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票是舶来品，大约1850年代传入，一传入就大受欢迎。品尝过个中滋味者对它爱恨交加，称之为白鸽票。意谓：手持彩票时，好比怀抱一只白鸽，人见人爱，浮想联翩；开彩之后，屡屡不中，犹如两手一撒，白鸽一去不复返，竹篮打水一场空。1899年，清政府允许国人自办彩票，在上海出现了第一种彩票“江南义赈票”。此后，在整个20世纪，彩票或大受追捧，或严厉禁止，百年来，一纸彩票，是是非非，言人人殊，关于它的争议从未停止过。本篇讲的是清末彩票初创时期的一些情形。 

1850年代传入的彩票名叫吕宋票。清代称菲律宾为吕宋，吕宋票即菲律宾彩票，是西班牙在它的殖民地菲律宾发行的一种大型彩票，以中国为主要销售对象。吕宋票进入中国市场后，没有其他彩票与之竞争，独领风骚40年，年销售额约130万元。这是个不小的数额，当时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仅1.1亿元，国人对彩票的热衷不难想见。不过，这仅仅是彩票在中国的牛刀初试。 

1898年4月美国为争夺菲律宾与西班牙开战，8月，西班牙战败求和，割让菲律宾，吕宋票被新占领者美国取缔。吕宋票行销中国40年，养活了一大批赖以谋生的人，仅上海就有著名的票行几十家，他们不能没有营生，于是吕宋票经营商便产生了自办彩票公司的念头。初闯禁区者难免失败，因为，大清法令严厉禁止一切赌博活动。吕宋票之所以被允许，因为是外国彩票，而且行销地仅限于租界内。1898年秋季，吕宋票刚刚停办，大胆的广东商人就急不可耐地创办了一家名为大益的彩票公司，准备发行彩票8000张，在广东、上海的重要报刊上大作宣传，气势不小。大益公司成立前得到两广总督的默许，但总督不敢给它正式的成立批文。结果，大益公司的彩票一张没卖出去就自动解散了。 

大益公司自动解散几个月后，广济公司就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它由两江总督批准，并奏报朝廷为之申请了六年的专利。广济是经清政府批准创办的第一家彩票公司，所发行的彩票名“江南义赈票”，1899年4月23日第一次开彩，共设彩票10000张，每张售价5元，以后每月开彩一次，年销售额60万元。因销路好，发售量逐渐增加，至1901年8月，每期发售30000张，年销售额达到180万元。以后蒸蒸日上，中国的彩票业也由此发端火爆起来。 

广济公司能够获得两江总督批准的奥妙在于，它的经理人深谙商场秘诀：彩票的运作必须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他借口江苏北部地区遭灾，助赈官款杯水车薪，饥民嗷嗷待哺，于是提出办彩票，提取利润救济灾民。故公司名广济（广施博济之意），彩票称义赈。中国传统讲仁义，善堂遍布各地，救灾作为一项善举早已被社会所认同，广济公司顺利得到官方的批准。江南义赈彩票一炮打响，跟风者如云而起，莫不以广济为蓝本，打善举旗帜，冲禁赌法令。这样，从广济开始，彩票在中国合法化了。实际上，无论广济还是它的仿效者，利润的绝大部分都落入彩票运作商私囊及地方政府的按比例抽成，赈灾只是他们申请批准的名义而已。 

彩票一本万利，有赚无赔，是一种最稳当的营业。早在吕宋票初销中国时，上海的外国商人就要求创办彩票公司。租界当局鉴于彩票具有赌博性质，故只许经销（吕宋票），不许发行（本地彩票）；对规定私办彩票者，采取经常性的打击措施。广济公司的创办，给多年觊觎中国彩票市场的洋商一个有力的借口：既然中国人创办了彩票公司，而且广济彩票已经流入了租界，各国商人没有理由不能在租界内经营彩票。于是，1900年3月德国商人的和济彩票公司首先获准设立，随之各国商人接踵而起，工部局一一批准，到1901年2月英国商人纳绥尔的广利公司为止，一年中内外商在上海连办10家彩票公司。它们是：和济、广益、华洋合众、瑞成、太德山、普益、同利、大成、通利、广利。洋商实力雄厚，广益公司注册资本15万两，太德山公司来头更大，号称全球最大的彩票公司，总部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拥有资本几百万元，专程来上海设立分公司。一时间，上海成了洋人彩票的天下。洋商的行为很快受到西方舆论的讥评。为顾全体面，各国驻沪领事要求租界当局干预。1901年4月，工部局发出取缔彩票公司的公告。5月，外商在上海的所有彩票公司全部解散，来得突然，去无踪影，如同夏日的一场雷雨。 

尽管如此，在这短短的一年里，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彩票市场已经形成。外国商人凭借他们雄厚的经济实力，良好的商业信誉和丰富的经验，利用各地的洋行网络，吸引原来作吕宋票和江南义赈票生意的票行为他们服务，很快把上海发行的彩票推销到各个通商口岸城市，并以这些城市为各地彩票销售的中心点，向周围市镇扩展。到这些洋商公司被取缔时，北起天津南至广州的沿海城市，自东而西由长江上溯到武汉等地的沿江城市，凡属中外通商之地，都不难见到彩票的身影，中国的彩票市场就这样被打开了。  

外国人令行禁止，雷厉风行地取缔自己的彩票公司，给中国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然而，洋人走了，官商来了。彩票市场已经形成，空缺总会有人去补，就象一座楼房，旧主人搬走了，就会有新主人住进来。吕宋票停发引来一家广济公司；10家外商公司退出彩票市场，挤进了几乎同样数量的中国公司。这些公司不管有实力没实力，后台都是一样的硬，非总督，即巡抚，无非是官为庇护好赚钱；口号喊得震天的响：非救灾，即善后，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首先来抢占这个市场的是声名赫赫的北洋李鸿章派系。庚子事件刚过，一个名叫黄秉璋的人便向李鸿章许诺，只要能在上海设立公司发行彩票，肯定有钱可赚。作为保证，他愿先缴50000银元，以后每月按彩票销售额的10%上缴给顺直善后筹赈局。李鸿章是直隶总督，坐镇天津，顺直善后筹赈局是他管辖下的直隶地区（今河北）处理义和团及八国联军事件善后事宜的政府机构。明明是北方的实力派，却要南下上海设立彩票公司，原因在于，上海是全国彩票业的中心市场，谁占领了上海滩，谁就可以称雄中国彩票业。在得到李鸿章允准后，黄秉璋在上海设立了普济公司（普济天下之意），发行顺直义赈彩票，1901年6月1日开彩。开始时小试其端，定额为10000张，每张仅售3元，头彩不过8000元，第二期彩票便发行15000张，头彩奖金增加至10000元，发展势头直逼江南票。 

普济在上海创立公司的消息传出之后，北方兵灾各省联翩而至。山西商人得到巡抚岑春煊支持，在上海设立了广益公司，理由是“山西赈需孔亟（很紧急、很急迫）”。安徽商人八方运动，由巡抚王之春出面，联合山西、陕西两省巡抚，设立上海安济公司，以帮助西北两省恢复经济为名，发行“协助秦晋义赈彩票”。兵灾过后，人人都在动彩票这个脑筋，理由都正大光明，只是惹恼了两江总督和广济公司。 

广济的六年专利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奏准的，无视广济的专利，就是不给刘坤一面子。于是，广济公司发出通告，指责普济、广益、安济三家公司来路不正，属于奸商牟利性质。接着，两江总督指使上海道台出面，勒令三家公司退出上海。山西广益、安徽安济只有地方巡抚撑腰，无法与之抗争，知趣而退。普济背靠李鸿章，不买其账，然而，公司毕竟开设在两江总督的地盘上，何况，李鸿章当时重病在身（不久去世），无力过多关照，普济无奈，退出上海，撤至烟台开办。广济、普济对上海市场的争夺，以普济的失败告终。 

此后，各省凡新设彩票公司，均设于本省省会，或省内开化程度较高的大城市，避开与广济的正面冲突。由此，中国彩票的发行点和主销场，就从上海一地扩散到了各省，为彩票在全国的大泛滥作了铺垫。 

作者简介 

闵杰，1949年生，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论文《戊戌学会考》，获中国史学会第一届优秀论文奖，《论清末彩票》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