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是今人相当熟悉的一处著名景点。它之所以有名，与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则典故有关，比较通行的故事版本是这样讲的：                

　　张文端公居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吴越用之。家人驰书于都，公批诗于后寄归，云：“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吴闻之感服，亦让三尺。其地至今名六尺巷。        

　　文中“张文端公”，即康熙年间的大学士张英，其子则是历仕康雍乾三朝、逝后配享太庙的重臣张廷玉。父子两代相继为相，张家权势不言而喻。然而，作为身居京城高位的桐城籍名宦，张英听说家人与吴姓邻人因宅基问题产生纷争后，并未恃权霸道，而是回诗一首。诗中蕴含的礼让风度和谦抑品质，既教导了家人，又感动了邻人。张、吴两家主动各让三尺墙基，将一场矛盾化于无形，也从此留下了“六尺巷”的千古佳话。        

　　上面这则典故，出自姚永朴撰写的《旧闻随笔》。姚永朴同样出身桐城世家，祖父姚莹，父亲姚浚昌，俱有文名。永朴自幼耳濡目染乡贤往事，《旧闻随笔》的文史价值向来受到学界推崇。该书成稿于1920年前后，距离张英所处年代已经过去了两百余年。此时正值“邦基之杌陧（ wù niè）”“坦道之榛芜”的非常时期，作者阐扬前贤的嘉言懿行，蕴含着对时下“资乎观感”“有裨世教”的深厚期许。        

　　姚永朴在讲述此事之后，还强调了一个细节——“或谓丹徒张文贞公事，殆误”，即有人把这则典故归到“丹徒张文贞”名下。丹徒今属江苏省镇江市，张文贞即张玉书，与张英同朝为臣，也曾位列大学士。姚氏特意纠正人们口传的这个“错误”，恰恰说明，“六尺巷”的故事在很长时间里并不为桐城张氏所独享。        

　　事实上，与“六尺巷”故事主旨和结构大致相同的“让墙”典故，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至迟唐宋之际便已流行于世。北宋翰林学士、文学家杨亿口述，其弟子黄鉴笔录的《杨文公谈苑》，记录了一则情节相似的典故：曾经担任后唐工部尚书的杨玢，致仕之后回到长安。多年未归，杨家旧居大多已被邻里侵占，子弟便撰写状纸，准备到官府申诉，讨要公道。不料，杨玢看状之后随手写了一首诗，诗文曰：        

　　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时。                

　　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禾黍正离离。        

　　诗文前两句意为：四周邻居侵占我的宅地，我任他们占去便是，毕竟要想到从前未曾置办这些宅地之时。后两句中，“含元殿”是唐长安城大明宫正殿，该殿当年何等金碧辉煌，黄巢起义后却逐渐荒废，如今只留下殿基遗址。“秋风禾黍正离离”借自《诗经·王风·黍离》中的“彼黍离离”一语，描写昔日巍峨的宫殿基址上面，现在已经长满荒草禾黍。杨玢一度仕奉前蜀，位至显官，再归后唐，亦得重用，对王朝兴替和世势变迁自有非同寻常的切身体会。眼前遭遇，对他而言确实算不得什么波澜，其诗文背后更多的是对历史风云变幻的感悟和思考。        

　　杨玢诗作及其事迹代代流传。宋人阮阅编著的《诗话总龟》、清初褚人获的《坚瓠集》等文献，基本照录了《杨文公谈苑》中关于杨玢的这段典故和诗文内容。康熙朝奉敕编纂的《全唐诗》，收录杨玢诗三首，此即其一，并为其拟题《批子弟理旧居状》。        

　　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似的叙事陆续出现在史籍之中。据《杨文公谈苑》记载，杨玢子弟读到该诗后“不复敢言”，故事到此结束，彼时还看不到争讼两方“让墙”的情节。而后续故事随年代、地域、主角变化，诗文内容也愈发丰富。根据故事主人公的年代先后，大致可列出如下几种代表性说法。        

　　其一，杨翥说。杨翥（1369—1453），字仲举，明初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今属江苏省苏州市）人，官至礼部右侍郎，后进尚书。杨翥以厚德雅量著称于世，他的吴县同乡王锜，对其行事风范素有耳闻。王锜《寓圃杂记》载：        

　　杨先生翥为修撰，居京师。邻家有失鸡者，指其姓而骂。家人以告，先生曰：“坊市中不独我一家姓杨。”又一邻居甚隘，雨至，必从先生家出水，甚受其污湿之患。家人复告，先生解之曰：“晴干日多，雨落日少。”其德量如此。        

　　所列两事，均是说杨翥胸怀雅量，不计得失，妥善处理了邻里关系。        

　　前文提到的清初笔记《坚瓠集》，同样收录了杨翥事迹，并载有诗句：“普天之下皆王土，再过些些也不妨。”《坚瓠集》作者褚人获来自江苏长洲（今属江苏省苏州市），对杨翥这位邻县乡贤当然不会陌生。透过此处多出的诗句，已不难读到《杨文公谈苑》所记杨玢“让墙”的意味。        

　　至清中叶，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则将杨玢与杨翥并列谈及，认为“二杨之度相似，可以风矣”。值得注意的是，梁氏记录的杨翥诗文，相较之前进一步“完善”，诗云：“余地无多莫较量，一条分作两家墙。普天之下皆王土，再过些儿也不妨。”迨光绪年间，江阴人金武祥撰写《粟香随笔》，涉及杨翥的部分基本承自梁绍壬的笔记文字。        

　　其二，林瀚说。林瀚（1434—1519），字亨大，福建闽县（今福建闽侯县之一部）人，明弘治年间官拜南京兵部尚书，谥文安。据清末民初刘声木撰写的《苌楚斋续笔》载：        

　　闽县林亨大瀚训子诗有云：“何事纷争一角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云云。真达人之见。记得光绪年，邑人某氏有占予家屋基数尺者，先叔考资政公函告先文庄公。时先文庄公任川督，以此诗寄回。先叔考资政公亦悟，遂听之。今其家已无髫龄，徒为他人占耳。        

　　刘声木原名刘体信，其父刘秉璋系淮军名将、晚清重臣，曾任江西、浙江等省巡抚，光绪十二年（1886）擢四川总督。按照刘声木的说法，其父正是在川督任上，借用明人林瀚诗句，妥善处理了胞弟与“邑人某氏”的屋基纷争。        

　　其三，孙需说。孙需，字孚吉，江西德兴人，生卒年不详，弘治年间历任南京礼、工、刑、吏等部尚书，谥清简。据同治朝《德兴县志》记载：        

　　孙清简公需官尚书时，族人因山与余姓墙连界，讼结数年，族人以书达公，告以讼故。公寄诗晓之曰：“闻道西邻侵我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咸阳宫殿萋萋草，尽日无人属夕阳。”族人得诗，讼乃解，人皆服公豁达云。        

　　其四，郭朴说。郭朴（1511—1593），字质夫，世称东野先生，河南安阳人，明嘉靖、隆庆时期官至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谥文简。据明清之际叶廷秀《诗谭》记载：        

　　大学士郭东野为翰林时，其封翁家与邻人争一墙界，寄书于东野，具状求上当事书。东野漫上以诗云：“千里寄书只为墙，严君何事苦忙忙。地过千年换百主，让他一步有何妨。”相度可占一班矣。一云：“千里封书只为墙，让他几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还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郭朴的这段事迹，终清之世一直受到乡里传颂，不仅被郑重收录到安阳的地方志书之中，还在郭家故宅旁留下了一处叫作“仁义巷”的遗迹，当地人则习称为“让道”。        

　　其五，李锦袭说。李锦袭，山西榆社人，嘉靖戊午科（1558）举人，曾任泾州（今甘肃省泾川县）知州等官。据说，李锦袭担任宛平（今北京西南部）县令时，接到儿子李兰玉从家乡寄来的一封信，所述也与邻居的墙基纠纷有关。光绪朝《榆社县志》载：        

　　李兰玉者，故明宛平县令李锦袭之子也。家居与邻人争墙基，致书于父，父遗诗一首示之曰：“千里缄书只为墙，让他一步有何妨。含元殿上离离草，前辈风流诗味长。”兰玉得诗，遂以墙基让之，又于仁义巷北让地一块云。        

　　当然，“让墙”善举并不只是名宦世家的专利，在品级较低的官僚甚至寻常百姓身上也常能看到这类举动。大约乾隆初年，河南许昌人杨国英“与族侄宅址相连，界不正，各让一尺”，里人遂称此地为“仁义胡同”（民国《许昌县志》）。在云南宣威的上堡大街，有一条并不宽阔的巷子，当地志书载：“相传斯巷为尤、缪两姓住宅交点，尤争缪让至于再，尤终感悟，亦以让称，遂辟斯巷便交通。缪参政与弟书曰：‘墙、墙、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世上那有秦始皇？’尤闻，亦让三尺。”（民国《宣威县志稿》）        

　　综合分析上述事例记载，可见一些共通之处。首先，在思想主旨方面，皆强调礼让为先，睦邻息讼，这也是自《杨文公谈苑》记录杨玢事迹以降便已形成的经典“母题”。其次，在叙事结构方面，则经历了不断丰富的递进过程，奠定了“主角位高—家人争讼—致书求援—回诗教导—邻人感化—双方相让”的通行叙事结构。第三，在诗文内容方面，尽管不同版本存在差别，但基本上都是借助“含元殿”“咸阳宫”“长城”“秦始皇”等历史陈迹和典故，传递着超越俗世纷争、追求和谐宁静的洒脱豁达观念。        

　　尤可注意的是，这些关于礼让的典故集中出现于明清两代。此时正是儒家思想深入民间、宗族建设蓬勃发展的关键阶段，妥善处理邻里关系，既有助于宗族子弟的绵延兴旺，又关涉地方社会的稳定治理。因此，不论朝堂高官，还是居乡士绅，记录、传播并身体力行此类礼让故事，自能对民众起到风教和感化效果，以期人人效仿，家家和宁，最终达致整个社会的有序和谐。传统士人的这份自觉意识和不懈努力，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礼让精神落地生根，代代传续，并至今仍彰显着非凡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