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6月10日，中国合盛元银行在日本神户正式挂牌营业。        

　　合盛元银行本为山西祁县合盛元票庄，号东郭荣，总号经理贺洪如。在北京等地设有三十余处分号，资本金五十万两，公积金六百五十万两，专门办理存放汇兑等事。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五口通商口岸的开放，中外贸易进一步发展，西方列强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为适应西方列强向中国倾销商品的需要，大批金融资本家也纷纷来华，在中国设立银行。自1845年起，西方金融资本家陆续在中国设立了东方汇理银行、道胜银行、德华银行、汇丰银行等机构。外国银行在中国经营一切银行业务，发行纸币，吸收存款，向清政府大放外债，掌管中国的关税，操纵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成为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        

　　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压迫与剥削，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国内一些士绅和官吏逐步认识到外商“攘我大利”的危险，先后掀起了向外商赎回路矿权等的斗争。中国北方山东、河北等地的农民也纷纷打出“反清灭洋”的旗帜，开始酝酿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上奏光绪皇帝批准，于1897年5月27日在上海成立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中国出现的第一家大银行。1905年9月设立户部银行，不久，改名为大清银行。        

　　有代表国家性质银行的出现，与中国地方票号、钱庄形成了激烈竞争的局面。尽管地方票号、钱庄敌不过国家银行，但它们在金融市场上还是有相当实力的。特别是精明的山西票号，依旧是金融市场的主要力量。它们在逆境中寻求得以发展和摆脱西方金融机构控制的契机。         

　　中日两国的贸易历史悠久。在清代早期中国商人就长期从日本进口红铜，供国内铸钱使用;而日本则从中国东北进口大豆等物。鸦片战争爆发，特别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发生后，中日两国贸易迅速发展，日本货物在中国进出口货物中所占比重直线上升，赶上甚至超过了英国。中日两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引起国外汇兑的增加，这就需要国内银行业的相互配合，而刚刚兴办不久的中国通商银行和户部银行根本无暇顾及海外发展。山西合盛元票庄总理贺洪如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抓住时机走出国门，他认为除了日本是中国近邻的地理因素外，更重要的是中日两国贸易和中国人大批留学日本以致两国之间的国际汇兑增加，在日本设立银行一定会大有作为。         

　　1906年秋天，贺洪如禀请两江总督端方咨呈外务部:                 

　　自中外互市以来，我国商业进而为世界之竞争，外人辇货东来，载资西去者日益加盛，而各国之在我国设立银行遂相踵起。由此以推，则银行与商业之关系良可烛见，然各国设立银行，则其利在彼，不特列邦之财政，借以扩张，商政财权浸为所夺。自设立通商、户部银行，调盈济虚，于商界不无裨益，惜仅设于内地，不能推于外洋。我华商在东西洋与南洋群岛者，实繁有徒，因无本国银行，不免仰外人鼻息，现遴选妥人，伏恳批准远涉东瀛，设立分号于神户，名曰合盛元银行神户支店。        

　　贺洪如的设想很快得到外务部的批准，当年年底由中国驻神户领事宗室长福向日本政府出具证明书:清国山西省太原府祁县合盛元银行，行主贺洪如，支配人申树楷。银行系个人组织而成，已历七十余年之久，并于中国各省多设支店，该行主贺洪如拥有资产数百万，身家殷实，现委申树楷来神户充当支店支配人予以全权。经本领事查明确实，特予证明。    

　　时隔半年，经日本大藏大臣坂谷芳藏批准开张营业。合盛元银行设在兵库县神户市海岸通二丁目三十八屋敷，经理人申树楷。至1907年年底，合盛元票号在神户、东京、横滨、大阪和朝鲜仁川设立机构五处，统归神户分号管辖。自合盛元银行在日本开张营业，上海海关所有汇往日本的出使经费和江苏省派往日本留学生等项费用，均由合盛元票号上海分号汇往日本。以1907年、1908年为例，中日两国年汇兑在两千万日元以上。   

　　合盛元票号在海外设立银行，开创了中国金融机构走向世界的新纪元，贺洪如的远见卓识和开拓精神是值得后人称道的。        

　　（本文选自：屈春海著《新清宫档案解读》，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