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费是陋规的一种，明代即已出现，属于政府公开征收的耗羡（官府征收钱粮时以弥补损耗为名﹐在正额之外加征的部分）类项目。至清代，部费征收被禁止，不再合法。但事实上，部费并未得到有效控制，自清初至清末渐渐从隐蔽走向公开。
清代的部费是各部、院、寺、监等衙门官员定期或因事因案收受的费用。其问题在清前期就已比较明显，何圣生《檐醉杂记》中载有康熙年间户部尚书余国柱向苏州巡抚汤斌“索部费甚巨”之事，雍正时也有“部费陋规由来已久，人共知闻”之说。后经雍正帝治理与改革，部费问题有所好转。但乾隆朝以降，部费又复盛行，渐呈公开之势。
嘉庆四年（1799）的一道上谕讲到：“外省各官，遇有题升、调补、议叙、议处、报销各项并刑名案件，每向部中书吏贿嘱。书吏乘机舞弊，设法撞骗，是其常技。至运京饷、铜、颜料各项解员，尤受其累。自投文以至批回，稍不满欲，多方勒掯（kèn，刁难），任意需索，动至累百盈千，名曰部费。”（《清仁宗实录》）当时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并中央其他机构均有部费之需索。晚清学者冯桂芬曾估算过，仅户、工、吏、兵四部，每年部费总额就不下千万两。（《校邠庐抗议》）
部费之行，最甚者莫过于户部。户部执掌国家财政与经济事宜，“凡赋税征课之则，俸饷颁给之制，仓库出纳之数，川陆转运之宜，百司以达于部”（嘉庆《大清会典》），因此部费最多。其来源主要是各省款项核销和军费报销。清前中期钱粮奏销所用部费比例不高，后期则大幅增加。咸丰三年（1853），恭亲王奕訢曾说各省解送京城款项，“每千两需部费百余金”。与钱粮奏销相比，清前中期的军需报销部费比例较高，道光以前“军需报销部费皆加二成”（（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如乾隆朝西藏平叛，报销数千万两军费，所需部费竟至二百万两之多。户部胥吏通过部费获得的收入相当高，时人称“户部书吏之富，可埒（liè，等同）王侯”。
工部掌管全国大型工程的营建及其经费，权力很大。清末学者徐珂称：“工部事较简，然遇大兴作，书吏辄大获利。”（《清稗类钞》）有清一代，河工耗费巨资，嘉道之际每年都高达六七百万两，成为工部勒索部费的重点对象。早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康熙帝就曾面斥工部尚书佛伦：“朕观河工之弗成者，一应弊端，起于工部”，“每事行贿，贪图肥己，以致工程总无成效”。康熙朝治河名臣靳辅也曾专门上疏请求整治部费，但成效甚微。
吏部、兵部的部费，主要来自文武官员升调。“文武补官，必请命于部。书吏因缺之肥瘠以索贿。贿不至，非驳斥，即延阁（搁）。故外官得缺，必须到部打点。”（《清稗类钞》）这些“打点”的银两，就是部费。康熙三十六年，皇帝曾专门对兵部官员在军政大典中的行为进行训斥：“每见督抚提镇，不能实心奉行，辄向所属需索部费，恣意诛求。”（《清圣祖实录》）咸丰年间吏部侍郎段光清曾记述其当知县时的亲身经历：由于不谙馈送部费之例，“不惟于部中书办未有馈送，即本县书办亦未有安顿。故上宪虽升余同知（府一级的副官），而部文久羁，终不行省。”（《镜湖自撰年谱》）
刑部、礼部的部费相对较少。刑部胥吏多希望发生大案，藉此暗箱操作，交部费的可援引轻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交部费的，即使督抚声明在所可宽，“亦不准邀免，欺隐朦混，事同议异”（《清世宗实录》）。礼部虽以穷署著称，但在会试或大婚、国丧之年，也会大忙一阵，部费随之滚滚而来。另外，各省道府州县铸造印信归礼部掌管，也需要打点部费，数额从几十两到上百两不等。
首先，与清代的财政制度有关。清代前中期的税收不分中央和地方，支出也无中央与地方的明确划分。地方按照中央安排征收各项赋税，然后通过存留起运、钱粮奏销等制度开支经费，由中央统一划拨和监督。因此，地方财权很小，而部院的权力过大。地方如与部院处理不好关系，各种事项都很难办理，“向来奏销钱粮，不给部费，则屡次驳回，勒索地方官”。如果部费给足，“即糜费钱粮百万，亦准奏销。……咨覆到日，旋即议准”。（《清世宗实录》）
其次，与中央各部院衙门的胥吏设置有关。胥吏出现很早，但清代与前朝有很大差别。宋明时期的吏员皆有俸禄，但清代的胥吏没有，这就给其正常生活带来很大困难。于是，中央各部院衙门的胥吏多靠勒索地方官维持生计。此外，清代胥吏人数众多，很多都是“超编”人员。按规定，户部书吏经制名额为247人，而最盛时有千余人，以此计算，超员数倍之多。（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清稗类钞》）对于这样一个庞大而没有固定收入的群体，收取部费是供养他们的一个主要手段。
再次，与科举考试制度有关。科举所考四书五经，非实用之学，各部司官虽熟悉儒学义理，但不习吏事，钱粮数目繁琐、头绪牵杂，非精于核算、洞悉款项、熟知案卷者，往往不得要领。于是，部院的实际事务多靠胥吏处理，“一切案牍，皆书吏主之”。胥吏权力既重，地方官员不得不行贿以求之。
第四，与官员低俸有关。清代官员俸禄较低，正一品官员岁俸银180两，禄米180斛，俸额不到明代的3成，正九品官员岁俸银33两多，禄米33斛多，约为明代的8成。虽然清代后来有养廉银，但仍然无法满足官员的生活与交际需要。因此，官员大多将部费作为收入的重要来源。“掌印主稿之司官，恒听命于书吏，藉以分润。堂官亦间有染指者。他若发饷拨款，亦必假手于书吏，皆有所沾溉。”（《清稗类钞》）实际上，部费不仅是京官的收入，也是地方官的收入来源之一，甚至某些地方所收部费，大部被地方官就地瓜分。
作为长期存在的政治恶疾，部费对清代政治的危害主要有三。
一是吏治腐败。“事无大小，部费为先。”事情能不能办，不是看制度许不许可，而要看部费到位不到位。地方大员多因部费繁多，以致不能洁己。外官从上到下，既受其害，又分其利，贪污腐败程度进一步加重。军费浮销很多，大小将官肆为侵冒，纷纷打着部费的旗号中饱私囊，严重败坏了军中风气。
二是加重百姓及地方的负担。由于部费是“部员取之于缺主，缺主取之于督抚藩司，督抚藩司取之于州县，州县取之于火耗”（《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最终受害者仍旧是百姓。冯桂芬也指出，部费是“国家之帑藏居其三，吾民之脂膏居其七”。
三是影响办事效率。官员常因部费无法筹措，“遂至稽迟，于库款尤有关系”（《咸丰朝上谕档》）。另外，部费一般先在公款中预支，而后在下级官吏身上进行摊派，而“上司既开通融之门，属员遂多浮滥之用。克扣侵欺，弊端百出”（《东华续录》）。浮销之事层出不穷，清代财政体系难以良性运转。
为清厘部费之弊，清廷主要采取了三方面措施。一是设立稽核机构。雍正元年（1723）曾设会考府，与六部平级，要求“嗣后有应驳之事，定须送会考府查看”（《清世宗实录》）。会考府虽只存在了三年时间，但稽核各部院奏销钱粮事务550件，发现问题驳回修改者96件，取得一定成效。后因阻力重重、积弊难返，不得已而于雍正三年裁撤。
二是提高官员合法收入。雍正朝开始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地方官员合法收入由此大幅提升，高出正俸数十至上百倍，如各地总督的养廉银为13000至20000两，巡抚则为10000至15000两。同时通过推行恩俸制和双俸制，提高京官收入。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官员低俸问题，但是地方州县的佐贰官（副职，如通判、同知、州同、县丞、主簿等）养廉银仍然较低，京官收入的提升幅度没有地方官大，武官养廉银与文官差距甚大，而且这些收入的提升并不涉及胥吏。
三是加大惩处力度。雍正五年（1727）,将收受部费的户部书办章孔昭处斩，同犯数人发往黑龙江与披甲人为奴，雍正帝并称，“书办嗣后倘不遵朕谕旨，痛改旧习，仍有舞文弄法者，一经发觉，定照章孔昭之例即行正法，不稍宽贷”（《雍正朝起居注册》）。乾隆五年（1740），规定各部院衙门书办“有辄敢指称部费、招摇撞骗、干犯国宪、非寻常犯赃可比者，发觉审实，即行处斩。为从知情、朋分银两之人，照例发往云贵、两广烟瘴少轻地方，严行管束”（《大清会典事例》）。光绪九年（1883）云南奏销一案，包括户部尚书、云贵总督、云南巡抚以及御史、司员、道府、书吏在内的获罪者，多达三十余人。
这些整治举措曾在短期内收到过实效，但未能从根本上阻止部费公行。到了清中后期，“外省督抚、藩臬以及州县各衙门，凡应办事件，亦不能不经书吏之手，藉端滋弊，甚至上下勾通，均所不免”（《清仁宗实录》），于是，部费成了人人皆知的公开“秘密”。
作者简介
金诗灿，1982年生，河南杞县人。历史学博士，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黄河史、水利制度史，发表《清代部费问题研究》、《清代河道总督的群体性结构考察》、《清代河官选任问题研究》等论文1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