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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镜鉴        

目 录

前言

政治
清代中叶以来中国国力的变化[戴逸]

“振兴中华”口号的由来[李文海]

清朝的任官回避制度[郭松义]

清朝严厉打击科场舞弊案例[李国荣]

清代严禁太监干政[唐益年]

清代的秋审制度[李岚]

“康乾盛世”的闪光点[李国荣]

清末制订的中国第一部版权法[闵杰]

经济
清代的“黄宗羲定律”效应[郭松义]

清代盐业经济中的垄断问题[张小也]

康熙发现和推广的御稻种[闻性真]

直隶巡抚李光地治理永定河[王思治]

晚清时期兴修铁路的纷争[唐益年]

晚清商标法的颁布及其夭折[崔志海]

清末一场由股票投机引发的金融大恐慌[闵杰]

社会生活
清代的“农转非”[郭松义]

清代灾情与救灾[江太新]

“重农桑以足衣食”[左步青]

清末 “丁戊奇荒”[李岚]

清末彩票的创始[闵杰]

清末彩票的泛滥[闵杰]

思想文化
儒学书籍的编纂与清初文治[史革新]

《四库全书》的编纂与中国传统文化[黄爱平]

《四库全书》的历史变迁[黄爱平]

晚清仁人志士的忧患意识[冯天瑜]

清代饮茶、品茗趣闻[林永匡]

边疆民族
有清一代边疆政策的当代启示[马大正]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见证[王思治]

六世班禅朝觐乾隆皇帝[李建宏]

土尔扈特蒙古万里回归的启示[马大正]

左宗棠与“新疆危机”[杨东梁]

对外关系
中俄《尼布楚条约》[薛衔天]

大西北的阴霾[薛衔天]

从“夷务”到“洋务”[虞和平]

几乎被历史遗忘的海外游历使(1887-1889)[王晓秋]

清末五大臣出洋[王晓秋]

《辛丑条约》谈判李鸿章迁延北上原因浅议[史革新]

军事
李自成对清战略防御失误的思考[王冬青]

以战逼和[陈在正]

人物
努尔哈赤与明朝的人参商战[闻性真]

从洪承畴说明清之际的“贰臣”[李尚英]

康熙帝八拒尊号[李文海]

康熙帝读书[李治亭]

康熙与清初历法之争[闻性真]

康熙皇帝与西洋科学[刘潞]

清代廉吏于成龙[王俊义]

浅议清初廉吏汤斌[史革新]

清代御史钱沣[冯佐哲]

黄遵宪及其著作《日本国志》[王晓秋]

“状元资本家”张謇的商海生涯[朱英]

《四库全书》的历史变迁

黄爱平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其中完整地抄录下来的典籍就达3461种、79309卷之多。为妥善地保存这部卷帙浩大的丛书,乾隆帝先后下令仿效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的规制,在北方和南方地区分别建造七座藏书阁,用于收藏《四库全书》。这就是著名的四库七阁,即北京宫中的文渊阁、北京西郊圆明园的文源阁、河北热河(今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东北盛京(今沈阳)故宫的文溯阁,以及江苏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汇阁和浙江杭州的文澜阁。其中,北方的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和文溯阁都位于宫廷禁地和皇家园林之中,因此又称之为内廷四阁。而南方的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因为都在江浙地区,所以又被称为江浙三阁。 

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经过将近十年的辛勤工作和不懈努力,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告成,贮藏宫中文渊阁。全书抄成三万六千册,约计二百二十九万页,七亿七千万字,堪称“水四瀛而山五岳,侔(móu,相等)此壮观;前千古而后万年,无斯巨帙”(《进四库全书表文》)。为方便识别利用,也考虑到美观大方,经、史、子、集四部书籍分别依照自然界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采用不同颜色的丝绢来做书册封面。乾隆帝曾经专门作诗谈到《四库全书》书册封面所用的不同颜色:“经诚元矣标以青,史则亨哉赤之类,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简单说来,就是经部书籍用绿色的绢面,史部书籍用红色的绢面,子部书籍用月白色的绢面,而集部书籍用灰黑色的绢面。为便于长期保存,还特别使用珍贵的楠木制作函套,每若干册书放入一函,共计六千一百四十四函。此后,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四库全书》,以及江浙三阁全书也相继告成,先后送藏。一代藏书由此而臻于极盛。 

各部《四库全书》陆续入藏之后,乾隆帝对管理和利用工作极为重视,大到设官分职,小至入阁观书,都亲自过问,反复申饬。根据乾隆帝的谕旨,内廷四阁都分别设置有关官职,制定管理章程,指派专人负责,妥善保管收藏。乾隆帝在日理万机之余,也不时利用难得的闲暇时分,入阁阅览图书。宫中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和避暑山庄的文津阁,都是乾隆帝经常光临的地方。而江浙三阁全书,当初是乾隆帝特别考虑到江南士子读书治学的需要而下令抄写的。为标榜文治、笼络人心,乾隆帝多次颁发谕旨,要求地方督抚大吏准许当地士子进阁阅览图书,并做好书籍的保存和管理工作。遵照乾隆帝的谕令,江浙两省的地方官员均选择专人掌管各阁书籍,允许当地士子进阁借阅抄写。所以,南三阁《四库全书》送藏之后,当地士子前往阁中看书、抄书的,络绎不绝,盛况空前。由于《四库全书》中收有不少当时社会上已经失传的珍本、善本,因此当地的士子乃至书商还专门雇人入阁抄书,然后刊刻行世,称之为“阁本”。可以说,江浙三阁在一段时间里,实际上起到了后世人们所说的公共图书馆的作用,大大促进了当地文化事业的发展。 

近代以来,清朝统治由盛转衰,列强入侵,战乱频仍,人民饱经忧患,世事几度沧桑。七阁《四库全书》也经历了坎坷曲折的历史命运。 

文渊阁《四库全书》自嘉庆以后,便长期沉睡宫中,处于无人过问的境地。辛亥革命后,文渊阁全书暂归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不久又正式交由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保存。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华北局势紧张,为防止国宝遭到破坏,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将文渊阁《四库全书》装箱运往上海。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全书又辗转迁往重庆、南京等地,最终运至台湾。现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文溯阁《四库全书》的管理比较规范,保存也比较完整。但在沙俄帝国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侵占东北三省时,曾出现丢失现象。辛亥革命后,全书于1914年一度运至北平(今北京),后于1925年运回,仍收藏在文溯阁,由保管委员会负责管理保存。1926年,保管委员会清点阁书,查出阙失十六种七十二卷,随即委派专人根据文渊阁《四库全书》补抄齐全。“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文溯阁全书也由伪满国立奉天图书馆接管。日本投降后,则交由国民党政府的国立沈阳博物院图书馆保存。东北解放后,全书由东北人民政府文物处接管,后交东北图书馆(今辽宁省图书馆的前身)保存。1966年,文化部决定将文溯阁全书移交甘肃省图书馆代管,文溯阁《四库全书》由沈阳迁往兰州,长期保存在甘肃省图书馆专门书库中。2005年,甘肃省图书馆新建“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落成,全书移至新馆,得到了更为妥善的保护。 

文源阁《四库全书》毁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入京城,文源阁与其《四库全书》也在这场浩劫中与圆明园一起被焚毁。 

文津阁《四库全书》的保存和管理基本未受到战乱的影响。宣统元年(1909),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决定将文津阁《四库全书》移交该馆收藏,但还未实行,清王朝即被推翻。民国政府成立后,教育部接管学部,认为京师图书馆“为首都册府”,应该收藏《四库全书》,便请示政府将文津阁全书移交京师图书馆。1914年,全书连同书架一并运到北平,1915年正式移交京师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的前身,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经该馆整理后,文津阁全书按原架陈列,并向社会开放。至今这部《四库全书》仍珍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中,是七部《四库全书》中惟一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保管的一部。 

文宗阁、文汇阁《四库全书》毁于太平天国战争。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的军队攻入镇江、扬州,文宗阁和文汇阁在战火中被焚毁,阁中珍藏的《四库全书》均付之一炬,荡然无存。 

文澜阁《四库全书》也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天国军队第二次攻打杭州,文澜阁在战火中倒塌,阁中珍藏的《四库全书》也大量散失。当地的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在避难中发现市面上买卖食物的包装纸竟然是《四库全书》的书页,十分吃惊,立即随地捡拾搜访,又委托书商代为收购,总计抢救出八千多册,约占《四库全书》原有数量的四分之一。光绪七年(1881),文澜阁重建完成,丁氏兄弟又着手进行补抄工作。前后历经六年,共补抄缺失书二千一百七十四种,补足缺卷书八百九十一种,合计二万六千三百八十册,基本上恢复了文澜阁藏书的规模。1911年,浙江公立图书馆建成,全书移至该馆保存。后又经几次补抄整理,江浙三阁仅存的这部《四库全书》终成全本,现珍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综而观之,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动荡和内忧外患中,内廷四阁全书幸存三部,而江浙三阁全书仅存半部。当年乾隆帝先后下令抄写七部,分藏七阁的《四库全书》,不过百余年间,竟然毁失过半,着实令人扼腕叹息。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的文化事业也大大兴盛起来。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率先影印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台湾商务印书馆的影印本再加缩印成32开本。2006年,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的文津阁《四库全书》也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和九鼎时代公司合作影印出版。尤为值得重视的,是《四库全书》电子文本的问世。为方便学者的收藏利用,上海人民出版社与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共同发起,以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为底本,合作开发《四库全书》的电子版。全部工作于1999年完成,定名为《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这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大的丛书,如今广泛传播,并日益受到学术界和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抚今追昔,可以说,国运兴而文化兴,国运衰而典籍亡,一部《四库全书》的变迁,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命运的缩影。 

 

作者简介 

    黄爱平,女,广西桂林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组专家。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清代学术以及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四库全书纂修研究》、《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朴学与清代社会》等,并发表论文一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