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一个地区中不同家族的科举情况，就会发现有些家族没有出现一个进士。这事情一点也不奇怪，除了进士录取人数有限、个人竞争力等原因导致进士分布不均外，进士分布上的家族聚集化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进士的家族化分布固然在文化传承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隐藏了一些值得反省的问题。本文以清代为例，对此作一点介绍。

一

清代文科正榜进士共录取了26848人，分布于1360多个州县的600余个姓氏（汉姓和满蒙姓氏）中。在这种分布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呈现出显著的家族聚集性特征。简明起见，我们将直省各州县同姓进士数量出现的频次列表如下（见表1）

表 1清代各省区同姓进士人数出现频次表

上表的统计中，未对非本省籍贯中式的同姓进士进行归并（一下各表同此），所以少量数据可能和习惯上的观感有差异。此外，人数中最后的123人是宗室进士，403人是京旗未确认姓氏的进士，可以剔除不论。

“数量”栏下的数字代表同姓进士的数量，各省区栏目下的数字是指同姓人数在该省区各州县出现的次数。比如安徽，1人共出现了372次，2人共出现了101次，最高的23人则仅出现1次。其余各栏目的含义依此类推。

可以发现，人数越多、频次越低意味着姓氏分布越集中。虽然同姓并不一定同族，但数量越大，其中出现进士家族聚集分布的可能性就越高。根据上表，各省区同一姓氏有2人以上的进士总数有1.7万余人（剔除了宗室123人和八旗姓氏不详403人），这个数据足以支撑我们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据表1，10人以上（含10人）出现的次数高达199次，剔除八旗进士后余184次，意味着全国各州县中有184个（不含八旗）统计单元达到或超过10人。这些姓氏如下表：

表 2各省10名以上进士的姓氏分布

由于统计太过于繁琐，我们不能在这里全部展现上表姓氏的进士家族分布情况，只能选择其中的若干典型姓氏进行家族复原。

安徽桐城县（今安徽桐城、枞阳县）清代一共有137名进士（外省中式进士未计入，以下各县同），张（23人）、方（18）、姚（14）、吴（13）、马（8）5姓就占了76名。其中张姓23名，来自张英、张廷玉家族的进士就占了21名（今属桐城，此族另有2人在外省中式，实23人），另两名（张尹、张瑚）也系兄弟（今属枞阳）。方氏18人，其中14人来自明代学者方以智家族（今属枞阳），此家族另有3人在外省中式，著名的桐城派文人方苞（会试中式，未殿试）即属此族。姚氏14人，全部来自姚鼐家族（今属枞阳）。吴氏13人，来自麻溪吴氏（今属枞阳）的占了9人。马氏8人，则全部来自明代进士马孟祯、马之英（马孟祯孙）家族（今属桐城）。

在安徽其他县，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种聚集现象。如泾县胡氏15人，均来胡尚衡（顺治九年进士）家族。泾县吴氏12人，均来自茂林吴氏家族。旌德吕姓11人，均来自吕光亨（乾隆十六年进士）家族。宿松石氏9人，均来自石鼎（嘉庆四年进士）家族。

在福建，闽县（今闽侯县）陈姓54进士人，来自陈宝琛家族的进士就占了17人（另有3人外地中式，实20人）。侯官（今闽侯县）林氏34人，来自林则徐家族6人 ，林士煐家族4人，林其茂家族3人（加林其茂由闽县中式，共4人）。闽县叶氏21人，其中16人来自叶观国（乾隆十六年进士）家族。安溪李姓进士15人，全部来自李光地家族。漳浦县蔡姓进士12人，至少有9人可证实来自明代进士蔡宗禹家族。

在浙江，海宁陈元龙陈氏家族以24名进士独占鳌头。会稽陶作楫家族有14名（另外在外地中式10名，实23名），归安（今湖州市吴兴区）沈儆炌（明万历十七年进士）家族有22名（其中外省中式2名）。嘉兴（今嘉兴市南湖区）钱陈群（康熙六十年进士）家族有11名。萧山来氏11名，皆来自明进士来天球（弘治三年进士）家族，此族明代亦有多名进士，清代尚有2名武进士。

在江苏，武进（今常州武进区）庄起元家族清代出了23名进士（另6名由外地中式，实29人），武进、阳湖刘光斗家族出了19名进士（另外地中式2名，实21名），松江（今上海松江区）王广心家族出了17名进士。此外如溧阳（今常州武进区）史鹤龄家族至少出了9名进士，太仓王锡爵（明嘉靖四十一年进士）家族清代也至少出了9名进士。

在山东，福山（今烟台福山区）王允谐家族清代有24名进士，诸城王允升家族、高密单氏家族各有20名进士，新城（今桓台县）王氏9人则全部来自王之垣家族（此族由诸城王氏迁徙而来）。

在江西，新城（今黎川县）鲁瑗（康熙二十四年进士）家族贡献了14名进士（另南丰鲁氏3人也属此族，实17人），临川（今抚州市临川区）李绂（康熙四十八年进士）至少贡献了9名进士，南丰刘秉钧（乾隆十七年进士）家族贡献了12名进士，奉新甘氏则贡献了12人。

其他各省如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县）张受长家族（17人。张之洞所属家族）、大兴（今北京大兴区）邵秉徵家族（11）、任丘（河北任丘县）边大乂家族（17）、宝坻（天津宝坻区）李光里家族（9）、宛平（今北京市丰台区）王崇简家族（8）。河南固始祝昌家族（14人）、祥符（今开封祥符区）周世紫家族（11）、固始吴延瑞家族（8）、光州（今潢川县）吴自荣家族（8），湖南长沙郑世俊家族（8）、周有声家族（6），湖北黄冈万为恪家族（5）、孝感屠溶家族（5），山西代州（今代县）冯如京家族（16）、文水郑之侨家族（11），陕西韩城张元善家族（6），四川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陈命世家族（9）、宜宾（今宜宾市叙州区）赵暐家族（6），云南昆明（今昆明市）倪玢家族（9人。此族另有倪高甲等3人在建水州中式）、太和（今大理市）张翀家族（5），贵州贵筑（今贵阳市）周奎家族（7人。另有一人在龙里中式）、李朝仪家族（4），广东大埔杨之徐家族（9）、番禺（今广州市番禺区）梁国琮家族（4），广西临桂（今临桂县）周之凤家族（7）。

不仅汉族进士如此，满蒙进士的分布也呈现出这种家族聚集特征。如满洲哈达纳喇氏纳国梁家族、蒙古吴郎汉吉尔们氏吉恒家族就各自出了6名进士。

与这种进士聚集分布密切相关的是：家族近支中式的比例非常高。除上文列举的这些家族外，还有大量的祖孙、父子、兄弟进士的情形存在。比如甘肃静宁州（今静宁县）清代一共有12名进士，其中慕天颜、其子慕琛、曾孙慕鏊3人，王源瀚父子2人，叶桂及其曾孙叶祖修2人，三家占去了7人。又如雍正二年状元陈德华，直隶安州（今河北安新县）人，其兄陈德荣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陈德荣有3子1孙中进士，陈德华曾孙陈宽也中了进士。再如习氏，清代一共出了5名进士，分布于江苏吴县（1）、江西峡江（1）、江西分宜（2）和八旗汉军（原籍陕西同官），惟一一个有2人的地方，则是分宜的兄弟俩。

以桐城张氏为例，其发家可追溯到明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张淳。张淳生4子，清代桐城张氏23名进士皆出其后。张淳长子张士维生5子，长子为张秉彝，张英即张秉彝之子，张廷玉为张英之子。在清代桐城张氏进士中，张英一支共贡献了15人。其余8人则是张士维另3子贡献了4人，张秉彝另外3子贡献了4人。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各家族的进士中式在时间上也比较集中。以常州庄氏为例，第一位进士是明弘治九年（1496年）的庄襗，之后直到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才又出了2名进士，随后再连续出了3名进士。到清代，从顺治四年（1647）到光绪二十年（1894）一共出了29名进士，其中顺治朝4人，康熙朝6人，雍正朝2人，乾隆朝12人，嘉庆朝1人，道光朝2人，光绪朝2人。可以看到，虽然庄氏家族生产进士的时间延续很长，但人数依然大量集中在清前期的150年里。换句话说，在人口越来越多的后代，庄氏家族产生的进士人数反而趋于减少。

再如江苏吴县（今苏州吴中区）潘奕隽家族，迁自徽州歙县，清代出了9名进士。第一位潘奕隽由浙江籍登乾隆三十四年（1769）己卯科进士，最后一名潘尚志则在光绪十五年（1889）由歙县籍中式。9人朝代分布状况是：乾隆4人，道光2人，咸丰2人，光绪1人。可见吴县潘氏家族的进士出现在清中后期，而清前期的120余年则付阙如。

无需再繁琐地罗列这些信息了。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清代进士的分布明显地具有家族聚集、近支聚集和时间聚集几个特点。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家族进士分布也存在区域聚集现象。比如南方的苏、皖、浙、赣和北方的直隶、山东等省份，也明显地拥有更多的进士家族。

二

进士分布的这种家族聚集，一方面显示出家族超强的科举竞争力，另一方面则显示出家庭或家族具有比较强大的经济支持实力。在家族之外的经济、教育、学田、出版等等条件，都是附着于家庭和家族背景之上的。优势家族特别是其中优势家庭，其获得社会资源的条件远胜于普通家庭，因而给自己的子弟提供了更好的经济、教育及其他社会条件。最简单的事实就是：生员身份的获得，就不是一般家庭轻易能够实现的，遑论官场的人脉资源了。

进士的家族聚集性分布，最直接的影响是社会流动率。我们研究了清代1714名（有效数据1565名）王姓进士的曾祖、祖父、父亲三代的身份和出仕信息，发现仅从三代而言，王姓进士的社会垂直流动率平均值在25%左右。但在家族发达的地区和不发达地区，这个流动水平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如甘肃王姓21名进士中，上三代有功名记录的9人，其中仅有2人为父子进士，垂直流动率约为57%。而山东王姓281名进士中，上三代有功名记录的233人，其中151人有明确的家族归属，垂直流动率约为17%。在浙江、安徽、江苏等地，我们也发现有类似现象，说明进士的聚集分布，对一个地区的社会流动率是有很大影响的。

不仅如此，在传统中国的宗法制社会中，个人科举的成功并不是为了利济天下，而是为了光宗耀祖，这使得家族利益和科举成功也总是捆绑在一起。二者的结合，也带来了一种新的门第观念，即以家族荣誉感为核心的科举望族。

应该说，无论是对中国古代社会还是对后代的影响，科举望族都是社会的不幸。科举以知识竞争的方式获得参与政治和社会资源分配的入门券，而家族则是血缘的方式维持这种竞争的能力。即便是同一个家族中，资源的分配也依然倾向近支。这种“知识+血缘”的联合，使得通过知识变现为权力的观念深入人心，因而攫取各类社会资源就成了家族发展的头等大事，从而大大抑制了公民应享有教育权以及社会平等诸观念的形成。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在后代风光无限的科举望族，在最初的科举乃至政治生活中的行为，也不一定都是值得称道的。雍正元年（1723）癸卯恩科开科，礼部尚书张廷玉担任会试正主考，这一科，张氏家族共中了张廷珩、张若震、张涵三人。其中张涵中式时的名字是张若涵。根据家谱排行，“若”字辈是张涵的上一辈，本不应出现如此偏差。但在清代科举的舞弊行为中，有一种现象是考生冒用国子监亲属的名字参加考试。在张氏“若”字辈中，碰巧有一位家谱中写作“若函”，卒于康熙五十九年庚子（1720）。张若函是监生，他的弟弟名字是若湛，堂兄弟中名字有若灏、若济、若河、若海，若江、若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