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4日，清史泰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溘然长逝。至今，先生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谆谆教诲言犹在耳。我于1998年秋季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曾有幸作为学术助手为先生处理过一些杂务，后来清史纂修工程启动，又受先生提携，参与通纪项目的学术组织工作，前后二十余年，得以感受先生的道德文章。近日，我整理先生的学术年谱，重读先生的著述文章，深深感到先生治学之“大”——不仅在于学术视野的宏阔、研究领域的广博，更在于其以马克思主义为魂、以创新突破为刃、以经世情怀为基、以学科担当为任的治学品格。兹从治学立场、治学方法、治学情怀、治学影响几个维度，略述先生治学思想，以寄缅怀。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治学立场          

　　戴逸先生是真正将马克思主义融入史学血脉的学者。其学术道路从革命史、党史“逆向回溯”至近代史、清史，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却又坚决反对教条化解读，形成了“守正创新”的治学立场。先生撰文强调“历史科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但坚决反对将经典著作“奉为不可改变的教条”。他指出，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中的“一些词句和论断由于种种原因，不一定完全符合实际”，主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通过历史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科学》）。这种“不唯书、只唯实”的态度，使其研究既扎根理论又超越理论桎梏。                        

　　戴先生始终以辩证法审视历史，拒绝“简单化”“一刀切”的判断。他反对“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一个人好了，一切都好，一个人坏了，一切都坏”的极端思维，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对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事件，以及李鸿章等争议人物的评价，先生均坚持辩证的分析，既看到其局限性，也承认其客观进步性（《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正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在史学研究中的体现。                

　　戴先生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在学术研究中处处彰显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方法的精髓，先生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以势压人，不是下达行政命令，那就不叫指导，而叫压服，或压而不服”（《谈学术自由》）。先生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在史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以创新突破陈见的治学方法        

　　戴逸先生的学术生涯，是一部不断突破传统认知、开拓研究新路径的创新史。他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挑战固有定论，以辩证思维重构历史评价体系。比如戊戌变法问题，先生在1979年就对“戊戌变法失败了”的习惯论调提出质疑：“难道，它的意义仅仅在于它的失败？”他指出，“戊戌变法所造成的社会变动和思想变动，是大批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前提。……戊戌变法如果没有给社会留下一些积极的东西，没有造成一次思想解放，而仅仅是失败，那么是不会吸引那么多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没有这个思想转变过程，是不会爆发辛亥革命的”。对于“一提改良就认为是不好，一提改良就认为是反革命”的认识，先生也明确指出，“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对于如何看待“改良”问题，戴先生认为：“要看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改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以“下雨好不好”为喻：“正如抽象地提出下雨好不好的问题，同样是无法回答的。天旱，下雨就好；闹水灾，下雨就很不好。”这一形象类比，使读者一下就明白了什么叫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观点打破了“失败即无价值”的线性史观，为近代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戴先生始终倡导在学术上“允许各种意见都摆出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形成自由的学术气氛”，强调“不同意某种学术意见，但应尊重对方，虚心倾听不同意见，允许讨论和申辩，不能粗暴地打击”。他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对学界同行不同学术见解都保持着欣赏和理解的态度，对学术后辈总是给予赞誉和鼓励。甚至在工作中、在与人谈话中也是如此。面对不同的意见，戴先生总是倾听，总是说“好”“好”“好”。先生宽厚待人、平易近人的背后，实际上是他对“尊重对方，虚心倾听不同意见”原则的一贯坚持。这种“和而不同”的治学态度，为学术创新提供了土壤。                

　　三、经世致用的史学情怀        

　　戴逸先生始终坚信“史学是现实的镜子”，其治学从不囿于象牙塔，而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情怀，将历史研究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早在1965年，戴先生就根据自己在山西五台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实地调研，撰写了《写群众的历史，为群众写历史》（《历史研究》1965年第5期）一文，主张要为人民群众写历史，要让历史科学进入农村，认为：“历史科学，也如哲学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只有适应时代的需要，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变成物质的力量，使得对于既往历史的研究成为推进未来历史发展的工具。”        

　　戴先生探讨历史问题，始终以“解决现实困惑”为出发点。例如，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讨论，先生认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虽然被推翻，但它的流毒和影响是不可能被很快肃清的”，不但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完成，即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肃清思想政治方面，也“没有很好地完成”。“在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一些不合理、不完善的制度和不健康、不正确的思想作风”，“无不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无不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戴先生认为历史学科在探究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主义时，其任务“并不只是在于指明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怎样已经完全不适合我们目前的时代，也不只是在于对这种古老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发泄革命的义愤”，而是要“说明其在历史上怎样和为什么存在，曾经起过什么样的历史作用”，为当代制度建设提供镜鉴。                

　　有一段时期，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社会上流行“知识无用论”，历史学科首当其冲，历史学出现所谓“史学危机”。对于这一现象，戴先生坚定地认为：“历史科学的价值不会因商品经济浪潮一时的冲击而被永远否定。中国要前进，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理解建设的客体和主体，必须理解国情、民情，必须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和思想境界，这些都离不开历史科学。”（《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而且先生断言：“随着改革的深化，人们将会重新认识和发现历史科学的功能，恰如其分地肯定它的价值。”当前的史学发展和人们对史学的关注和重视，也验证了先生的预见。        

　　史学的永恒底色是爱国主义。先生一生治学的历程，无不贯穿了这种家国情怀。先生说：“爱国主义是对自己祖国和人民的最深厚的感情，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久远的历史和文明之中。”呼吁一切史学工作者“利用各种方法，通过不同途径，广泛传播科学的历史知识，使爱国主义精神更加发扬光大，在群众中生根、开花、结果”（《爱国主义与历史科学》）。在《抗清英雄瞿式耜》《圆明园今昔》《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祭》《血洗国耻后的反思》《知耻而后勇》《在治理整顿中发扬爱国主义》《回顾近代历史，弘扬爱国主义》《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香港回归与爱国主义的发展》等文章中，戴先生对历史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再三致意。        

　　戴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撰文《加强边疆开发史研究》《开展边疆史地研究，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倡导边疆史地研究，相信“边疆史地研究一定能有效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作为先生“生命之安宅”的清史纂修，同样寄托了戴先生治史经世的追求。他曾经说：“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如果要了解其究竟，追溯其来历，都离不开清史。我们常常说要懂得中国的国情……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学习和研究历史，特别是离我们较近的清史和中华民国史。”“清代就是现在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可以说，戴先生所追求的清史纂修，不仅是希望我们伟大的国家和民族，不忘记过去，“从历史中认识自己，并取得经验、智慧和力量”，而且相信史学研究能够推动我们的事业“发展得更加迅速”，能够为“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加强对清史的研究》）。                

　　四、戴逸先生的文章风格自成一家        

　　先生始终反对历史作品成为“专家之间交流、对话的工具”，主张“研究要深入，表达要易懂”，以通俗语言架起历史与大众的桥梁。谈及“怎样写文章”时，先生明确提出：表达时“不能拖泥带水，也不能搞得深奥莫测”，而应用很明了的方式把很复杂的问题描述出来，使读者明白。这一主张贯穿其写作生涯——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普及文章，均以“清晰”“准确”为首要标准，避免堆砌术语、故作高深。他认为，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是让更多人理解历史，而非炫耀学识，这种以读者为中心的态度，使其文章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先生的文章简练通俗却生动艺术，处处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学界赞誉他具备哲学家的头脑和文学家的气质，可谓精当。                

　　先生的通俗文风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源于深厚的文史功底与对大众传播的重视。早在解放前，他便在《时事新报》《常熟日报》《大公报》（天津）等报刊发表《投考记》《西南联大复员见闻》《巫师娘》《故宫巡礼》等文章，以细腻笔触记录社会百态、历史见闻，文字生动鲜活，贴近生活。这些早年实践不仅锤炼了其语言表达能力，更奠定了“为群众写历史”的创作基调——历史不应是象牙塔中的文字游戏，而应是大众能读懂、能共鸣的精神食粮。先生曾明确提出历史作品的三重追求：“既是真实的，即忠于客观事实，又是思辨的，即富于哲理性探讨；还应该是艺术的，即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历史学要走出书斋》）这一认知打破了“史学=枯燥考据”的刻板印象，要求历史学家以文学的笔触、哲学的思维再现历史。他强调，优秀的历史作品应“通过精心描述客观历史过程去启迪人们的思考、激发人们的热情，使人赏心悦目”，让读者在获取知识的同时，感受历史的温度与智慧。        

　　五、推动学科发展的学术担当        

　　戴逸先生不仅是学术研究者，更是学科建设的推动者。他以“清代整体史”重构清史研究范式，以跨界视野拓展史学疆域，为中国史学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石。先生较早提出“清代整体史”概念，主张将古代史范畴的清前期与近代史视野的清后期贯通研究，“从清王朝盛衰兴替的全过程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他推动新修《清史》工程启动，强调“清代就是现在中国的昨天和前天”，研究清史即“了解国情、汲取智慧”。此举不仅整合了清代档案与文献资源，更将清史研究推向“大历史观”的新高度。                

　　先生的学术视野远超清史本身：他倡议建立“避暑山庄学”，推动满学、北京文化史、宣南文化研究；呼吁加强边疆史地与开发史研究，主张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对太平天国史、近代会党史、社会史等领域亦鼎力支持。其“兼容并蓄”的学术胸襟，为史学研究注入了多元活力。        

　　戴逸先生以“大历史观”熔铸治学之道：其“大”，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魂的立场坚定；以创新突破为刃的方法锐利；以经世情怀为基的价值厚重；以学科担当为任的格局宏阔。先生虽逝，其“史以载道、学以致用”的治学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行！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