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一直是清史研究的重点内容。对此，学界过去多集中于官场陋规等，对官员吃喝尤其是违规宴会问题关注不多。有清一代规定，官员在节令之期与喜庆之事方可举办宴会，除此之外，均属违规。但实际情况却是违规办宴参宴屡禁不止，并形成根深蒂固的官场恶习。尽管朝廷一再下令禁止并予以惩处，还要求地方督抚自我约束，但从长时段和总体效果看，治理成效甚微。对清朝违规宴会问题进行探讨，对我们今天准确把握“风腐同源”“由风及腐”“风腐一体”的特征，坚持抓早抓小、风腐同查、纪法同施，以严明纪律推进风腐一体纠治，应该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在清朝，宴会已是官场交际常态，文武官员每以饮酒宴会为事，相习成风。违规宴会不仅屡禁不止，而且形式多样。笔者依据史料，大体将其分为如下四类：一是上司与下属间的宴会。清朝虽明令禁止督抚频繁调属员入省城公干，但实际上“督抚等遇有公事，辄将地方官或调至省城办理……又以宴会酬酢相尚”。地方督抚尚且如此，府州县官上行下效，情形可想而知。如嘉庆朝新任江宁盐巡道彭翼蒙“其前在河南归德府任内，常与属员宴会聚赌，荡检逾闲”。此外，上司亲属经过下属辖境时，下属往往有意趋承，甚至馈送宴会。二是地方官与巡查官员间的宴会。如乾隆六年（1741）十二月，绥远城与归化城（均在今呼和浩特）两处将军大臣“与巡查官员宴会演剧”。嘉庆时督抚、司道、府州县各级官员对巡查官员“差人迎送，逐日随行，途中致送筵席”。三是文官与武将间的宴会。嘉庆十二年（1807）三月，荆州将军积拉堪因知府林岚屡次邀请，“辄往伊署内宴会观剧”。甚至有武将群聚酗饮，标下将弁致相争殴。四是在任官员与致仕、休官、侨寓官员间的宴会。致仕在籍，或休官、侨寓大员，与督、抚、司、道借宴会晋接，从中获取政治资源，致使夤缘结纳成风。五是官商间的宴会。这在清代非常普遍，道光朝湖广总督嵩孚的心腹继德就与商人往来宴会，“遇有差委等事，不能慎密，或竟先事漏言”，后交部议处。        

　　有人总结得好：“诸臣年来，日从事于宴会，笾醢之费三倍于昔，加以伶戏剧，五倍于昔，俸入几何，堪此淫纵。臣不知于何得此财，而于何偿此费也，欲其饰簠簋而禁苞苴，不可得也。且臣子朝乾夕惕，犹虑旷官，今才出公署，即赴宾筵，甚有一日几家征召者。人止有此精神，精神既疲于宴会矣，欲其勤于政事，无尸厥官，亦不可得也。”可见不正之风与官员腐败同根同源，相生相伴，极易变成滋生腐败的“温床”。违规吃喝不只是个人行为，上官属员招优酬酢，荒职耗财，对整个官场行政效率与社会风气都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滋生官场腐败，引发官场陋规。官员通过宴会换帖结亲，互相攀援，是形成集体腐败的重要诱因。既然督抚将司道府及州县官调往省城协助办理公事宴会，后者便借此上省并趁宴会之便彼此结识，换帖结交，各序齿兄弟相称，树彼此依倚之势。宴会还衍生出了“押席”陋规，即下属参加宴会，要交纳押席银两作为饭食费用。这项陋规，下级地方官几乎无人不知，甚至成为定例。清人延昌在《知府须知》中专列上司请饭一则：“上宪请饭，应行预备门包押席，穿补褂挂珠，到官交帖。”押席不仅成为上司敛财的手段，还给下级官员造成很大经济压力，“下属巧于逢迎者，必欣然乐就，而无力者或转以为苦，甚至力有不支，取资百姓”。        

　　二是影响地方行政效率，加重地方财政负担。府州县官本有守土之责，却借督抚设宴被调派之机，钻营巧探，往返兼旬，延搁政务。“一府之中竟有将郡守牧令全行调办者，如此则本地事务，必至废弛｡”各省督抚提镇设有“中军”一职，掌握钱粮，承办公务，督抚便用其操办宴会，以致“道府州县等官至省，未悉督抚动履，则先往候中军，宴会往来，伺候消息”，中军则曲意经营，动辄派兵丁子弟充优伶杂戏。中军沦为专门办宴私属，逐渐蜕化变质，势必严重影响军务。        

　　地方督抚举办宴会，需要花费大量钱财。“京外各官寻常宴会动至一席费五六金，外官款宴上司竟有一日而费百金者。”因此，宴会费用常常被转嫁给地方，极大加重了地方和百姓财政负担。“各省会首县，有代各上司衙门备办铺设等项，并应付公事赏需以及一切宴会繁费之事，各上司有只发半价者，亦有全不给发者，每致赔垫拖累。”而且宴会常常安排观戏助兴，“设宴徵歌，广觅优伶，另集成班，官为豢养，亦由首县承值”。早在康熙十六年（1677），给事中徐旭龄即明言：“试观今日之池馆、园亭、歌舞、宴会，视顺治初年不止十倍，此等财力从何得来，非舞弄国法而多纳赃私，即酷虐小民而巧通贿赂。一家之锦衣玉食，一路之卖男鬻女也。”嘉庆四年五月上谕中也提到：“各省督抚两司署内教演优人及宴会酒食之费，并不自出己资，多系首县承办，首县复敛之于各州县，率皆朘小民之脂膏，供大吏之娱乐，辗转苛派，受害仍在吾民。”        

　　三是官员借机串通包庇，形成不良社会风气。“上官既取之属僚，属僚有事，自不能不为包庇。”而且，官员热衷宴会，也助长了民间奢靡之风。“演戏宴会，饮馔服物，侈靡相尚，民间相率效尤。”清廷对所谓“龙兴之地”的盛京尤为看重，认为“纵该处有渐染流俗，各部大臣等亦当教导，使之返朴还淳，不得互相效尤也”，要求盛京官员“悉心妥办衙门事务，断不可时常观戏宴会，况所得无多，尤不相宜”。这从反面证明官员宴会风气对民间风气的不良影响。至道光时，甚至出现官员购置房产，专供平时宴饮的案件。贵州省古州（今贵州榕江古州镇）同知张锳在任贵筑县（今贵阳花溪区）知县时，“在省城六洞桥地方，买房一所，价值千余金，该员大加改造，不时邀集僚友宴会其中，并署其楼曰烟花三月。又时于城外扶风山寺及观音寺等处，徵歌宴集，一脔之供，动夸珍异，在官靡费，为下效尤”。        

　　清廷意识到违规宴会为官员结党与贪污腐败提供了温床，为此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是发布谕令禁止违规宴会。雍正帝谕令各省督抚“倘有肆筵设席，仍蹈从前陋习者，经朕访闻，必严加议处”。乾隆帝谕曰：“倘有属员无故赴省，干谒上司，或流连宴集，忽视政务者，经朕访闻，必加以严谴。”嘉庆十九年九月上谕：“各直省督抚司道大员，惟当洁己奉公，崇俭黜奢，躬为倡率，惜民财以节浮费，俾户庆盈宁，治登淳朴，收转移风化之实效，前于诸臣有厚望焉。”道光十六年（1836）九月，道光帝针对贵州张锳违规宴会一案告诫官员，“严饬所属，禁止奢靡，力崇节俭，以肃吏治而正民风”。 

　　其次是逐渐加大惩处力度。康熙《大清会典》记载：“凡宴会游戏，在外官员居住各城，如偷安宴游，以致事务丛积，至夜办理者革职。”这说明当时政策尚属宽松，只有当影响行政效率时才会被革职重处。雍正时清廷将惩治范围扩展至蓄养优伶：“所属府道以上官员以及提镇家中，尚有私自蓄养者，或因事发掘，或被揭参，定将本省督抚照徇隐不察之例，从重议处。”乾隆朝的惩处制度相对完善。对于上司亲属经过下属辖境内，下属宴请行为的处罚，有降级、杖刑、革职等。针对地方文武官员之间的宴请行为，惩处尤其严厉。《兵部处分则例》中规定：“武职提督总兵等官如有收受属员门包，属员抑席银两，属员承办筵席者，均革职治罪。”        

　　第三是由督抚自我约束稽查，年终据实汇奏。乾隆帝还赋予属员揭发上司科派的权力，“许该属员等直揭部科，朕必格外嘉奖，将该督抚从重惩治，决不宽贷”。嗣后，各省督抚迫于压力，每年年终都将清查情况汇奏，听凭皇帝裁决，遂成制度。        

　　上述制度和措施虽对整治违规宴会起到一定作用，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嘉庆时期，官员违规宴会已形成官场与社会风气，“京城地方有开设酒馆戏院，名曰某堂、某庄，闻各衙门官员，自公退食，常集于此，更有外省大吏进京，亦借此地为燕会之所”。晚清川督丁宝桢曾直陈川省官员宴会奢靡之风：“一过境之差事，动费数千金，一宴会之酒食，辄用数十金，彼此效尤，夸多斗靡，其所以乐于为此者，在实任则探囊，而出转向民间加派。”        

　　 究其原因，首先是政策规定笼统，制度建设尤其是法律制度建设滞后，加之缺乏完善有效的监察机制。顺康雍乾四朝并未制定详细的惩罚官员违规宴会的措施，康熙二十一年制定的宴会规定持续到清末而未被修改，惩治规定也未载入《大清律例》。朝廷对官员违规宴会仅停留于行政处罚，没有上升至法律层面，威慑力远远不够。虽然要求御史呈报纠参，但实情是御史也往往违规参加宴会，很多执法监督者成为规定的破坏者。而且宴会毕竟属于私人活动，隐秘性较强，所请一般都是亲朋故旧，较难侦破，故官员违规宴会案发，通常是因官员犯下比违规宴会更严重的罪行。其次是地方督抚自查并年终汇奏的规定，在实际执行当中缺乏可行性。清代实行官员低薪制，后虽设养廉银并在短期发挥了作用，但最终却是督抚私收陋规如故。尽管皇帝再三严饬，督抚往往表面应付，年终汇奏徒具形式，内容几乎千篇一律，“从未有无故宴会，司道等衙门亦从未留待属员便饭，委无派令府县承办及收受押席、门包各情事”。对此，朝廷却已无计可施，只能频发上谕斥责官员，维护体面。乾隆帝曾谕盛京兵部侍郎敷文，指出“断不可时常观戏宴会，况所得无多，尤不相宜”。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山东巡抚明兴汇奏查禁违规宴会事宜，乾隆帝斥责其“汝诸事不认真，况此等刻板文章可信乎”。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再发谕令，斥责各省查禁宴会不力：“久经查禁，该督抚于年终汇奏时，总以并无此事为词，而其实相沿积习，未必不阳奉阴违。是年终汇奏，竟成具文，殊属非是。嗣后务宜实力查禁，各属内如有复蹈故辙者，即当据实纠参，毋得托诸空言，仅以年终一奏塞责。”        

　　对此，乾隆时人尹壮图的一番话，可谓一语中的，直击问题实质：“各省属员未尝不奉承上司，上司未尝不取资属员。第觉彼时州县俱有为官之乐，闾阎咸享乐利之福，良由风气淳朴，州县于廉俸之外，各有陋规，尽足敷公私应酬之用。近年以来，风气日趋浮华，人心习为狡诈。属员以夤缘为能，上司以逢迎为喜，踵事增华，夸多斗靡，百弊丛生，科敛竟溢陋规之外。上下通同一气，势不容不交结权贵以作护身之符。”在以封建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官僚政治体制下，官场形成一张由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密密织成的保护网，各级官员都需要以宴会为媒介结交上层权贵，获取经济与政治资源。风气已成，势难根除。清中后期，乾隆帝本人生活奢华，宠臣和珅敛财有法，“议罪银”制度又严重侵蚀了官员的廉洁信心，自然不能让地方官员心悦诚服。因此，清代治理官员违规宴会的实践，在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下，必然走向失败。    

　　    原载：《清史参考》2023年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