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晚清时期, 清政府由于统治腐败, 致使社会民生凋敝, 走向灭亡的趋势愈发显著。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失利后, 满清被迫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为偿还巨额赔款, 对民众实施了进一步的压榨。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特别是捻军运动, 它是 19 世纪 50 年代在长江、 黄河流域爆发的一次大规模的反清起义。 捻军运动史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二十世纪以来, 虽然此类研究逐渐减少, 但依旧陆续有新的学术成果问世。 于文善教授在《近十年来捻军运动史研究述评》 一文中, 对 21 世纪 00 年代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 包括捻军史的分期问题、 捻军与太平军的关系等议题(于文善、 唐俊峰, 2006)。历经二十余年, 学界学者纷纷提出了新的见解。 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综合近二十余年学者的最新观点, 对捻军运动史进行再度审视与总结, 旨在为相关研究领域提供助力。        

　　
　　       

　　二、 捻军运动史研究概述        

　　捻军运动的研究自建国以后已经开始, 时至今日, 研究成果包括众多专著与学术论文。 最早关于捻军运动的专著可以追溯至 1939 年罗尔纲所著《捻军的运动战》 , 该书主要涉及的内容是捻军起义所采用的种种战术以及最终失败的原因。 1960 年由安徽科学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历史研究室近代史组编著的《关于捻军的几个问题》 出版, 此书详细介绍了捻军产生的社会背景, 组织, 战术等等。 1996 年发行的《捻军史稿》 是徐松荣关于捻军起义的一部综合性论著。 该书内容涉及面广, 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做了最大限度的延伸, 尤其是作者着力于军事战争史, 对捻军和清军的战略战术, 以及捻军的组织特点及根据地建设等作了比较成功的论述。 郭豫明教授在 1979 年, 1996 年和 2001 年分别出版了《捻军起义》 , 《太平天国与捻军》 和《捻军史》 , 这三部作品都从独特的角度来研究捻军运动, 为捻军史的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21世纪以来, 徐修宜教授撰写的《捻军运动简史》 于 2003 年出版。 在此书中, 徐修宜教授并没有按照学界以往的惯例将捻军运动分为四期或者五期。 而是以张乐行牺牲为标志分为前期捻军运动与后期捻军运动两个时期, 这是一种全新的视角与看法, 因此也得到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结论。 此外还有《捻军研究》 ; 《近代农民战争再研究丛书捻军起义》 ; 《捻军资料补集》 等论著的出版。        

　　再将视野拓展至学术论文领域, 观察近二十年来关于捻军运动的学术论文, 其数量总体而言颇为可观。研究的方向涵盖了捻党与捻军之间的关联; 捻党的阶段性特征; 捻军失败的原因; 捻军在河南的历史活动等诸多方面。 综合考量, 史学界对捻军运动的研究已取得显著成果, 捻军运动的历史记载正逐步完备。 而连续不断的学术成果也为后续学者提供了深入研究的动力。        

　　三、 近二十年来捻军运动史的进展与成果        

　　笔者结合近二十年的学术论文以及捻军史研究所出版的众多著作, 挑选以下几个角度进行述论。        

　　(一) 捻党与捻军问题        

　　所谓“捻” , 是皖北地区的方言。 当地人们把那些以村庄、 姓氏、 血缘、 兴趣等因素而自发组织起来,从事某种目的的人群, 称之为“捻” 或“捻子” 。 “捻” 即为“一股” “一伙” “一部分” 之意。 捻军虽起义于 1853 年, 但是要追溯其根源, 这就与安徽、 河南、 江苏交界一带就已有“捻子” 的活动密切相关。 捻子的名称最早见于书面记载的是 1814 年(清嘉庆十九年), 清御史陶的奏:“每一股谓之一捻子, 小捻子数人,数十人, 大捻子一、 二百人不等。 ”

　　1. 捻党的形成        

　　关于“捻党” 形成的具体时间, 学界并不统一标准, 史学界有以下三种看法, 分别康熙年间, 乾隆年间以及嘉庆年间, 其中最具认可的便是在嘉庆年间。 王闿运在《湘军志》 , 《捻军》 中提到捻党最早可能始于康熙年间(王闿运, 1957) , 但是这种说法没有太多资料加以论证, 其信服力并不高。 嘉庆年间说主要有三种解释: 根据方玉润在其著作《星烈日记汇要》 记载:“捻之始, 起于嘉庆二年(1797 年) 。 楚川教匪滋扰,在处招募乡勇, 其时颍、 汝岁歉, 应募者众。 数年, 教匪底定, 撤勇归籍。 若辈久历戎行, 桀骜性成, 剽掠性成; 既归, 不屑生业, 唯事博饮, 地方无赖又从而附和之, 日则市场恣横, 夜则乡村行窃” ; “捻子之称,盖由此起” (方玉润, 1957: 309–310) 。 江地判断捻党产生的时间为嘉庆十三年(1808 年) , 而郭豫明在《清代捻党滋长初探》 将捻党产生的时间定为嘉庆十九年(1815 年) (郭豫明, 1998) , 二人的依据是根据官书的正式记载。 根据以上众多学者所述, 大体可以将捻党形成的具体时间确定为嘉庆年间, 具体年份还有待考究。

　　2. 捻党向捻军的转化        

　　徐修宜教授指出, 1855 年秋季, 各路捻党人马于雉河集会盟, 标志着捻党向捻军的转变, 从而将“捻党运动” 划分为“捻党” 与“捻军” 两个阶段。 前者为捻党的生成及发展时期, 后者则是捻党对抗清朝的战争时期。 这一划分的主要论据在于 1855 年捻党颁布的《行军条例》 与《布告》 。 《布告》 中明确提出了起义纲领, 显示捻党群众性活动已转化为捻军起义的开端, 拉开了捻党反清战争的大幕, 《布告》 因此成为捻党向捻军转变的显著标识。 《行军条例》 的发布, 则充分证明了捻军已转变为纪律严明的农民起义军。 这两个事件标志着捻党由分散走向统一。 在以往的诸多研究中, 往往未对“捻党” 与“捻军” 进行明确区分, 甚至存在混淆现象。 徐修宜教授的观点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 为捻军运动史的研究开辟了新路径( 徐修宜,2007) 。        

　　我们需要明确的是, 捻军运动史包括捻党与捻军两个时期, 捻党最初是一支群众性的自发的队伍, 经1855 年两个条例的颁布后, 才成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农民起义军队。 因此, 在研究捻军运动史时, 我们不可以将二者切割开来, 更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二) 捻军运动与其他农民起义的关系        

　　清中后期爆发了多起大型的农民起义, 如白莲教农民起义, 太平天国运动, 捻军运动等等, 近二十年学术界对捻军与二者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1. 捻军与太平军        

　　捻军与太平军相因相系, 二者关系密切, 学界已有诸多论述。 学者江地将两者之间的关系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 首先是捻党时期(1797–1853 年) , 此阶段为捻军运动的初级阶段, 尚无严密的农民起义军规模,与太平天国并无直接联系; 其次是太平天国与捻军相互影响时期(1853–1857 年) ; 第三阶段为太平军与捻军协同作战时期(1857–1861 年) ; 第四阶段为两者关系断续时期; 第五阶段为太平天国领导下的太平军与捻军合并作战时期(1864–1868 年) (江地, 1963) 。 江地学者的分期, 明确反映出两次起义之间的距离是逐渐缩小的, 捻军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太平军的带动。 江地教授提出, 太平军与捻军应为两个独立的起义军群体, 不应混淆。 郭豫明则认为两者关系可分为三个时期: 互动时期(1851-1857 年) 、 联合作战时期(1857-1864 年) 以及合并苦战时期(1864–1868 年) 。 盛巽昌则强调, 捻军与太平天国是两个自成体系的社会组织, 它们之间的关系复杂多变, 既有合作又有分离。 诸多学者虽有各自见解, 但总体而言, 都将太平军与捻军视为两个独立的实体。 两者从分离到合并, 共同抵抗清朝的统治。 这一观点颠覆了 1952 年罗尔纲将捻军视为“太平天国新军” 的看法。

　　2. 捻军与白莲教        

　　白莲教起义是清嘉庆元年(1796) 至嘉庆九年(1804) 爆发于四川蔓延至陕豫鄂地区的一场大规模农民起义, 根据上文对捻党形成时间的述论可知, 白莲教与捻党起义并无时间重合。 但近二十年学界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研究。

　　一说捻党是白莲教的变种, 两者有十分密切的历史渊源。 江地教授在《初期捻军史论丛》 中指出, 捻党与义和拳运动相似, 不仅与白莲教的分支——八卦教有着共同的起源, 而且其初期成员中, 既包括白莲教在反清战争失败后流亡的信徒, 也包括在反白莲教战争中清政府裁撤的皖北籍乡勇。 因此, 捻党的形成及发展,与嘉庆元年至嘉庆九年间的白莲教川楚陕大起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捻党成立后, 其成员与白莲教徒共同发起起义, 共同抗争, 失败后一同遭受清廷的严酷镇压。 在捻军起义之际, 白莲教徒也在各地组织起义, 支持捻军, 部分捻军领导人甚至兼具白莲教教主的身份。 得益于白莲教优良的反侵略抵抗传统, 捻军起义时,常常借助白莲教的旗帜, 采用其称号、 策略及斗争经验(江地, 1959) 。 此外吴善中教授对此种看法持肯定态度, 其在《捻子, 捻军的性质及其与白莲教的关系》 一文还提出: 捻军的“旗分五色” 的军队编制、 职官名称等也仿自白莲教(八卦教)(吴善中, 2015) 。 蔡艳利也认为捻军与白莲教组织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二者曾一起在是河南商丘金楼寨起义中联合作战(蔡艳利, 2012) 。 以上学者都对二者关系持肯定态度。        

　　然而, 在《关于捻军的几个问题》 这部论著中, 学者们十分肯定的推翻了江地教授的这一说法。 其依据是皖北的一些民歌中记载, 白莲教与捻军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 而且两者之间时常发生摩擦, 例如皖北一带流行着有“踢的、 龟爬的、 娘娘被他杀得怕怕的” 和“牛不走, 车不转, 娘娘急的一身汗” 二首民歌。 在前一首民歌中的“他” 字, 传说是指龑得, 这种说法真实性有待商榷,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 为捻军首领,而“娘娘” 无疑是指白莲教所供奉的娘娘。 这两首民歌就是描述白莲教被捻军打败时的情景。 所以说捻军与白莲教的关系并不是完全融洽, 二者相处并非相安无事。 其次, 从捻军的组织形式来看, 把捻军这支农民的起义军队组织起来的并不是宗教力量, 而是宗族之间的自然结合。 捻军是不会接受白莲教的教义与方法的。最后, 捻军既未借用白莲教的旗帜、 称号、 方法和斗争经验, 也未曾借用白莲教的教义, 更未曾借用白莲教的战斗口号和服装(安徽科学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历史研究室近代史组, 1960) 。        

　　回顾捻军运动史的论著与论文资料, 似乎捻军与白莲教关系密切这种说法更容易被学术界所接受, 而进一步的肯定与论证还有待更多学者深入研究。

　　(三) 捻军败亡的原因        

　　捻军运动持续了十余年之久, 在捻军起义的初期, 取得了不少客观成绩, 一次又一次的击败了清廷所派出的镇压军队。 但不久之后捻军便迅速败亡, 究其原因, 近二十年史学界主要有以下看法。

　　学术界普遍认为, 捻军灭亡的根源在于捻军、 清朝政府以及农民三方面之间的复杂关系。 例如, 徐松荣在其著作《捻军领导层的局限性评估——兼论捻军起义失败之原因》 与李振武的《试论捻军起义失败原因》两篇文章中(李振武, 2000) , 分别从捻军领导层、 参与者的局限性以及军事战略失误等不同角度, 对捻军起义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与评价。 在杨木庆, 贡发芹《吴棠与捻军》 一文中(杨木庆、 贡发芹, 2006),揭示了吴棠在剿灭捻军的过程中的丰功伟绩, 也从侧面论证了清军将领的领导也是加速捻军灭亡的重要因素。 在吴擎华所著《后期捻军败亡的社会原因》 一文中, 作者着重探讨了当时社会环境对于捻军败亡的重要影响。 他强调, 后期捻军的失利与当时社会环境、 文化、 制度以及民俗风情的深刻变迁紧密相关, 失去了适宜其生长发展的社会土壤, 这是捻军败亡的根本原因(吴擎华, 2009) 。 捻军所处的社会环境、 民俗风情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 清朝对地方治理方式的变化; 其次, 社会人口数量及其结构比例的变动; 再次, 民俗风气的演变; 最后, 宗族纽带的断裂。 普遍认为, 宗族纽带的断裂是捻军败亡社会因素中的关键因素。 本文在探讨捻军与白莲教之间的关联时, 就特别强调了捻军的构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宗族纽带的维系。 捻军往往聚族而居, 宗族关系的削弱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捻军的团结与战斗力。

　　与吴擎华关注的社会环境不同, 贾国静则将研究重点放在了自然环境上, 他认为天灾兵祸在叛乱的产生或发展中通常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贾国静, 2010) 。 捻军的迅速崛起与最终的衰败与铜瓦厢改道事件有着紧密的联系。 咸丰五年六月二十日, 黄河在河南兰仪铜瓦厢处发生了重大决口。 此次决口发生后, 汹涌的河水放弃了江苏河道, 改夺山东大清河入海, 这为捻军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首先, 改道消除了捻军北进的障碍。 在铜瓦厢改道之前, 黄河流经河南东部的开封、 山东西南部的菏泽、 江苏北部的徐州、 淮阴等地,成为捻军北进的天然屏障。 其次, 改道带来了大量灾民, 推动了黄泛区反叛力量的兴起, 为捻军队伍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条件。 在改道后的短短几年里, 捻军利用这一有利形势迅速壮大, 为其日后的北进行动打下了基础。 咸丰十年底, 清廷继续对捻军进行镇压。 黄河改道后形成的新河道成为了一道天然屏障, 阻止了捻军的继续北进。 清军也充分利用这一屏障剿灭捻军, 最终将捻军围剿在黄河新河道以南。 从这两点来看, 捻军的快速发展与黄河改道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是捻军最后的灭亡也与此摆脱不了干系。 孙现伟在《“水” 与晚清捻军的生死存亡》 中, 以“水” 为切入点, 十分详细的论述了在清廷与捻军二者攻防转换中“水” 的重要性(孙现伟, 2023) 。

　　(四) 在豫的捻军活动        

　　捻军运动作为一场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 对当时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变革。 本文将捻军运动的影响分为综合影响与地域性影响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综合影响主要指捻军起义对当时中国社会整体变革的作用, 对清政府统治造成的阻碍, 以及对当时经济、 农民阶层的影响等等。 郭豫明教授在《简述捻军斗争的历史意义》 一文中指出, 捻军斗争剧烈动摇了清朝的封建统治, 削弱了列强的侵略势力, 为北方广大民众带来了一定的益处, 并对太平天国运动、 陕甘回民起义以及当时北方的反清斗争做出了贡献, 对近代人民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郭豫明, 2000) 。 此外, 史学界还有众多论著与文章都对其综合性影响进行过论述, 在此就不多加赘述, 笔者在此着重述论捻军运动在地方的影响。 捻军起义涉及的地区十分广泛, 包括安徽、 河南、 山东、 江苏、 湖北、 陕西、 山西、 直隶等地。 而在这八个省份中, 河南地区的捻军活动十分活跃, 给当时河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河南境内的捻军起义主要包括安徽捻军与河南土捻两部分。 捻军在河南境内活动频繁。 诸如张洛行等捻军领袖多次率领部众抵达许昌一带(王秀文修、 张庭馥, 1923) , 使得咸丰帝也不得不感叹“河南捻匪肆虐”。捻军在河南的主要行动是“打粮” , 即掠夺粮食等生活必需品, 这一行为对当地的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例如, 在 1853 年, 捻军攻打归德马牧集时, 所掠夺的妇女、 车辆、 马匹等, 队伍绵延长达两百余里(尹耕云, 1953) 。 除此之外, 捻军在河南的一系列行动也对当地书院的教育发展构成了严重阻碍, 这无疑给河南文化的进步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在咸丰年间, 为了抵御太平军与捻军的侵犯, 清政府实行了“坚壁清野” 策略, 该策略在河南的具体体现为修筑圩寨。 圩寨建设的主要目的是护卫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以及预防叛军对乡村和城镇的进攻。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由于众多防御措施的实施, 该宗旨得以顺利达成。 圩寨充分展现了其防御功能, 有效地遏制了叛军的行动, 尤其是捻军, 在面临清军和地方团练的围追截击时, 无法及时获得必要的战斗人员、 粮食、马匹及武器装备的补给。 在清政府剿捻战争的后期, 圩寨不仅在保护自身财产, 还向官军提供支援, 并与叛军交战。 圩寨的存在犹如一把双刃剑, 在实现“坚壁清野” 战略的同时, 也带来了其他的影响和后果。 首先,圩寨导致了绅权的扩张, 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 圩寨的防御功能也被捻军所利用。 捻平之后, 社会逐渐安宁, 原本用于防御的圩寨或废弃, 或仅作为普通聚落而存续(顾建娣, 2004) 。 在豫西南地区, 当地居民为抵御捻军的侵袭, 由暂时性的迁徙至山顶, 逐步演变为在险峻的山崖之上构建寨堡, 从而实现了定居。 这一转变不仅出于自卫的需要, 也旨在对抗政府对其进行的征税、 清剿匪患及控制等举措(马丹丹, 2016)。

　　
　　       

　　四、 结论        

　　总结往昔, 近二十年来, 学术界对于捻军运动史的研究兴趣显著增加。 通过对近些年捻军运动史领域的研究结晶进行综合分析, 我们更加准确地勾勒出了捻党与捻军、 捻军与太平军及白莲教等组织间的复杂联系。        

　　此外, 本研究特别着重于区域性影响的研究, 深入探讨了捻军在河南地区的历史活动及其产生的深远后果。与 21 世纪之前学者们主要聚焦于战争、 捻军本身的问题——诸如捻军的起源、 阶段性特征、 战略战术、 与其他如太平军等友军的联结、 失败原因及其本质等议题——所不同, 21 世纪的学术界正逐渐拓展研究的视野, 创新研究手段与视角。 在研究视角上, 某些学者开始从自然环境的视角切入, 例如, 孙现伟在其著作《“水”与晚清捻军的生死存亡》 中, 以“水” 为基点, 详尽阐释了在清廷与捻军攻守转换进程中“水” 所具有的关键作用。 在研究方法上, 学者们同样进行了创新性的尝试, 比如徐修宜的实地考察法、 马丹丹的田野调查法,以及结合口述历史的综合研究法等。        

　　五、 问题与展望        

　　自学术界对捻军运动开展研究以来, 至今已历时数十载。 在研究历程中, 学者们遭遇了诸多挑战, 也曾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 然而, 学术成果的持续产出彰显出研究的不断进步。 本文作者综合众多关于捻军运动的专著与学术论文进行探讨, 并揭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现有史料的匮乏, 捻军运动的史料远不如太平天国运动史料那样丰富; 二是研究方法亟待创新, 当前研究捻军运动史的学者仍较多依赖传统研究方法, 这使得研究视角较为固定, 难以发掘新的研究议题; 三是捻军运动作为一场农民起义, 研究不仅应关注运动本身, 还应强化对农民群体及社会层面的探讨; 四是研究角度需进一步拓展, 研究者应既注重整体性研究, 也应强化地域性或区域性的研究, 例如蔡艳丽的《捻军在河南研究》 。 基于前述问题, 笔者认为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该注意以下方面: 第一史料的挖掘与整合: 研究人员应深入挖掘和整理捻军运动相关的史料和资料, 为研究提供更为坚实的史料支撑。 这不仅包括传统的文字资料, 还应包括图像、 遗址等多维度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第二研究方法的革新: 研究者需更新研究方法, 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手段, 比如社会学的田野调查、 人类学的情景分析等, 以多元视角审视捻军运动, 从而发现新的研究切入点。 第三历史事件的联系: 在研究捻军运动时, 应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 考察其与其他历史事件的关联, 以理解捻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影响。 第四学术成果的借鉴: 研究者应借鉴学术界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方法, 特别是跨学科的研究视角, 以丰富捻军运动的研究。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注意到以上问题不仅能够研究出捻军运动更深层次的原因, 也可以为现实社会提供历史经验教训, 这对于理解当前社会问题、 预防未来社会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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