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储蓄是现代经济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活动。但是，清代的钱庄、票号、典当并不接受普通民众的小额存款，而主要以接受工商业者的大额存款为主。1897年，盛宣怀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但直到储蓄银行传入之前，中国的近代商业银行也不接受民众的小额存款。储蓄银行的兴起，与清末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有密切关系，这一过程所体现的实践逻辑，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的金融近代化。        

　　                        
　　           　　           一、清末储蓄银行兴起的原因        

　　                        
　　           　　           近代储蓄银行起源于英国。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英国城乡民众的贫困问题日益突出。英国苏格兰地区的乡村牧师亨利·邓肯（Henry Duncan）认为若能提倡节俭储蓄，便可激发民众自助自立的精神，而非仅仅依靠社会救济。但节俭储蓄的主要障碍是当时英国的商业银行不接受小额存款，起存点高达10英镑。因此，他在1810年创建了第一家储蓄银行——鲁斯维尔教区银行（Ruthwell Parish Bank），起存点降至1先令。        

　　                        
　　           　　           英国的储蓄银行发展迅速，至1860年已有638家，账户约158万户，总储蓄额约4143万英镑。与此同时，英国的储蓄银行也开始了全球传播历程。至1847年，法国已有364家储蓄银行。至1900年，德国也有约2685家储蓄银行。美国在1816年成立首家储蓄银行，至1900年增至1002家，总存款约24亿美元。        

　　                        
　　           　　           日本商人原六郎在1880年模仿美国芝加哥的营利性储蓄银行，建立了日本第一家储蓄银行——东京贮藏银行。此后储蓄银行在日本迅速发展，至1910年增至646家，总存款达1.47亿日元。1906年，无锡绅商周廷弼东渡日本考察后，仿照日本建立了我国第一家储蓄银行——信成银行。        

　　                        
　　           　　           清末储蓄银行的兴起与国内形势密切相关。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各大商埠率先开始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及至清末，以货币工资作为收入来源的城市工人、雇员已相当普遍，但他们的积蓄达不到钱庄、商业银行所设定的最低存款标准。周廷弼在申请开办信成银行的呈文中指出：“现在沪埠各厂工人以及推车扛货食力之夫，不下数十万人。日获之资，所积虽微，存储无地，不免易于耗散，职道悯之。”民众若能节俭储蓄，可为未来生活提供一定保障，“银行为之收存，为之谋将来利益，令养生送死而无憾，备饥荒疾病之不虞”。        

　　                        
　　           　　           清末民众的货币储蓄方式仍以窖藏为主，即将货币秘藏于住宅或其他固定地点。窖藏使货币脱离流通领域，无法发挥经济效能。储蓄银行可以“吸集最易消耗之零星银钱，成一巨额之母财，复贷出之于农、工、路、矿营业家，以产殖国财”。        

　　                        
　　           　　           财政经费短缺是新政时期清廷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若国内公债市场有所发展，中国的储蓄银行也可如国外储蓄银行一样购买公债，将存款转化为财政资金。广东候补知府吴荫培在奏折中指出，中国储蓄银行若能快速发展，便可缓解财政紧张，“是以百姓之财莫非国家之财，挹彼注兹，不穷应付”。（吴荫培《吴荫培日记》）        

　　                        
　　           　　           因此，储蓄银行以其便利民众存款、促进实业发展、弥补财政缺款等优势在各地迅速兴起。        

　　                        
　　           　　           二、清末储蓄银行兴起的过程        

　　1906年9月，中国第一家储蓄银行——信成银行正式营业，总行设于上海南市。次年3月，农工商部将前述吴荫培奏折中涉及农商事宜部分札饬各省商会，这对各地倡办储蓄银行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农工商部尚书载振是储蓄银行兴起的重要推动者。周廷弼在开设信成银行北京分行时，曾单独晋谒载振，得到后者的“大加奖许”。载振应允由商部拨银50万两存于信成银行北京分行，以资提倡。另一个推动清末储蓄银行兴起的中央机构是度支部，该部兼管一部分金融事务，曾明确阐述其推广储蓄银行的计划，并在1908年奏定《储蓄银行则例》后向各省劝办储蓄银行。正是在载振以及农工商部、度支部等中央机构的大力提倡之下，各省官员、绅商纷纷兴办储蓄银行。        

　　                        
　　           　　           据统计，当时共有45起倡办储蓄银行的提议，分布在北京、江苏、福建、四川、湖北、直隶、广东等地区，其中明确成立的有13起，约占29%。        

　　                        
　　           　　           倡办储蓄银行的主体可分为中央机构、地方督抚、各地绅商三类。中央机构倡办的提议有6起，分别为商部储蓄银行、八旗储蓄银行、公益商业储蓄银行、北京储蓄银行、学部储蓄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明确成立的有公益商业储蓄银行和北京储蓄银行。地方督抚试图以各省原有的官银钱号（局）为基础，倡办储蓄银行，作为其原有存款业务的延伸。这类提议共6起，分布在福建、湖北、直隶、广西、山西和山东六省，明确创办的有湖北、直隶二省。其余33起提议多为地方绅商倡办。绅商创办储蓄银行大致有两种模式，其一如恽祖祁等，凭借其个人与家族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在常州成功筹组和慎储蓄银行；其二如周晋镳等，凭借在上海的宁波同乡网络，汇集股本并招揽人才，成功创办四明商业储蓄银行。        

　　                        
　　           　　           储蓄银行在清末新政时期兴起并非偶然，二者有密切联系。第一，趋新求变的风气在新政时期达到一个新的高潮，这种时代氛围使官员、商人、民众相较以往更乐于接受储蓄银行等新生事物。第二，新政时期设立的商部（农工商部）、商会有助于储蓄银行的兴起。第三，新政时期通过的一系列经济法规表明，主政者已认识到法律法规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也正因此，《储蓄银行则例》才得以在第一家储蓄银行出现仅两年后，即迅速颁行。第四，清末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的一系列举措提高了商人地位，传统官商关系有所转变。各地绅商乐于响应政府的提倡，投身于创办储蓄银行的热潮。        

　　                        
　　           　　           三、清末储蓄银行兴起的特征        

　　                        
　　           　　           清末储蓄银行兴起共有四个特征，分别为营利组织、及时立法、兼营模式、结合传统。        

　　                        
　　           　　           第一个特征是营利组织。英国、法国、德国的储蓄银行均为慈善组织。美国早期的储蓄银行仿照英国设立，也是非营利性质，但随后广泛出现营利性质的储蓄银行。这两种储蓄银行在美国的分布有显著地域差异，非营利性储蓄银行主要分布在经济、金融发达的新英格兰和东部地区，营利性储蓄银行主要分布在经济、金融欠发达的中部、西部和南部地区。由此可见，经济发展水平是造成美国储蓄银行组织差异的主要原因。储蓄银行传入日本时，日本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西方国家，适合营利组织形态，从而自美国引入了营利性储蓄银行。此后，营利性储蓄银行通过日本传入中国，使得中国近代的储蓄银行也为营利性质。        

　　                        
　　           　　           第二个特征是及时立法。1908年，度支部奏定颁行了《储蓄银行则例》，随同颁布的还有《银行通行则例》《大清银行则例》等，这对近代储蓄银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信义储蓄银行为例，该行1907年成立于江苏镇江，在1909年遭遇挤兑而宣告破产。破产清偿顺序为，先兑付银行所发钞票，次为储蓄存款，最后为普通存款及其他债务。钞票因其广泛的流通性，自然应当优先兑付。但为何储蓄存款的偿付次序优于普通存款及其他债务呢？这是因为《储蓄银行则例》的一系列规定中暗含了储蓄存款应当优先偿付之意。同时，储蓄储户多为普通民众，“查储蓄银行所存之款，本皆贫民血汗之资”，而普通存款多来自工商业者，条件相对优越。这一清偿次序也符合保护相对弱势群体的情理。直至1934年《储蓄银行法》颁行前，《储蓄银行则例》都是储蓄银行设立、经营的主要依据。信义储蓄银行倒闭案形成的清偿顺序，也在1931年写入国民政府所颁布的《银行法》中。        

　　                        
　　           　　           第三个特征是兼营模式。日本近代储蓄银行多专营储蓄业务，独立于一般商业银行。而清末银行多为商业、储蓄银行业务兼办的金融机构，进入民国以后，专业储蓄银行也并不多见。如何理解中国和日本在储蓄银行经营模式上的差异呢？日本的储蓄银行往往由商业银行出资设立，因此，相对发达的近代银行业是专业储蓄银行得以产生的前提之一。清末的北京储蓄银行之所以成为专业储蓄银行，是因为其依附的大清银行拥有相对充足的资本。而其他储蓄银行缺乏类似条件，自然选择储蓄、商业银行兼办更为适宜。因此，中国相对薄弱的近代银行业基础，是清末选择兼营模式的主要原因。        

　　                        
　　           　　           第四个特征是结合传统。一方面，传统金融业在一定程度上为清末储蓄银行的兴起提供了人才和资金。信成银行总行经理杨次梁原在钱业任事，四明银行第一任总经理陈薰原为源丰润银号经理，董事袁鎏原为上海北市钱业会馆董事。据统计，四明银行创立之时来源于钱庄的资本至少有45000两，约占9%。        

　　                        
　　           　　           另一方面，清末储蓄银行在集股过程中充分借鉴了中国传统的集资方法。中国传统经济中已发展出资本、收益按股分摊的股份合伙企业组织，进而确立了整股、零股（或称大股、小股）的集资方法，即将每股按比率分拆，以解决每股资金过大、筹资困难的问题。四明银行在招股时便规定，整股每股规银一百两，零股每股规银十两。        

　　                        
　　           　　           中国传统合伙企业的股本，主要有正本、副本（护本）、附本（附股）、客本四种形式。正本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伙资本，是一种股权；副本是股东存款，是一种债权；附本是投资者将一定数量合伙资本附于主要出资人股本之中，是一种股权；客本则是企业向合伙人以外的第三方借款，是一种债权。        

　　                        
　　           　　           信成银行在集股过程中借鉴了上述副本、附本的集资方法，并融合储蓄方法加以创新，制定了《信成银行积余股份章程》。积余股份与正本一样，每股金额均为五十元，缴股方法分为乾字、元字、亨字、利字、贞字五种。其中乾字、元字、亨字缴股方法类似零存整取储蓄存款，利字、贞字缴股方法类似整存整取储蓄存款。如乾字缴股方法，每月缴银1元，44个月期满发给积余股份1股（相当于50元），其中6元差额即为利息。在进行利润分配时，正本股东可得盈利八成，积余股东可得盈利二成。积余股份缴纳过程中含有一定利息，体现的是积余股东对于企业的债权，类似于副本。积余股东与正本股东一样可以参与企业的盈余分配，体现了积余股东对于企业的股权，类似于附本。积余股东缴纳股款的方法又类似于储蓄存款，是融合储蓄方法加以创新而形成的。        

　　                        
　　           　　           四明银行、信成银行借鉴传统方法而采用的集股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储蓄银行开办初期资本匮乏的问题。        

　　                        
　　           　　           四、余论        

　　                        
　　           　　           清末储蓄银行的兴起不同于商业银行。后者兴起的动因包括对抗外国银行的经济侵略及应对国内工业化、财政借款等需求。以中国通商银行为例，其成立的主要目的为“杜洋商之挟持”，意在打破列强对晚清金融市场的控制。而储蓄银行并非如此。在信成银行成立以前，汇丰银行已在上海开办储蓄业务，但从信成银行创始人周廷弼所阐述的创办缘由来看，并无任何试图与汇丰银行储蓄业务进行“模仿性对抗”的表述，而是格外强调满足中下层民众的金融需求。因此，储蓄银行的兴起，主要为满足近代化过程中普通民众的金融需求，而选择性地利用国外已有的金融组织形式。相比商业银行，储蓄银行的兴起体现出清末中国内部更强的能动性。        

　　                        
　　           　　           清末储蓄银行的倡办者顺应内部需求，主动引入储蓄银行，受本土经济、金融环境的影响，建立了营利性储蓄银行，且大多办成兼营模式。同时，传统金融业为储蓄银行的创办提供了资金、人才支持，储蓄银行在招股困难的情况下也借鉴了传统集股方法，并加以创新。另一方面，清末新政期间的时代氛围、经济机构、经济法规、官商关系等因素，也为储蓄银行的兴起提供了助力。     

　　作者简介        

　　濮思喆，男，1991年生，江苏省南京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曾在《清史研究》《安徽史学》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