、俄都想控制它。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出兵占领了我国伊犁地区,夺取了妄图鲸吞新疆的一个重要桥头堡;英国也不甘落后,加紧与阿古柏的勾结,其商品、军火、间谍源源不断地拥进我国新疆。这样,收复新疆的斗争就变得十分复杂和艰巨,因为这意味着不但要粉碎阿古柏入侵势力,还要同野心勃勃的英、俄两霸作坚决斗争。 

在西北形势岌岌可危的时候,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以垂暮之年毅然承担起收复新疆的重任。在沙俄侵占伊犁后,正准备告老还乡的左宗棠立即表示:“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 

对于新疆问题,清政府的态度如何呢?清廷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这就是持续了几个月的“海防与塞防之争”。直隶总督李鸿章坚决反对出兵,他的论据是:“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并强调“海防”要重于“塞防”,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李鸿章对收复新疆的价值判断是:“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危漏,已为不值”。刑部尚书崇实把话说得更加直白,他认为,新疆“纵能暂时收复”,“万里穷荒,何益于事”?湖南巡抚王文韶则认为新疆地位重要,形势严峻,“我师退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挑衅于东南”,因此主张“全力注重西征”。 

左宗棠坚决主张出兵收复新疆。一方面,他强调“海防、塞防二者并重”;另一方面,又指出出兵新疆是当务之急:“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怕亦未能晏然”。同时又强调:“若新疆不固……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并反复重申:国家领土寸尺不能让人。最后,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做出了出兵收复新疆的决定。同时,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委以筹兵、筹饷,以及指挥西征军的全权。“暂罢西征”之议遂寿终正寝。 

受命之后,左宗棠昼夜筹划,精心准备。准备工作除了集结、训练、部署军队之外,主要是筹粮、筹饷、筹运转。数万大军军粮的筹集乃是大事,左宗棠极为重视,他广辟粮源,四出采购。又指示“嵩武军”在哈密大兴军屯,以谋自给。同时还指示部下处理好“军食”与“民食”的关系,避免竭泽而渔,与民争食。当军事行动开始时,已筹到军粮4000余万斤。 

西北用兵,自然条件恶劣,运输极为困难。满载军需物资的车辆、牲畜经戈壁,涉沙漠,穿峡谷,翻天山,越河流,踏泥沼,艰难险阻,可想而知!当时调集的运输工具计有:大车5000余辆,驴骡5500余头,骆驼29000余头,连作战的士兵也不得不参与运输,除自携武器、装备外,还要背负一部分粮食。 

筹饷是左宗棠最头疼的事。当时清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不但中央“部藏无余”,地方也“库储告匮”。左宗棠为筹措军饷伤透脑筋,“昼夜焦思,无从设措”,“绕帐彷徨,不知所已”。为摆脱困境,他只好咬牙去借外债。洋人借机敲诈,利息竟高达一分二厘五,超过英、法当时贷款利息的三倍多,利息总数竟超过了借款数的一半,所以《申报》批评此种贷款是“剜肉补疮”、“饮鸩止渴”。左宗棠自己也非常痛心,他给朋友写信说:“夫用兵而至借饷,借饷而议及洋款,仰鼻息于外人,其不兢也,其无耻也,臣之罪也!”但为了使新疆重回祖国怀抱,权衡利弊得失,左宗棠只得忍痛吞下这个苦果。最后,清政府批准他借外债300万两,同时从海关划拨200万两,要求各省、关再凑足300万两,总计1000万两,算是暂时解决了军费难题。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基本战略战术是“先北后南,缓进速战”,即根据敌人重南轻北的部署,首先攻击阿古柏的“软肋”;在战役发动前,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战斗一旦打响就速战速决,决不拖泥带水。同时,左宗棠还强调了收复失地的正义性质:“西征用兵,以复旧疆为义,非有争夺之心”,要求将士“以王土王民为念”,严肃军纪,严禁扰民。此外,又制订了正确的俘虏政策,对被裹胁者“均给以衣粮,纵令各归原部”,使敌军本已不稳的军心更加涣散,加速了阿古柏政权的崩溃。 

南疆收复之后,左宗棠立即着手收复伊犁地区。沙俄当然不肯轻易放弃到手的“肥肉”,它一面强迫清朝使臣崇厚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基亚条约》,一面又集结兵力,调动舰队,进行武力恫吓。面对沙俄的挑战,年近古稀(69岁)的左宗棠老当益壮、大义凛然。他秣马厉兵,拟订了三路出兵收复伊犁的作战计划,同时,又“舆榇出关”,把大营从肃州(今酒泉)迁到前敌的哈密,做好了捐躯沙场的一切准备。不过,清政府却没有与沙俄抗衡到底的决心与勇气,最终与俄国签订了《伊犁条约》。由于谈判代表曾纪泽的外交努力和左宗棠的积极备战,伊犁地区的大部分归回祖国怀抱,但仍有霍尔果斯河以西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异域。此外,清政府还支付了一笔900万卢布的所谓“赔偿费”。 

收复新疆是左宗棠一生的得意之笔,这一壮举不但为全体中国人所赞叹,也得到某些外国有识之士的高度评价。一百多年前,有位叫史密斯的美国人在1890年出版了一部名为《中国人的气质》的书,在评价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役时,曾说:“左宗棠的‘农垦大军’彻底完成了它的使命,其伟绩可以这样评价:在任何现代国家的史册上都是最卓著的。” 

左宗棠的朋友和部下杨昌濬也曾赋诗一首,歌颂这一伟业,诗云:“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首诗改造了唐人王之涣《凉州词》里的佳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并赋予了新的意境。西征的清朝大军正是沿着夹道成荫的“左公柳”,把春天带到了边塞,让春风吹到了玉门关外! 

 

作者小传 

    杨东梁,1924年生,湖南岳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撰写、出版《左宗棠评传》、《大清福建海军的创建与覆没》等专著十部(部分合著),发表《试论左宗棠收复新疆》、《“海防与塞防之争”浅析》、《略论马尾船政局》等学术论文、文章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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