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至清中期，大运河沿线是全国最重要的经济带，也是全国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晴雨表。大运河作为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南北物货大通道，在这条大通道上，全国各地商帮极为活跃，从事食盐、棉布、丝绸、粮食、木材等大宗商品经营，也兼顾矿产、颜料、皮毛、果木等土特产品的贩运。这些商业活动，内容繁复，多姿多彩，孕育出丰富璀璨的地域文化，构成大运河文化的绚丽篇章。        

　　一、最重要的南北物货大通道        

　　大运河于明永乐九年（1411）全线贯通，不久之后明廷即迁都燕京，国家南北一统，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直到19世纪末运河淤塞，大运河始终是全国最重要的南北物货大通道，南北运输畅达，盛况空前。        

　　明中期，运河上“吴舸越艘，燕商楚贾，珍奇重货，岁出而时至，谈笑自若，视为坦途”。明后期，“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直到清代乾隆末年，皇帝也称：“向来南省各项商贾货船，运京售卖，俱由运河经行。”        

　　运河作为南北经济大通道，其功能充分反映在关税征收方面。明宣德四年（1429），朝廷在全国33个府州县的商贾所集之处增收五倍门摊税，自北京至南京沿运河设立钞关7处。正统十一年（1446），在运河沿线增设苏州、杭州两个钞关。钞关之设，反映出运河沿线是商品流通最发达的通道，也是朝廷商品流通税收的最重要来源。万历时期，运河商品流量占全国商品流量近93%，而长江沿线商品流量仅占7%强。        

　　到了清前期，华北、江北的豆麦、杂粮、梨枣、棉花等，南方的丝绸、棉布、木材、瓷器、书籍、铅铜币材等，仍然通过运河流通。山东、河南、安徽的豆、麦、棉花、豆饼、油、苎麻，山东的梨枣、烟叶、茧绸、腌货，河南的酒曲、棉花、钉铁、药材、碱矾、烟叶，江苏北部的酒曲、杂粮、腌腊制品，北方的皮张，新疆的玉石，通过运河南运，而江南绸布、书籍、杂货等，仍然扬帆北上。        

　　大运河作为南北物货流通大通道，一方面是就运河南北流通而言，另一方面也包括运河中转接续全国其他地区的物货流通。一是运河接纳了长江的商品流量。明清时期长江下游的物货，几乎全部进入运河再南北分流输向各地。二是运河承载了中原乃至西北地区的流通商品。明清时期，江南与江淮、中州乃至西北的商品流通，有相当部分是通过南京西北方向水陆间运完成的。三是运河还转运福建、浙东地区的流通商品。在海运大兴以前，福建大部分商品也是通过运河输入江南的。因此，运河流通成为观察全国商品流通的参照物，更是全国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晴雨表。        

　　二、运河沿线活跃的地域商帮        

　　万历时浙江临海人王士性描述全国各地的商品都会之地并列举代表性商品：“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骡，京师城隍、灯市之骨董，无锡之米，建阳之书，浮梁之瓷，宁、台之鲞（xiǎng），香山（今广东中山）之番舶，广陵（今江苏扬州）之姬，温州之漆器”，显然运河沿线城市及其腹地所出商品最为突出，经营这些商品的各地商帮也极为活跃。        

　　明中期起，江南成为全国最大的棉布、丝绸和书籍等大宗生活和文化用品生产基地，受区域经济自然分工的影响，商品产地与销场脱节，这些商品的全国流通，均依赖各地商帮。        

　　江南棉布销往全国各地，主要有两大通道：一条经运河，过江涉淮而北走齐鲁大地，供应京师，达于边塞九镇，以山东临清为转输中心；一条出长江，经湖广、四川而沿途分销于闽、粤、秦、晋、滇、黔广大地域，以安徽芜湖为绾毂（wǎn gǔ）之地。其时运河物流呈现出“棉则方舟而鬻诸南，布则方舟而鬻诸北”的独特景象。销向全国的江南棉布，仅松江一地，每年就可能高达三四千万匹。        

　　徽商、洞庭商人以运河沿线的城镇苏州、临清等为根据地，长期从事大规模棉布贩运，而山西、陕西商人经由运河长途跋涉，将江南棉布贩运到北地乃至中亚，福建、广东商人经由运河南端，将江南棉花、布匹贩运回乡，继而运销东南亚以至后来的欧美各国。清前期，徽商、洞庭商人先是在江南各市镇开设字号，就地踹染加工布匹，后来又将字号转移到苏州阊门外山塘，而山陕商人则是在棉布产地坐庄收布。        

　　关于丝绸贸易，万历时杭州人张瀚曾说，以苏杭为中心的江南大地，“桑麻遍野，茧丝绵苎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绸币者，必走浙之东也”。康熙后期，前往杭州采购绸缎的山西商人总结道：“各路商贾来杭兴贩绸缎，一省有一省所行之货”，“其绸匹至长至重，其绫纱绢缎至轻至短”。江南丝绸销往全国，主要走运河一线，其中江浙和山陕商帮居主导地位。        

　　明中期起，江南成为全国最大的书籍刻印中心，南京、苏州、杭州以及无锡、常熟、乌程（今浙江湖州）等地，书籍刻印发达，品种繁多，数量庞大，远销全国乃至日本。另一书籍刻印中心福建建阳之书，也畅销于江南各地。江南书籍刻印发达，但所需纸张几乎全部来自江西、福建和浙东各地。于是，江西、福建长汀、浙江龙游的纸商，湖州、杭州和江西等地的书商、书船活跃于江南各地、运河和长江沿线。        

　　明清时期两淮盐场是规模最大的盐场，盐斤销往长江中下游的六省之地；河北、山东等地行用长芦盐场之盐；江南大部分地区行用两浙盐场之盐。徽州、山陕商人尤其是徽商，是运河、长江沿线实力最雄厚的盐商，几乎垄断了盐业运销。        

　　由于食粮和工业用粮增加，从明中期起，江南已开始从长江中游输入粮食，从江淮、华北地区输入杂粮豆麦。到了清前期，江南除了当地食用，还要接济浙东、福建一带，因此每年要从长江上中游输入上千万石米粮，通过运河输入华北、江淮等地的麦豆杂粮五百万石左右，从胶东和关东等地输入上千万石大豆杂粮。在此流通格局下，先是徽商，继而是江西、湖广、洞庭商人，后来是长江口两岸的苏、松、通、泰商人大规模从事粮食贩运，而山东、河南、江淮商人则一直从事运河沿线的相关贸易。        

　　江南造船业和木器制造业特别兴盛，而北京都城营建需要的珍贵木材数量惊人。徽州、江西等地木商将浙江、南直隶及江西一带所产杉、松等木材，或循新安江，经钱塘江，抵达杭州，转运江南各地；或由长江，经芜湖、南京，抵达镇江，转入运河，分销运河南北各地。徽州、江西和湖广木商将湖广、四川、贵州接壤地区的楠、杉等木及板枋等材经长江顺流而下，到镇江分流，经运河贩销到华东、华北各地。        

　　三、浓郁的运河商业文化风情        

　　各地商帮在运河沿线的活动多姿多彩，除了在商品流通中发挥重要作用，还展示出浓郁的商业文化风情。        

　　（一）赞助文化活动        

　　商帮对文化活动的赞助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赞助诗文雅集，如明末黄牡丹状元之选和清前期的虹桥修禊和韩江雅集。嘉庆时扬州人林苏门形容：“邗上时花二月中，商翁大半学诗翁。”二是接济文人，这以乾隆初年扬州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最著名。史学家全祖望，鄞县（今浙江宁波鄞州区）人，曾得恶疾，马曰琯出千金招聘医师，精心治疗得愈。嘉兴人朱彝尊，一辈子的心血之作《经义考》，马氏为之出资梓刻。乾隆中期，歙县大盐商江春，与乾隆帝亦有交情，盛称“以布衣交天子”，平日雅擅文事，赞助文会，资助文人，一时如钱陈群、曹仁虎、蒋士铨，金农、方贞观、陈章、陈撰、郑燮（即郑板桥）、黄裕、戴震、沈大成、江立、吴烺、金兆燕等文人学士，或结缟纻，或致馆餐，过客寓贤，皆见优礼，人多誉之为孟尝君。三是承担文人出游费用。明清文人出游，自费者鲜见，往往由商人或地方官府买单。洞庭东、西两山是太湖中的风景名胜之地，江南文人前往游览，通常由两山商人为居停主人。明末清初歙县商人汪汝谦，在杭州西湖以木兰打造一艘画舫，名“不系园”，与诗人仕女宴游，董其昌、陈继儒、黄汝亨称颂其诗“色泽高华，旨趣隽永”，钱谦益曾为他作《为汪然明题沈宛仙女史午睡图》，著名剧作家李渔以他身边的人事撰写了剧本《意中缘》。        

　　（二）推进戏曲文化        

　　商路即戏路，明后期到清前期昆曲唱响全国，所谓“梨园共尚吴音”、“四方歌曲必宗吴门”，基本上是循着运河流传开来的；清中期戏曲“花部”与“雅部”竞争并逐渐取而代之，也是沿运河南下的。运河沿线无论“雅部”昆曲的流行，还是秦腔、梆子戏等“花部”的后来居上，商人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一是招养名流创作曲目。盐商家中大多招养名流，专门制曲。蒋士铨在康山草堂的秋声馆撰九种曲，大多由商人出资演出。扬州城内外精谙工尺的盐商不少人家蓄名班，公私宴席，屡屡献艺。二是斥资戏曲赛事。明后期起，运河沿线城镇活跃着很多戏班，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商人的召请、赞助或捧场。嘉靖时南京戏班数十个，最著名的是“兴化部”和“华林部”，两大戏班两次竞争性对垒演出都是由徽商策划和赞助的。三是选拔名角。在清代，商人资请戏班演出更为常事。乾隆时苏州的大商人召集集秀班宴客。扬州“七大内班”中的老徐班、老张班、大洪班、德音班等都是由商人组建的。四是招请名流演奏。商人举办的诗会酬唱，往往伴有戏曲演奏。乾隆初年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篠园及郑氏休园等徽商的诗文之会，每一首诗吟出，即请听曲。商人黄氏、程氏、包氏、张氏等大多蓄有家班。乾隆时苏州戏班七十余家，不少是商人戏班，城中遍布的戏园也多由商人开设。        

　　（三）兴起园林砌筑之风        

　　园林艺术也是商人追求效仿士大夫生活方式的突出表现。商人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也竭力追求自身在文化上的价值，在商人活跃的城镇先后兴建大批园林，其中以盐商最为活跃的扬州、淮安为突出代表。康熙、乾隆皇帝南巡时，尤其是乾隆帝南巡邗上时，盐商兴建了大量园林以供奉宸赏，后人称“扬州园林之胜，甲于天下”。此外，商人在运河沿岸城镇还纷纷建立会馆，结构考究，样式精美，呈现出各地浓郁的建筑文化特色。会馆多由商人募请老家工匠按家乡建筑风格建造，反映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会馆往往地处繁华市口或交通要道，在便利商人活动的同时，也烘托出江南城市浓厚的商业文化气息。          　　           　　       

　　（本文原载《清史参考》2024年第11期，注释从略，内容有改动。）   

　　作者简介        

　　范金民，1955年生，江苏无锡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清史的研究与教学。兼任中国明史学会首席顾问，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衣被天下：明清江南丝绸史研究》《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研究》《明清社会经济与江南地域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