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圣约翰大学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式大学从无到有，揭开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篇章。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随之凸显。走出校门的年轻人，能不能找到工作？能找到怎样的工作？这是摆在这些年轻人以及教育从业者面前的重大课题，关乎经济民生，更影响政治稳定，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一、供给侧：天生我材必有用        

　　鸦片战争后，清廷内部有识之士从挽救危亡出发，创办了一批新式大学，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专科院校，旨在培养外语翻译、军事指挥、军工技术等专门人才，如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前身）、福州船政学堂等；二是公立综合性大学，旨在培养掌握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原理的通识型人才，如京师大学堂、天津中西学堂（天津大学前身）、上海南洋公学。此外，在华外国教会还创办了一批教会私立大学，旨在扩大教会影响，传播西方文化，如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苏州大学前身）、震旦大学等。        

　　20世纪初，清廷将废科举和办学堂纳入新政，同步推进。1902年和1904年先后颁布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确立了近代高等教育规范，一批新式大学纷至沓来。1905年，科举制度宣告废除，眼看科举无望的读书人或出洋留学，或投身新式大学，推动大学生人数激增。截至1909年，全国官立高等学校有大学3所，学生749人；省立高等学堂23所，学生3963人；各类高等专科学校97所，学生17550人，搭建了中国最早的近代高等教育体系。        

　　对清廷而言，大学生是新事物。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国的高等教育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大学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国家对人才的需求类型，取决于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形势。清廷将新式大学作为挽救危亡的重要举措，故而重视生源选拔培养，尽量优中选优，从专业设置上就锚定了就业方向。        

　　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大学（学堂），其办学理念是“师夷长技”，即引进西方先进思想、理念、技术，扩大对外交流，因而重视翻译、技术人才培养。这类学堂招生规模有限，专业高度对口，就业方向明确，就业待遇体面。京师同文馆学生从1862年创办时的10人逐渐增至1887年的120人，每三年大考一次，由堂官出题，试以洋文译汉、汉文译洋、外国语言及天文、算学、格物、化学等学科，成绩优异者奏请授予七、八、九品官，成绩较差者降格留级。上海广方言馆学生学业期满后，凡能翻译西书全卷且文理“斐然成章”者，可推荐到通商大臣衙门、督抚衙门考察，纳入承办洋务的翻译官备选名单；如精通西文，可由通商大臣、督抚保奏，调往京城考察，授予官职。广州同文馆学生学业三年，毕业后分配到本省衙署充当译员。福州船政学堂学生毕业后即授以水师官职，在海军舰队和造船厂服役，或派往国外学习，或派往各地水师学堂担任教习和管理人员。刘步蟾、林泰曾等人就先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后派往英国深造，学成后驾舰回国，担任北洋舰队主力舰管带（舰长）；詹天佑和严复从福州船政学堂学成后，分别在广东博学馆、天津水师学堂任教，且有留洋经历，后来分别成长为中国近代著名铁路工程师和思想家。        

　　        

　　        

　　编者按：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在福建奏设船政学堂，成为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船政学堂的毕业生中有启蒙思想家严复，有海军将领邓世昌、刘步蟾、林永升、林泰曾、萨镇冰，还有外交官陈季同、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此照片为船政学堂毕业的最早的一批学生。        

　　甲午战败，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洋务运动时期的大学生培养 “仅为洋人广蓄买办之才”。他们痛定思痛，认为新式大学不光要培养技术人才，还要兼顾多元和实用，重在提升国民素质，做到“出乎其间，以效用于天下”。如盛宣怀在天津举办的天津中西学堂，侧重培养科技人才；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侧重培养新式从政、商务人才，蔡锷、黄炎培、邵力子等近代政治人物，就是该校知名毕业生。        

　　出于财政增收考虑，顺应实业救国潮流，清廷放宽了民间办厂的限制，商业人才需求增加，带动了大学生培养重点的调整。癸卯学制中，商业科明确为独立学科，涵盖现代会计学、商业法学、经济地理学，成为新式大学教育中最具实用主义和创业思维的学科。20世纪初国内涌现大批工矿企业和民族资本家，催生“民族工业春天”，这与商科的大发展和创业人才大量输出不无关系。在政策调整和外部冲击共同作用下，近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也在悄然改变。人们不再死守“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理念，逐步接受“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新理念，拓宽了大学生就业渠道。        

　　1906年起，清廷启动法政教育，推动各省设立法政学堂，为推行新政培养了大批法政人才。一批新式职业官僚、律师、政论家、开明绅士走上政治舞台，带动民国初期政坛生态和职场文化的转变。在“官本位”固有观念推动下，很多大学生认为，做官的名利收益远大于经商办厂和教书行医等技术性职业。1909年，各地法科学堂总计47所，学生12282人，占到全国高等专科学堂和学生数量的半壁江山。由此带来的学科设置失衡问题，在民国时期演变为法政学生就业的结构性困难。        

　　二、就业政策：政府与高校各显其能        

　　国内公立高校毕业生拥有一定的择业自由，清廷主要通过奖励功名、授予官职等政治待遇保障其就业。        

　　百日维新期间，军机大臣、总理衙门《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1898年7月3日）中提到：“由大学卒业，领有文凭者，作为进士，引见授官。既得举人者，可以充各处学堂教习之职；既得进士者，就其专门，各因所长授以职事，以佐新政。惟录用之愈广，斯成就之益多。”于是，京师大学堂毕业生便享受进士待遇，凭此既可任各地学堂教习，也可授官职。同年8月，清廷在复孙家鼐《奏陈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疏》时明确：“小学、中学、大学堂肄业人员，卒业领凭递升，作为生员、举人、进士”，将进士待遇扩大到所有大学毕业生。        

　　1904年1月，清廷颁布《各学堂奖励章程》，将学堂等级和政治待遇、就业去向一一挂钩。其中规定，通儒院学制5年，毕业生“比照翰林升阶分用较优之京官外官，以便即时任用，抑或于奖以翰林升阶之后，并即破格任用”。大学堂学制3-4年，其中分科大学毕业生一般授予进士出身，授翰林编修、检讨或庶吉士，升入通儒院或安排京外官职；分科大学选科毕业生一般授予同进士出身，以员外郎身份补用，委以京外官职；分科大学之实科（农工商医四科之一）毕业生一般授予举人身份，由州级衙门选用，充任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教员，也可自营实业。大学堂预备科、各省高等学堂、高等实业学堂学制3年，毕业生一般授予举人身份，安排内阁中书、中书科中书，或外放知州、知县、州同知，也可选择升入大学堂分科学习或充任中等实业学堂教员、管理员等。        

　　清政府对出洋留学生的就业政策既注重定向培养，又谨慎持重，这类举措一方面体现出决策偏好，一方面也有考试作为规制。        

　　1901年9月17日，清廷发布《广派游学谕》，下令各地督抚、学政对“学成领有凭照回华”的留学生“按其所学，分门考验”，“如果学有所成效，即行出具切实考语，咨送外务部复加考验，据实奏请奖励。其游学经费着各直省妥筹发给，准其作正开销”。同时，要求各地督抚行文中国驻外公使，对自费留学生“随时照料”，“学成得优等凭照回华，准照派出学生一体考验奖励，候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以备任用，而资鼓舞”。明确了无论官费还是自费，只要学成归国，表现优异，清廷都将提供功名、生活关照、费用报销等待遇，从而鼓励知识分子出洋留学。        

　　1903年，清廷批准张之洞所拟《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毕业于日本普通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国家大学院且成绩优异者，分别给以拔贡、举人、进士、翰林等不同功名，并根据其原有出身和所学程度授予官职，对“广派游学谕”的奖励措施予以具体化。于是，“留学”成了仕途镀金的捷径，“留学做官”成了时髦词，吸引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趋之若鹜，争相赴日留学。女革命家秋瑾在致兄长秋誉章的书信中就提及，“吾哥虽云赴东三省图保举，但今日世界谋事，非知洋务不可；若能出洋留学数年，谋事较易”。据统计，1901-1911年，中国赴日留学生有2831人完成学业，其中不乏来自东京帝大、京都帝大、大阪帝大、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等日本名校的毕业生。        

　　出于推行新政的迫切需求，清廷起初对留学生就业给予充分照顾。1905年，一次性授予14名归国留学生科举功名和官职。随着归国留学生迅速增多，远远超出功名和官职的配额，清廷无法照单全收，只能考试筛选。1906年和1909年，清廷两次颁布《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以乡试、会试和欧美文官考试制度为蓝本，每年举行一次归国留学毕业生学成考试。1906-1911年先后举行6次，共有1388人及格，其中161人授予进士出身。1908年起清廷颁布《游学毕业生廷试录用章程》，规定凡经学部考验奏请赏给进士、举人者，均由廷试分部授职。归国留学生通过部试之后，由京外衙门和各部院根据考生所学科目分别调用，考核后奏请录用官职。1908-1911年，824名归国留学生通过一年一度的廷试被授予官职。由此，归国留学生考试明确分为学成考试（授予功名）和入官考试（授予官职）。通过政策支持和考试筛选，一大批学有所成的归国留学生脱颖而出，在清末民初社会剧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北洋政府第一届内阁12名阁员中，有10人具有留洋经历。1913年民国国会先发起草委员会50名委员中，有41人曾留学日本。        

　　对于废科举后以“旧学”为业的百万生员，清廷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基本原则，采取了过渡和激励并重的措施。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等人《奏请废科举折》列“旧学应举之寒儒宜筹出路”一条，明确旧学生员的职业出路：“文士失职，生计顿蹙，除年壮才敏者入师范学堂外，其不能为师范生者……拟请十年三科之内，各省优贡照旧举行。”设定十年过渡期，举行三次科举考试，“按省分之士人酌量增加（功名名额），分别录取，朝考后用为京官知县等项”。而旧学生员中只要“算学、地理、财政、兵事、交涉、铁路、矿务、警察、外国政法等凡有一长，皆可保送。”举贡，进京考试，录取者“酌量用为主事中书获中书知县官”。这就意味着，清廷为旧学生员群体保留了过渡期内按原有路径靠功名和做官的渠道，并鼓励其主动融入新式学堂教育体系。        

　　清廷对教会大学没有管辖权，对其毕业生就业也就不闻不问。1906 年，学部咨告各省督抚，“外国人呈请在内地开设学堂者，亦均无庸立案，所有学生，概不给与奖励。”虽言辞冷淡，但也算另类的“放宽”，给予教会大学毕业生相对充裕的自主择业空间。        

　　1900年，中国内地只有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两所教会大学分别招收学生16人和25人。到1910年，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学院（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华西协和大学等8所教会大学招生总人数已超过260人。总的来看，教会大学毕业生规模小，大多在教会学校任教或直接参与传教。然而，随着清末中国卷入全球体系，外语人才需求量大。教会大学毕业生外语能力强，就业自由度高，在就业市场颇受欢迎，供不应求。比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始建于1879年，前身是圣约翰书院，是教会在华较早举办的高等学校。第一届学生仅39人，90%来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校方为他们免除全部费用，并供给衣物、书本、食宿。1905年，该校按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关条例改组为完全大学，设置文、理、医、神4个学院，翌年在华盛顿州注册，成为四年制大学，毕业生均授予学位，可升入美国大学的研究院。由于大部分课程为英语教学，毕业生英语口语流利，熟悉西方风俗习惯和法规制度，很容易跻身外事重要岗位。圣约翰大学前后共培养了6500名毕业生，其中不乏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宋子文、刘鸿生等近代政商界要人，旧上海工部局医院聘用的医师也大多是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生。        

　　        

　　        

　　编者按：上海圣约翰大学，号称“东方哈佛”，中国最早的大学之一。1879年美国主教施约瑟为践行高层次教育的宿愿，在沪创办圣约翰书院。1952年，圣约翰工学院（含建筑系）并入同济大学。圣约翰是同济建筑系的前身之一。        

　　20世纪初，清廷放宽民间开办私立大学的限制。1905年，留日中国学生为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全体归国并组建中国首家现代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同年，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对于私立大学毕业生，清廷不干涉其就业，任其自谋出路；私立大学举办者则鼓励其出国游学，拓展就业去向。1905-1911年，复旦公学培养出4届高等正科毕业生共57人，其中不乏像张大椿、胡敦复、于右任、邵力子、陈寅恪、竺可桢等近代政治家、教育家、科学家等。        

　　清末大学毕业生总体具有社会地位高、就业空间大、择业自由度高、职业出路体面等特点。一方面得益于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带来的社会风气变化，青年人接触西方文化不再被视为离经叛道；另一方面，新式大学毕业生和归国留学生较之科举生员更符合清廷实施新政所急需的新式人才标准。        

　　功名和官职仍是清末社会最重要的就业指挥棒。面对不同类型的毕业生，清廷实施了差异化就业政策。只将公立大学学生视为“亲儿子”，毕业后即给功名、委用、授官等多项政治待遇；对其他类型毕业生心存芥蒂，认为其曾脱离官府监管，背景底细不清，难以信任，甚至加以歧视，因而归国留学生要想得到功名和官职还需经过两轮考试，教会大学、私立大学毕业生更与功名和官职无缘。当然，仕途大门关闭，客观上推动了教会大学、私立大学毕业生，以及部分归国留学生在外事、医疗、教育、农艺、工商等领域拓展就业空间，获取就业机会，为近代中国救亡图存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女性就业：教育改变职场版图        

　　在“欧风美雨”影响下，“智男而愚妇”“戚子而膜女”的传统“妇道”观念受到冲击，女性身上的封建束缚在清末社会有所放松。上过新式学堂的女性不再满足于“贤妻良母”的角色，而是通过就业寻求经济自由和思想解放。        

　　教会学校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知识女性。1844年，英国女传教士爱尔德赛在浙江宁波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校——宁波女塾（1923年改名甬江女子中学，今宁波甬江职业高中前身）。伴随着风气渐开，从19世纪70年代起，教会学校女生开始扩招。至1902年，全国教会学校共有10158名学生，其中女生4373人，占43%。与此同时，民捐民办的私立女学堂也方兴未艾。中华教育改进社1924年刊布的《中国教育统计报告》显示，1906年全国私立女子学校学生306人，1907年和1908年分别增至1853人和2679人。        

　　        

　　        

　　　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甬江中学的前身“宁波女塾”        

　　女校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女子大学的创立。20世纪初，教会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发展女子高等教育：一是兴办教会女子大学。1905年5月，中国基督教教育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在中国建立华北、华中、华西、华南等4所女子大学。同年，公理会传教士麦美德（S. Luella Miner）以北京贝满女中为基础，创办了华北协和女子书院（1920年并入燕京大学，旧址演变为北京一六六中学）。四年后，4名女生完成全部大学课程。1907年，美以美会在福州创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福建师范大学前身）。二是在综合性教会大学中招收女生。在相对保守的社会舆论压力下，部分教会大学顶住压力实行男女同校。1905年，中美合办的私立岭南大学从创办伊始就招收插班女生，实现男女同校。至1920年全校女生已达20人。        

　　        

　　        

　　　（美）西德尼·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于1918年拍摄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        

　　在各方面因素的共同施压下，清廷不得不重新审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逐渐放宽了对女校的种种限制。1907年，清廷颁布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正式承认女校合法，明确女子有资格接受高等教育。根据北洋政府教育部教育统计图表，截至1912年，全国各类学校在读女生141130人，相当于同年在读男生数量的5%。        

　　中国留学生群体也有女性身影。与男生类似，中国女留学生的主要目的地也是日本和美国。1901年12月的调查显示，该年在日中国留学生共271人，其中女生3人（姓名不详），这是中国女生自费留学日本之始。次年夏天，又有20多名中国女生赴日留学。她们绝大多数家庭条件优渥，主要是跟随父兄或丈夫赴日学习、生活。据统计，1901至1911年间，中国赴日女留学生有53人完成学业，分别毕业于日本14所女子学校。        

　　20世纪初，清廷推行新政，启动官费留学生计划，女留学生在资助范畴中。1905 年，湖南派 20 名女生赴日本学习速成师范；1907年，奉天女子师范学堂派出21名女生赴日本实践女校就读师范科，江西也派出10名官费女留学生赴日。截至1907年，仅东京一地就有近百名中国女留学生，并成立留日女生会，吸收了70多名会员。同年，江苏省考选 3 名女学生赴美国威尔士利女校（Wellesley College）学习，被视为官费女生留学西洋之始。1911年，清廷颁布《编订女生留学的酌补官费办法》，规定“赴欧美学生，查其学力优良，品行方正，俟毕业归国时，足资启本国教育者，由部选定补给官费；至普通留学女生，经本省提学使考验，果有学力与章程合格者，亦准补给官费，以期女学教育之发达。”由此，官费支持女生留学明确为国家政策，但官费补助要等到毕业归国和官方考核后才能发放。        

　　清末中国女留学生通晓外语、数学、音乐，毕业回国后一般在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地长期居住，从事教师、医生、护士、编辑、记者、公司文员、教会职员等职业。有的毕业生还投身创办医院和学校，这对于打破礼教束缚，普及女性教育，帮助女性就业，都有积极意义。        

　　清末时局动荡，革命思潮风起云涌，对女子学堂也有影响。不少女学生加入革命队伍，成为新兴社会力量。一些女校甚至成了革命团体的聚集地，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及其带来的社会变革作出了积极贡献，也为女大学生提供了更多参与政治运动、社会变革的历史性契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风貌、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许多投身革命的女学生将所学专业课程从“贤妻良母”导向的师范、工艺、家政，转向战地医护、译书办报、制作炸药等实用领域。      

　　清末新政期间，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人数显著增加，就业面不断扩大，自我认同感有所提升，但还是受到诸多限制：        

　　一是社会观念保守。清末社会主流舆论依然认为相夫教子是女性的首要职责，对女性就业持否定态度，甚至认为“女子一旦接受了新式教育，染了西洋风习，便对教化有害。” 1907年清廷制定的《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就规定：“中国女德，历代崇重，凡为女为妇为母之道，征诸经典史册，先儒著述，历历可据，今教女子师范生，宜注重于此。”        

　　二是就读选择面窄。清末禁止男女同校，女子大学数量稀少，女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有限，且大多被教会把持。近代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是1898年经元善在上海创设的“经正女校”，比“宁波女塾”晚了半个多世纪。许多女子学堂、职业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偏重家政教育，满足于将女性培养成“识字的贤妻良母”，学习内容浅显，导致这些学堂的女生升入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比例极低。清廷为迅速扩大基础教育覆盖面，在女生就业导向上偏重于培养师范生以充实中小学堂女教习，客观上压缩了女生从事制造业、科学研究的机会和空间。        

　　三是职业和家庭难以兼顾。各大城市托幼机构数量少，收费高，一般家庭负担不起，女性只能自行抚养幼儿，导致女毕业生或回归家庭，或晚婚，或独身，限制了其就业及职业发展。有些女性出身富裕家庭，养尊处优，不用求职谋生；有些女性家庭负担沉重，无暇求职工作；有些女性认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嫁人后吃喝不愁，不必再为生活奔波，因而对工作岗位要求不高，工作态度不够积极；有些女性认为，女员工比男员工工资低，升迁机会少，因而满足于按部就班。        

　　四是就业困难和歧视普遍存在。清末民初，中国农业、制造业、教育医疗等事业均不发达，无法提供与女留学生所学专业匹配的充足工作岗位，导致许多女留学生虽胸怀报国热情，却既懵懂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又缺乏施展本领的舞台，学非所用，造成人才浪费。清廷对女大学生就业的支持政策（包括有限放开女性受教育权、资助部分女生出洋留学等），支持范围和力度比男生小得多。女毕业生无缘获取功名和官职，就业岗位待遇较低，即便男女同工也很难同酬。许多招聘广告明文拒收女员工或限制招收比例，招收女毕业生机构或为节约开支，或为装点门面，甚至有规定女员工不得结婚。总体而言，女大学生教育和就业领域依然受到偏见的束缚。        

　　        

　　（本文原载《清史参考》2025年第10-11期，注释从略，内容有改动。）      

　　  

　　作者简介        

　　向娴华，1979年生于重庆石柱。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万里学院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创新创业学院副院长，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青年创新创业、高等教育、中国教育史等，参与出版专著1部，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唐博，1981年生于河南郑州。历史学博士。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秘书局一级调研员、秘书一处副处长。研究方向为清代经济史、城市史、台湾史，以及宋代经济史。出版《宋高宗时代的大人物》《宋仁宗时代的大人物》《清案探秘》等专著20部，合译《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发表学术论文、译文和专栏文章220多篇。央视百家讲坛首位80后主讲人、北京电视台《健康北京》《记忆》等栏目特邀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