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吏”一词，意为“奉法循理之吏”，最早由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中使用，二十四史大多沿用该称谓，或称“良吏”“良政”“能吏”等。除少数“末代”或“乱世”王朝外，历代正史共19部为循吏立传。《清史稿》同样设立《循吏传》，共有116位循吏彪炳史册，刘衡便是其中之一。        

　　刘衡生于乾隆四十年（1776），卒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江西南丰人，榜名瑢，字韫声，别字帘舫。嘉庆五年（1800），以副榜贡生身份，获正白旗官学教习之职。自嘉庆十八年起，刘衡“自县令而刺史，而郡守，而观察”，历任广东四会、博罗、新兴知县，四川垫江（今重庆市垫江县）、梁山（今重庆市梁平区）、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知县，绵州（今四川绵阳）直隶州知州，四川保宁（今四川理县薛城镇）、成都知府，河南开归陈许兵备河务道等职。其任内官声显赫，有着“洵无愧循良之吏”“所至循声卓著，去官四十余年，至今民间称道弗衰”等评价。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循吏”与“清官”两种称谓均承载着对官僚阶层的极高赞誉。但二者之间仍有差异，“循吏”可视为官方的典范引导，而“清官”则反映了民众的期望与诉求。刘衡不仅被官方树立为地方官的典型，在民间亦享有“刘青天”的称誉。其所著《庸吏庸言》《蜀僚问答》《读律心得》等书，系统阐述其吏治理论，亦蕴含其廉政思想。刘衡的廉政思想可概括为“清慎勤”，清心寡欲、清廉俭朴、勤勉敬业以及驭下之术等，共同构成了其廉政思想的基本内涵。随着官箴书的传播与普及，“清慎勤”也逐渐成为官员从政的基本准则和道德规范。        

　　一、以清心寡欲为廉政之基        

　　清心寡欲之品格，有助于涵养士大夫阶层清正廉洁的道德操守，在官员廉政思想构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南宋何坦所著《西畴老人常言》中提到“士能寡欲，安于清淡，不为富贵所淫，则其视外物也，自然进退，不失其正。”刘衡在《州县须知》中辑录此箴言，旨在警诫州县官员控制个人私欲，也表明清心寡欲在刘衡廉政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刘衡主张官员应提升个人精神境界，摆脱世俗的束缚，并从民众视角出发，倡导官员弱化对物质的追求，保持寡欲状态。“我辈既已得官，虽服千金之裘，何加于我？亦何能动人？虽敝衣破轿，何损于我？亦何至取厌于人？”“至于外饰衣服舆从，百姓方厌恶之、訾议之，谓是皆吾民之膏脂也。”他还从人性弱点的现实角度审视，告诫官员特别是新任官员，若不能控制个人私欲，便极易受到权势与财富的蛊惑，从而偏离为官的正道。“尝见穷措大到任后倾信门丁捉弄，任意挥霍，衣服车马仪从件件讲究，又好馈赠往来，彼以为广交馈赠，可以树党援而邀宪眷乎？”刘衡将清心寡欲视作清廉之基础，反映了他对官员廉政的深刻思考。        

　　二、以清廉俭朴为廉政之守        

　　刘衡将俭朴与清廉视为官员廉政建设的核心准则，认为“不俭必不能廉，不廉恐至奇祸”，并通过实际举措将清廉俭朴的理念贯穿于地方治理实践中。        

　　刘衡劝诫地方同僚乃至部院京官应当深谙俭朴之道：“俭为第一关键。此关持守不严，则一切无足观矣。”同时，他亦引导民众崇尚节俭。赴任梁山县之后，刘衡察悉“梁邑风俗竞尚奢华”，便颁发告示，要求：“筵宴不许过五碗、不许用品碗”；“服饰除绅士、生监外，一切无顶带之人，只许穿布、不许穿绸缎”；“丧礼除祭品外，一切吊客、执事、人役饮食概用素菜，不许饮酒、食肉，设宴不许作乐，不许发孝布”以及“不许买食鸦片烟”等。并规劝百姓，“如果家有余资，则有义仓、义学赈贫穷、恤孤寡、育婴孩、施棺药诸善事，可以随意举行，俾尔子孙，诞膺多福，何苦以有用之财，置之无用之地耶？”刘衡也将厉行节俭作为日常行为规范，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官期间，“除公服外，一切袍衫悉用布茧，早晚两饭菜腐为多，寻常不敢御肉，禁止饮酒，宴客不过五簋”。        

　　在大力倡导俭朴之风的同时，刘衡亦极为重视清正廉洁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州县须知》辑录南宋理学家真德秀提出的“忠臣必廉，廉者必忠”，以及明代薛瑄所言“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此居官之七要也”。由此可见，刘衡将“廉以律己”与“忠以事君”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刘衡初到巴县任职之际，便受到上级官员勉励，要求其坚守廉洁自律的道德准则，“昨岁选授垫江，量移梁邑，今复调任来兹，蒙各宪谆谆以清慎相勖”，彰显了刘衡等士大夫阶层对官员清廉操守的追求。        

　　三、以勤勉敬业为廉政之本        

　　在“清”的基础上，刘衡又从施政视角，提出清慎勤“三者皆居官之要，而勤则其尤要者”的主张。他认为，即便在处理婚姻、土地争端等日常诉讼过程中，亦会因官员“不勤则事多拖累”，致使百姓倾家荡产。而恪守“公”与“勤”的准则，可使民众对地方官萌生爱戴与敬畏之情。其中，就“勤”而言，官员应做到“励精图治，案无留牍，事必躬亲”。在地方治理实践中，刘衡以“勤”的准则严格律己，“《庸吏庸言》所载理讼十条之第三条，曾谆切讲明勤字之理矣。其余九条，无非推广勤字之意”。         

　　刘衡受汪辉祖著述影响，认为“我辈以穷措大博得一官，恩深任重，当思官系何人”，“一切公事总须亲阅亲讯，亲自经心，究竟不能脱然事外”，主张“官须自做”，这有利于防范门丁等州县辅助人员滥用权力，从而避免对百姓权益造成侵害。        

　　刘衡认为州县官勤于读书是“官须自做”的重要实践方式之一。就读书内容而言，刘衡强调官员首先应熟读《大清律例》。面对卷帙浩繁的律例，他提出“读律在熟读诉讼、断狱两门，共四十一条”，“律宜全读，惟首卷之名例律却宜后读”等具体方法。明代吕坤《实政录》、清代陈宏谋《从政遗规》、黄六鸿《福惠全书》、杨景仁《筹济编》、汪辉祖《学治臆说》《佐治药言》等著作，被刘衡视为“律例外尚有裨益吏治之书”。此外，刘衡祖父刘焯曾向其推荐冯梦龙《智囊补》。出于审理案件的需要，刘衡“不时批览”蓝鼎元所著《鹿洲公案》。他认为这些均是州县官应读之书。        

　　四、以驭下之术为廉政之辅        

　　“‘衙蠹’是明清时期官绅们对那些利用职权为非作歹的胥吏公人的一种蔑称，即将其视为政府机构中的蛀虫。”刘衡曾“亲见衙蠹之害民，甚于盗贼”，且深知衙蠹“以致民情浮动，官诽沸腾，而彼昏不知也”的危害。基于衙蠹群体中“役为甚，书次之”这一判断，刘衡采取差异化的驭下策略，加强对书吏、长随、衙役等州县辅助人员的监管，确保其行为符合法律及道德规范。        

　　刘衡认为“书吏虽系在官人役，究有体面，与各班差役不同”，主张运用劝谕与严惩相结合的方式实施管理。一方面，刘衡劝谕书吏“公门中好修行”，“为书吏者，不但守法，兼可积德，若果能随事随时留心行善，必有好报……试观前明表表名臣，如徐、况诸公，皆由吏员出身；本朝吏员，仕至大位者不一而足；至于吏员之子孙显秩清班，更难枚举，那一个不从行善得来？”另一方面，刘衡以“束缚而驰骤”的方式，对书吏严格要求，“倘稍有犯，立予严惩，免致酿成案件，则可以保百姓之身家”。        

　　门丁，亦称“司阍”“门上”，属于长随的一种。刘衡在广东为官期间，曾亲见门丁李某、曾某与衙役相互勾结，要挟官员。他认为，门丁的危害在于其与衙役勾结，“无奈有助役为虐者，即官所用之门丁是也。役有大过，则为之缓颊而通信焉，令其巧为弥缝；役有微劳，则为之张大而粉饰之，令其长邀恩宠”。基于此，刘衡强调州县官应审慎任用门丁，“夫牧令官称父母，是以例定仪从，不用回避牌，以其亲民也。若于咽喉之地添一阻隔之物，致令亲民之官与百姓气脉不通，则官民交病矣”。为防止门丁与衙役勾结，刘衡甚至提出使用“耳聋口吃”之人，“只令传帖，并不假以事权、不干与公事、不与书差熟识接谈”。这一看似荒诞的构想，实际上表达了刘衡对官员“官须自做”的期望，以收“刁书蠹役失所凭依，德政可以下行，民隐不难上达”之效。        

　　刘衡在《庸吏庸言》中提到，“安民之道，除蠹为先；而衙蠹之凶，差役为甚”，衙役“概系匪徒，不顾急公，只图作弊。不可以理喻，不可以情动，不可以德化，不可以恩结，所畏者法而已矣”。从上述论断和评价中，可见其对衙役危害民众的深切痛恨。        

　　刘衡主张通过革除冗役、畅通官民沟通渠道等方式，避免衙役危害百姓。革除冗役方面，他认为“止应留额设十数名或数十名，即地处冲繁亦止应额外再酌留数十名”，并将所革冗役榜示城乡。官民沟通方面，刘衡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例如在大堂门口悬挂一面大锣，“一闻锣声，立即出堂讯究”，又如推行《差票章程》四条，“令乡民一目了然，庶承票之差不敢肆行无忌”等。        

　　刘衡的廉政思想，经由循吏文化的价值引领、州县官的治理实践、官箴书的传播及家族传承、师生授受等途径逐步形成，既体现了士大夫阶层的道德期许，也彰显出官员对社会所肩负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本文原载《清史参考》2026年第18期，注释从略，内容有改动。）        

　　作者简介        

　　张磊，1981年生，天津人，法学博士。现任职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津市委员会，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