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是近代中国著名的革命者，与徐锡麟等共同策划皖浙起义未成，1907年7月16日（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六日）被害于绍兴轩亭口。当时报刊迅速报道此事，并极高评价，“以国民之权利、民族之思想，牺牲其性命而为民流血者，求之吾中国四千年之女界，秋瑾殆为第一人焉。”^[1]        

　　但秋瑾究竟有无供词、“秋雨秋风愁煞人”^[2]七字是否秋瑾所书，却歧见纷纭。        

　　民间舆论皆谓,“秋瑾因株连而死,既无口供,又无证据,时人莫不冤之。……古有‘莫须有’三字以兴大狱，而今竟以‘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为罪案者，是则何人不在当死之例矣。”^[3]《中外日报》的记述更详，秋女士临刑前，“逼令其写字……，乃仅书一‘秋’字，官再三逼之，乃始书诗一句云：‘秋雨秋风愁煞人’。^[4]也就是说，社会普遍认为秋瑾没有供词，即便有，也只是“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        

　　为平息沸沸扬扬的指斥，事发不久，绍兴府便全文公布浙绍案件的“罪证”，其中除《革命论说》、《告国人书》、光复军建制等文件文稿、往来信函、大通学堂搜出枪支弹药等等，还有审讯时秋瑾写下的供词^[5]，以证明“秋竞（瑾）图谋不轨，在在确有证据，此次正法并无冤枉。” ^[6]        

　　《申报》刊载了“秋瑾供词”，并有编者案：“秋瑾之杀无供词，越人莫不知，有之，则惟‘寄父是我同党’及‘秋雨秋风愁煞人’之句耳。而今忽有供词，其可疑者一。秋瑾之言语文辞，见诸报章者，不一而足，其文词何等雄历，其言语何等痛快。而今读其供词，言语支离，情节乖异，大与昔异，其可疑者二。” ^[7]还有说“浙省官场，因外间人言啧啧，群为秋女士讼冤。大吏授意某某，求秋女士书函等件，仿其笔迹，造通匪等函件，以掩天下耳目。” ^[8]        

　　秋瑾战友的意见也不一致。秋瑾被害不久，佛奴等人所撰《秋女士被害始末》说：审讯时，秋瑾“忍痛不语，勒书供状，始仅书一‘秋’字;继以再四相强，乃续成‘秋雨秋风愁煞人’一句。” ^[9]陶成章、王金发否认秋瑾有任何供词：“山阴县令李钟岳提讯瑾，瑾不作一语（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不知系何人造作，登之报上;口供则由贵福使幕友为之）。” ^[10] “王金发语人，秋瑾廷讯时，并无供词，供词乃贵福之幕客为之。‘秋风秋雨愁煞人’，亦非秋瑾绝命词。” ^[11]徐双韵《记秋瑾》、大通学堂学生朱赞卿的《大通师范学堂》等文，则肯定此七字为秋瑾所书，而供词是伪造的。^[12]        

　　由于秋瑾从被捕到被害仅30余小时，审讯时的内情不为外界所知，传闻甚多，扑朔迷离，故此问题始终争论不休，论说者的基本观点皆在佛奴、陶成章、徐双韵之间，惟侧重点不同而已。        

　　20世纪30年代，秋瑾弟弟秋宗章撰文驳斥“近人传说，先大姐临难以前，亲笔所书七字，不知系何人伪造”的说法，称：六月二十日（农历），浙江巡抚张曾敭（yáng）致电绍兴知府贵福，询问“‘报纸中载，该匪当堂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有无其事?有即送核。均先电复。’……即日贵福又电浙抚云：‘……七字在山阴李令手，已晋省。”秋宗章据此判断，“李令钟岳晋省后，此七字之原稿自己缴呈浙抚存档。辛亥革命，抚院焚毁，当已一例付诸劫灰矣。” ^[13]        

　　笔者认为，秋宗章可能见过该案的某些原始档案，其引用的浙抚与绍府的往来电报以及“此七字之原稿已缴呈浙抚存档”之说或许为真，但也存在值得推敲之处。其中关键点是，作为该案“要犯”，秋瑾受审时亲笔所书文字、口供不仅是所有证据中最重要者，也是结案的必备条件，必须与其它文件、物证一起上报省垣，而后一并呈送北京审核归档，所以张曾敭才会以电报询问贵福，“报纸中载，该匪当堂书 ‘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有无其事?”命其“有即送核”。如果李钟岳的确已将“此七字之原稿缴呈浙抚存档”，为什么张曾歇又将其扣下，并抹去了所有相关记录，以至故宫档案馆所藏《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中，只有《秋瑾口供》，而无“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或者与之有关的任何文字。再次，故宫档案馆在所刊《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前有说明：“此项档案， 系浙江巡抚张曾敭办理此案后，将一切文电分类会钞，送交军机处保存之件，所有格式均保留原样。” ^[14]        

　　但秋宗章所引用的浙、绍间往来电报在该档案中未见，不知其来源，只能存疑。至于沈定庵“秋瑾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虽浙抚多次索阅，李钟岳始终未拿出，而密置于肚兜中”的说法^[15]，则完全是缺乏基本历史与档案知识的臆测。        

　　不过，“秋瑾供词”应是存在的。理由是：        

　　1、原件尚存。        

　　2、从内容上看，供词所说与秋瑾生平、观念符合。在事发仅20余小时，大量情况尚不清楚时，要找人按照秋瑾笔迹、编造其生平（尤其是细节），恐怕不易。        

　　3、秋瑾弟弟秋宗章认可这份供词。作为亲姐弟，秋宗章理当熟悉秋瑾笔迹，并未对此提出任何疑义，还将全文录入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通学堂党案》中，且其所录包括了十多年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的编者依据秋瑾口供原件补入的19 字，可知是完整的;文末还以括弧加注：“下有指模，注明‘右手二指。’” ^[16]该注的内容在《申报》所刊《秋瑾女士之供词》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秋瑾口供》中均不见，显系录自原件（秋宗章在该注之后还说：“宗章录自此，睹物思人，搁笔者屡，伤心惨目，不自知其泪之涔涔下也”）^[17]；而在供词后按指印，正是传统审判所必须的法律程序。        

　　4、在已刊的《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中，官方往来文、电有四次提到秋瑾的口供，用词各有不同。        

　　一是绍兴府抓住秋瑾并审讯后立即发出的电禀，称：“现讯秋瑾，供不吐实。”而后的《绍兴府督同山阴、会稽二县印禀》，汇报较为详细，除具体禀报去大通学堂搜查的情况外，还提到，“经卑府会同徐管带督率卑职钟岳等，立提秋瑾切实研讯，反复开导，即据秋瑾供称，系山阴县人……等语。诘以匪党共有几人，坚不吐供。”两个多月后，张曾敭奏报办理浙案过程时，再次提到“该府县亲提秋瑾查讯，诘以匪党共有几人，坚不吐实。” ^[18]这四种表述中，从“供不吐实”、“据秋瑾供称”可以看出，秋瑾受审时，对家庭情况、个人经历等一般事项有“供”，且坦然承认手枪是自己的，反清檄文（《革命论说》等）是自己写的，毫不避讳;但凡涉及革命秘密时，则“坚不吐供”、“坚不吐实”，其实，这正显示了鉴湖女侠的坚贞不屈。从目前传世的《秋瑾口供》内容与官方所述审讯时的情况一致也可以说明，清方档案及当时报纸所刊的秋瑾供词的确存在。        

　　注释：        

　　[1]明夷女史：《敬告女界同胞一为浙江明道女学堂女教员秋瑾被杀事》，《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年10月，98页。        

　　[2]“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秋瑾女儿王灿芝在所编《秋瑾女侠遗集》（1929年10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中误录为“秋风秋雨愁煞人”，遂被误传。再，后人已考证，“秋风秋雨愁煞人”句原出清道咸年间娄江陶澹人《沧江红雨楼诗集》中的《秋暮遣怀诗》。        

　　[3]《申报》1907年8月1日“论说”《驳浙吏对于秋瑾之批谕》。        

　　[4]《中外日报》1907年7月15日“专电”。        

　　[5]见《申报》1907年8月13日、8月17日。        

　　[6]《申报》1907年7月31日“紧要新闻”。        

　　[7]《申报》1907年8月13日。        

　　[8]1907年7月《时报》文，见《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103页。        

　　[9]佛奴等：《秋女士被害始末》，《神州女报》第1号，1907年12月。见郭廷礼编：《秋瑾研究资料》，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7年，75页。        

　　[10]陶成章：《浙案记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42页。冯自由《革命逸史·鉴湖女侠秋瑾》的说法也相同。（中华书局，1981年，168页）        

　　[11]裘孟涵：《王金发其人其事》，政协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年，59页。        

　　[12]见郭廷礼编：《秋瑾研究资料》，222～223页、238页。        

　　[13]秋宗章：《大通学堂党案》，《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103-104页。案：“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1929年后才被误录、误传（见前注），张曾敭电文中不应出现。不知是秋宗章录错，还是电文本身有问题。        

　　[14]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15]沈定庵：《秋瑾就义前后》稿。转引自郭廷礼《秋瑾年谱》，136页，注113，齐鲁书社，1983年。        

　　[16]秋宗章：《大通学堂党案》，见《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98～99页。        

　　[17]该原件的来源或与上述文电为一，在未见到更多资料前，存疑。        

　　[18]引文俱见中国史学会主编：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        

　　原载：《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4期        

　　作者：马自毅（1952—2024），女，生前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