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 山西有着极其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在明代山西紧邻都城北京, 与蒙古接壤, 对京城起着拱卫之责, 其地位之重要更是不言而喻。太原府是山西的首府, 是九大军事重镇之一。当时太原府规模宏大, 是太原在历史上的辉煌时期, 除都城北京之外, 太原是北方最大的城池。洪武九年改山西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 太原府隶属其下, 管辖 6 州、22 县。其中太原府直接管辖 13 个县: 阳曲、榆次、太谷、祁县、徐沟、清源、交城、文水、寿阳、太原、盂县、静乐、河曲。6 个州中, 辖县州 5 个: 平定州领乐平, 忻州领定襄, 代州领五台、繁峙、崞县,岢岚州领岚县、兴县, 永宁州领宁乡、临县, 保德州不管辖县。

　　                                    
　　           　　           　　           　　       

　　1 明初太原府的城防建设        

　　1. 1 城防的原因        

　　1. 1. 1 元代的摧城运动        

　　元代在统一战争结束后, 大规模占领城池, 并拆毁了南方城市的城墙, 严禁重修, 用来削弱城市的防御能力。《元史》曾记载, 至元十三年九月, 元朝消灭南宋后, 忽必烈下令破坏沿淮城墙。十一月, 毁坏的范围向南扩大, 元世祖下令毁坏襄水、汉水、荆湖四周诸城。至元十四年二月, 拆毁吉、抚二州城。十五年三月毁坏夔州城墙; 八月川蜀地区全部平叛, 城邑山寨洞穴有 83 处, 元政府除派兵镇守了包括渠州礼义城等 33 处, 其余的全部捣毁^[1] 。马可·波罗在他的著作《寰宇记》中记载了他所游历过的城市的外部特征, 但是却很少提到中国南方城市的城墙, 与他所描述的中国北方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到了元代末年, 各地揭竿而起, 由于没有城墙, 这些城市很难抵挡进攻, 加剧了元朝的灭亡, 故而明朝建立后吸取了前人的教训, 开始重视城市防御设施的建设。        

　　1. 1. 2 朱元璋的“高筑墙”政策        

　　明太 祖 十 分 重 视 城 池 的 建 设。新政权建立后, 必然要对城池进行重新换代。元末明初的战争对城市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城墙破坏严重, 民不聊生。因此, 明朝建立以后, 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城市的恢复与建设。至正十八年( 1358) 朱元璋采纳前学士朱升提出的策略“高筑墙, 广积粮, 缓称王”^{[2] 3929}, 开始着手城墙的修筑, 随后出现了大规模的城池建造运动。

　　1. 2 城防的举措        

　　太原县: 明洪武九年, 在东南西北三面周围 24里修筑砖砌城池, 高 3 丈 5 尺, 共 8 门, 高 3 丈, 东面为宜春门、迎晖门, 南面为迎泽门、承恩门, 西面为阜成门、振武门, 北面为镇远门、拱极门, 各门都修建有瓮城。四个角落建有角楼, 有 12 道城墙,小楼 90 座, 东面 22 座, 南面 23 座, 西面 24 座, 北面 21 座^[3] 。        

　　忻州: 明洪武三年知州钟友谅在唐代建筑的方圆九里, 高 2 丈 5 尺, 深 1 丈 7 尺的护城河基础上重修[4] 。        

　　崞县: 明洪武八年知县刘伯县重修^[5] 。        

　　保德州: 明成祖十一年州同知尹惟志重新修筑。明宣宗八年, 知州任泰重修。重修后, 城周 7 里 250步, 城垣高 1 丈 8 尺, 城池形状像葫芦状南大北小。西面和南面各开一门, 东北和西北分别设有 1 个角门, 角门上建有角楼, 并建有 64 座用来遮蔽风雨的窝铺^[6] 。        

　　河曲县: 明 宣 德 年 间 建 县 城 河 保 营 即 古 灰沟营^[7] 。        

　　岢岚州: 明洪武七年, 指挥张兴用砖石修砌城池, 城周 7 里, 城墙高 3 丈 8 尺, 护城河宽 5 丈, 深 2丈, 并修有 4 道城门^[8] 。        

　　交城县: 唐天授二年始建, 城周 5 里有余, 髙 1丈 5 尺, 东南北设有 3 门, 元末院判王浩重修, 明洪武三年知县王允恭在唐元基础上增修^[9] 。        

　　2 明蒙冲突与太原府的城防建设        

　　2. 1 “土木之变”与正统至景泰年间的城防建设        

　　明朝的军事实力在永乐年间达到顶峰, 到了正统年间, 由于国内政治局势的长期稳定, 已经由盛转衰。1435 年年幼的明英宗继承皇位, 朝中大权落到了宦官王振手中, 在他的操纵下, 明朝的政治日趋混乱, 北面的边防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依照惯例, 瓦剌每年派往明朝的贡使不该超过 50 人, 他们当中每一个人带来的朝贡物品都能得到明朝相应的赏赐。因为这种甜头, 瓦剌人一直增加朝贡的人数, 最多的时候人数居然达到了 3 500 多人, 给明朝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朝廷不得不采取种种办法削减赏赐的物资。1448 年, 瓦剌派出了 2 500 多人朝贡, 却虚报名额为 3 500 多人, 礼部核对人数以后, 对虚报的人取消了赏赐, 给每个人的赏赐也不如以往, 引起了瓦剌人的不满, 加之求娶明朝公主未果, 悍然发动了战争。1449 年( 正统十四年) 七月一日, 瓦剌兵分四路, 进攻大同、辽东、宣府和甘州。当时明朝有太监监军之制, 这些太监对军事并不在行, 却有权力号令军中主帅, 使得军队遭到了重创。面对这样危急的形势, 明英宗对有识之士的建议避而不闻, 反而在太监王振的蛊惑下御驾亲征, 妄图像自己的祖父一样征服蒙古。在出征途中, 他对王振言听计从, 而王振一行却错误地估计了瓦剌的战斗力, 连连遭遇失败之后, 大军退到了土木堡, 王振再一次做了错误的决定, 他否定了众人想要继续前行进入怀柔城中的建议, 命所有人原地待命, 又拒绝了带领明英宗先行出发的请求。瓦剌首领也先乘胜追击, 经过一天一夜的鏖战, 大败明军, 明英宗束手就擒。王振被护卫将军一锤锤死, 大量的文臣武将以身殉国, 总数达数百人, 死伤的普通士兵更是不计其数^{[2] 127}。皇太后连忙让明英宗的弟弟朱祁钰登基, 史称明代宗。国难当头, 以于谦为代表的主战派挺身而出, 反对任何妥协的行为, 于谦受命作为兵部尚书, 统领将士捍卫北京。在土木战胜明朝之后, 瓦剌没有乘胜追击直捣北京, 使明廷得到了喘息。十月初一到十一日, 瓦剌军大举进攻京师, 长驱 900 里, 仅仅用 10 天的时间就进抵北京城下, 但遭到了明军的顽强抵抗, 被迫撤离。在撤退途中大肆掠夺, 在昌平还焚毁了明朝皇帝陵墓的寝殿和祭器, 各地百姓难以忍受瓦剌抢掠,纷纷组织起来自卫, 十一月初八, 瓦剌军终于退出塞外, 京师转危为安。经过这场战争, 明朝和蒙古之间的局势发生了转变, 明朝由之前的主动转为被动的防御。为了改变这种局面, 应对这种危机, 明朝采取了各种方法, 整顿地方军事, 最直接的就是加强城市防御, 修筑城池。

　　由于晋北地区的城防体系在明太宗时期已经渐趋完善, 所以这次修城大部分集中在晋中和晋南地区。《明实录》中记载, 景泰元年五月朱鉴上奏, 盗匪数千人分兵进入山西境内, 进犯河曲县, 几乎杀害了全部的人民和牲畜。超过四天后开始撤退。又进犯了义井屯堡, 杀尽了守城的士卒和指挥。邻近的地方官员坐视不管, 不予支援。“宁化、静乐、忻州、定襄、太原、清源、交城、文水宜令山西策应, 五台、繁峙、崞县宜令雁门关策应, ……”^[10]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 土木之变波及到山西大部分地区, 太原府地区也处于蒙古铁骑的威胁之下, 但是太原府的城防体系十分落后, 加强城市防御迫在眉睫。这次大规模修城, 有的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增高, 重修, 还有许多是明代以来的首次修建, 由此可以看出土木之变对太原府地区的重大影响。        

　　徐沟县: 宣德年间金水河泛滥, 将庙宇和民舍淹没, 景泰年间在知县李维新的监督下, 修理整治^{[11] 83}。        

　　清源县: 明景泰二年重修^[12] 。        

　　河曲县: 元至正年间曾另筑南门, 由于城池三面皆临深沟, 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城墙已经逐渐倾颓, 于是明朝景泰年间进行了重修^[13] 。        

　　榆次县: 明景泰元年修筑新城池, 城周 5 里, 又加扩了 30 步, 高与旧城相等, 护城河深 8 尺, 依旧为三门, 东门为迎曦门, 南门为观澜门, 北门为望岳门。成化十九年知县赵缙增筑, 二十三年知县梁琮重修时, 开始用砖石修砌城墙, 用铁包裹城门, 护城河堤

　　上种植柳树用来加强保护^[14] 。        

　　太谷县: 明景泰元年知县刘铎重修。正德六年流寇入城以后, 太原府同知张冕下令增高城墙 2丈 5 尺, 各门都用砖修建, 门上建有重楼, 楼上悬挂的匾额东为长春, 南为凤仪, 西为望汾, 北为眺燕, 门额东为长乐门, 西为登丰门, 南为永康门, 北为拱辰门, 建制渐渐恢弘起来, 知县陈继昌下令在四角设置角楼^[15] 。        

　　祁县: 明景泰元年知县王章重修^[16] 。        

　　永宁州: 明景泰元年州守范宾主持重修城池。        

　　文水县: 明景泰初守道魏琳主持修城, 将城墙增高了四尺。        

　　宁乡县: 景泰元年知县创建城池, 城周 5 里 180步, 城墙高 3 丈, 护城河深 1 丈, 宽 1 丈, 建有 3 座城门, 东门为泰定门, 南门为永宁门, 北门为庆丰门, 西面依靠着山, 没有门。        

　　2. 2 俺答侵扰山西与嘉靖年间的城防建设        

　　嘉靖二十一年前后, 俺答汗成为蒙古实力最强的势力, 但是蒙古地区受其地理位置的限制, 物资匮乏, 各个方面都很是落后, 日常的生活需求需要依靠中原地区, 俺答汗不断向明朝请求朝贡, 由于朝贡引起的矛盾愈演愈烈。同时, 嘉靖年间, 蒙古地区瘟疫频发, 医疗条件和药品都需要与明朝互市通贡, 这样的要求同样遭到了拒绝。通贡的请求遭到拒绝后,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俺答连年侵扰中原。《明实录·世宗实录》曾载, 嘉靖二十年八月甲子, 俺答阿不孩酋长因为通贡请求遭到拒绝而发兵进犯山西,给山西各地区带来严重损害, 不仅人员、财物损失严重, 各地城防设施也几近摧毁。以太原府为例, 自嘉靖二十一正月至嘉靖二十一年七月, 太原就遭到俺答三次攻陷^[20] , 这样频繁地攻城略地, 导致太原府人口伤亡惨重, 建筑物破坏严重, 财产损失巨大, 面对这样的局势, 大规模的修城高潮又一次兴起。        

　　徐沟县: 嘉靖二十二年, 知县周诰看到城墙墙垛倒塌, 下令用砖石重修, 又增加了 4 座角楼^[11] 。        

　　清源县: 嘉靖年间县丞等人先后增筑城墙, 修筑后的城墙高达 4 丈, 厚达 2 丈^[12] 。        

　　榆次县: 嘉靖二十年, 俺答入侵之后, 知县李鹏和知府寇天与董其事重修城池, 将城墙增高 5 尺, 之前用土建造的全部改为砖砌, 新增 20 处敌台, 角楼4 个, 更铺 16 个, 城池外列出矮墙用来遮蔽。嘉靖二十五年, 南楼毁于火中, 知县俞鸾主持重建, 新建以后仍旧为三门, 但是比旧城更加坚固^[14] 。

　　太谷县: 嘉靖二十年乱兵入境, 城墙倾倒废弛,县丞王章和主簿安恩主持修筑了东北二门, 创建瓮城, 在西南设置重门, 知县赵绅增筑敌台六座, 把护城河疏通得更深。嘉靖二十六年, 代理主簿赵鹗又增建了四面敌台^[15] 。        

　　平定州: 嘉靖二十年知州周尚文重修城池^[21] 。        

　　盂县: 嘉靖二十一年董希孟重修城池, 城墙高 3丈 3 尺, 厚 2 丈, 护城河深 2 丈 7 尺^[22] 。        

　　寿阳县: 嘉靖年间, 县丞徐廷下令增高城墙, 重新修整了 3 座城门^[23] 。        

　　祁县: 嘉靖年间知县岳鲁、代理太原衙经历庄科下令加高 5 尺, 修筑了 3 所瓮城, 分别位于东南北三个方向, 增修了 30 座敌台。嘉靖二十一年, 知县王允言创筑西关城, 城周 2 里, 城墙高 2 丈 5 尺, 底部宽 2 丈, 顶部宽 1 丈, 女墙高 5 尺, 东面和北面各设一座城门, 南面设三道门, 设敌台 8 座, 敌台上都建有楼舍, 西面、南面、北面挖有护城河, 深 1 丈, 宽 3丈, 并建有一道护墙, 东面依靠着大护城河。其余堡寨也均有大规模的整修^[16] 。        

　　永宁州: 嘉靖二十年被侵略之后, 州守杨润增修城池, 城周 9 里 3 步, 城墙高 3 丈 5 尺, 护城河深 1丈 2 尺, 在东南北修筑了 3 座城门^[17] 。        

　　文水县: 嘉靖二十年县丞李爵主持修建, 城墙比之前高了四尺, 新建敌台 16 座。嘉靖二十一年知县王一民修建东西二门, 城外周围设置矮墙。嘉靖二十三年知县张源澄修筑了 48 座敌台[18]。        

　　宁乡县: 嘉靖二十一年知县王一言由于兵变, 首次修筑了敌台^[19] 。        

　　2. 3 “石州之变”与隆庆年间的城防建设        

　　从庚戌之变到隆庆四年明蒙全面和解为止, 几乎每一年都发生战争, 百姓如临深渊。隆庆元年八月, 俺答率领军队又一次侵扰山西, 从老营向偏关进发, 九月, 俺答由临县山地进入石州, 在城北扎营, 九月十三日包围城池, 进入城中后, 城中百姓死伤数万。俺答又分兵侵掠了文水、交城等地, 从之前的道路返回, 返回途中一边行走一边抢掠, 直到十月八日才完全出塞。在八月到十月两个月的时间中, 俺答侵掠的范围涉及到晋中和晋西地区, 这次事件统称为“石州之变”。在这期间,明军怯弱畏战、人心涣散, 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失败。在“石州之变”的影响 下, 如火如荼的筑城行动在山西境内各地包括太原府开展起来。        

　　徐沟县: 隆庆元年俺答从石州入侵祁县、太谷,接近徐沟县, 百姓十分惶恐。隆庆二年知县钟爵下令将城墙增高增厚, 次年又在东西南三个方向修建了 3 所瓮城^[11] 。        

　　定襄县: 隆庆元年在知县常世勋带领下, 在东西北三面修筑墙基, 宽 1 丈 5 尺, 南面没有修筑。隆庆二年知县李廷儒大修城池^[24] 。        

　　榆次县: 隆庆元年知县董三迁重修城池, 在城墙上增设了 16 座敌楼和更铺 12 座, 在城楼上分别修建了 3 道门^[14] 。        

　　太谷县: 隆庆元年俺答攻破石州, 其余的铁骑逼近到太谷城下。第二年在知县初旦主持下增修南门, 在南门处修筑了瓮城, 并将门上的匾额进行了修改, 东门为宾旸门, 南门为丽正门, 西门和北门维持不变^[15] 。        

　　寿阳县: 隆庆元年知县石继节增修 3 所瓮城, 4座角楼, 11 座敌台^[23] 。        

　　永宁州: 隆庆元年丁卯巡抚以城广人稀, 敌人来临时难以据守为理由, 拆去了东面和南面的一半城墙, 重新修筑, 修筑以后高 4 丈 8 尺, 长 1 200 丈, 厚 3丈 2 尺, 墙顶厚 1 丈 5 尺, 在东南北墙外都挖掘了深的护城河, 西面因为有泉水不需要挖护城河[17] 。        

　　宁乡县: 隆庆二年知县李乡因为石州陷落, 引以 为戒。把靠近宁乡东南北三面的城墙增高到 5 尺,增厚到 8 尺, 北面开凿护城河, 宽 2 丈, 深 2 丈 5 尺。 隆庆三年修筑 3 所瓮城, 城门更换为铁门, 东门改为宾旸, 南门改为迎薰, 北门改为拱极^[19] 。        

　　通过对比三波筑城浪潮可以看出, 首先由于战争激烈, 各地都损失惨重, 所以地方政府在加强城市防御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功夫; 其次, 三次事件引起的筑城浪潮基本上在事件发生后的两三年之内。另外, 土木之变发生在辽东、甘州、大同地区, 对山西的其他地区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 所以这一时期主要是对年久失修的城池进行修复, 是一种引以为戒的表现; 第二次俺答侵扰山西在嘉靖年间频繁发生, 涉及的地区也比较多, 因此这一时期的城防更具代表性;“石州之变”虽然前后只有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但是破坏性比之前都要大, 地方官员和民众对修城的渴望

　　空前迫切, 城池的防御级别提升到了更高的水平。        

　　3 明末农民战争与城防建设        

　　3. 1 万历年间小规模起义与城防建设        

　　明朝统治后期政治日渐腐败, 到了万历年间, 社会矛盾已经相当严重。明神宗终日不理政事, 使得国家的中枢机构常年处于半停顿状态, 朝中官员打着皇帝的旗号在地方公然欺压百姓, 引起了人民的反抗; 明熹宗即位以后, 局面并没有好转, 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 政权变得更加腐败不堪; 土地高度集中在权贵士绅手中, 绝大部分农民失去了土地, 有的成为了权贵士绅的佃仆, 有的被迫四处流亡, 居无定所; 国家财政的破产, 赋税的增加, 给农民带来的沉重的负担, 农民不堪重负, 大量逃亡, 两极分化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明神宗实录》中多次记载山西当时的流寇肆虐: 万历十四年七月, “山西有矿贼聚扰之乱”; 万历十四年九月, “山西旱灾异常, 盗贼众多”; 万历十八年七月, “山西五台一路多有矿贼啸聚劫掠”; 万历三十六年七月, “回贼由潼关入山西, 掠芮城等县。”虽然这些起义规模都不大, 而且基本上都被镇压下去了, 但是社会阶级对抗却越来越严重。另外据《明神宗实录》记载山西在万历年间曾经发生过数起地震, 涉及到太原府五台、交城、阳曲、定襄、清源、寿阳、盂县等地, 造成了城池破坏^[25] 。于是, 太原府地区开始了新一轮的城防。

　　徐沟县: 万历五年知县奉命组织修城, 全部用砖石包裹, 从城墙墙基到墙顶高 4 丈多, 底部宽 3 丈,顶部 1 丈 5, 城周 1 153 丈。万历七年秋完工, 城墙顶部均用砖石修砌, 城墙内外都修筑了马道和水道。万历八年在城门上创建了 4 座门楼^[11] 。        

　　清源县: 万历十九年, 因为南关城和南城相接处难以防守, 所以一概增高, 并且在东西城上各建了一座敌楼, 东面挖护城河用来防守, 西面修白石堰来抵御山洪^[12] 。        

　　忻州: 万历二十四年, 巡抚魏允贞捐献金子用于修建砖墙, 四月开始施工, 26 年完工, 修建后城墙厚7 层, 石基 8 尺, 高 4 丈 2 尺, 城周 2 190 丈。^[26]        

　　                                    
　　           　　           　　           　　       

　　定襄县: 万历年间多次进行修建[24] 。        

　　崞县: 万历二十六年, 巡抚魏允贞委任下属修建, 用砖石包砌, 周长 1 100 丈, 高 3 丈 6 尺, 垛墙高6 尺, 厚 3 丈 8 尺, 新修敌台 21 座, 城楼 4 座, 护城河        

　　深 3 丈, 周围筑堤坝[5] 。        

　　五台县: 万历二十四年增修城垣, 高 3 丈 2 尺,厚 2 丈 5 尺, 建女墙 635 座, 敌台 25 座, 营房 25 座,3 道门, 都用铁皮包裹。万历三十岁年, 修缮边防,因为五台离塞边距离近, 进行了大修, 城墙用砖石包裹了数层, 又增修了 4 座城楼, 给人一种“固若金        

　　汤”的感觉^[27] 。        

　　河曲县: 万历年间, 巡抚借调平潞府的士兵 1 万余名修筑城池, 修筑后城墙高达 3 丈 5 尺, 墙基为石基, 城墙为砖砌, 城墙上修内外女墙, 筑上中下三铺水道^[28] 。        

　　榆次县: 万历三十二年西门筑瓮城。天启三年重修城池, 乡里的权贵捐献三百金用来支付工匠的

　　工费^[14] 。        

　　太谷县: 万历四年, 用砖石修筑城池, 墙基用石头堆砌, 城墙高 5 丈有余, 墙基宽 4 丈 2 尺, 瓮城门上各建了角楼, 门楼重新增加了修饰, 周围新修 56座警铺, 顶部均为砖砌, 加上其他措施, 重修后的城池规模宏大^[15] 。        

　　平定州: 万历二十一年, 知州宋沛筑堤坝用来防卫^[21] 。        

　　寿阳县: 万历五年, 在知县王养贤的带领下进行了大规模修建, 墙基厚 3 丈, 城墙高 4 丈, 护城河深2 丈 5 尺, 宽 3 丈^[23] 。        

　　盂县: 万历三十四年进行重修^[22] 。        

　　祁县: 万历五年, 知县王牧改用砖石修筑城池,增加城墙的高度和厚度, 底部宽 3 尺 4 丈, 顶部宽 2丈 2 尺。万历八年, 知县张应举组织拆掉东南两门,门楼上修建层阁, 建成以后月城、警铺这些设施应有尽有。护城河四面深 1 丈, 宽 3 丈, 有内墙一道高 6尺, 有外堤一道高 7 尺, 河边种植柳树两千多棵, 用来遮蔽保护^[16] 。        

　　永宁州: 万历四年, 用砖石修建, 东门和北门都设置瓮城设有城楼 3 座、角楼 5 座、悬楼 15 座、敌台17 座、垛口 1 228 个。万历二十六年, 州守夏惟勤进行重修, 将南门改到东南角, 同样设置瓮城, 又增添了 5 间城楼和垛口房 30 间, 西南角修筑 1 座高台,造楼 15 间来观察敌人^[17] 。        

　　文水县: 万历五年, 知县郭宗贤等人开始用砖石修建, 城墙高度和厚度增加, 其他如旧, 底座宽 4 丈,顶部宽 2 丈 5 尺, 设重门 4 座, 四角为重檐, 高楼 8座, 堞楼 64 座, 护城河深 3 丈, 宽 4 丈, 城外修城垣墙用以遮蔽, 高 7 尺^[18] 。        

　　3. 2 天启到崇祯年间大规模起义与城防建设        

　　农民起义从天启七年开始, 一直持续到崇祯十七年, 在近 20 年的发展过程中, 农民军转战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湖北、湖南、四川、山东等省, 参加人数达数十万。崇祯三年, 山西涌入了大量的农民起义军, 从河曲至蒲州, 都遭到农民军的进攻。其后,晋东南阳城、沁水等为主要战争地。以曹文诏为首的官军对农民军进行了镇压, 压制住了农民军的势头, 但是也激起了山西本地的农民起义, 崇祯六年,陕西起义军全部来到山西, 当地王刚、王之臣、通天柱起而响应, 声势极为浩大。崇祯七年八月, 山西境内起义军被平息, 起义军又回到陕西, 其后活跃于河南、湖北等地。一直到崇祯十六年十二月, 李自成派前锋渡过黄河, 进入山西, 平阳沦陷, 西河王等三百多人被杀, 山西州县通通缴械投降, 陕西、山西之间都被起义军占有。农民军共有部队 40 余万, 战斗力相当强, 此次入晋, 势如破竹, 所过之处, 州县官员或降或逃, 三月之间, 全省各个地方, 全部为起义军所有。        

　　崇祯年间, 山西多次发生自然灾害, 六年遍及山西全境, 十四年至十六年, 太原府的阳曲、文水、河曲、临县等地又爆发蝗灾、瘟疫, 自然灾害和农民起义几乎同时发生, 政府一方面要抵抗农民起义, 另一方面又要努力赈灾, 而当时的明廷已是日薄西山, 已经无力在城防方面做出反应, 因此这段时间的城防建设非常之少, 仅仅涉及到几个地方。        

　　崞县: 崇 祯 七 年, 知 县 李 茂 熊 组 织 修 建 四 门城楼^[5] 。        

　　榆次 县: 崇 祯 十 三 年 知 县 韩 如 愈 重 修 各 门城楼^[14] 。        

　　永宁州: 崇祯十四年, 将护城河挖得更深^[17] 。        

　　文水县: 天启四年知县米世发重修城墙、城门、城楼、堞楼, 又修复了旧城断掉的四角, 内墙开拓马道, 宽 1 丈有余, 周围城垣 7 尺, 用以保护^[18] 。        

　　明末的农民战争持续时间强, 破坏性大, 民众的生命和财产都损失重大。从上文可以看出, 在万历年间, 各地纷纷加强城防, 筑高城墙、增设瓮城、掘深护城河、新设水道马道, 城市的防御体系逐渐完善。而到了崇祯年间, 明廷气数已尽, 对农民战争和自然灾害已经疲于应对, 而需要钱财、工匠、士兵来修建的城防体系已经几乎无人问津, 既无钱可用, 也无人可用。        

　　总之, 明代是我国古代筑城的最后一个高潮时期, 太原府地方城池的修筑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很大的发展, 明初的恢复、中期与蒙古势力的长期对峙、末期在农民战争破坏的情况下, 导致太原府形成了三波大规模的筑城运动。尤其是冲突最为激烈且资金最为充足的明中期, 各地纷纷开展了筑城运动, 以达到增强军事防御能力的目的。三次浪潮过后, 各地城池整体得到了提高, 提高后的城池体系更加完整, 防御能力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参考文献:        

　　[1] 宋濂, 等. 元史[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204.        

　　[2] 张廷玉, 等. 明史[M] .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127 -3929.

　　[3] 费淳, 沈树声. 太原府志[M] . 1783: 43.        

　　[4] 方戊昌. 忻州志[M]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 13.        

　　[5] 邵丰鍭. 崞县志[M]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 187.        

　　[6] 王克昌. 乾隆保德州志[M]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392.

　　[7] 金福增. 同治河曲县志[M]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54.

　　[8] 吴光熊. 光绪岢岚州志[M]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563.

　　[9] 夏肇庸. 光绪交城县志[M]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232.

　　[10] 杨 士 奇. 明 英 宗 实 录[M] . 北 京: 中 华 书 局, 2016:3984.

　　[11] 王嘉谟. 徐沟县志[M]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 83.        

　　[12] 和羹. 清源县志[M]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 440.        

　　[13] 夏肇庸. 同治河曲县志[M]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54.

　　[14] 张敬颢. 同治榆次县志[M]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332.

　　[15] 郭晋. 乾隆太谷县志[M]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38.

　　[16] 陈时. 光绪祁县志[M]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 308.        

　　[17] 姚启瑞. 康熙永宁州志[M]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26.

　　[18] 王炜. 康熙文水县志[M]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29.

　　[19] 童秀春. 康熙宁乡县志[M]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266.

　　[20] 张 居 正. 明 世 宗 实 录[M] . 北 京: 中 华 书 局, 2016:5047.

　　[21] 张彬. 光绪平定州志[M]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63.

　　[22] 周永福. 光绪盂县志[M]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75.

　　[23] 马家鼎. 光绪寿阳县志[M]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399.

　　[24] 王时炯. 雍正定襄县志[M]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26.

　　[25] 张 惟 贤. 明 神 宗 实 录[M] . 北 京: 中 华 书 局, 2016:1199.

　　[26] 方戊昌. 忻州志[M]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 13.        

　　[27] 徐继畲. 光绪五台新志[M]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41.

　　[28] 夏肇庸. 同治河曲县志[M]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