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原全称《申江新报》 , 1872年4月30日创刊于上海,是最早的中文报纸之一(晚于1861年的《上海新报》 ),经历了清末、民国直至上海解放,历时77年零26天,出版25600 (25599)期的《申报》 ,是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起初由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Ernest Major)、伍华德(C. Woodword)、普莱亚(B. Pryer)、麦基洛(J. Mackillop)等4人合资创办,后产权归美查一人所有,美查创办《申报》是他商业活动的继续。《申报》的宗旨是“行业营生为计” ,即办报是为了“营利” ,把报馆作为企业来经营。在形式上表现出民间私营特征,使得其传播行为相对独立于国家行政系统之外,显示出一定的独立性和公共品格。        

　　《申报》从创刊之日起就强调一切可以使人耳目一新的事件、人物都在它的登载范围之内。因此,其中有关救荒方面的资料极其丰富,内容涉及面广,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一

　　在近代中国,救荒既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社会经济问题,作为近代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以及其对社会问题一贯的关注,灾荒问题一直是《申报》报道和讨论的重要主题。

　　《申报》真正意义上的关于赈荒的文章,始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于1872年发表的两篇关于救荒的论说:《赈济十二善说》 (1872年11月5日)和《论救荒要务》 (1872年12月3日),当时的署名为“待鹤居士” ,这也是《申报》所登载的最早的救荒论说,主要介绍了如何赈济的十二种方法,以及赈荒过程中的“二难”、“三便”、“六急”。郑观应写作这两篇文章,是因为“感直隶水灾流民之惨,恐赈济无方,仅采先哲救荒二难、三便、六急,孱成此篇,以醒世人^[1] ,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指导救荒。虽然在中国经济史上,郑观应以提出“商战”闻名政坛,但他对农业问题以及灾荒救治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他的名著《盛世危言》中就有“农功”、“垦荒”、“旱潦”、“治河”等章节专门论述水旱灾害的防治问题,作为《申报》最早的投稿人之一,郑观应在《申报》上发表关于赈荒的论说,是他关心国计民生、百姓疾苦的具体表现。

　　此后,《申报》中有关灾荒问题的论述开始逐渐增多,特别是遇到大的灾荒发生时,更是几乎每天一篇或一天数篇。1876年— 1879年,时值清光绪初年,近代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次特大灾荒爆发了,这次旱荒整整持续了4年之久,受灾地区包括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等北方五省,灾民数千万人以上,是有清一代“未有之亘古奇荒” ,由于这次灾害以1877、1878年为主,而这两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所以后人称之为“丁戊奇荒”。在旱灾还处在酝酿阶段时,出于对社会现象观察的敏锐性,《申报》已经开始注意到北方五省,尤其是京师“雨泽稀少”^[2] ,从(1876年6月14日)光绪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它以“北地苦旱”为标题,发表论说:“昨论直隶山东天时亢旱,粮食价昂,… …向来海舶装杂粮,到清口皆有损费,今该处关道谕令不准勒取分文,以冀招徕客商,可以载运接济。”以后,关于华北地区亢旱缺雨的报道,日渐其多,从因京师雨泽稀少以致光绪帝亲自设坛、祈祷、拈香,到西报关注华北旱灾、民食接济等,内容广泛。从《申报》对华北旱灾报道幅度的增加,已经能够感觉到大灾来临之前的紧张气氛,而随着灾情的逐渐形成和发展,《申报》开始积极为灾民乞赈、呼吁社会广泛募捐,并提出各式各样的防荒、救荒的建议和意见,这些对于号召民众关注灾情,关心灾民命运,积极参与救灾,发挥了重要作用。        

　　1877年共发表有关灾情的文章80篇:一月,《论灾民沽宝得价助赈事》、《论积谷防荒》、《吴邑垦荒代赈议》、《论赈务》;二月,《论演戏救灾事》、《长春邱真人救荒三策》、《接续邱真人救荒三策》、《论筹赈机器以开垦荒田》、《论取净水以保民生》、《再论取水事》、《续论开垦荒田事》;三月,《论设法散粥以赈济饥民事》、《详述青州教士书致西字报》、《论饥民情形》、《劝赈山东饥民并荒年不能平粜说》、《再论赈饥》、《论赈济饥民》、《论种植之利》、《论赈济不如裕民》;四月,《再述难孩情状》、《西教士劝捐书》、《劝华商赈银宜托西人办理事》、《论用才能》、《书本报戏资助赈告白后》;五月,《记英人论去岁灾事》、《译西教士述山左赈饥事来信》、《再译西教士来书》、《论常平社义等仓宜令绅富管理》、《论戏园节钱助赈事因述所见》;六月,《拟设法续捐赈济山东灾民管见》;七月,《论今日捐纳事》、《再论捐纳事》、《论勘灾》、《书邸抄晋抚鲍华潭中丞先开仓后奏陈疏后》、《论赈济》、《论续捐往赈东饥免至前功尽废事》、《西人论发拟赈荒》、《西报论灾》、《论蝗》、《论江南北数省宜备凶荒》、《论西江近事》;八月,《代晋人因灾求赈启》、《接济山左赈务策》、《续筹接济赈务策》、《论山西劝捐办赈》、《书续赈策后》;九月,《论山西近事》、《东省州县宜筹储仓谷说》、《论晋民望赈事》、《论山西赈务》、《山西赈务劝捐启》、《论山西赈务奇闻》、《赈务奇闻辨》、《论陕西谭中丞奏办买米赈饥事》;十月,《乞助赈银》、《救荒粥店十便说节略》、《秦饥》、《论灾区太广赈项难筹事》、《仿办茶肆捐议》、《论上海近时捐务》、《论救饥民不能专恃积仓谷》、《论发帑以救晋豫饥民》、《论地方公事均宜与绅耆合办》;十一月,《论救灾》、《复田议》、《救荒功德说》、《论晋省近年旱灾情形》、《书复田议及请准淮灾民赎田禀后》、《论运米赈饥宜善其后》、《再论赎田事》;十二月,《续论赎田事》、《论植树防荒》、《论为善无不报》、《以工代赈议》、《论贩米赈晋》、《论内患诚可忧》、《论兴水利以裕民食》、《论近日灾赈各事》、《书邸抄郭给谏奏请抚辑饥民疏后》、《论抚辑灾民》。

　　1878年共发表有关灾情的论文章150篇:一月,《书赎田议后》、《劝办山西平粜启》、《书劝办山西平粜启后》、《豫省来书劝赈启》、《书仓山旧主醉言后》、《论日本旱谷宜求其种饬令西北各省栽植以免旱灾事》、《论饥民宜赈抚兼施》、《亩捐充赈不如摊捐养廉说》、《论曾伯抚用李教士襄赞晋省饥务》、《论匿灾事》、《照录李提摩太来书》;二月,《贤牧令宜乘时积德说》、《论国宜因事制宜论》、《译西国牧师述山右灾荒书》、《论粤省宜增置义仓》、《论筹买洋米以裕西北赈粮而免东南缺食事》、《接续粤省宜增置义仓论》、《论设会助赈》;三月,《论各西报言晋抚严参办赈不善各员事》、《救荒议》、《李伯相试办平粜奏折书后》、《论运解晋赈米麦事》、《论近日捐事》、《阅河南奇荒铁泪图后》、《申论捐粟三弊》、《论赈务似宜以工代赈之法》、《论南北田制》、《论近日办赈情形》、《赵铎伯多禄与西教士论灾书》、《代赎寒衣锄器说》;四月,《李提摩太论灾书》、《慈航道人集赈捐议》、《论弥灾宜上下交》、《论广开沟洫俾免水旱灾荒事》、《禁绝贩卖女孩并劝饥户勿轻弃所生说》、《论近日内外臣工陈奏各事》、《论理民各官均宜留心水利》、《拟弥内地会匪策》、《论山西近日办赈情形》、《论招工即以赈饥》、《不救灾议》、《书邸抄余侍郎即奏请通京两仓米粟发出平粜疏后》、《筹赈管见》、《论中国理财》、《劝敬神赀用权移赈饥说》、《崇俭以赈饥说》、《论救荒之法积仓谷不如开水田》、《论近日赈捐情形》、《办赈宜各尽心说》、《论奉劝办赈诸公试用辟谷各方事》;五月,《论足用莫如开矿》、《论救灾宜速》、《论救灾不能尽泥古法》、《论救灾必须先筹食物》、《移资助赈论》、《劝赈文》、《论办赈劝制辟谷各方》、《劝助晋豫赈捐启》、《论宜设法广用客民以开荒田》、《论秦中北山饥民似宜同赈》、《筹捐末议》、《收买灾民择配说》、《论近时弊政》、《劝惜福说》、《赈款宜广筹说》、《书宗人府吏部复议二疏后》、《筹捐臆说》、《苦口劝赈说》、《论运米易物售物增米以为行权赈灾之法》、《赈晋饥》、《论竭力助赈以活灾民而求多福事》、《论风俗难齐》、《筹赈管见》、《论江西近日筹办捐赈情形》、《急劝助赈启》、《拟烟馆难禁不如苛捐充赈》、《书本报类登贩人事后》、《省费助赈说》;六月,《祸福倚伏说》、《劝省广费以助赈说》、《论商取美款以助赈务兼建书院》、《驳奇论》、《论拟以韦姓陋规昨捐赈巨款》、《论赈务早难于转运》、《论亟宜力田开矿以裕民财》、《论招民归耕宜兼兴水利施教化》、《论内外臣工务宜和衷共济国事》、《劝立社仓章程》、《论移资助赈之难》、《论各处仿设桶捐》、《论西人助赈并无他意》、《东洋报论赈饥事》、《论仓谷不足济灾须预使粮食》、《论转运莫善于筑火车马路》;七月,《论书院停课移赈》、《人身脏腑支体相应说》、《省无益说》、《拟移醮助赈说》、《书宝司业张侍讲奏牍后》、《贫弱探源说》、《筹赈末议》、《原荒》、《扬州文生禀请运宪稿》、《论防灾》、《书扬州阮生请加盐价禀后》、《水灾可畏》、《论养廉薪水可以充赈》、《筹民食说》、《劝节香费助赈说》、《筹救豫省妓女平议》、《广卖艺助赈说》、《字林西报论中国灾荒事》;八月,《劝办房捐说》、《士捐议》、《解西报论中国灾荒语》、《论加奖助赈》、《安溪李阆山劝种番薯说》、《兼赈绿豆说》、《捐输可以借贷说》、《普愿店伙一律助赈说》、《论赈务不可停止》、《种树能备水旱说》、《论书院移赈不行》、《书沈制军复陈淮盐难加赈厘片后》;九月,《论广帮盂兰会之盛》、《劝办社仓示》、《招抚流亡书》、《照录凌君论水灾书》、《拟劝候补人员捐薪助赈说》、《豫赈仳离啜泣图说》、《论河决》、《录豫中赈局熊君来函》、《疏决浊流管见》、《广积谷以备荒歉说》、《论水旱与食物本质》、《建仓积谷》、《放赈大弊》;十月,《食新病腹辨》、《论公佥开禁事》、《论赈务日见疲敝》、《书周侍御请筹办荒政片》、《教养兼资说》、《食盐加价论》;十一月,《储仓余议》、《书梅中丞酌提丝捐银两垫拨直隶赈》、《劝推广赈捐议》、《河帅奏荒书》;十二月,《论河工保养》、《照录熊君来函》、《论社仓》。

　　从1877～1878年,《申报》共发表关于赈灾的文章230篇,几乎每5天就有一篇。详细阐述灾荒的救治方法,内容涉及荒政的几乎所有方面,从仓储、垦荒、平粜、蠲缓到劝捐、兴河、种树、筑路、食物、收养灾孩与妇女,以及灾荒产生的原因,灾荒与内忧外患、社会风气、西方传教士之间的关系,等等。《申报》提出的建议,虽然未必能被当时的统治阶级所采纳,但作为传播范围广、影响面大的一家报纸,它对灾情、灾民的报道,牵动了大江南北的民心,甚至对近代中国一种新兴的“民捐民办”的赈灾方式——义赈的兴起,也起到了推动作用。正如晚清义赈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经元善所说,“从前未有义赈,初闻海沐青州饥,赠阁学秋亭李君,集江浙殷富资往赈。光绪三、四年间,豫晋大。时元善在沪仁元庄,丁丑冬,与友人李玉书见日报刊登豫灾,赤地千里人相食,不觉相对凄然。” ^[3]当时,《申报》是人们了解外界消息的最主要的渠道, ^[4]它使“中国人能阅读到国内和国外发生的事件,成了上海最畅销的报纸”。^[5]不少人都经常阅读《申报》。^[6]        

　　^二        

　　在重视利用论说、时评、杂评、社论呼吁救灾、建言献策的同时,《申报》也重视新闻极强的时效性在救荒过程中的作用。1905年,为了以新闻吸引人,《申报》“广延各省之访事,” “广译东西各报” ,使它能够准确及时地报道灾况,社会各界能够较快得到灾讯,迅速采取救助措施。1906年夏湖南发生水灾,远在日本的留学生宋教仁6月中旬就通过报纸得到了消息,立即组织留日学生捐款救济。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并引发大火,人员、财产损失惨重,消息传到中国,官绅朝野、南北各地立即展开了规模广泛的赈济行动。《申报》于9月2日率先刊发“路透社电” ,报道了日本发生大地震的消息,对日本震灾极表同情,呼吁国人急起赈灾。

　　9月3日《申报》发表时评《悲日本地震大火灾》呼吁:“此次日本东京、横滨及附近各大市镇,因大地震后,而至大火灾,诚可谓世界稀有之惨剧。… …凡属人类皆当闻而同悲,为援救焉。”而且“东京、横滨二地,我国之学生与侨商数殊不少,亦必同受其灾,故我国人速宜赈助之也。”^[7]之后,又分别于9月5日、9月9日、9月12日发表题为《吾国民对于日本大劫之态度》、《天作孽与自作孽》、《谨防官僚之利用日赈》三篇时评,认为虽然我国与日本历年以来存在各种各样的国际争端,但从事慈善事业是没有国界的,希望国民能够养成和平、奋勉、慈祥、勇敢、光明、义侠、仁厚、博大之美德,并希望这些美德能够逐渐成为全人类所共同拥有的品质。同时,比较世界其他各国对中国、日本遇灾不同的救济态度和行动,指出:日本所遇为天灾,而中国所受为人祸,所以不能引起各国的同情与救济,这正如中国古语所言: “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而且日本的天灾为地震,中国人祸为人震,都给国家、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对于有人假借赈济日灾,提出的“由关税附加,半以充日赈,半以充国内之赈”的作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慈善行为应出自自愿,如强迫人民而为,只能是“国”们别有用心的“剥民之策”。

　　从9月3日起,《申报》根据从名古屋、东京、长崎、长野、横滨等地通讯员发回的电稿,组成《日本大地震损害纪》 (21篇)以及《日本地震大灾志》 (9篇),详细报道受灾各地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灾民的安置、救济方法、铁路电讯、军警宪兵的活动情况,甚至包括日本是否迁都的讨论,都予以关注。《申报》对日灾关注的密切程度以及内容之广泛,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国外灾荒的报道。从24日起,又开始连续发表《日本灾后复兴纪》 (15篇),内容涉及物资供给、灾后防疫、中国及其他各国的对日援助、各种救灾法令之制定与颁布等等。

　　除此以外,《申报》还详细报道了中国各界、各地对日灾巨大的救济热情和积极的救济行动。9月6日由上海总商会、仁济堂、红十字会、中国济生会等40余家社会团体组成的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在上海成立,朱葆三为主席,并当场进行了认捐。其后,从北京、天津、香港、福建、山东、河南、陕西等省市,纷纷成立赈济日灾的组织,广泛发动社会各界捐款、捐物,从总统到各级官僚、各地军阀,到社会名流、演艺界人士,到留日学生、平民百姓甚至中小学生,进行了全民总动员。这其中既包括中国政府的官方救济,也包括民间自发的义赈,而且绝大多数款项来自民间。据统计: 1923年9月12日至1924年1月29日,《申报》共刊登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的鸣谢广告125条,共列有捐款团体650个,个人1,395人,捐款金额共大洋184,003.95元、旧制钱283,330文^[8]。表现了中国人民不计前嫌、救灾恤邻的古道热肠。        

　　出于对日本地震引起的巨大灾难的关注,中国掀起了一股研究地震学与地震灾害的热潮。

　　对于地震灾害的总结,《申报》发表了一系列的相关文章,如耿光的《日本地震之研究》 ,章鸿钊的《日本震灾与我国所得的教训》以及翁文灏的《近十五年中国重要地震记》等,都对中国的震灾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在社会上进行了一次地震知识的普及教育。由于日本震灾,在东邻之国的中国,引起了有关地震、海啸的谣传,使民众颇为恐慌,虽经各报据科学原理,多方解释,方使谣言平息。由此,进步的思想家们认识到国民对于海啸、地震等自然科学知识的贫乏,建议从三个方面宣传、普及科学知识,“一、家庭聚谈,二、报纸开辟科学栏目,三、学校学生于假期演讲和分发普通科学之白话印刷物” ,以便将科学知识普及到全社会^[10]。《申报》还在常识专版中开辟了“科学”栏目,专门宣传和介绍有关地震的常识,主要面对平民阶层,进行科学的启蒙教育,这是实际赈灾活动之外的又一种收获。

　　三        

　　《申报》还通过发表各地“访员”和参与救荒的各级政府官员、江南义绅、西方传教士所写的有关灾情的报道、奏折、日记、书信等,充分展示灾情的惨重和灾民悲惨的境遇。《申报》的灾情介绍往往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对劝捐、募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后人保存了无数珍贵的救荒资料,如从1878年5月,《申报》陆续刊登来晋办赈的江南义绅潘少安所撰的《豫行日记》 ,详细叙述灾区的惨状。“三月初五日,自徐州开车,见灾民陆续南下,皆失人形,食树叶若甚甘,宿王家店。初六,砀山东门外尖宿难民厂中,病者十人,而七给太乙丹甚效,在西关埋尸一名。初七,一路见死者甚多,夜宿马牧,同瞿星翁夜行,遇一修武县病孩,张姓,年十四岁,父母兄姊均途中病故,商托茶室中张老柱者代为收留,许其重酬,夜半遂毙张家,即托埋葬。初八,午刻至归德府,途中见乌鸦啄尸甚惨,灾民南下者,行数步辄扑地,或竟扑地而死,哀呼救命之声,呻吟垂毙之声,不绝于耳。初九,入市易钱,探悉汴城有银不能换钱,有钱不能换粮,并谣言灾民聚众等语。于是进退两难,… …同诸友散步,见路毙五十余人,将各友自带另银换钱给发,未及入厂之灾民,是日埋尸十七名… …见一获嘉灾民,卖女已成交,计三千文,其人一家共七口,前在睢州已卖一女,十七岁,今卖者,十三岁。即为代赎,仍至白云寺,给钱埋尸六名。十九到普济桥发钱,因钱乏,入城兑换,见街上出卖田器者无数,因思即使得雨,如何归耕?”^[10]        

　　《申报》还以浅显、易懂的诗赋、歌谣等文字形式生动地描述灾情,以期激发大众的同情心,更多地为灾民略尽绵薄之力,并收到了良好的募捐效果:“古来丰歉本无常,救灾恤邻自有方,平粜施粥法常详,义举端赖仁人倡。娲补天,禹平地,信非夸,何容易,乾坤缺陷尚能修,博施济众非难事。比年水旱恒苦饥,哀此穷民竟何依?君不见,四境嗷鸿声啾唧,鹄形惨淡无颜色;又不见鬻子卖妻尤堪怜,牵衣泣别心茫然。富家拥仓箱,膏粱自饱袄,日食费万钱,犹无下箸处,何不发慈悲,略省筵宴赀,足饱千人腹,免他骸爨而骨炊。渴施茶,病送药,此饥民,性命危,在旦夕,填沟壑,福田种向心田收,荒年人有丰年乐,丰年乐,免饥死,人不饥死天亦喜,天本爱民如赤子,区区劫运偶然耳。积蓄之家庆有余,天之佑善必如是,吁嗟乎!人生最苦惟饥寒,坐视不救心何安?赈饥福报垂简端,可以兴兮可以观,体天心,广仁术,世间积德事虽多,赈济备荒功第一!”^[11]        

　　有感于《申报》的灾情报道,慨然助赈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有佣妇朱冯氏交来洋一元,附有同情灾民之信一封,言充作江浙赈款,令人敬重焉!”^[12]连沿街行乞的乞丐都是因为“屡闻店家读《申报》 ,言山西奇荒情形甚惨” ,所以将乞讨所得八百文钱捐赈。^[13]        

　　《申报》的社会服务功能因近代大众传播媒介的性质而产生,其内容又与中国社会和上述地区的灾荒状况密切相关,总体上来说,这种服务功能从形式到内涵都具有浓厚的社会化特点,在近代救治灾荒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普及社会赈灾意识的作用。

　　除了上述几种形式以外,《申报》中还保存了部分政府官员就救荒问题所上的奏折;而作为最早采用电报传递信息的近代化报纸之一,为数众多的救荒电报,也是丰富多彩的《申报》救荒资料的组成部分之一。

　　烟毒是中国近代社会的痼疾,鸦片泛滥给中华民族所造成的灾难是史无前例的。可以说,正是罪恶的鸦片贸易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序幕,它是危害中国社会两个世纪的罪魁祸首。同时,鸦片还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摧残了社会生产力。正如陈《炮子谣》所写:“请君莫畏大炮子,百炮才闻几人死。请君莫畏火箭烧,彻夜才烧二三里。我所畏者鸦片烟,杀人不计亿万千!”^[14]所以,《申报》从灾荒发生原因的角度对鸦片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具有强烈的现实关照性和极大的社会进步意义。

　　“丁戊奇荒”期间,山西巡抚曾国荃将灾荒的产生归因于鸦片的栽种,多次上奏折陈述灾情、分析灾因、筹议赈灾办法,分析可谓透辟深刻,而又痛彻心扉,“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积渐耗,几无半岁之粮,猝遇凶荒,遂至无可措手… …伏查晋省地亩五十三万余顷,地利本属有限,多种一亩罂粟,即少收一亩五谷,小民因获利较重,往往以膏腴水田偏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贫瘠之区,此地利所以日穷也” ,而且吸食者先不过是游手无赖之徒,逐渐家家效尤,乡村反多于城市,农夫也慢慢变成惰农、乞丐以致盗贼。文章还从农时、晋省地形、南北所种物产之差异、粮价三方面分析鸦片带来的危害,认为“夫人穷莫不返本,遇变必求其通,居今日而欲为晋省久远之计,非申明栽种罂粟旧禁不可” ,并建议由官府联合乡社里甲,共同严格办理^[15]。这虽不是最早关于从灾荒的角度分析鸦片危害的论说,但却是当时的认识条件下分析得最为深刻的。

　　1911年,江淮大水灾,皖南义赈会积极向政府筹赈,但清政府财力困窘,根本无力救灾,安徽巡抚与义赈会之间就是通过电报进行联系。“本年滨江各属灾情之重,诚所罕见,急赈救济。目前根本至计原应注重工赈,皖省库空如洗,额支行政经费每月尚不能如数筹发,其他可知。各属堤工,前电奏至少非六七十万两不敷,彼时尚未计续破圩,现在民力固形拮据,而公家亦艰窘异常,挪借二三百万实难办到,即禀请恩施,亦未必能得此巨款,今年被水省份除皖而外,如直隶、湘、鄂、赣、苏等省,皆受灾甚重,朝廷统筹兼顾,断不能特尤皖请,此时惟有向银行息借一法,然不将抵款筹有着落,亦碍难向银行启齿,藩司拟筹地方公债,由应出田亩摊捐归还。”^[16]        

　　综上所述,《申报》中保存的救荒资料的形式主要有:社评、时评、杂评、星期评论、本市新闻、外埠新闻、评论、消息、谈言、来件、通讯、要讯、日记、书信、杂记、要闻、电稿、奏折、告示、批录、计划书、启事、禀、提案、论策、章程、通电、法令、政策、规章、来函、布告、告灾书、歌谣、诗赋、广告等。其资料来源,主要是《申报》派驻各地的访事员、记者的来函来电,以及转载或编译其他报刊的内容,如早期大量转录香港《循环日报》有关灾荒的论说等。而这些信息的来源地则遍布全国各地,国外则有纽约、伦敦、华盛顿、东京、大阪、横滨、长崎等。《申报》中的救荒资料转载自其他报刊的有: 《京报》、邸抄、《中国科学》、《经济丛谈》、《大陆报》、《中外新闻》、《万国商业报》、《德文新报》、《字林报》、《字林西报》、《中西教会报》、《香港华字日报》、《伦敦新报》、《密勒评论》等,转引的通讯社97主要有:国闻通讯社、中国新闻社、中美新闻社、路透社等。中国近代民族危亡的现实国情决定了报纸的政治属性占据了报业发展的主流,随着鸦片战争后一次次加重的民族危机,报纸常视为兴国振邦的“国之利器” ,赋予了强烈沉重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申报》主动、积极参与国家事务、重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在报道灾情、呼吁救灾、参与具体救灾活动等方面,显示了其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和趋新观念,为中国近代救荒事业做出了贡献。

　　注:

　　[2]易惠莉《郑观应评传》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56页。

　　[2]《申报》 , 1875年6月2日。

　　[3]《沪上协赈公所溯源记》 ,见虞和平主编《经元善集》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6页。

　　[4]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 176页。

　　[5]Betty Peh. Tiwei: Shanghai Crucible of Modern China, Hongkong, pp88。

　　[6]如《林蕴珊来信》 ,《万国公报》 ,第14册,第8864页;《杂事》 ,《万国公报》 ,第15册,第9384页。

　　[7] 《悲日本地震大火灾》 ,《申报》 , 1923年9月3日。

　　[8]李学智《 1923年中国人对日本震灾的赈救行动》 ,《近代史研究》 1998年第3期。

　　[9]张蘅香《普及科学智识之必要》 ,《申报》 , 1923年9月26日。

　　[10] 《豫行日记》 ,《申报》 , 1878年5月20日。

　　[11] 《劝赈歌》 ,《申报》 , 1880年4月。

　　[12]转引自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 ,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13]转引自朱浒《晚清义赈研究》 ,第125页,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论文, 2002年。

　　[14]陈《炮子谣》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 ,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5页。

　　[15 ]《奏为申明栽种罂粟旧禁以裕民食而备凶荒》 ,《申报》 , 1878年4月12日。

　　[16] 《皖省发起地方水灾公债》 ,《申报》 , 1911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