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外八庙是营建于清康乾时期的皇家寺庙群，共有12座，其建筑面积达6万平方米。这些寺庙得以大规模地修建，与当时国家经济繁荣、府库充盈有直接关系。对于工程质量，乾隆帝要求得十分严格，凡是因官员失职造成坍塌损坏的，承修官轻者罚俸、打板子，重者降级革职、按股罚银赔修。但其中的失职与贪腐现象仍屡见不鲜，反映出当时官场的腐败。
一
乾隆三十六年（1771）五月初一，即将竣工的承德普陀宗乘之庙（以下按清朝档案称“布达拉庙”）发生了一起火灾事故。乾隆帝看到关于火情的奏章后，马上命令布达拉庙总理工程大臣英廉驰赴热河，就烧毁情形、起火根由进行调查。
英廉到达热河前，热河总管永和、兵备道明山保已初步查明事故是由夫头张法在八方亭（权衡三界殿）内吸烟磕灰造成的。英廉听过汇报后，认为要多方面排查事故原因，就又派明山保对当事工匠逐一严审，目的是要弄清其中是否存在官员侵扣钱粮，民工因心生怨恨而故意纵火的可能。后经多人指证，确实是因张法抽烟引起的火灾。
张法供认：“五月初一日，（瓦匠头目）李生银派小的在八方亭管工，因晌午天热，原同王国柱、邵富臣挨着天秤架子歇凉吃烟。后因下去催灰浆，就把烟磕了。走不远听见上面嚷‘架木着了。’急忙上去扑救，因风大，架木又干，（火）立刻着起来了。”
乾隆帝谕令严惩抽烟工匠：张法与其妻发配黑龙江，赏与兵丁为奴，以昭烟戒。王国柱、邵富臣各杖一百，徒三年。工头李生银等人杖八十，加枷示众一个月，日满后再做发落。
对于专管布达拉庙工程的热河总管永和、内务府总管三格、布达拉庙工监督萨哈廉等人，乾隆帝认为他们“不能约束工匠，小心防犯，致令失火延烧，其咎实无可诿”。他面谕英廉，将三人“革去翎顶留工效力，已属从宽稍示薄惩，朕意向欲视其如果勤勉自效，后仍加恩录用”。这样处罚本来已经从宽，但英廉袒护手下，竟然没把皇帝的“面谕”告诉永和等人。接下来，事情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二
八月，乾隆帝从北京去热河，在古北口看到了前来接驾的热河总管永和。火灾事故似乎并没给永和带来什么警醒，他身穿官服，帽戴翎顶，美滋滋地跪在那里。用乾隆帝的话来说：“仍腆颜以章服自荣。”望着永和帽上的翎顶，他心中生疑。诘问后，才知道英廉没有把摘去翎顶之事“明白宣示”给他们。乾隆帝十分不悦，遂传谕斥责英廉，又令速将永和等人翎顶摘去。并说：“永和等之不能承受朕恩，实为英廉所误。所谓爱之适以害之也。”接着又说，此项工程即将竣工又遭毁损，耗费多金，如果让他们赔偿，本来理所应当，但重修工料约需三十余万两银子，断非他们力所能办，所以本不打算让他们赔偿，这个想法，朕对英廉和军机大臣都曾说过，可你们太令朕失望了。乾隆帝要求英廉马上让永和、三格、萨哈廉把各自家资开单进呈审阅，准备赔偿。
三人的家资清单很快呈报上来。其中永和“现有房六七十间，地十有余顷，四季衣服除不堪变价旧衣外，现有整齐者一二百件，骡马十数匹，谨照数交出抵补赔项”。并且表示全部家资报上，除了这些以外“虽粉身碎骨，实不能赔还”。三格“京内有房二十三间，热河现有住房三十八间，地六顷九十亩。四季衣服七十余件，骡马六匹”，并说“除此外并无隐匿，全行报出抵补官项”。萨哈廉“惟有房四十余间，地五顷余亩，四季衣服三四十件，骡马四匹”。他也表示“除此外，实不敢隐匿以蹈重罪，所有房间、衣服、地亩、骡马尽行报出，抵补官项”。
乾隆帝看到永和、萨哈廉两人的清单与之前自己所掌握的差不太多。而三格家资本胜于永和，可开出的清单之数却在他的意料之外。因此他又谕令英廉密查三格财产。结果发现其隐匿的田产、当铺、房产，竟然达九成之多。乾隆帝深有感触地说：可见天良丧尽之人无不即行败露，朕本无意加罪，而三格却辗转迷溺，这是他咎由自取，自食其果。
三格本来出身贫寒之家，又只是内务府的一个小官。为何会有这么多的私产呢？乾隆帝认为他管理工程时，肯定有侵吞公款和克扣工人银两的行为，所谓“籍公营私”，就又命人查三格所经手的工程款项与账目。
经查，三格侵吞公款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将工程中的工价银两在外面放贷牟取利息。还有就是在采购工料时以低价购入，再以高价卖给皇家工程使用，从中获取差价。他用这些银两又购置了当铺、房产、地亩，开始了“合法经营”，于是家财就像滚雪球儿一样积累起来。
为了使其他官员受到警示教育，乾隆帝决定严惩三格，他说：这样肆意侵公肥私，目无法纪，如仅按隐匿来定罪，那么太姑息他了，要照侵盗钱粮一千两以上的律例，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又特别交代刑部要牢固监禁。三格所有家当也由内务府派员查抄充公。
三
事情发展到此还没有结束，永和、萨哈廉也出了问题。本来乾隆帝打算将他们的家产赏还，“稍加薄罚，以完此事”。不想在三格被查之后，永和竟按捺不住，私自寄信给英廉，转托他代查家私，从中关照。按规定，如果永和实在想要“急公代查”，应向内务府大臣福隆安请示汇报，并没有向英廉私告之理。英廉因前述徇情袒护一事，被乾隆帝斥责，于是马上抓住这个立功补过的机会，向皇帝揭发了永和违规寄信一事。乾隆听罢，即命英廉确查永和家私。
英廉查后奏报：“永和房地与所报之外尚有浮多。”这样一来，乾隆帝也开始怀疑萨哈廉呈报家私清单的可信度了。于是，又命人查萨哈廉。结果萨哈廉也有与之前呈报家私不符之处。乾隆帝要求询问永和、萨哈廉多出家私是何原由。永和称：房屋已经典出，地亩原报十余顷，如果查出有二十多顷，甘愿治重罪。萨哈廉称：房屋是很久以前分出去的家产，并没有欺隐。
乾隆帝考虑到英廉可能因为曾经徇情袒护之事而心存畏惧，不免有意从严查办这二人，以求补救已往过错。因此，他对永和等人呈报家产清单之事，做了一番分析：呈报家产没有不顾及家小的，肯定要留有抚养子女、赡养老人的费用，这是人之常情，我也不会为这类事情故意苛责。因此如果十成家产留下两成，这是情理之中。但是如果超过三成，就是隐匿家财，存心瞒上欺骗。所以，将永和、萨哈廉原报家产清单交给福隆安，与英廉奏折详加比对。如果少报不过二成，即不用加罪。若至三成以上，当然难于宽宥。而三格隐匿的家财竟达九成之多，治以重罪，他应心服口服。
福隆安等人“查核永和、萨哈廉原报家产较英廉查出之数所少，各不及三成”，乾隆帝谕令对此二人“可勿庸加罪，其家产俱著加恩给还。萨哈廉著罚银三百两，永和本欲与萨哈廉同科，但伊私自寄信嘱托英廉代查，实属自取罪戾，著照萨哈廉所罚之数十倍罚出，以示微惩”。
在乾隆朝后期，这类在工程中谋取私利的行为多有发生，可谓屡见不鲜，皇帝心里也十分清楚。这年十月，在勾审斩监候的犯人时，乾隆帝无奈道：“工程银两，扣留营运，贪鄙不堪，但管工人员，此等弊窦，多所不免。”于是特恩准三格“可暂逭（huàn，逃避）其死”。
此案中乾隆帝惩贪治吏虽然心思缜密，但是随意性较强，不是完全依照相关律条与制度，而是凭借个人的感觉、情绪、好恶。这是人制、专制，而不是法制，这恐怕也是封建王朝贪腐难治的一大症结。
作者简介
李建红，女，1972年生。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管理委员会研究馆员。著有《外八庙探微》，发表《安远庙普度殿壁画内容初辩》《乾隆皇帝在宫苑中的步射活动》等论文二十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