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秋涛（1824—1862），字愿船，福建光泽人。道光二十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后任员外郎，懋勤殿行走。他留心经世之务，与张穆、陈庆镛交游密切。秋涛与张穆同以治边疆史地著名，由于他们的活动和著作的影响，边疆史地遂成为晚清学者关注的一门新学问。《蒙古游牧记》在张穆卒前尚未定稿，内容多有缺略，秋涛以十年时间为其作整理、补充、校订工作，方成完帙，由此亦可见秋涛笃于友谊、究心学术的精神。秋涛一生的心血尤萃集于《朔方备乘》一书。《清史列传》卷七十三《何秋涛传》称其著作缘起为“秋涛以俄罗斯地居北徼，与我朝边卡切近，而未有专书，以资考镜”，遂发愤收集史料，精心著述，成《北徼汇编》六卷。在此基础上，又继续详加扩充、考订、增补，最后成书80卷。咸丰八年（1858），尚书陈孚恩疏荐何秋涛暨郭嵩焘通达时务，晓畅戎机，将何秋涛所撰书籍呈进，咸丰帝阅其《北徼汇编》，称其于制度沿革、山川形势考据详明，足征学有根柢，因赐名《朔方备乘》。进呈之后书竟散亡，副本复毁于火灾。后经李鸿章延请编修黄彭年及畿辅志局诸人，就秋涛家中所有残稿重加整理补缀，复还旧观，乃为今传世之本。所著还有《镫精舍文初稿》一卷、《蒙古游牧记补证》四卷、《王会篇笺释》三卷、《校正元太祖亲征录》一卷、《延昌地形志》等，秋涛在官时创稿之《律例根源》后亦刊行。
一、“备用”的宗旨和编撰的特点
何秋涛撰著《朔方备乘》的直接动机，是因深感于俄罗斯与中国相接壤，边境绵长，延亘北部及东北、西北，且自康熙二十八年（1689）雅克萨之役以来，中俄双方直接交涉已达一百六七十年，而至今竟未有一部专书，一旦有事，何从取资参证？因此，这部著作必然是强烈地贯串“经世致用”的目的。《朔方备乘·凡例》开宗明义标出：“是书备用之处有八：一曰宣圣德以服远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韬略；三曰明曲直以示威信；四曰志险要以昭边禁；五曰列中国镇戍以固封圉；六曰详遐荒地理以备出奇；七曰征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务以烛情伪。”以往这方面的记载不仅有阙漏疏略，且所记“半属传闻，淆讹迭出，又或展转口译，名称互歧，竟尚琐闻，无关体要”。[1]何秋涛特别强调他在两个方面要达到的目的：一是将广袤的中俄边境和北方边疆的山川形势、行政区划、市镇关卡，详细记载考订清楚，结束长期以来地理不明、正误不辨的荒忽渺茫状态，为边疆事务和抵御沙俄侵略提供切实有用的参考。二是详细记载中俄两国发生交涉以来的历史事件，钩稽考订各种资料，以明其中的是非曲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证明正直的一方在中国，同时尽可能地提供有关中俄关系各个方面的资料。从清中叶以后，北方边疆一再出现危机，沙俄的军事侵略成为中国的严重威胁。何秋涛撰成这部适时的、详尽的北方边疆史地和中俄关系的专门著作，是中国史学经世致用优良传统在特定时代条件下取得的新成果，表明这位出色的边疆史地学者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深沉关切。
为了达到“备用”的目的，何秋涛尽可能搜集了广泛详备的史料，主要包括：1、清朝官方文献和记载，包括皇帝谕旨、事件经办大臣奏折、条约原文，官修《平定罗刹方略》、《大清一统志》、《皇朝通典》、《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等官书；2、历代正史有关北方边疆地区的记载；3、中外地图，以之与文献相参证；4、搜集各种私家著述、稗官野史以至外籍人士的记载。如此丰富的资料，经过何秋涛的苦心经营，汇集在一个有系统的体制之中。全书共80卷，按内容分为十项：圣训钦定之书十二卷；圣武述略六卷；纪事始末二卷；记二卷；考二十四卷；考订诸书十五卷；辨正诸书五卷；传六卷；表七卷；图一卷。其结构体例骤视有庞杂之嫌，实则全书有明显的主体部分，此即以记载北部边疆和中俄关系事件为纲、以考证为特色的综合性史书体裁记载事件共十篇，包括《东海诸部内属述略》、《索伦诸部内属述略》、《喀尔喀内属述略》、《准噶尔荡平述略》、《乌梁海内属述略》、《哈萨克内属述略》等六篇“圣武述略”，《俄罗斯互市始末》、《土尔扈特归附始末》两篇“纪事始末”，《俄罗斯进呈书籍记》、《俄罗斯丛记》两篇“记”；考证部分包括详考史实二十四篇，有《北徼界碑考》、《北徼喀伦考》、《雅克萨城考》、《尼布禁城考》等，考订辨正诸书记载二十篇，如《考订职方外纪》、《考订使俄罗斯行程录》、《辨正西域闻见录》等。何秋涛把发扬史以致用的传统与忠实记载历史结合起来，他通过总结和反思中俄关系的重大事件，证明自清初以来两国交涉中，有理的一方在中国，同时以详备精审的材料为北部边境军事防守和办理中俄外交提供考订准确的史实。其余诸篇都与上述主体部分相配合，如书中六篇传《汉魏北徼诸国传》、《辽金元北徼诸国传》、《元代北徼诸王传》、《历代北徼用兵将帅传》、《国朝北徼用兵将帅传》是提供北部边疆历代用兵的史实。又如，《北徼事迹表》、《北徼沿革表》、《北徼地名异同表》等，收集了大量分散的史料，并加以详审的考证，最后以眉目清楚的表格列出，颇具提纲挈领的作用，极便查阅。《北徼事迹表》实是中俄关系年表，起自清太祖天命元年（1616），迄于道光三十年（1850），按年记事，共分朝贡、假道、征伐、移檄、学馆、京师互市、恰克图互市、界碑卡伦、缉捕、航海、杂事十一个栏目，包括了两国政治、军事、礼仪、文化教育、经济贸易、边界协约、海上交通等方方面面的事件，均以简要的文字分别记载，故可以作为中俄两国关系史纲目来阅读使用。
二、记载中俄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
《朔方备乘》记载的重点，当然就是中俄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特别是对中俄雅克萨之役的前因后果，书中以《雅克萨城考》、《尼布楚城考》、《北徼界碑考》三篇互相参照，对于中国政府坚决反抗沙俄侵略，在军事上胜利之后又主动给俄方以通商等项的便利，予以明确记载，同时纠正了官修《一统志》等书中的重大错误。
卷十四《雅克萨城考》篇前叙中，申明此篇记载的目的有二：一是证明清朝两次用兵雅克萨之役中，对俄国的防御反击在第二次，以澄清史实记载的混淆。“东北边境与俄罗斯接界，最著者莫如雅克萨城。由雅克萨城以西千里而为尼布楚，已入罗刹（即俄罗斯）；以北千里而遥，为外兴安岭，中间别无城戍。惟雅克萨为水陆扼要之区，虽未设官置戍，然每岁察边会哨必至焉。其系边防甚巨，不可不详考也。按，我朝用兵凡二次：其一在太宗崇德年间，以征索伦之故；其一在对圣祖康熙年间，以征罗刹之故。乃纪载家不知有征索伦之事，遂误以崇德四年罗刹已据雅克萨城，致劳大兵挞伐，直到康熙二十一年以后始克平定，是皆考核未精，访闻未确之故，志乘之书互相沿袭，莫有知其非者。夫崇德年间之征索伦，雅克萨城实先戡定，载在钦定《开国方略》，并《八旗通志》、诸臣列传，事迹昭彰，赫然耳目。而误以征索伦为征罗刹，是考核有未精也。《盛京通志》及《龙沙纪略》、《黑龙江外纪》诸书，皆询访士人，登诸卷帙，追溯龙江旧事而不录，访及索伦遗老，又固有所讳而弗言，致误之由，职此之故，是访问有未确也。”总之，据朝廷官书《开国方略》、《八旗通志》等书，都可以确凿地证明早在清太宗征索伦之时，已将雅克萨城隶属中国版图，而决非俄罗斯先占有，而后清军再派兵夺回。故何秋涛强调此篇著述的目的，乃在于：“裒辑北徼事迹，详加研究。知雅克萨一区，中国隶籍在前，罗刹兵事在后，所宜详征博考，订前人之讹误，以示传信。历三朝大圣人德威远鬯，遐迩从风之盛，亦因以备见焉。”[2]
二是对于围绕雅克萨城中俄交涉事件的许多重要关节点，详引各种官私文献，精心考证。他指出，《黑龙江外纪》中载，“境内多废城，最著者曰爱珲、雅克萨二城。雅克萨城，罗刹筑也，久为大兵所毁”。这段记载漏记了雅克萨城最早是索伦部所筑的事实，故特意加了如下案语：
雅克萨城本索伦部筑，嗣因博木博梁尔等据城以叛。崇德四年大兵讨之，墟其城。顺治初年，罗刹窃据，又筑之。康熙二十五年，复克其城。《外纪》单言罗刹，殊属疏漏。[3]
然后，何秋涛依次详细记载如下各项：（一）俄罗斯在黑龙江北岸地区的侵掠，构筑城堡作为向东扩张的据点，清朝多次发出函件抗议，俄罗斯侵略者置若罔闻，变本加厉其侵扰活动。《龙沙纪略》所载提供了极重要的史实：“黑龙江将军所辖地，考四境元时尽隶版图，明代皆蒙古席帛达呼里、红呼里索伦散处之，国朝之初重归附焉。”后俄罗斯侵入境内，筑城曰雅克萨，又顺龙江而南，据呼麻粒。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命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率舟由松花江溯黑龙江上游伐之。沙俄自呼麻粒退保雅克萨城，大兵于艾珲（即爱珲）立城与之抗拒。“康熙二十八年围雅克萨城，攻之急，彼遣使间道诣阙吁请。命解围，听其去，而雅克萨城废，西距千余里立界石，艾晖遂永为重镇。”（二）雅克萨之役，康熙事先多次派遣将领及侦探人员把俄军驻扎在雅克萨城的情况，就如何构筑工事、给养情况如何、雅克萨城与尼布楚城之间俄军如何联系等项一一侦查清楚，并反复与边防将军萨布素、都统公彭春、副都统班达尔、副都统马喇以及议政王大臣等，反复磋商严密防守部署、有效控制俄军的策略。康熙帝为保证迅速了解前方军情，又设立驿站快速传递情报制度：“上谕议政王等凡奏报军机，自雅克萨至额苏里，经爱珲前来，恐迂道迟延。令理藩院侍郎明爱于杜尔伯特、扎赖特派兵五百人，并索伦兵，酌自墨尔根至雅克萨设驿站弛奏军机，庶免贻误。”[4]在大军进击之前，康熙帝令向雅克萨市俄军发出谕告，“令还本境”，但未获效果，雅克萨俄军凭其工事固守不动。清军乃于二十三日“分水陆兵为两路，列营夹攻，复移置火器。二十五日黎明急攻之，城中大惊，罗刹头目额礼克谢等势迫，诣军前稽颡乞降。于是明春等复宣谕皇上好生之德，释回罗刹人众。其副头目巴十里等四十人不愿归去，因留之。我属蒙古、索伦逃人及被虏者咸加收集，雅克萨城已复”[5]。（三）康熙二十四年春，中国官兵侦得在中国军队退回黑龙江以后，俄军复占据雅克萨城。康熙命令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将俄国侵略军包围在雅克萨城内，并谕告议政王等：“向者罗刹侵犯雅克萨、尼布潮诸地，戕我居民，边境骚然。曾谕俄罗斯察罕汗来使尼果来等，撤回其众，自后竟不复奏，反在在侵犯，肆行扰害。意尼果来未达前旨于察罕汗。复令被擒罗刹在喀尔喀地宣谕之，亦不复奏。因遣发官兵往罗刹招抚，不戮一人，令其头目额礼克谢等持书归去。罗刹闻我师言，旋复回雅克萨筑城以居。朕思本朝频行宣谕，曾未一答，而雅克萨罗刹又死守不去。或尼布潮诸地阻隔，前书未达，或雅克萨罗刹皆彼有亦之徒，不便归国。俱未可知。”康熙二十五年七月，鉴于多次外交函件、口信均未能得到俄方回复，中国政府决定请荷兰使臣转发俄罗斯察罕汗处，目的是收回雅克萨城，同时两国派遣官员谈判确定“于何处分立疆界，各毋得逾越，则两界人民均得宁居，不失永相和好之意”。[6]至九月，接到俄方复书，称以往中方所发外交函件因无人道晓中国文字而致延耽。“近闻皇帝兴师辱临境上，有失通好之意。如果下国边民构衅作乱，王朝遣使明示，自当严治其罪，何烦辄动干戈。今奉诏旨，始悉端委，遂令下国所发将士，到时切勿交兵，恭请察明我国作乱之人，发回正法。除嗣遣使臣议定边界外，令米起佛儿魏牛高、宜番法俄罗瓦等星驰齎书以行，乞撤雅克萨之围。仍详悉作书晓谕下国，则诸事皆寝，永远辑睦矣。”康熙帝为了与俄方通过谈判划定边界，遂下令撤除对雅克萨俄军之围。“上谕命萨布素等统率官兵，乘天时未寒，退到爱珲、墨尔根，……并以察罕汗遣使请和、撤还大兵之故，晓谕雅克萨城内罗刹知之。”[7]何秋涛通过翔实的记载证明：雅克萨之战是由于沙俄对我早已管辖黑龙江以北地区肆行侵略劫掠而引起的。在康熙帝正确决策和将领指挥下，中国军队将俄军包围在雅克萨城内，只因俄方表示了谈判划定人口边界的愿望之后，中国军队主动撤围。
紧接着在卷十五《尼布楚城考》中，何秋涛详载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经过。康熙二十七年五月，俄罗斯使臣费耀多罗等至色冷格地，派人报告清政府，要求会议。康熙帝命内大臣索额图、尚书阿尔尼等主其议，带兵前往。索额图奏言：“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属我地，不可弃之于鄂罗斯。又我之逃人根特木尔等三佐领及续逃一二人，悉应索还。如一一遵行，即归彼逃人及大兵俘获招抚者，与之画疆分界，贸易往来，否则臣当即还，不与彼议和矣。”[8]康熙帝允之。康熙二十八年四月，费耀多罗等至尼布楚，“圣祖乃遣索额图等赴尼布楚就议，官兵同往者增量于前。”“索额图等奏言，尼布楚、雅克萨既系我属所居地，仍请如前议以尼布楚为界，此内诸地均归于我。圣祖谕曰：‘今以尼布楚为界，必不与鄂罗斯，则彼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楚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楚，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最后定议以额尔古纳河及格尔必齐河为界，立碑垂示久远。[9]
中国政府在这次平等谈判中，既维护了中国主权，又对俄方作了让步，条约的订立为中俄 关系的正常化奠定了基础。何秋涛在卷十五《尼布楚城考·叙》中，对此作了画龙点睛式的概括：由于康熙帝的运筹帷幄和索额图等大臣、将领的努力，“于雅克萨、额尔古纳河皆收入版图，而尼布楚则捐之”，使俄方有“贸易栖托之所”。在卷八《北徼界碑考》中又详载两国界碑的确定。《朔方备乘》的上述记载为证明中国政府在中俄关系前期采取的正确而又明智的措施，坚决保卫本国主权而又适当作出让步的态度，以及证明黑龙江北岸大片地区原本已按照条约规定确认为中国领土等重要历史事实，提供了十分确凿有力的证据。
何秋涛以撰成信史流传后世的高度负责态度，纠正了清朝官修《一统志》及《盛京通志》中《尼布楚条约》首条边界条文的严重错误。按照《尼布楚条约》界碑碑文，明确载为：
大清国遣大臣与鄂罗斯国议定边界之碑
一、将由北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即乌伦穆河相近格尔必齐河为界，循此河上流不毛之地有石大兴安以至于海，凡山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一带之溪河尽属鄂罗斯。
按条约此条规定，格尔必齐河以东、外大兴安岭以南为中国领土，外大兴安岭以北为俄罗斯。据何秋涛考证，此条内容，在《平定罗刹方略》、《会典》、《事例》及《徐元文集》所载均相同，明确无误。可是《大清一统志》黑龙江卷内所载，竟误为：“分界石碑云：有石大兴安，以至于海，凡山南一带之溪河，尽属鄂罗斯。”何秋涛斩钉截铁指出：“（《一统志》）语意与事理全相矛盾，殊不可解。臣何秋涛详细校勘，始知刊本《一统志》于碑文山南二字下，脱落‘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十二字，又脱去‘山北’二字，遂致文意舛误，关系匪细！”[10]而乾隆二十四年重修《盛京通志》则由照抄《一统志》，同样致误。何秋涛以其严肃求真的精神和精审的考证，纠正了两部官修志书中此项严重的错误，对此应予充分的肯定。
三、详载土尔扈特回归祖国始末
《朔方备乘》作为道咸年间边疆史地专著的开创性著作，它同样将边疆民族关系的重大事件作为记载的重点。最为突出的是对土尔扈特部归国始末的记述。
土尔扈特部在经历迁徙境外170多年后重新回到祖国，这是民族史上充满曲折、苦难与最终欢乐相交织的事件。何秋涛记载此一事件的始末有两大特点：其一，从土尔扈特被迫迁徙后的种种遭遇，深刻地表现了这一部族对祖国无法割弃的感情，从而表明它最终回归祖国的必然性。
土尔扈特为厄鲁特部蒙古四部之一，其余三部为准噶尔绰罗斯部、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明崇祯年间，土尔扈特部头领和鄂尔勒克与绰罗斯交恶，遂率其族众西走，越哈萨克回部（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西抵俄罗斯之额济勒河（即伏尔加河）流域，居住放牧。先与俄罗斯贸易往来，从其征调。“后土尔扈特濅弱，俄罗斯遂指土尔扈特为己属国。土尔扈特习蒙古语，务畜牧，逐水草徙，而俄罗斯城郭居。风俗既异，土尔扈特重佛教，敬达赖喇嘛，而俄罗斯尚天主教，不事佛，以故土尔扈特虽受其役属而心不甘，恒归向中国。”[11]
康熙年间，曾有阿玉奇遣使入贡。阿玉奇为和鄂尔勒克之孙。其妹多尔济拉布坦嫁和硕特鄂齐尔图车臣汗。鄂尔齐图汗与多尔济拉布坦所生之女，又为阿玉奇儿媳。鄂尔齐图汗后被准噶尔部力图分裂叛国之反动头人噶尔丹所杀，其部众被占，其孙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归清朝。故鄂尔齐图汗一家与噶尔丹是死对头，眷望祖国，希望得到清朝的帮助。噶尔丹死，策妄阿拉布坦据伊犁，阿玉奇嫂携其子沙拉布珠尔，率众入藏礼佛，策妄阑之不得归。“（策妄）并邀夺阿玉奇贡使赐物，而绝其贡道。阿拉布珠尔既不得归，款关乞内附。我朝封为贝子，畀党色尔腾地为游牧。”[12]阿玉奇因不能径道伊犁向清朝入贡，乃设法“遣使假道俄罗斯，由库伦路入贡”。圣祖优赐之，使归。“经策妄阿拉布斯坦地，为所羁。阿玉奇夫妇兄妹子妇及部众，皆戴圣祖厚恩。”“圣祖鉴其诚，使图理琛往报之。阿玉奇大喜，其妃达里睦巴拉、子沙克都尔扎布各置宴劳请使者。使者之归也，阿玉奇问中国事甚详。又问满州、蒙古之所以分，又言‘我与满洲衣冠皆同，今居俄罗斯，与俄罗斯教不同，此情若蒙使者转奏，大皇帝自有筹画。’又曰：‘屡经俄罗斯中，恐其厌而阻我，此后无由自达矣。’又曰：‘南路不通，藏中药物不可得，所仗者天朝乎！’”阿玉奇之妹多尔济拉布坦及其亲属也盛情宴请使者图理琛，“并多馈遗，感念天恩，求使者代奏。是阿玉奇全家归心中国。”[13]
至乾隆年间，乌巴锡为汗，时土尔扈特已徙七世，离开祖国已有170余年。随乌巴锡居河南岸者，达46万余户，居北岸者数亦相当，至此已不堪俄罗斯奴役之苦。“当是时，俄罗斯察罕屡征土尔扈特兵，与邻国战，败绩，土尔扈特部众死者七八万人。察罕思雪其耻，复征兵于土尔扈特，诸部落人人忧惧，乌巴锡计无所出。”时有从伊犁逃来之舍棱 言，旧居伊犁等地空虚无人，可据其地。乃决计全族迁徙归国。沿途历经万般艰难，人口死亡数目浩巨：
（乌巴锡）携四十余万部众东走，沿途劫掠，攻破俄罗斯城池四处，察罕闻之，使其济纳拉喇领兵数万追袭。乌巴锡人众已逾坑格勒图喇西南，已入中国地界，济纳拉喇乃引兵还。乌巴锡既入中国，乃由巴尔喀什淖尔西进，其间经过之戈壁五日，虽有水泉，寸草不生，牲畜倒毙无算。行至青可斯察汉，哈萨克汗布赍及阿布勒必斯、阿布勒班毕特与之战，又有台吉额勒里纳拉里要劫之，相持二十余日，向沙喇伯勒西进。至沙喇伯勒南界，布鲁特闻之，人各喜跃相庆，聚集十余万骑，星飞云拥。乌巴锡避入沙喇伯勒北界，两千余里戈壁无滴水寸草，时际三月，天气温暖，人皆取马牛之血而饮，瘟疫大作，死者三十万人，牲畜十存三四，经十余日，狼狈逃出。而布鲁特久候于戈壁之外，或前或后，或聚或散，日夜追杀抢夺，被劫之男妇子女牲畜什物数倍于哈萨克。直至他木哈，与内地卡伦相近，布鲁特始敛兵退。乌巴锡至他木哈，所属男妇大小犹有二十七八万口。[14]
土尔扈特部终于以最艰辛的代价终于到达了内地卡伦。伊犁将军面对整个部族辗转迁徙而来的土尔扈特人，立即派领队大臣纳旺等前往讯问，乌巴锡乃以“决定投诚”相告。何秋涛在记载上述曲折复杂的事件中，始终把土尔扈特部身处异乡、心向祖国作为贯穿事件前后的主要线索，揭示出“土尔扈特虽受役属而心不甘，恒归向中国”，阿玉奇夫妇、亲戚及部众“皆戴圣祖厚恩”，恳请使者向清朝皇帝转奏“我与满洲衣冠相同，今居俄罗斯，与俄罗斯教不同”的真情和心愿，并表示“感念天恩，求使者代奏，是阿玉奇全家归从中国”。在记述中强调这些意愿和动力实有本质的意义，表明饱经颠沛流离苦难的土尔扈特部对祖国的巨大向心力，说明何秋涛对这一复杂历史事件具有深刻的洞察力。
何秋涛记载的又一特点，是突出乾隆帝果断而坚决地处理接纳土尔扈特所具有的政治家风度和清朝政府安排之周到，说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至此已臻于成熟。何秋涛明确记载：乾隆帝获得伊犁将军伊勒图急报，知土尔扈特将至后，立即命舒赫德前往视事，“遵旨收抚安戢，所至如归”。廷议中，乾隆帝驳倒怀疑土尔扈特所来持有某种动机的说法，作出果断决策。有人提出，“舍棱同来，情属叵测。”乾隆帝立即明确鉴复：“彼既背弃俄罗斯，岂敢复与我为难？是其归顺之事十有八九，诡计之伏十之一耳。至舍棱既偕众来，若声言前罪，受众降而独拒舍棱，则穷无所归，必寇掠边鄙。且恐舍棱不来，同行之众也疑惧不前。傥俟其至，执舍棱罪之，尤非所以昭威信，示怀徕也。乃决计宥其已往，悉加恩锡。”廷议中又有人提出，不宜受俄罗斯叛臣，“恐启衅”。乾隆帝亦立即予以辨驳澄清：“上曰：‘舍棱即我之叛臣归俄罗斯者，何尝不一再索取，而俄罗斯迄未与我也！今既来归，即以此语折俄罗斯，彼亦无辞以对。’因令理藩院以此意传檄示知俄罗斯。” [15]于是乾隆帝立即安排在热河乌巴锡等土尔扈特部所有头人。
清政府对回归的土尔扈特部作了周到的照顾、妥善的安置：“于是为之以口给以食，人给以衣，分地安居，使就米谷而资。耕牧则从属之伊犁将军舒赫德，出我牧群之孽息驱往；供馈则以属之张家口之都统常青，发帑运茶；市羊及裘则以属之陕甘总督吴达善，而嘉峪关外董视经理，则以属之西安巡抚文绶维。时诸臣以次驰牍入告：于伊犁塔尔巴哈台之察哈尔厄鲁特，凡市得马牛羊九万五千五百，其自达哩刚爱商都达布逊牧群运往者不与焉；拨官荣二万余封，出屯庾米麦四万一千余石，而初至伊犁赈赡之茶米不与焉；甘肃边内外暨回部诸城购羊裘五万一千余袭、布六万一千余匹、棉五万九千余斤、毡庐四百余具，而给库储之毡棉衣布不与焉。计费帑银二十万两，而赏贷路赀及宴资赉予不与焉。……筹画无不悉，赒惠无少靳，而土尔扈特诸部之人乃得以休养生聚，共安熙皞之风也。”[16]最后何秋涛对此事件始末加以评论道：
土尔扈特自顺治间道入贡，是凡一百二十余年，竟全部内附。圣祖之远道遣使，初非欲招而致之也。然深仁厚泽，固结人心，宜阿玉奇之子孙世世感念不忘！高宗克绳祖武，措置咸宜，百万之众，指麾立定。即此一事，不已足征两朝大圣人先天弗远，后天奉若之至德欤？自生民以来未有之盛举也！[17]
这段话如果去掉其中神化康熙、乾隆之辞的封建性意味，那么，剩下的赞颂土尔扈特在一百多年后回归祖国的意义，和康熙、乾隆处置土尔扈特部族之得当，则是切中肯綮的。魏源的《圣武记》和何秋涛的《朔方备乘》都记载了这一意义重大的事件，而何秋涛记述更加详细具体，他所表达的“诚自生民以来未有之盛举”，也更加深刻感人。土尔扈特之回归祖国，是清代历史以至整部民族关系史的重大事件，其中所蕴含的多方的深刻意义，至今仍是清史研究者极感兴趣的研究课题，有的外国史学家也由衷地赞扬这是人类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
四、记述全面 议论精辟
作为一部信史，《朔方备乘》还有记载全面的优点。它除以重点记载政治、外交、军事、民族、地理沿革等方面内容外，还以专篇记载中俄贸易往来和文化的联系。卷三十七《俄罗斯互市始末》分京师互市、黑龙江互市、恰克图互市三项，记载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最早的记载为：“顺治十二年、十七年贸易商人已至京师奏书”，康熙十五年“贸易商人尼果赖等至，圣祖召见之，赐察罕汗书”。又如，雍正五年“察罕汗遣使表贺世宗宪皇帝登极，附贡方物。八月，命郡王策凌、伯四格、侍郎图理琛等与彼国使臣萨瓦等议定楚库河等处边界，寻召见萨瓦等赏赐遣归。十月，理藩院奏，俄罗斯头目郎喀呈请以商人马匹牛羊留于张家口以外放牧，允之。令郎喀严约所属，毋许滋事，遣司官一员照料，并饬附近张家口诸总管，‘如俄罗斯贸易商人马匹牲畜遗失，查而归之，如不获，即令赔还，毋俾囤于行旅’。”[18]由何秋涛所载可知，当时中俄之间既当以“入贡”、“赐赠”的方式进行贸易，又有商人来华贸易。清政府对俄罗斯使团或商人在华的活动进行监视、管理，同时又予适应照顾，防止其利益受到损失。关于恰克图互市，则载有：雍正四年，“以恰克图为常互市所，人数不得过二百，设监视官一员，由理藩院司官内拣选，二年一次更代，是为恰克图准互市驻官员之始。时俄罗斯人初同内地人民于市集贸易，一切惟恐见笑，故其词色似少逊顺。经恰克图司员谕以中外一家之道，俄罗斯欢欣感激，信睦尤著。其内地商民到恰克图贸易者强半皆山西人，由张家口以贩运烟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毡片等物。初时俗尚俭朴，故多获利，嗣是百货云集，市肆喧阗，恰克图遂为漠北繁富之区云。”[19]这里对于恰克图互市的发起、初期的规模、双方贸易交换的商品种类，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互利往来，友好相处，有简洁具体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书中还有《俄罗斯馆考》（卷十二）、《俄罗斯学考》（卷十三）、《俄罗斯进呈书籍记》（卷三十九）等篇，记载中俄间文化教育的往来。何秋涛言俄罗斯馆设置的缘起为：“我朝于旧会同馆（按，明代安置高丽诸国使者之馆所）修建屋宇以馆俄罗斯之人，良以俄罗斯自明以来，阻于朔漠，未通中国。及顺治、康熙年间，向慕德化，重译来庭，故特设邸舍以优异之也。其国有贡使，有商人，有来京读书学生，有住京喇嘛，又有来京学医术之人，虽事不恒见，然皆以俄罗斯馆为寓居之所。”[20]“俄罗斯学”则有不同的两种性质：“国子监之俄罗斯学，为俄罗斯来京读书子弟而设，所以怀柔远人；内阁理藩院之俄罗斯学，为八旗习俄罗斯字学生而设，所以通象译也。”[21]
以上记载雅克萨之役和签订《尼布楚条约》的历史，以明曲直；记载土尔扈特回归始末，以示民族关系的历史经验；记载中俄经济文化往来；都证明何秋涛成功地做到将“备用”的著述宗旨贯穿于全书各部分之中。他的“备用”视野又是较为宽阔的：备用防卫边疆之用，备治理边政之用，备处理中俄关系各种事务之用。同时，他的“备用”又与大量的史实考订、山川地理形势考订紧密结合在一起，书中考订北徼界度、北徼界碑、北徼形势，和考订、辨正各种文献记载的内容，以其内容的丰富和精审言，置之乾嘉考证名家著作之林也毫不逊色。可以说，《朔方备乘》一书，同样是表明由此前的“考史”向“经世致用”学风转变的代表性著作。它兼具“求真”和“致用”的特色：既有丰富的史料、精审的考订，又有大量有的放矢的精采议论。这些议论，包括各篇前的“叙”，以及篇中随处发表的论评和所加案语。或对重要史实抒发见解，或对歧误异说断以己见，或对全篇画龙点睛，关系至大。卷十《北徼喀伦考》卷首之“叙”，交代喀伦设置的由来，设置管理的方法、边界东西两段喀伦的分布、喀伦设置对边境防守的意义，读之足以使人明暸全局、喻晓利害：
臣秋涛谨案：《尚书》有慎固封守之文，《周官》有掌固司险之职，汉制边郡皆设亭障，此即国朝边境安设喀伦所由昉也。更番候望之所曰台，国语谓之喀伦，亦作卡伦，又有称卡路、喀龙者，皆繙译对音之转也。北徼喀伦之役，始于雍正五年，郡王策凌、伯四格，侍郎图理琛等会同俄罗斯使臣萨瓦戡定疆界，并设喀伦五十九座。极东之十二喀伦，就近属黑龙江将军统辖，轮派索伦官兵戍守。迤西之喀伦四十有七，以喀尔喀四部属下蒙古，按其游牧远近，每卡伦安设章京一员，率领兵丁，皆令携眷戍守。其对面俄罗斯亦一体安设喀伦。所有两面喀伦，适中隙地，蒙古语谓之萨布，石堆曰鄂博。凡萨布达所皆立鄂博为界，间丛林，无可堆石，即削大树镌记。是时，库伦尚未派驻大臣，凡喀伦事务，俱系办理夷务之喀尔喀王统辖。至乾隆二十七年，始设钦差大臣驻库伦，专理恰克图贸易事。自是以后，喀尔喀四十七喀伦，分属于库伦乌里苏雅苏台，而乌梁海平后，科布多增设喀伦，准噶尔平后，塔尔巴噶台、伊犁增设喀伦，一如前制，且加派侍卫分驻巡查，所以固封圉而昭慎重也。谨考各处喀伦后多添设，如《盛京通志》载黑龙江另设之十五喀伦，所以防御俄罗斯来路，盖已增于十二喀伦之数。其他添置之处皆关系北徼防维，不可或略。至若新疆等处开齐布克申之制，尤为周密。盖我国家威灵远振，版图日见式廓，则规制日觉精详。谨胪列于篇，以备观览云。[22]
为了“备用”，《朔方备乘》终篇共绘制了地图二十五篇，这些图，都与书各部分记载相配合，并且在卷首有总叙，每图配以论说，阐发其意义，提示阅读使用这些地图的方法。绘制这二十五图的内容性质分类及作用，总叙中予以概括的说明：“臣秋涛谨案：山川方位、远近形势，匪图弗显。图举其形，说详其事，故每图必详以说，亦古者左图右史之意也。臣篡辑兹编，合诸图说为一卷，首冠皇舆全图，以示令归有极之义；次列中国与俄国交界图，以著边塞之防；次地球图二，揽山海之全形也；次历代北徼图十有二，备古今之异势也；次俄罗斯初起图，次分十六道图，次《异域录》俄罗斯图，明彼国由微而渐巨；次康熙、乾隆、嘉庆、道光以来各图，明边塞之事不可执一，宜博以考之，详以辨之也。”[23]这些地图虽然绘制尚未达到精当，但大致地形、方位已基本正确，与全书各部分文字相结合，完全可以达到明边防险要、山川形势、俄罗斯以至地球五大洲方位远近的效用。《地球西半图》、《地球东半图》之前两篇论说中云：“臣秋涛案：地圆如球，以周天度数分经纬线，纵横画之，每一周得三百六十度，每一度得中国之二百五十里。兹直剖为二图，北极在上，南极在下，赤道横绕地球之中，日驭之所正照也。赤道之南北各二十三度有奇，为黄道，限寒温渐得平，又再北、再南各四十三度有奇，为黑道，去日驭渐远，凝阴沍结，是为南北冰海。大地之土，环北披离下垂，如肺叶，凹凸参差不一。其形，泰西人分为四土：曰亚细亚，曰欧罗巴，曰利未亚，此三土相连，在地球之东半；别一土曰墨利加，在地球之西半。统计地球东半，惟利未亚一土在西南坤维，与俄罗斯风马牛不相及。其亚细亚之北境，及欧罗巴之东境，皆俄罗斯国之地，广长几二万里，北徼荒塞，人稀土广。”[24]“地球西半，惟亚墨利加一土，前明中叶，泰西人始寻得之。欧罗巴人海舶所至，即据其土，垦辟营缮，城邑相望。……其海曰大洋海，即中国之东洋大海，洋面之广阔，以此为最，而风浪又极安平。其土在地球西半，而由中国之东方可以直达其地，亦足证地球浑圆之理也。”[25]这些论述传播了近代科学知识，与《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同样传达了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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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