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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代通俗小说出版的复苏

汪燕冈

书籍是一种特殊的产品，其内容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当属一种精神产品，但这种观念的东西必须以物质形式为载体，因此又是一种物质产品。书籍的这种双重特性决定了出版业是一种特殊的行业，它的发展既受制于文化事业的发展，又离不开经济的进步。通俗小说的出版既受上面两个因素的影响，也有自己的特点，通俗小说作为一种俗文学，既不同于诗、词、赋等雅文学，也不能和经史等所谓的正经出版物相比拟，其要广泛刊刻，实离不开一种“阅读大众”的兴起。种种因素制约了通俗小说的出版，明代通俗小说当然也不例外。

翻开明代小说史，我们会发现从明太祖朱元璋建国（1368），到嘉靖元年（1522）第一部通俗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出版，其间竟有长达154年的空白，不得不令人惊异。但这空白却被敏锐的学者抓住了，陈大康先生认为这段空白恰好给我们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空间。[1]接着他从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印刷业的发展状况以及通俗小说的读者这三方面展开论述，分析了这段创作和出版空白的原因。

陈先生论述精彩，发人深思，但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首先是这段空白为什么如此之长，达154年之久，单从明代出版史来分析还看不出有什么怪异的地方，但和元代出版史对照就可见出问题来了。“全相平话五种”刊于元至治年间（1321-1323），上距元世祖建国（1260）仅60余年。元代出版业发展之快令人咋舌，恰和明代出版业发展之慢形成鲜明的对照。

陈大康先生以《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为例，云：“通俗小说的发展对于印刷业有着极大的依赖性，倘若印刷业尚未发展、普及到一定的水平，或者出版界对于刊印通俗小说尚无较浓厚的兴趣，那么通俗小说的处境就必定是十分艰难的。”[2]而《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又是篇幅浩瀚之书，并且是首次问世，书坊以前从未刊刻过这种书，所以谁也弄不清楚作品刊刻后会有多大的市场，因此一直等了百余年才有《三国志演义》的刊本问世。[3]这段话实际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明代前期一百多年印刷业发展十分落后，二是说书坊主对刊刻通俗小说是否赢利没有把握。对于前者来说，喜欢刨根寻底的读者不禁要问：为什么明代的印刷业发展的如此缓慢？

《三国志演义》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的人罗贯中所作，根据是嘉靖元年刊本上有弘治七年（1494）蒋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其中提到了“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侯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嘉靖元年本的《三国志演义》有58万字，而嘉靖间建阳叶逢春刊本《三国志传》字数还要少些。

再看一看元刊“全相平话五种”，它们依次为《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平话》、《续前汉书平话》、《三国志平话》，这五种平话共有20多万字，并且就书名而言，至少还有《七国春秋前集》、《前汉书平话正集》和《后汉书》三种，这套通俗小说的出版规模应该说相当庞大了。再从书坊主出版了“前集”又出“后集”，出版了“正集”又出“续集”来看，人们对通俗小说是十分喜爱的。这一点还可以从《三国志平话》的再版可以看出，《三分事略》版刻粗陋，但插图和文字和《三国志平话》却无多大的区别，两者的出版先后尽管学术界有分歧，但从这类故事的一再出版可看出当时通俗小说的流行。另外，1979年西安文物管理委员会还发现了一张元刊《新编红白蜘蛛》残叶，由此可见话本小说的刊刻也是很繁荣的。在高丽国刊行的汉语教材《老乞大》、《朴事通》等书还有高丽书商在大都购买《三国志平话》、《赵太祖》、《唐三藏西游记》等的记载，也可见通俗小说出版之繁荣。

尽管《红白蜘蛛》不知刊于何处，但“全相平话五种”已知为建阳虞氏所刊，书坊主是很清楚刊刻哪些书赚钱的。那么是否是统治阶级对小说出版控制太严呢？

元代也对书籍出版实行控制，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云：“尝爱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刻印。”清蔡澄《鸡窗丛话》也云：“先辈云：元时人刻书极难，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学使以为不可刻，则已；如可，学使备文咨部，部议以为可，则刊板行世，不可则止。”[4]相比之下，明代的出版政策要宽松得多。“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并于同年“命有司博求古今书籍”[5]，没有类似元代之书籍审查制。而对戏曲小说等民间文艺，元明两朝都在控制，如《元史·刑法志三》载：“大恶，诸妄撰词曲，……凡以邪说左道，诬民惑众者，禁之，违者重罪之。”《元典章》卷五十七“刑部”十九“杂禁”云：“除系籍正色乐人之外，其余农民、士户、良家子弟，若有不务本业，学习散乐般说词话人等，并行禁约。”但往往是有令不行，或令行不久。明初的控制也相当森严，但早在宣德年间就渐渐松弛下来，如宣德十年南京的积德堂刊刻了《金童玉女娇红记》，这出戏曲是根据元代传奇小说《娇红记》改编，写得是北宋年间书生申纯和表妹王娇娘的爱情悲剧。虽在中下层社会影响极大，但却为上层社会所不容，如明高儒《百川书志》云：“（《娇红记》）语带烟花，气含脂粉；凿穴穿墙之期，越礼伤身之事，不为庄人所取。”但书坊主却不管这些，只要好卖，他就敢刻。

看来确实是明代出版业发展得太缓慢了。前面讲了元代从开国到至治年间，仅用了60余年的时间，建阳虞氏就能刊刻较大规模的“全相平话五种”，而明代从开国到宣德也正好是60余年，却没有刊刻过一部通俗小说。要是罗贯中在元末明初创作了《三国志演义》，而建阳书坊在宣德年间又有元代中期的出版规模，把它删减到三四十万字也未尝不可；或者出版单本的“全相平话五种”中的任何一种也是好的呀，不幸全没有。不禁让人惊叹建阳出版业的的衰落！其原因，不妨先对比一下元明两朝建阳的书坊情况。

南宋末年，蒙古人铁骑南侵，所到之处，望风瓦解。元至元十四年（1227），福建成为元朝的领土。战火使福建遭受重创，福州等大城市受到的破坏尤剧，但所幸的是，宋代刻书重镇建阳却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影响，建阳县的麻沙、崇化两镇仍然是书坊集中的地方，再加上蒙古统治者保护百工的政策，元代建阳刻书业仍然很兴盛。元末明初可不是这样的了，嘉靖《建阳县志》卷四《户赋志·货产》云：“书籍出麻沙、崇化两坊。麻沙书坊毁于元季，惟崇化存焉。”弘治间《八闽通志》也云：“建阳县麻沙、崇化二坊，旧俱产书，号为图书之府。麻沙书坊元季毁，今书籍之行四方者，皆崇化书坊所刻者也。”[6]麻沙和崇化自宋就是建阳刻书的两个中心，而且麻沙因交通便利，其较崇化书坊更为繁华，崇化刊刻的许多书都是运到麻沙来出售，元末战火焚毁了麻沙书坊，[7]终明一代麻沙书坊都没有恢复昔日的辉煌，两臂伤其一，恐怕距麻沙仅二十里之遥的崇化书坊也受到了影响，建阳刻书自然元气大伤了。试比较一下元代开国皇帝忽必烈（世祖，1260—1294在位，年号中统：1260-1264；至元1264-1294）和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太祖，年号洪武：1368-1398）在位时的刻书情况。根据谢永顺先生的统计，洪武年间建阳书坊只刻书三种 [8]，并且著名的刻书大家余氏、刘氏、熊氏、杨氏等都没有刻书。元世祖在位时期则不同，建阳不少刻书世家在此期间都印了书，如刘君佐翠岩精舍至元三十一年（1294）刻《翰苑集》三十卷：刘氏日新堂至元十八年（1281年）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刘承父至元二十年（1283）刻《新刊续添是斋百一选方》二十卷；熊氏万卷书堂至元二十一年（1284）刻《山谷外集诗注》十四卷：熊禾武夷洪源书堂至元二十六年（1289）刻《易学启蒙通释》二卷：虞平斋务本堂至元十八年（1281）刻《赵子昂诗集》七卷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们考察的是通俗小说的出版情况，关注更多的是以赢利为主的坊刻的发展情况，上面所说明代印刷业发展缓慢也是对坊刻而言。其实明代前期由国家机构主持的官刻还是比较活跃，包括明朝中央各个部门、地方各省的布政司、按察使司，各亲王藩府、各郡王府，各地书院，各府、州、县以及儒学等。明朝开国之后，朱元璋比较重视文教事业，注重图书的收集和出版，洪武元年下令不许对书籍和笔墨等征税，并诏求四方遗书令官府刊刻印行，如元代西湖书院所存书版，朱元璋下令如数运到金陵，保存在国子监，将原版补残雕缺后汇刻成极负盛名的南监本《二十一史》。正是在这些有利措施下，明代的官刻盛极一时。清袁栋《书隐丛说》云“官刻之风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两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盛行雕造。”不少部门还刊刻一些大部头的书，如南监刻有《通鉴》、《通鉴纪事本末》、《通典》、《通考》等书，礼部也刊印《通鉴》、《史记》、《元史》等书颁赐诸王。“永乐十三九月，《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书成，命礼部刊刻，颁行天下。”[9]既要颁行天下，印数当已相当不少。再如朱元璋亲自撰写的《洪武大诰》，于金陵内府刊行后发行全国，并要求人手一本，《大诰初编》第七十四条云：“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观为戒”。在颁行《续编》时，又进一步宣告：“朕出斯令，一曰《大诰》，一曰《续编》。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务必户户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各治化之民，迁居化外，永不令归，的不虚示。”朱元璋既以行政命令要求“户户”一本，并采取威胁利诱的手段要求人民必看必收必存，那么《大诰》的发行量之大就可想而知了。余英时先生估计明代当时有一亿人，若一户五口计算，也该刊行两千部。[10]

比起官刻，坊刻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各地书坊既在元末战争中饱受摧残，又在明初的“计划经济”中捞不到什么好处，一切都要靠自己。雪上加霜的是，还要受到政府的剥削。明初，政府开办了门类繁多的官营工业，如织造、矿冶、造船、印刷等等，不仅有大量的固定工匠，还规定各地的工匠必须按期到京城服役，这就是所谓的“轮班匠”。洪武十九年（1389）朝廷规定的是每三年一次，每次三个月。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有所修改，即根据工种的不同，改为一年一班至五年一班不等，如对刻字匠的规定是二年一班，而印刷匠是一年一班。轮班匠在洪武时就有23万人之多，[11]宣德时，人数又有增加。轮班来的工匠都是被强迫的，但即使是“无工可做，亦不敢失期不至”[12]工匠们不仅所得报酬十分低廉，还常常在往返路上花费许多时间，“轮班诸匠，正班虽止三月，然路途遥远者往返动经三、四月，则是每应一班须六七月，方得宁家……一年一班者，奔走道路，盘费罄竭”[13]。这种制度当然极大地限制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

民间印刷业发展缓慢，通俗文学的处境当然就是举步惟艰。此外，明初的社会风气、学术思潮等都不利于通俗文学的发展，这和元代相比就显得尤为突出。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元代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时期。胡适在《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中曾经说道：“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倘此革命潮流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明初七子诸文人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必已为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可无疑也。”[14]可见中国的俗文学发展到元代已经达到一个全盛期，不幸的是这股潮流到了明代，由于八股文和文人复古运动而遭受劫难。士人醉心八股，崇尚复古，和元代文人科举无望，投身俗文学的情况相比，简直大相径庭，小说、戏曲之不发达也就可想而知了。

尽管通俗小说的出版在明初困难重重，但嘉靖元年《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刊刻终于拉开了这道序幕，此后陆续有《皇明开运英武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全汉志传》、《列国志传》等书的出版，在嘉靖年间掀起了一阵通俗小说刊刻的小高潮。但早在成化、弘治年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切都在朝着有利于通俗文学的方向发展。从成化到嘉靖这个期间，大约可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成化、弘治年间，这是出版业大踏步发展的时代，也是通俗小说出版潜流涌动的时期；其二就是嘉靖年间，这是通俗小说开始刊刻，并逐步迈向创作和出版的黄金时代。

在经过近一百年的沉寂后，明代的印刷业终于大踏步地发展起来。陆容（1436-1494）《菽园杂记》卷十云：“古人书籍多无印本，皆自钞录。闻《五经》印版自冯道始，今学者蒙其泽多矣。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异，天下古文之象愈隆于前已。但今士习浮靡，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陆容是成化间进士，他的话当属可靠。从“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到“今所在书版日正月异”，中间是多大的一个飞跃呀，而这正是成化、弘治年间经济发展结果，印刷业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而已。

民间印刷业的发展，与丝织业、造纸业等行业大约同步，就以丝织业为例，在成弘年间逐渐开始兴盛起来，如吴江县震泽镇的丝织业，“宋元以前，惟郡人为之。至明熙宣间，邑人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震泽镇及近镇各村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15]可见震泽的丝织业是从明初出现，到成化和弘治年间才逐渐发展和普及起来。又明人张翰记载其祖发家致富的过程“（成化）购机一张，织诸色纻币，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16]

印刷业也在这段期间发展起来了，首先值得注意的原因是轮班制度的废除。上面讲了，这种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工匠的人身自由，很也不利于民间手工业的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也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出现了变通的方法。据《明会典》卷一八九载：“成化二十一年（1485）奏准：轮班工匠有愿出银价者，每名每月南匠出银九钱，……北匠出银六钱。”可以想象，这种以银代役的方法使多少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对印刷业等手工业的发展是相当有利的。

我们又知道，文学总是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的相互影响中前进的。叶盛（1420-1474）的一段话很值得注意：

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騃女

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18]

这里的“小说杂书”，大概指的是短篇的通俗故事书和唱本之类，一些人出于牟利之目的开始创作这些作品并由书坊刊刻发售，而这些书确也大受读者的喜爱，有着广阔的市场，连“农工商贩”等一些消费能力较低的群体，也“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可见喜爱之一斑，也从中透露出刊本还比较昂贵这一事实。不过刊本仍然还是比较多的，《水东日记》卷十二云：“故事书，坊印本行世颇多，而善本甚鲜。”故事书是供人们消遣娱乐之用，当然用不着刊刻多么精美，书坊主为降低成本，也不免粗制乱造，但这些并不妨碍人们对通俗文学的喜爱。甚至连明宪宗成化帝也成了这些作品的爱好者，“史言宪庙好听杂剧及散词，搜罗海内词本殆尽”[19]。

除了短篇的故事书，长篇的通俗文学，如说唱词话等也在这期间刊刻问世，著名的有北京永顺书堂成化间刊刻的说唱词话。有种种迹象表明，《三国志演义》在这个阶段也可能开始刊刻。[20]这时期建阳书坊也发展迅速，但主要在刻时文。据《南雍志》卷四记载：“弘治十一年春正月戊申，河南按察司副使车玺奏言，祭酒谢铎尝奏革去《京华日抄》等书，诚有补于读书穷理，然令行未久而夙弊滋甚。《日抄》之书未去，又益之以定规、模范、拔萃、文髓、文机、文衡、主意之书，未革去又益之以青钱、锦囊、存录、活套、选玉、贯义，纷纷杂出，由禁之未尽得其要也。乞敕福建提督学校官，亲诣书坊，搜得书版尽烧之，作数缴部，仍行两京国子监及天下提学，分巡分守等官严加禁约，遇有贩卖此书并歇家各治以罪。若官不行禁约，坐以不奉诏令之罪。”[21]《京华日抄》是明成化年间杭州通判沈澄所刻的一部时文集，行世后大为风行，获利甚厚，[22]引起了书坊主的垂涎，纷纷仿刻，尤以建阳书坊为甚。这才引起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而要求查禁的，但由于广大士子的喜欢和书坊主的逐利之心，始终禁而不止。弘治十三年，吏科给事中许天锡又要求尽焚建阳所刊的八股选本。[23]

进入正德、嘉靖年间，印刷业进一步发展。唐顺之（1507-1560）在《答王遵岩》中云：

仆居闲偶想起，宇宙间有一二事，人人见惯而绝可笑者。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必有一篇墓志；其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必有

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饭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无，虽汉唐以前亦绝无此事。幸而所谓墓志与诗文集者皆不久泯灭。然其往者灭矣，而在者尚满屋

也。[24]

唐顺之的话虽然有些夸张，但也透露出印刷业迅猛发展的事实。与此同时，小说的读者（包括士人、商人和市民）人数也在不断扩大。例如士人数量就比明初增加几倍，文征明（1470-1559）《三学上陆冢宰》云：“开国百有五十年，承平日久，人才日多，生徒日盛，学校廪增正额之外，所谓附学者不啻数倍。”[25]这封信大概写于正德十年，陆冢宰是当时的吏部尚书陆完。从“附学者不啻数倍”来看，正德末的士人数量已经比明初增加许多了，文征明写信给吏部尚书是要求增加科举考试的录取比例，庶不知当时官员的人数也较明初大为增加，“及见嘉靖初霍兀崖奏疏云：‘洪武至今，自周王一府论云，禄米增数十倍，子孙日益繁矣；天下文武官逐代增之，较洪武间增十万余员矣。’”[26]

不仅士人和官员数量增加，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和市民数量也在急速膨胀。何良俊：“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无有他志。官府亦驱之就农。不加烦扰。故家家丰足，人乐于为农。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27]不仅从前务农的开始从事工商，随着人们对经商观念逐渐转变，许多少科举失意的士子也开始投身商界。士人、商人和市民人数的扩大是通俗小说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

嘉靖年间尽管印刷业有很大的发展，但通俗小说出版的并不多，除了《三国志演义》在南京有一些官刻本外，民间坊刻主要集中在建阳。一直到万历年间，通俗小说的出版才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南京、杭州、苏州等地成为通俗小说新的出版中心，和建阳相互竞争，互相影响，把通俗小说的出版推向了一个辉煌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