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北京人的消费水平具有代表性，时人曾总结道：苏州是著名的商品生产城市，汉口是全国货物转运中心，佛山是生产型市镇，京师则是最大的消费城市。这是因为到雍正、乾隆时期，北京人口已达百万。人口众多，成为北京消费的基础。                

　　京城人群的消费大致可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高消费群体，史称“满洲贵族”“达官贵人”“京师大家”等，包括诸王、贝勒、贝子公、内大臣、大学士、都统、尚书等高级官员及富商大贾。京官大致以三品为界，三品以上为高消费群体。中消费群体大致包括四品以下有俸禄的文武职官员及中下层旗人，史称“中下之户”“中人之家”“中人之产”等。低消费群体，史称“贫民”“灾民”“雇工之辈”“市井小民”“穷民”等。“家无二年之蓄，则以贫称之。”                

　　一般来说，居民日常消费的支出、实际需求与收入之间的关联，是判断当时城市消费水平的重要依据，同时也能反映人们不同的消费方式，大致能为厘清清代前期京城人的消费状况提供一种综合看法。         

　　　一、日常生活必需品消费                

　　居民生活离不开吃、穿、用、住等消费支出，其中粮食是需求量最大的消费之一，其次是住房。高、中消费群体，可以得到清政府分配的住房与粮食。低消费群体住“鸡毛房”（贫民住宿的廉价旅店），吃粮依靠官府救济。其他方面，高消费群体的开销很大。以懿亲王府为例，亲王的正俸、加上超出正俸4倍的其他收入，实际收入共44900两，每年必要支出11800余两，占收入的26.28%，说明亲王府是以日常必需的消费为主。所不同的是亲王等高消费群体，日常生活多追求奢侈性消费。康熙年间，他们在宴席上“最重鹿尾”。乾隆时，宴席以海鲜为重，“惟鲍鱼最”。宴席之费动则“数百金”。服饰上，王公以上可服“极贵玄狐”。康熙时，三品以上官员“服貂及猞猁狲”。道光时，富贵人家，“貂褂朝珠常佩服”。                

　　中等消费群体差别比较大，如六品官员、旗人穆贤齐，尽管每年有俸银、俸米及住房的保障，但仍然需要借助借款、典当、教书、卖字等维持基本生计。日常生活必需品支出，包括日用品、房租、利息，占收入的59.49%。服饰方面，所穿袍褂则从估衣局取办。“冬裘夏葛，水僮仆诸费咸取诸称贷。” 穆氏与其友人，在外出需要穿比较体面的服饰时，多互相借穿，少有奢侈性消费。                

　　低消费群体，特别是贫民，口食维艰，“食不兼肉，衣用黑布”。清代前期不同时段，政府都在五城建厂煮粥赈贫，发粮、发棉衣，很频繁。         

　　二、休闲消费                

　　京城人的休闲消费，基本上可以用琴棋书画、花鸟虫鱼、游山玩水来概括，具体就是逛庙会、看灯市、听戏、茶馆聊天、赏花、下棋、游玩等各类活动。                

　　高消费群体休闲消费最多。当时紫禁城、圆明园等皇家园林，禁止游人观赏。名胜寺院是都人流连忘返之地，如西山、昆明湖、潭柘寺、戒坛寺（乾隆时定名为戒台寺，民间称戒坛寺）、慈寿寺、黑龙潭、大觉寺、法云寺，万寿寺、极乐寺、白云观、万泉庄、天宁寺、法源寺、琉璃厂、陶然亭、善果寺、万柳堂、药王庙、雍和宫、蟠桃宫、历代帝王庙、广济寺、白塔寺、香山卧佛寺、碧云寺、天宁寺、二闸等。东便门外通惠河，大通桥以下，凡有五闸。水色明鲜，绿蒲映带，颇有江乡景趣。每逢初夏，都人耳慕，多作载酒之游，为“逛二闸”。道光十七年（1837）五月，庄亲王就在“二闸乘船游玩”。                

　　赏花是京城人的一种休闲娱乐。“京师花卉，凡产自南方者，多在窖中收养。”其中有梅花、蕙兰、迎春、寿李、乐枝、碧桃、水仙、牡丹、贴梗海棠、玉兰木笔、绣球、结香、甘蕉等类。“每至腊月，焕然纷敷，上而供奉九重，下而王公、百官、富家大户，馈岁相贻，莫不取给于此。”四品官员高士奇和任过从三品官员的法式善、洪亮吉等，都有许多赏花的诗句。夏仁虎《旧京琐记》称：“贵家子弟，驰马试箭，调鹰纵犬，不失尚武之风。至于养鱼、斗蟀、走票、纠赌，风斯下矣。别有坊曲游手，提笼架鸟，抛石掷弹，以为常课。”                

　　中、低消费群体的民众常逛庙会，或称香会。“京师香会之盛,以碧霞元君为最。”分为东、西、南、北、中“五顶”，每当会期“男女奔趋,香会络绎,素称最盛”。庙会中“有戏海豹者，围以布幔，索钱三文乃许入视”。穆贤齐曾带母亲在都城隍庙看海豹表演。西直门外有高梁河，“每岁清明，重午及浴佛日，游人万计”。每年正月初八到十七日，各种灯展炫目，如“流珠、料丝、画纱、五色明角、麦秸、通草、百花、鸟兽、虫鱼、水墨及走马鳌山等，巧变殆尽”。“远近游观，不下万人。”                

　　听戏是京城人士的文艺喜好之一。“帝京园馆居楼，演戏最盛。”戏园之大者，如广德楼、广和楼、三庆园、庆乐园等，“人海杂沓，诸伶登场”。在茶馆聊天更是常事。“内城旗员于差使完后，便易便服，约朋友茶馆闲谈。此风由来久矣。”穆贤齐家“看戏、听说书之后，一般附带饮食消费”，一次“花费大概在四五百文左右”。道光八年，有人请穆贤齐等七人游城隍庙，雇车、听戏、饮茶等，共花费1000文。同年，穆家五人到五塔寺、万寿寺、西顶广仁宫、十七孔桥等处游玩，车钱1200文，其他花去800文。四年中，他们游赏过曹公观、隆福寺、护国寺、万寿山、妙应寺、西顶广仁宫、五塔寺、都城隍庙、白云观、南顶娘娘庙、琉璃厂、厂甸、觉生寺、樱桃沟、天泰山庙、钓鱼台、崇元观、卧佛寺等处，共游玩162次。         

　　　三、人力服务消费                

　　这里主要指人工劳务性服务消费，如雇车、雇工、剃头、洗脚、编辫子、沐浴、看病、修理东西等。京城的交通工具有骡车、驴车、爬犁、雪橇、驴、骆驼、船、轿等，操作这些交通工具的车夫、背夫、杠夫、担夫，以及其他的挑夫、剃头匠、粪夫等都是人力劳务服务者。三品以上官员，允许乘轿。中下层消费者，出行多雇车。“雇车每聚于通街，多或数百辆。一日雇车，随城远近，概为三四百文。”穆贤齐四年中，雇车共124次，其中两次雇价超过一千文，其他都在几十文、几百文左右。理发有固定摊点，也有剃头匠担着挑子游走于街头巷尾。一般家庭院内有厕坑，但需要淘粪工清理。搬家、房屋修整，需要雇人工。这些人力劳务服务，在中等消费群体每年的支出中占比并不多，低消费人群更少。然而，在高消费群体中，这类服务则相当普遍。王府官宅宏深广阔，仆役众多。如明珠后裔承安家产被抄，在京及看坟家人男妇共583口。仆役、奴婢承担着各种人工劳务服务。        

　　四、奢侈消费                

　　康熙年间，“都下以靡丽相竞，四方以奢侈为尚。一鞍一骑，不惜百金之费。一衣一帽，可破中人之产。婚嫁葬祭，漫无等级。满汉效尤，莫可底止。甚至奴隶、胥役、优伶、贱工，毫无顾忌”。“迩来居官竞尚侈靡，不特车马、衣服、饮食、器用，僭制逾等；抑且交结、奔走、馈送、夤缘，弃如泥沙，用如流水。俸不给则贷于人。”“朝廷职官，竟为债主厮养。”雍正年间，官员“赴园馆，斗鸡及鹌鹑、蟋蟀，雇人当差，放印子银两，典钱粮米石，用黄铜器皿等”。“诸凡用度，皆涉侈靡。”至乾隆年间，一些高官、富商开始出售部分家藏奢侈品。“傅恒子福隆安家资巨万”，傅恒死后，福隆安“出卖宝玩，价值银八十万两”。“往日京官积习，皆以裘马声色为娱，所入俸糈，不充谿壑之费，故多逋券山积，难以度日。”                

　　当时，京城不仅有国内各省的名优土特商品，还有外国商人运销的高档商品。朝贡后的剩余物品都流入市场，清朝允许随贡使到京的商人在京城进行交易。乾隆时，俄罗斯毡皮及“私贩灰鼠、水獭、海龙、香龟貂等皮张”输入京城。朝鲜商人携带“豹裘、玉版、陆珠、北貂”，“多售厚利”。边外蒙古商人来京销售“马匹、貂皮等物”。清朝在京城实行进出口货物免税政策，至道光十五年仍在执行。这些高档消费品，或被高官买去，或被商人收购转贩。        

　　五、金融服务业消费                

　　清代前期京城金融机构主要有银号、钱庄、票号，而直接服务于普通居民和商人的是当铺、钱铺、账局、票号等。                

　　当铺，以当物为主业，也经营放贷。旗人兵丁生计匮乏时，常以典当衣物来维持日用之需；居民在资金短缺时，也常向当铺典物以解困。因此，京城大小当铺数量较多。乾隆九年（1744）“京城当铺六七百座”。高消费人群很少典当物品，除非家庭破产了。他们多以置产为主，即开办当铺，购房买地。乾隆年间，“都统等理合筹置产业，或开设当铺，或典买房地取租”。                

　　钱铺，主要对民众和中小商铺进行借贷和兑换。“京师之日用自一文以至千万文非钱不可，买一物而缺一文，即不能得此物。及一日而少数百文，即不能谋此朝夕。”道光时，京城内外钱铺不下千余家。钱铺吸收民间资金，兑换银钱，发行钱票，以利商民交易。由于钱票携带方便，民间和商人多使用之。一般中低官员领取俸银后，即前往钱铺，将银两兑换成制钱。                

　　账局资本较雄厚，以服务商贾借贷为主。乾隆时，山西汾阳、平阳两府的“富人携资入都，开设账局”。比账局更高级、更专业的金融机构是票号，基础业务是汇兑，存款、放款都基于汇兑而产生。商人之间的交易多用汇兑，即会票。清初已有会票，“今人家多有移重赀至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于京师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商人之间的交易多使用会票来实现汇兑，如京师前门外的日成祥布店曾有23张会票。                

　　此外，在京城还有兼营金融服务的商铺，如米铺、碓房、布铺、烟铺等。“丰昌号,即米局，也称米铺，兼营银钱。”乾隆时，“西人开张布铺堆积钱文，出放转子”，即兼营借贷。嘉庆时，“内城有西人开设饭食、布货等铺，专放旗债”。山西商人开办的烟钱铺，“系钱业和烟业兼行”。这类兼营金融的商铺自有资本不足，靠账局提供流通资金，借还款频次高。        

　　　六、结语                

　　一般来说，影响北京消费的主要因素有三方面：                

　　一是给官兵发放的生息银两。清政府下发银两，令八旗官员营运生息，或“交商生息”，史称“生息银两”。这些银两营运生息所得利润，或用于官兵的红白之事；或为官兵发放生活补贴和各项差务费用；或再投资典当业盈利。此外，由内务府官员出租官房所得租金，也发给八旗兵丁。清朝给官员和八旗官兵发放生息银两，客观上提高了部分官兵的收入，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他们的消费。                

　　二是商人投资。当时北京城消费市场聚集的商品种类繁多且齐全，不仅有一般日常用品，还有高档奢侈品，即使同类商品档次也不一，既能满足各类人群所需，也吸引了各省商人到京城投资。其中，在京城投资的山西商人最多，其次有山东、江南、安徽、广东、福建及京畿等地商人。山西商人在京城开设的商铺，有烟铺、酒店、油房、绸铺、杂货店、线铺、画店、钱铺、纸坊、纸铺、姜店、笋铺、饭庄等，还涉及颜料业、油酱业、氆氇业、铁货业、骡马业、皮货业、药业、香行、干果、缎行等。山西商人开办的金融机构，有钱铺、账局等。据史料记载，当时内城住户76024户、商铺15053户，平均每家商铺服务5家左右的住户。外城商铺繁多，且多是一二百年的老铺，商铺集中，住户较少，许多内城住户都到外城购买东西，可见，外城每家商铺平均服务的住户当比内城数量少。                

　　三是外来务工劳动力。京城人口众多，繁荣的消费经济吸引了众多外来务工人员，有人估计到清代中叶，人数约在二三十万之间。来京的佣工，多系“直隶河间、天津、深、冀等处，及山东武定、济南、东昌等处民人”。他们是京城服务业的重要人力资源，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进一步刺激了消费。                

　　总结清代前期京城的消费状况，有以下三个特点：                

　　特点之一，京城消费长盛不衰，与商人对各类商铺和金融机构的投资关系密切。京城消费不仅体现在大多数人求温饱的过程之中，也是高、中消费群体享受多样化服务的反映，其运作机制完善，已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皇亲国戚与高、中级官员可以获得清政府的资金支持或补贴，生活往往较为奢侈。相对而言，广大民众为主的低消费群体，消费能力十分有限。当时，京城基本没有商品生产，所有消费都依赖于外地的商品流通。旺盛的需求，吸引各地商人来京经营商业。商人资金经过营运和不断循环周转，获得收益，也推动了京城的商业发展。商业繁荣，商品繁多，几乎应有尽有，有效满足了多层次、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激发了居民的消费潜力，成为京城消费的重要支柱。投资与消费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处于均衡状态之中，使得京城消费能长期保持繁荣。                

　　特点之二，完备的金融服务业为京城消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民间消费的角度看，当铺、钱铺、账局、票号等金融服务机构是不可或缺的。民众为了生存糊口，向金融机构借贷，以应一时之需，正所谓“京城内外小户贫民,往往向大铺贷钱”。京城这类金融机构，不仅为中、低消费者提供兑换银钱的服务，也是商人资金的来源之一。这类金融机构“使社会地位不同的借款人能够平等地举债，极大地拓宽了金融活动的社会范围，这对于加快商品流通、加速资本周转无疑都是起到积极作用的”。                

　　特点之三，奢侈性消费促进了京城消费的发展。以服饰为例，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各朝对官员的服饰都有严格限制。但随着高档皮毛等服饰用料的流入，人们的着装风格也逐渐发生变化，毛皮的使用日益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阶层间的界限。人们以仿效宫廷服饰为风尚，对中层旗人来说，毛皮服饰是一种奢侈品，但当他们稍有财力，就会买旧的毛皮服饰，或自穿，或相互借穿。后人曾总结道：“一曰上流社会，二曰中流社会，三曰下流社会。……常人眼光，每以其度冬之常服判之。上流必有狐裘,中流必有羊裘,下流则惟木棉,且有非袍者矣。”                

　　可见，尽管奢侈品受益人群有限，但影响着各阶层人们的消费观念，奢侈品消费拓展了消费途径，促进了京城消费和城市经济发展。                

　　清代前期京城是全国的消费中心，有辐射和吸纳能力，京城消费的兴盛拉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然而，这种消费受到生产力的发展和创新的局限，没有形成新的消费需求，导致整体社会经济缺乏更大的推力。        

　　   　原载：《清史参考》2025年第20期        

　　作者简介                

　　邓亦兵，女，1947年生，北京市人。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清代经济史研究，著有《清代前期关税制度研究》《清代前期商品流通》《清代前期北京房产市场研究》《清代前期政府与北京粮食市场研究》等，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