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宣统二年），山东莱阳发生了一场较大规模的民众武装抗争，史称莱阳民变。这场民变反映出清末改革过程中国家、地方社会和民众各方面利益之间的复杂冲突。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以后，清政府实行新政，在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和政治等方面进行改革。各级地方政府先后举办各种新式事业，创办新式学堂、设立巡警、筹办地方自治。新政施行时期，正值国家经济凋敝、财政困难，于是，和全国多数地方一样，莱阳县地方政府把增加捐税作为筹措新政费用的主要途径。1906年征收庙捐作为兴办新式教育的经费，一年后抽取油捐以开办巡警，1908年又相继开征戏捐和城厢铺捐，1909年巡警局改为巡警公所后，又加重了契税的征收。1910年春，莱阳地方自治开办，政府又准备再次向乡民筹款，县教育会也准备一次性征收庙产提成捐，取代庙捐作为新式教育经费。除了捐税以外，荒地也要征收赋税，地方钱粮征收的数额大幅度提高。为解决经费严重不足问题，莱阳办理新政的官绅还打算向农民加征亩捐。清政府实行近代化的新政改革以巩固政权，可是不仅没有给生活原本十分困苦的乡村民众带来福利和希望，反而进一步加重了他们的直接负担，不满普遍存在，民怨不断积聚。

　　如果说，清政府在施行新政过程中无视民生、肆意加捐是莱阳民变爆发的根本原因，那么，有权势的地方绅商利用举办新政扩大政治权力，谋取经济利益，进一步激化了各种矛盾，则是导致莱阳民变的直接原因。

　　莱阳地方官员与部分有权势的地方绅商关系密切，赋予他们主持各项新政的权力，试图利用其权势推行改革。绅商王圻（qí）来自莱阳著名的王氏家族，其堂兄王垿（xù）在清政府担任法部侍郎，王圻本人在莱阳城内开设多家钱庄店铺，在当地绅商界势力很大。莱阳知县朱槐之委派王圻担任劝学总董，负责新式教育。在王圻举荐下，同族王景岳担任了县巡警局局董。另一位绅商于赞扬在莱阳县城也开有钱庄酒店，充当绅董二十多年，与朱槐之私交甚好，人称“于二知县”。朱槐之委派他和莱阳城内另一位较有资历的绅商张相谟负责筹办地方自治事宜。

　　这些绅商在主持地方新政改革以后，权力进一步扩展，直接对地方社会施加影响、进行控制，为他们利用公权谋取私人经济利益提供了条件。比如，王景岳在参与新政之前负债累累，但担任巡警局局董后不久就还清了所有债务，并购置土地，翻修房屋，被人怀疑滥支和贪污公款。王圻更是大肆利用公权，包占荒山，操纵市场，采取不正当手段排挤、打压其他商号，垄断了莱阳城内最有利可图的鸦片生意。王圻、王景岳、于赞扬等绅商还承揽修缮工程，通过向全县乡社征税的方式筹款，购买他们合办的窑场生产的砖瓦，并用工程完成后剩余的捐款放贷生息。1909年，莱阳钱粮银大幅调升，给征收造成极大困难，地方政府决定将稽征权承包给王圻、于赞扬等人开办的商号。当时银价昂贵，铜元贬值，王圻等人便要求用铜元缴纳时以七折计，变相增加了农民的税赋负担。

　　因新政改革而不断增加的各种捐税，已经让生活困苦的民众怨声载道，而经办新政的王圻等绅商以公谋私、中饱私囊的行径更进一步增加了民众的不满情绪。怨恨和愤怒在民众心中积聚，终于爆发了群体性反抗事件，而引发这次事件的是灾荒引出的社仓积谷问题。

　　社仓是一种民间粮食储备制度，平时储存谷米，荒时出谷赈灾。1909年，莱阳受灾，农村普遍歉收，1910年又遭受更为严重的春灾，夏收减产已成定局。天灾引起粮荒，不良商人趁机囤积粮食，操纵市场，抬高粮价。一时间人心惶惶，民情浮动。在这种情况下，乡民要求提取社仓积谷赈济灾民，并抵缴因筹办新政而开征的各种捐税。莱阳社仓始建于光绪初年，后因仓房年久失修，部分积谷发霉变质，便将历年积谷全部变卖，以钱抵谷，所卖积谷款存在王圻、于赞扬等开办的钱铺中，以备荒歉时取用。这时，传言说积谷出了问题，有乡民追问此事，而绅商们没有做出让人满意的明确答复，引起乡民们的怀疑和愤怒。5月21日，以曲士文（又名曲诗文）、于祝三为首的30多名村长、社长，率领近千名乡民进入莱阳城，找王圻、于赞扬等绅商追讨积谷。王圻等人事先得到消息，躲藏起来，乡民便转到县衙与知县朱槐之交涉。朱槐之在乡民压力下，答应向经管绅商质询谷款一事，并允诺在十日之内公示解决办法。乡民在得到知县答复后，返回各自村庄。

　　这一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如若地方官员查明事实真相，及时向民众公布，并采取积极措施予以解决，原本可能使矛盾得到缓和。然而，朱槐之在乡民散去后即向山东巡抚孙宝琦报告，声称乡民聚众闹事，必须严拿带头之人，以儆将来，要求派拨军队前来镇压。他的上司、登州知府文淇也支持这一态度，指示朱槐之对曲士文等人绝不可纵容姑息。由于官府并未履行查明积谷一事的许诺，乡民再次聚集，事态开始升级，向暴力冲突方向发展。6月11日，愤怒的乡民集结起数万人，焚烧了巡警局局董王景岳的家，抢劫了几家富户的财产。乡民提出清算积谷、免除各项捐税、完粮用铜元不得折扣、革撤绅董、停办地方自治等条件，并要求保证曲士文等为首之人不被处死。经城内众多商人说和，朱槐之为平息事件，答应了除停办地方自治以外的其他全部条件。

　　莱阳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消息传到省城济南后，巡抚孙宝琦以朱槐之办理不善将其撤职，任命奎保继任知县。奎保上任后，坚持严惩曲士文等为首之人，并派军队前往捉拿。结果，乡民与军队之间发生争斗，士兵有数人受伤，乡民也死伤多人，并有十几人被捕。官府和乡民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升级。

　　莱阳民变的首领曲士文、于祝三等皆为乡村精英，在当地颇具号召力。他们联合起数十名村长、社长，组成“联庄会”，团结各村庄力量。同时，他们散发传单，制造舆论，激发乡民对绅商和官府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在政府增加捐税和绅商假公济私的背景下，这些动员民众的手段在一段时间内产生了很大影响。全县106个村社中，有60个村社参加了反抗活动，集结在莱阳城周围的乡民最多时将近十万人。他们分四路驻扎在城郊各地，对县城形成包围之势。从7月4日开始，乡民连续几天攻打县城。

　　莱阳民变尽管一时间造成了相当声势，曲士文等乡村精英也表现出一定的组织能力，但终究是一场突发性事变，缺乏明确目标和组织训练的乡民难以与拥有新式装备、训练有素的正规军队对抗。在军队到达之前，乡民内部已经发生分裂，相当一部分力量被分化瓦解。当驻守山东的新军第五镇2000余人从济南赶到莱阳时，乡民很快溃散，曲士文、于祝三等逃匿。军队在莱阳各地搜查参与民变的乡民，烧杀劫掠，民众多有死伤。这场历时数月、有数万乡民参加的较大规模民变，最终被镇压下去。

　　莱阳民变震惊全国，舆论对于政府滥征捐税、绅商假公济私、官员办理不善和军队纵兵劫掠的行径，进行了激烈抨击。在清末革命党人咄咄逼人的政治局势下，莱阳民变和当时全国范围内发生的一系列城乡民众骚乱，进一步增加了民众的动荡感和危机感；而清政府在处理这些民变的过程中措置失宜，其漠视民生、无视民命的种种表现，使之逐步失去民众的支持和信任，当更加严重的危机来临时，便成为被无情抛弃的孤家寡人。

　　作者简介

　　刘天路，1951年生，河北乐亭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著有《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八国联军侵华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