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该书详细论述清代邮票的发展史。全书分为上、下两编及附录，上编为“海关邮政时期”，下编为“国家邮政时期”，两者大致以甲午战争为界。附录介绍台湾和西藏地区曾用邮票。全书不仅从历史层面论述清代邮票的发展过程，还从技术角度讨论邮票的设计、印刷、发行、流通和现今的收藏情况。全书使用大量未刊档案，配高清彩图200多幅，不仅包括邮票，还有实寄封、书信等，基本理清了与清代邮票有关的重要问题，是一部将史学研究和集邮研究相综合的著作。        

　　《清代的邮票》书影

　　前言        

　　1998年春夏之交，当我在北京净土胡同《三联生活周刊》的办公室接待来访的中国邮票博物馆馆长孙少颖、邮票设计家潘可明和原邮电部文史中心的赵强和朱彤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随后几年的业余时间，会全部交给《中国邮票史》的写作。         

　　孙老一行来访，是邀请我参加即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邮票史》编写工作研讨会，希望我介绍一些编写专门史的情况。《中国邮票史》是邮电部组织全国部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邮政部门编纂并出版的大型项目（邮政和电信分家后，该项目由国家邮政局主管）。其题材和内容，体现了倡导者的眼光和魄力；其编撰过程中发掘的史料和讨论的问题，也为邮政史和集邮史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广州会议之后，应上海邮电管理局文史中心的盛情邀请，我开始撰写第一卷的前言和第一章，之后，承蒙诸位专家的热情鼓励和帮助，终于在1999年下半年完成了第一卷的写作。在“99'北京邮展”上，该书获得了文献类的大镀金奖。2000～2001年，应国家邮政局文史中心和中国邮票博物馆邀请，我撰写了第七卷。2002～2004年，应北京市邮政管理局邀请，完成了第二卷的写作。         

　　龙图设计图稿彩印样

　　二十多年后，看着当年挑灯夜战、一字一字堆码的三卷手稿，真是百感交集。邮票史著作的体裁不同于集邮史，它是从国家主管部门的角度，梳理所发行邮票的源起、设计、印制及使用，以及管理部门制定的各种规则及其演变过程。邮票史的研究既需要深入发掘史料，也需要比对各种已知的实物留存，以及依据此类留存所做的精密研究。史学研究者梦寐以求的工作状态，是能够获得“二重证据”，即在搜集到丰富的文献资料的同时，得到实物资料的印证，互相发明，甚至丝丝入扣，从而复原历史的本真面貌，展现已经消逝的历史现场，为今天的读者提供真实而可靠的知识。我之所以不辞辛苦地劳作于邮票史研究和写作，正是着迷于这种感受。每当阅读那些尘封已久的档案，发现可以对照解决邮史学界众说纷纭的疑点；每当看到新披露的实寄封片等实物，发现可以印证以往研究中的某种推测；每当爬梳、整理以往的各种研究成果，发现真相可能就是如此之时，心中的那种满足和快感，至今回想起来，还令人陶醉。          

　　今天看来，两卷《中国邮票史》中关于清代邮票的记述，仍有参考的价值，所以我不揣浅陋，下决心将其整合修改。这项工作断断续续进行了十年。本书的基本结构取自《中国邮票史》第一和第二卷。这次整合，我对古代邮驿部分做了大幅删节，只保留了清代邮驿系统的记述以作为近代邮政发展的背景。原稿关于近代新式邮政起源和发展的记述，自以为脉络还算清晰，所据史料还算丰富，对邮票研究也不可或缺，所以基本保留，只是对清代官员私信往来、海关邮政的发展变化、华洋书信馆的结局等，依据新的资料和研究进行增补和改写。对清代各套邮票，本书根据新发表的可信实物资料和研究做了一些补充，而将原来单独成章的清代台湾省地方邮票和西藏地方贴用邮票部分作为附录，以突出主题。本书聚焦邮票从酝酿到发行的各个环节，尽量发掘使用档案和可靠的文献记载，并下功夫搜集各种邮史期刊，梳理近百年来前辈专家的研究成果，以便为今天的研究者提供较为系统、可以复核和查考的清代邮票基本知识，故本书书名不以“邮票史”相标榜，只是突出“文献”和“研究”两个方面。“文献”是指现在我们已知的档案资料和各种当年的记载，“研究”则是指邮史和邮票研究者不同时期的论述。囿于篇幅，也限于笔者的知识结构，与邮票有关的资费变化、邮戳记录、邮路开拓，以及珍罕票品和封片的发现、收藏和流转等情况，书中只做重点介绍，读者如有需求，可以查阅相关专门书刊。         

　　经过将近一个世纪集邮家和邮史研究者的不懈努力，清代邮票的基本面貌已经清晰。剩下的疑点，恐怕需要继续发掘和搜集新的文献才能解决。几年前，我在为赵岳译著的《德纳罗密档——1877年中国海关筹印邮票之秘辛》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感慨：“希望在伦敦某个收藏单位的柜子里，还静静地躺着关于中国邮票的重要资料，等待我们去唤醒。”在本书即将付梓时，我还想表达另一个愿望，就是将来的某一天，有缘者终于找到了较为完整的清代海关造册处档案，可以回答那些今天让我们魂牵梦萦的关于清代邮票的问题。那会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刻！本书如能为此做一个铺垫、提供一点帮助，则吾心愿足矣。   

　　湛玛斯致帛黎函 （1908年9月15日，内容为新刷色伦敦版蟠龙邮票的发行问题）

　　致谢的名单有点长，是因为我的写作确实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帮助。上海邮电管理局文史中心的钟建明主任及其团队成员蒋宝林、冯卫和张乐民，提供了《1866～1911年我国邮政初创时期海关总税务司署保存之有关文卷抄张》五册中译稿本，这批未刊档案对于了解海关邮政和国家邮政时期的许多史实弥足珍贵。张乐民提供的有关清代台湾省地方邮票内容初稿，经过增删修改，成为本书附录一的基础。北京邮政管理局文史中心的崔志光主任及其团队成员吴鸿选、林轩、王世忠和陈丽涵，提供了邮政档案馆所藏海关档案刻制光盘的线索，使我能够较为顺利地找到“1896～1898年海关特别档案第151号”和“1904～1912年伪邮政总局供应处关于印制邮票及邮票运递事项”两份档案全宗，它们对厘清清代国家邮政时期日本版和伦敦版蟠龙邮票印制的史实起了关键作用。林轩提供的有关西藏贴用邮票内容的初稿，由赵强增删修改，成为本书附录二的基础；他提供的有关清代快信票和邮资明信片的初稿，也经过补充修改，成为本书第十一章部分内容的基础。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林雷女士帮助笔者搜集和复印资料、打印稿件，积极安排小型专题会议讨论书稿，认真审读稿件，提出修改意见，对两卷《中国邮票史》成书贡献巨大。本书使用的档案和文献资料，涉及英、法、日等文字，其译文分别由胡允桓、张月中、周治淮、王小甦、施安宜、文白和周昇渊等提供。当年《中国邮票史》编审委员会的领导蔡文波、姜希河、王三义、张忠恕等对编写工作相当重视，全力支持，提供了许多方便；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几任领导孙少颖、朱熠和朱彤或提供有关图片资料，或参与审稿，提出意见；原邮电部文史中心的赵强不仅审读两卷《中国邮票史》的文字内容，还承担了具体而烦琐的配图事务；后来担任文史中心领导的吕兴华，对本书的整合和修改十分理解，热情关注，在此深表谢意。          

　　特别让人难忘的是几位参与清代邮票讨论的老专家赵人龙、杜圣余、徐星瑛、刘广实等，他们邮识丰富，见解深刻，而且对清代邮票研究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热情。记得有一次讨论大龙邮票的会议结束时，已是耄耋之年的徐星瑛老先生拉住我说：“我这个岁数还跑来跑去，没办法，就是喜欢啊。”这个多年以前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对我帮助最大的当推刘广实先生，无论是无私提供相关资料、指点方向、提示问题并娓娓而谈，还是细致审阅稿件、改正错讹，均能让人叹服。他审阅了书稿清样，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众多前辈集邮家和收藏家、研究者，我虽然大多未能当面请教，但通过阅读其作品，也深受教诲和启发，已在本书的注释和参考文献中一一列名，以示敬意。  

　　大龙邮票实寄封

　　本书的图片由赵岳帮助编定，他也审读了书稿清样。感谢丁劲松等收藏名家慷慨提供精美藏品图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原社长谢寿光、原总编辑杨群，以及徐思彦、宋荣欣等盛情约稿，大度包容，情深意厚，责编陈肖寒博士认真审稿把关，细致而专业，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