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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清还是殉文化——王国维为何自杀
张晨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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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2日,51岁的大学者王国维突然在颐和园鱼藻轩投湖自杀,这个事件立即震惊了全国知识界。由于死者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国学大师,并且正值学术盛年,因此猜测他的死因成为知识界和舆论界都非常关心的事情。

在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的第五天,他生前的良师益友、儿女亲家罗振玉从天津赶来,到清华园进行吊唁。同时,罗振玉还带来了逊帝溥仪的一道“诏书”。因为这道“诏书”,王国维之死被很多人顺理成章地认为是“殉清”。王国维自杀两天后,北京的《顺天时报》就以《继屈平(屈原)投江之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杀》为题,报道王国维“为胜国逊帝抱悲观无愧于忠,赴颐和园以死自了伤心千古”。王国维的一些朋友,如清华校长曹云祥也持这种观点,认为他自杀是“殉”。而王国维的学术知己陈寅恪其时也同意这种观点,《王观堂先生挽联》之上联“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就包含了这个意思。

但是,如果回顾王国维的生平,“殉清”的说法却让人感到怀疑。最容易令人产生疑问的就是,清朝1912年就灭亡了,而王国维却到1927年才自杀,他为什么要等这么多年呢?另外,和一直蓄谋复辟清室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等人不同,王国维一生潜心学术心无旁骛,和清廷并没有太密切的关系。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王国维为了谋生,孑然一身踏上京师之旅。经过罗振玉的推荐,他被派在学部总务司“行走”,这应该是王国维在清廷担任的唯一一个“公职”。但是,这其实只是一个虚职,王国维的实职,是学部图书局的编译,以及名词馆的协修。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再回来已经是1916年,一个新的时代了。王国维和逊清最亲密的一次接触,是1923年4月以“海内硕学”的身份“入值南书房”,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第二年,冯玉祥派兵将溥仪赶出皇宫,王国维的这段经历也就自动终止了。

显然,有限的接触,并不足以成为王国维“殉清”的理由。虽然辛亥革命以后,王国维始终不肯剪去辫子,自称“亡国之民”,但是他的“自沉”,却绝非“殉清”可以解释,必然隐藏着更为深层的内涵。

实际上,民国年间,王国维的“自沉”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在他之前,有清末学者梁济1918年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还有年轻作家王以仁1926年从轮船上跳海;在王国维之后,则有曾作为茅盾小说原型的青年作家顾仲起1929年跳入黄浦江;被鲁迅称为中国的济慈的诗人朱湘1933年南京采石矶投水自杀……

透过这些文人自杀的现象,我们无疑可以看到一个社会在转型期间的重重危机。这种危机不仅是社会现实上的,更是文化思想和价值信仰方面的。而一向善于查看时代风气之先的文人,也首先遭遇了身份认同和精神追求的矛盾。所有的困惑、迷惘、痛苦乃至自绝,也都因此而生。

这么说来,王国维投水自杀,似乎应该更确切地称为“文化殉节”。这其实也是关于王国维死因争论里最著名的一种说法。而其中最有名的阐释,又当推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的那一段感喟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陈寅恪的说法触及到了文化的本义。文,是传播意义的载体,是故有“文以载道”之说。对于中国传统文人而言,文就是上古以来代代相传的诗、书、礼、乐等习俗制度与传统经典。为“文”所“化”之人,普遍具有“谦谦”的“君子风度”,就像孔子所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为“文”所“化”之人,也同样具有表里一致和人格统一的特征,就像《大学》所言:“诚于中,形于外。”但是,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却在空前未有之时代变局中日渐衰落,“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不过,也有反对者认为,陈寅恪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实际上,王国维在自沉之前,曾留下写给第三个儿子贞明的遗书一张。遗书非常简短,只有一百二十二字。全无梁济投水自杀前在《敬告世人书》里面的那种慷慨大义,相反,却是情绪消沉低落至极端。这是王国维性格悲观所致,还是因为时代风气造成的?而最有可能的解释却是,在王国维之死的背后,有着更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

1926年12月3日,王国维在郁闷中迎来了五十大寿。其时,正值中国社会的又一次大动荡时期。早在这年7月,北伐军从广州出发,一路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而在1927年,蒋介石又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面对如此混乱局面,吴宓绝望地在日记里写下:“世局时变,江河日下。”和王国维同列清华园四大导师的梁启超也悲叹:“国事局面大变,将来未知所属。”

如果说这些所引起的震撼还不够强烈。那么,1927年4月,张作霖在北京绞死李大钊,则重重地震动了北京乃至全国的知识界。在一个信仰强权的时代里,土匪出身的张作霖以政治原因处死了堂堂正正的北京大学教授,这让京城的学人们感到危险就在眼前。梁启超等名教授们为了避祸,纷纷开始筹划逃亡。而王国维脑袋后面拖的那条长辫子,更是大大地增加了他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里,随时可能遭遇的羞辱与危险。有人劝王国维赶快把那条惹事的长辫子剪了。但是,王国维的回答却是:“诸君皆速余剪其辫,实则此辫只有待他人来剪,余则何能自剪之者。”

宁可“留辫取祸”,也不肯自己剪掉辫子消灾。是什么原因让王国维如此固执,居然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呢?从表面上看,王国维似乎表明了自己作为一个清朝遗老的愚忠,实际上,他维护的是作为一个独立学者的尊严、一个真正士人的气节。正如梁启超在《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中所说:“这样的自杀,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命’的精神。”“士可杀不可辱也。”对于王国维来说,辫子意味着尊严和气节。在这一点上,他的自沉,与梁济一样,都有耐人寻味的精神与文化含义。

这就难怪梁济的儿子梁漱溟,在听说王国维投水自沉之后,“闻讯赶往目睹之下”,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先父昔年自沉于积水潭后,有知交致挽联云‘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并且进而想到,此挽联“恰可移用来哀挽静安先生”。

对于王国维来说,清朝的灭亡,只不过是一个朝代的灭亡,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并不新鲜,最重要的是保持传统的文化精神之道。但是,在辛亥革命后的长期乱局之中,传统的文化精神之道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

“艰难困苦,仅而不死”,多方面的打击让王国维渐渐丧失了通过国学来振兴国家的信念。“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面对因为文化价值的断裂而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王国维最终选择用自杀的方式来保全自己的人格。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国维以及其他民国文人的自杀,虽然看起来消极,甚或有些无奈,却蕴含了丰富和深刻文化意义。因为在他们的命运里,浓缩了一个过渡时代的困惑与迷茫。

作者简介

张晨怡,女,1976年生,浙江绍兴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著有《罗泽南理学思想研究》、《清咸同年间湖湘理学群体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思想研究》、《1912:帝国的终结》,发表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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