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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镜鉴        

目 录

前言

政治
清代中叶以来中国国力的变化[戴逸]

“振兴中华”口号的由来[李文海]

清朝的任官回避制度[郭松义]

清朝严厉打击科场舞弊案例[李国荣]

清代严禁太监干政[唐益年]

清代的秋审制度[李岚]

“康乾盛世”的闪光点[李国荣]

清末制订的中国第一部版权法[闵杰]

经济
清代的“黄宗羲定律”效应[郭松义]

清代盐业经济中的垄断问题[张小也]

康熙发现和推广的御稻种[闻性真]

直隶巡抚李光地治理永定河[王思治]

晚清时期兴修铁路的纷争[唐益年]

晚清商标法的颁布及其夭折[崔志海]

清末一场由股票投机引发的金融大恐慌[闵杰]

社会生活
清代的“农转非”[郭松义]

清代灾情与救灾[江太新]

“重农桑以足衣食”[左步青]

清末 “丁戊奇荒”[李岚]

清末彩票的创始[闵杰]

清末彩票的泛滥[闵杰]

思想文化
儒学书籍的编纂与清初文治[史革新]

《四库全书》的编纂与中国传统文化[黄爱平]

《四库全书》的历史变迁[黄爱平]

晚清仁人志士的忧患意识[冯天瑜]

清代饮茶、品茗趣闻[林永匡]

边疆民族
有清一代边疆政策的当代启示[马大正]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见证[王思治]

六世班禅朝觐乾隆皇帝[李建宏]

土尔扈特蒙古万里回归的启示[马大正]

左宗棠与“新疆危机”[杨东梁]

对外关系
中俄《尼布楚条约》[薛衔天]

大西北的阴霾[薛衔天]

从“夷务”到“洋务”[虞和平]

几乎被历史遗忘的海外游历使(1887-1889)[王晓秋]

清末五大臣出洋[王晓秋]

《辛丑条约》谈判李鸿章迁延北上原因浅议[史革新]

军事
李自成对清战略防御失误的思考[王冬青]

以战逼和[陈在正]

人物
努尔哈赤与明朝的人参商战[闻性真]

从洪承畴说明清之际的“贰臣”[李尚英]

康熙帝八拒尊号[李文海]

康熙帝读书[李治亭]

康熙与清初历法之争[闻性真]

康熙皇帝与西洋科学[刘潞]

清代廉吏于成龙[王俊义]

浅议清初廉吏汤斌[史革新]

清代御史钱沣[冯佐哲]

黄遵宪及其著作《日本国志》[王晓秋]

“状元资本家”张謇的商海生涯[朱英]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见证

王思治

承德原名热河。避暑山庄肇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原名热河行宫,是清帝由京师去木兰(今围场县)行围,举行“秋狝(xiǎn,古代指秋天打猎)大典”,沿途所建众多行宫之一。康熙五十年(1711),宫殿区完工后,康熙帝写了《避暑山庄记》,初名热河行宫,后更名避暑山庄。雍正十一年(1733),热河改称承德,同年设州。雍正皇帝之所以改热河为承德,是因为避暑山庄是其皇父康熙帝所兴建,“承德”意为承袭祖宗恩德,永志不忘。乾隆四十三年(1778),承德升为承德府。乾隆时,避暑山庄大规模扩建,前后历经八十余年才最后建成。它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山庄一般是指山间建筑,不饰文采,野趣横生,不尚威严壮丽。皇家园林有宫有苑,宫是处理政务之处,苑则是宴憩之地。避暑山庄的命名,表明山庄主人既要勤政,又要追求山水野趣、消夏清暑的享受。 

康熙帝自康熙四十二年后、乾隆帝自乾隆六年(1741)起,几乎年年都去避暑山庄,一般四、五月出古北口,九、十月回京,军机处、内阁、各部院、司、寺等官员扈从行在。清帝在山庄处理政务,尤其关注蒙古等少数民族事务。在康乾时期,避暑山庄成为清朝第二个政治中心。 

清制:蒙古各部王公分“年班”与“围班”,定期朝见皇帝。“年班”是已经出过痘的蒙古王公(称为熟身),每年轮班进京朝见皇帝。“围班”是未出过痘的蒙古王公(称为生身),因口内炎热,不能进京,每年轮班至木兰围场行围,然后到避暑山庄觐(jìn,朝见)见皇帝。乾隆时从猎行围的蒙古王公有内蒙古49旗,喀尔喀四部(外蒙古)、厄鲁特蒙古(新疆),以及青海各扎萨克,总共不下百余旗,“实史册所未见”。乾隆有诗《御营行》以记其盛况云:“万幕拱皇城,千山绕御营,皇家修武备,藩部输忠诚。”此外,前来避暑山庄觐见皇帝的还有藏族、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柯尔克孜族),台湾原住民(高山族)。兹就高山族来承德为乾隆贺寿的情形约略述之: 

乾隆五十三年(1788),台湾阿里山等高山族各社首领34人,前来北京觐见皇帝,随同年班众部,共入筵宴,受到清廷隆重款待,倍加感奋。他们回台湾后“交相荣幸”,于是未能进京的首领都请求轮流进京。乾隆五十五年(1790),是乾隆皇帝八十寿辰,在避暑山庄举行盛大庆典。高山族头目怀目怀、乌达老域等十二人,前来祝寿,乾隆帝十分重视,命福建巡抚徐嗣曾亲自率各首领驰赴避暑山庄,沿途妥为照料,赶在乾隆生日之前抵达热河。七月十三日,怀目怀等“叩觐于避暑山庄,仍入京称庆如礼”。乾隆命绘制成图载入史册。高山族首领赴热河、北京祝贺乾隆寿辰记载于《皇清职贡图》。史册明文记载,高山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 

各族头人聚首避暑山庄,朝见皇帝,为皇帝祝寿,“共输忠诚”,清帝给予大量赏赐,同与筵宴,在山庄万树园观火戏等各种娱乐活动,各族首领济济一堂。乾隆十九年(1754)避暑山庄丽正门进行改建,其匾额用满、蒙、汉、维、藏五种文字题写(今仍存),乾隆帝说,这是“以昭国家一统同文之盛”。 

避暑山庄表明“国家一统同文之盛”。分布在其东面、北面,有如众星拱月的外八庙,更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清代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见证。 

乾隆二十年(1755),清政府平定新疆准噶尔汗达瓦齐之后,乾隆皇帝令建普宁寺(大佛寺)。他在《普宁寺碑文》中说:“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平定准噶尔,冬十月,大宴赉(lài,赏赐)四卫拉特部落旧附新归之众于避暑山庄,曰绰罗斯(即准噶尔)、曰都尔伯特、曰辉特、曰和硕特。四族台吉,各封以王、贝勒、贝子、公……至是而内外一家,遐迩同风之言允符。”在实现国家统一之后,为了“以一众志”,加强团结,建普宁寺于山庄的北麓。此庙是仿西藏三摩耶庙的式样修建的。 

乾隆二十九年(1764),仿照新疆伊犁河北著名的固尔扎都纲(伊犁庙)的旧制修建了安远庙。乾隆帝叙述此庙修建的缘起,是因为平定达瓦齐之后,阿睦尔撒纳叛乱时,“庙乃毁废”,“因思山庄为秋蒐(同“搜”)肆觐之所”,每年蒙古王公络绎鳞集,更为了迁居热河的准噶尔达什达瓦部人的顶礼膜拜,故而修建此庙。 

乾隆三十一年(1766),又兴建了普乐寺。此庙的兴修,是在先后平定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后,而曾经助阿睦尔撒纳叛乱的小和卓霍集占与其兄大和卓波罗尼都,又于南疆称兵反清,清廷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乱,统一全疆,于是葱岭以西“举踵来王”,巴达克山、浩罕、安集延、左右哈萨克纷纷“遣使来庭”。国家大一统完成,属国来庭,“康乾盛世”发展到全盛。布鲁特(柯尔克孜)、哈萨克等各族首领纷纷来到避暑山庄谒见皇帝,为了尊重他们的信仰,俾(bǐ,使)便在承德期间能有瞻仰之所,故建普乐寺。乾隆帝在《普乐寺碑记》中写道:“乾隆乙亥(二十年),西陲大功告成,卫特拉各部长来会时事,尝肖西域三摩耶,建普宁寺。嗣是达什达瓦属人内徙……仿伊犁固尔扎都纲庙曰安远。”如今“新附之都尔伯特,及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觐见以来者,摩肩接踵,“亦宜以遂其仰瞻,兴其肃慕,俾满所欲,无二心焉”。故普乐寺是尊重新疆西域各族的信仰而建。 

普宁、安远、普乐三寺之命名,乾隆有深意在焉。他说:“自西人(指新疆少数民族)之濒于涂炭……朕则为之求宁焉。”既宁之后,“朕则为之计安焉。既宁且安,其乐在斯”。因此,乾隆说三寺先后建成并以“普宁”、“安远”、“普乐”命名,是因完成国家统一而自慰自勉。 

乾隆三十五年(1770),是乾隆帝六十诞辰,先期动工仿达赖所居西藏布达拉宫营造规模宏大的普陀宗乘之庙(普陀宗乘是藏语布达拉之汉译),以便内外蒙古、青海、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王公部长,来承德为其贺寿时,“胪欢祝嘏(gǔ,福)”。乾隆四十五年(1780),班禅六世来承德为乾隆七十岁祝寿,又仿班禅在后藏所居扎什伦布寺修建须弥福寿之庙(班禅行宫)。此二庙规制宏伟,鎏金瓦顶,金碧辉煌。乾隆帝说:“盖中外黄教(藏传佛教)总司以此二人(达赖与班禅),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不可不保护之。”而普陀宗乘之庙(小布达拉宫)、须弥福寿之庙(班禅行宫)便是达赖与班禅在承德常驻的象征。乾隆之深意是以神道设教,俾使藩服皈依。清廷对蒙藏实行“因其教,不易其俗”的政策,因而有承德寺庙群的陆续兴建。 

普陀宗乘之庙落成时,适值我国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由俄国伏尔加河重返祖国。土尔扈特部在明末迁徙到伏尔加河,在流落异域约一个半世纪后,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终于回到祖国。土尔扈特蒙古为了返回祖国,不惜蒙受巨大的牺牲,行程万余里,不断与追袭、堵截的俄国军队战斗,用马刀开辟回归之路,伤亡、疾病、饥饿,使大量土尔扈特人死于回归祖国的途中。由伏尔加河起程时的三万三千多户,近十七万人,“其至伊犁者,仅以半计”。回到伊犁的土尔扈特部众,也是衣衫褴褛,鞋靴俱失,牲畜全无。清政府立即调集数以万计的毡庐、马牛羊、布匹、米麦、茶、棉花等物资救济。 

乾隆在承德接见了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等。渥巴锡等随同前往普陀宗乘之庙瞻礼,与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举行盛大法会。乾隆撰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巨型石碑,至今仍矗立在普陀宗乘之庙内。 

历史创造文物,文物反映历史。承德避暑山庄与外八庙,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清代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见证。 

 

作者简介 

    王思治,1929年生,四川省自贡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清史论稿》、《清代通史·康熙卷》、《康熙大帝》、《康熙事典》、《避暑山庄与外八庙》、《清代人物传稿》上编1、3、5、8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