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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大战略研究》导论

徐兆仁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初叶以来，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日益广泛的传播，历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历史学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一是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努力清除极“左”思想和教条主义影响，完整、准确、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真正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领会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精髓。二是注意到国际史学界的最新研究前沿和学术成就，加强了对国外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和分析；注意到由于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研究的发展而导致学术研究前沿领域的拓展。历史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交叉和渗透的发展趋向，要求研究者尽可能地运用跨学科的、综合的、比较的研究方法，客观地、多角度地研究历史，以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尽管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这作为历史研究应该坚持的方向和追求的境界，则是绝大多数研究者所形成的共识。我在学习和研究清代历史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新的思考，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

清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王朝，经历了18世纪世界历史上的辉煌和19世纪的衰落 [2]。清代历史大起大落的演化轨迹不断引起人们的思索：?后金势力凭借什么能够在白山黑水之间力挫群雄，最后统一女真？明清鼎革之际，各大对抗集团展开殊死争夺，为何鹿死清军之手？康雍乾时期清王朝鼎盛的关键何在？而清王朝何以迅速走向衰落甚至败亡？对这些问题，史学界曾经作出过不少富有启发性的研究，并有一些相当分量的研究成果问世。但是，当我们将探索和研究清代历史的焦点集中在诠释整个清王朝兴盛衰亡历史的契机和动因上，却没能找到一个贯通一气、明白无误、同时也是令人信服的结论。或许这一问题的学术难度太大，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然而,正是其中所蕴涵的复杂性和挑战性激发了我们的研究兴趣。即便最终解决不了，我们也情愿投入力量。

随着研究与思考的逐步深入，我们朦胧地察觉到某些因素在主导清王朝历史航程的大转向，感觉到存在着某种决定清王朝兴盛衰亡命运的制动力。于是，围绕什么是决定清王朝兴盛衰亡命运的制动力，这一制动力又受什么因素影响等问题展开探索。当我们对整个清代历史演变、发展、转折、走向等重大关键性问题进行连续不断的考察时，在错综复杂的、形形色色的变数中发现一个几乎是恒定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即清王朝兴盛衰亡演变轨迹与“大战略”两者之间存在着种种密切的关联，大战略运筹在清王朝兴盛衰亡的命运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二、“战略”与“大战略”

西方“大战略”（Grand Strategy）的概念和理论是在“战略”的概念和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战略”一词来源于希腊文，其语源学上的含义是“将军”、“统帅”，后来引申出“将道”（为将之道）、“将略”（将帅方略）等意义。在西方社会，战略和战略学的概念五花八门，所表达的措辞也很不统一，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学术流派等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战略概念：

普鲁士的比洛（1757--1808）指出：“战略是关于在视界和火炮射程以外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3]。

瑞士的若米尼（1779--1869）指出：战略就是在战场上巧妙指挥大军的艺术。凡涉及整个战争区的问题，均属战略范畴。战略，“就是把一支军队的最大部分兵力集中到战争或作战地区的最重要点上去的一种艺术”[4]。

普鲁士的克劳塞维茨（1780-1831）指出：“战略是为了战争目的而运用战斗的学问”[5] 。

英国的利德尔·哈特（1895-1970）指出，战略是“调动和运用军事手段去完成政策和方针目的的艺术”[6]。

当代美国军界的观点是，“军事战略是运用一国武装力量，通过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达成国家政策的各项目标的一门艺术和科学”[7]。

前苏联认为，战略是“军事学术的组成部分和最高领域，它包括国家和武装力量准备战争、计划与进行战争和战略性战役的理论与实践”[8]。

日本的观点认为“军事战略是有关军事力量的运用及计划”[9] 。

毛泽东指出：战略学的任务是“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10]。

当代中国学术界的观点是，“战略，亦称军事战略，是对军事斗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11]。

近代以来西方世界长期的战争实践，产生了丰富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为大战略理论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我们从以下简略的回顾中，还可以隐约地看到各个时期的战略理论蕴藏着大战略理论的思想资源。

西方国家最早的战略学著作是《战略法》（The Strategicon），另一译名为《将略》，此书出现于公元6-7世纪，是拜占廷帝国的一位佚名军事理论家伪托拜占廷皇帝莫里修斯(Maurice,约539-602)撰写的一部军事理论著作。全书的许多观点，是在总结公元6世纪东罗马帝国军队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作者强调，离开指挥有方和军事艺术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最好是用计谋打败敌人。此书更注重探讨战术范畴的问题，是一部代表当时西方较高学术水准的战术著作 [12]。

16世纪以来，西方战略学著作不断问世。1521年，意大利军事理论家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alle,1469-1572)出版《论军事艺术》(Arte Della Guerra)一书，强调政治改革，将战争的研究纳入到社会科学的领域；由于攻城术专家范邦改造法国军事要塞、发展武器装备、建设工程部队，反映了科学技术对战争的影响已经产生；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FridrichⅡ,1712-1786）即历史上著名的腓特烈大帝于1747年用法文撰写《战争原理》（Principles gè nè raus de la guerre），强调创新，恩格斯说他建立了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骑兵，他的军队成为欧洲模范的军队。在战法上，他主张以突然袭击开始战争，对拿破仑等人的军事思想有相当的影响。比洛(Bü low Adam Heinrich Dietrich,Freiherr von)在《新战争体系的精神实质》一书中，强调以技术为基础，提高军队机动和打击力量。他的战略思想体系以精确数学原理为基础，企图把战争变成严密的科学。

19世纪西方军事理论经典《战争论》(Vom Kriege)的作者克劳塞维茨（Car Von Clausewitz,1780-1831）把战略要素分为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认为这些要素都是在军事行动中错综复杂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在西方世界影响至远，类似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

19世纪西方军事理论的另外一部经典《战争艺术概论》（PrècisdeI’artdelagrerre）的著者若米尼(Antoine Henrijomini,1779-1869)总结了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经验，提出战略是进行战争的艺术，战略的核心问题在于抓住全部战争的锁钥，集中主要兵力攻击敌人的一翼或者一点。[13]

从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亚当·斯密、美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等经济学家“重商主义”思想引起对军事权利的经济基础的探索。马克思和恩格斯著有一系列军事论著，诸如《皮蒙特军队的失败》、《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革命的西班牙》、《暴力论》、《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的社会革命、暴力革命观念和人民战争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和丰富着战争和战略的理论。以毛奇和施利芬为代表的普德学派注重铁路运输与部队机动的思想、注重炮兵的思想，主张集中优势兵力粉碎敌人和面对强敌速战速决的战略。法国学派的代表迪·比克(Ardant du Picq,1821-1870)著有《会战研究》(Etudes sur le combat)，着重探讨军队士气，强调人在战斗中的重要作用。法国学派的另一位代表福煦(Ferdinald Foch,1851-1929)所著《作战原则》(Des principes de la guerre)一书提出力量经济原则、行动自由原则和安全原则。德国的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uck,1848-1929）所著的《政治史领域的战争艺术史》(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 im Rahmen der politischen Geschichte)分析了国家法制和战略战术之间的相互关系。1911年出版的美国马汉《海军战略》(Naval Strstegy,Comparedand Contrasted with the Principles of Military Operations on Land)系统和明确地阐述了认识海洋的作用与确保制海权是建立正确的海军战略的先决条件，而海军战略的基本原理是集中，即在决定点上造成对敌优势。1917年，美国作者索普(George Cyrus Thorpe)的《理论后勤学—战争准备的科学》(Pure Logistics the Science of War Preparation)出版，该书对后勤与经济、战争与后勤相互关系等问题作了开拓性的论述。20世纪初，英国哈·麦金德(HalfordJ.Mackinder,1861-1947)旨在谋求使地理学对战略起帮助作用的陆权学说的代表作—《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和《民主的理想与实际》(Demor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问世，这两部书的观点构成了著名的地缘政治论，其研究的结论是：一部欧洲历史就是不同国家企图控制心脏地区，而其他国家则努力抑制这一控制而反复进行斗争的历史。1921年出版的、由意大利杜黑（Giulio Douhet,1869-1930）撰写的《制空权》(The Command of The Air)，既是一部论述空军战略理论的名著，又是地缘政治理论中空权理论的代表作。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原先由将军们主宰战争舞台、指导战争的旧体制受到了冲击，法国的“老虎总理”克雷孟梭就说，战争太重要了，不能交给将军们去指挥。其言外之意是说战争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光知道打仗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深知军事与政治、外交、经济、科技、精神等因素的关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宣告退出大战。英、俄、德、法等交战国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飞机、坦克等科技成就在战争中的使用极大地改变了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所有这一切，都迫切要求原先传统上只局限于战争范围的战略研究打破壁垒，拓宽视野，超越困境，作出创新。

近代以来西方的战略学以及受其影响的世界各国的战略和战略学概念及理论，从探讨纯粹军事领域内的问题中不断地走出来、引申开来。基于战略学并超越战略学的纯粹军事涵义而形成的带有学科交叉性、边缘性、综合性、前沿性等特征的现代大战略学基本概念，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其标志就是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1895-1970）《战略论》(Strategy)的问世。

《战略论》一书是作者将其思想观点最后修改整理而出版的著作，本书最初出版于1929年，当时的书名是《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以突出本书总结从古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世界重大战争的经验和教训。作者在此书中首次提出了“大战略”的概念和理论雏形，强调大战略高于军事战略、指导军事战略的性质和任务，指出要将军事、政治、经济、心理等因素结合起来，以完成战争政策所规定的内容。1941年，作者在此书基础上扩大改写，并将书名改作《间接路线战略》，所谓间接路线战略，实际上是利德尔·哈特在战略理论上的一个创造，旨在阐明这种战略的目的是使战斗行动减少到最低限度，尽力避免正面强攻的作战方式。他认为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能够成为达到目的的最短途径。1842年，本书没有改变内容，以《赢得战争的方法》为书名，又一次出版。1945年，《间接路线战略》经过修改扩大，出了第2版。1954年，作者又一次扩大和修改此书，将书名改为《战略论》，在美国纽约出版。此书首先是一部军事学经典著作，由于作者在该书中发挥了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尤其是见解深刻的大战略观念，出版以来深受好评，使得该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

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一书中，对大战略的内涵有一个比较完整的阐述：

就像战术是战略在较低层面的运用一样，战略是“大战略”在较低层面的运用。实际上，大战略与指导进行战争的军事政策是完全同义的。尽管如此，两者之间又存在着某种区别，即基本政策（国家政策）决定着军事政策的目的，而“大战略”这一术语，则适用于表示“政策正在执行中”，大战略或者称为高级战略，其任务就是协调和指导一个国家或同盟国家的全部资源，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标，即基本政策所确定的目标。

大战略应该同时预测并发展国家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以便确保作战行动的进行。对精神力量也应该如此对待。因为培育人民积极奋进的精神，就如同拥有物质力量一样重要。大战略还应当整合、调整各种军事力量以及军事力量和工业力量。更进一步说，军事力量充其量不过是大战略所掌握的各种工具中的一种而已。大战略应该估计和运用各种力量，包括财政压力、外交压力、商业压力以及并非无关轻重的道义压力，去削弱敌人的意志。最好能够做到既是一把利剑，同时也是一面盾牌，就好像战争中武士精神所表现出来的英勇行为一样，一方面是削弱敌人抵抗意志的最有效的武器，另一方面又能够提高自身的精神力量。

此外，军事战略的视野和范围仅限于战争问题，而大战略则超越战争本身而看到战后的和平问题。大战略不仅仅把各种各样的手段结合在一起，而且协调运用，以避免破坏未来安全、繁荣的和平状态。在战争中，交战双方往往出现两败俱伤的结局，其中的道理可以用以下的事实来加以解释：大战略与军事战略不同，大战略领域中的绝大部分至今仍然是个未知的处女地，等待着人们去探索、去研究。[14]

利德尔·哈特首次将战略区分为“大战略”和“战略”即“军事战略”两个层次，他在书中强调了这样一些重要观点：大战略首先要求突破和超越军事战略的壁垒，处于一个高于军事战略的层次，从而获得一个广阔的视野。大战略的根本指向在于实现政治的目的。大战略的思维方式可以用一句拉丁文俗语来表达，“你想要和平吗？那么就请准备战争吧”。从大战略的角度，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好的和平，所以必须考虑战后的和平问题。如果一心追求胜利而不考虑其后果，这样获得的和平就不是一种持久的、稳定的和平，可能会导致另一场新的战争。战后必须受理性的控制，否则，一个国家贪欲过度，在战争中耗尽了力量，其未来政策必然破产。在力量枯竭的情况下，或由于抵抗不了外来敌人，或由于内部分裂，许多国家因此而败亡。利德尔·哈特的“大战略”概念不久被英国官方接受，英国军方正式采纳了这一概念，1935年英军野战条令规定的大战略定义是：

最积极地运用国家全部力量的艺术。它包括运用外交、经济压力，与盟国缔结有利的条约，动员国家工业和分配现有的人力资源，以及使用陆海空三军之协调行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促进了大战略理论的创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世界的冲击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战争。大战中暴露出来的政治、外交、经济、科技和精神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军事力量的变化和格局，深刻地影响了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原本对战略和战争的狭窄观念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和陈旧落后，亟待改造和创新。利德尔·哈特的大战略理论因运而生并得到迅速发展，就不是孤立和偶然的现象。

最早把大战略概念引入美国的是艾·厄尔（Edward Mead Earle）教授，他于1940年11月在美国政治科学院年会上所作《美国的国防》报告中即使用了大战略的概念。1943年，厄尔主编、同时有20多名专家学者参与撰写的《近现代战略的制定者》(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Military Thoughts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问世。全书沿着利德尔·哈特开创的大战略理论思路，全面地研究了西方自16世纪直至纳粹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欧、美、日特别是欧洲各主要国家军事思想家、思想流派及其主要著作。全书指出，18世纪以后，战争和社会各个方面的联系日益加强，战略不能像以往那样单纯地停留在军事领域，只是使用武装力量去达到军事目的，而必须扩大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因此，战略要将军事与政治、经济、精神等等因素结合起来，利用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的所有资源，去取得战争的胜利，保证实现战争的政治目的。[15]

此书出版以后，频频再版十余次，美国彼得·帕雷特（PeterParet）又对厄尔这部书加以修订、改编，主编了新版《近现代战略的制定者》(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e to the Nuclear Age)，将原书内容一直写到了核时代，可见此书影响之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大战略的研究呈上升趋势，研究人才辈出，研究成果丰富。20世纪西方大战略的重要论著有：美国贝纳德·布罗迪的《绝对武器》和《导弹时代的战略》，亨利·基辛格的《核武器与外交政策》和《选择的必要》，威廉·考夫曼的《麦克纳马拉战略》，赫尔曼·康恩的《论热核战争》和《论逐步升级》，艾德华·勒特韦克的《罗马帝国的大战略》和《苏联大战略》，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英国迈克尔·霍华的《两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战略的困境》和与人合作主编二战史巨著《大战略》，法国安德烈·博弗尔的《战略入门》。

这一时期出版的、也是西方极具影响力和在理论上富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著作，要数美国战略理论家约翰·柯林斯（Collins,J.）所著的《大战略:原则与实践》(Grand Strateg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作者在书中澄清了国家战略、大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基本概念，论述了大战略与国家安全利益、目标、政策以及国家力量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叙述了主要战略思想学派、当代战略环境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战略问题。分析了一些需要特殊考虑的与大战略有关的诸如地缘政治理论、军备控制、国防经济、科学技术、民族特点等问题 [16]。作者撰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给美国当局制定战略服务，但是此书的理论意义早已超出了其具体目的。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与西方国家大战略研究的需要相适应，各种思想库、智囊和“外脑”机构纷纷出现，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世界战略研究中心调查》资料表明，全世界从事大战略研究的“战略研究中心”大约有300多家，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之中。当代国际上最著名的研究机构有：美国兰德(RAND)公司、布鲁金斯学会、胡佛研究所、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冲突研究所、柏林阿斯彭研究会、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等。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日本京都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都有大批学者从事大战略的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英国伯明翰大学内维尔·布朗(Brown,N.)教授的《战略革命：为21世纪设想》(The Strategic Revolution: Thought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联邦德国前总理赫尔穆德·密特朗(Helmut Schmidt)的《西方的战略》(Eine Strategie f ü r den Westen)等著作，对当代世界都具有不同凡响的影响。

大战略学是当代西方学界的显学，吸引着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等众多学科的加盟。然而，在中国则反应淡漠。有关大战略的著作寥寥无几。其中，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这门学术的论著是吴春秋的《大战略论》，此书是在其1995年时事出版社出版的《广义大战略》一书上加工、修改而成，于1998年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尽管《大战略论》一书以介绍为主，但是融入了作者长期精心研究的心血，书中的许多观点对于中国开展大战略的研究无疑有着不可抹杀的、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

吴春秋《大战略论》的一个研究结论是，提出了中国学者对大战略的基本概念：

大战略是政治集团、国家或国家联盟发展和运用综合国力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总体战略。[17]

当我们广泛接触到西方的大战略研究资料时，就会遇到诸如“大战略”、“国家战略”、“全面战略”、“总体战略”、“战略”等不同的概念，并不可避免地由此涉及到不同学术流派对这一大战略学科最基本定义的争论，其中，第一派的观点认为：大战略和国家战略基本上是同义词。《美国百科全书》和《美国军事用语词典》对大战略的定义基本一致，前者的表述是：

(大战略)在一般意义上指在平时和战时为获得对国家政策的最大限度的支持，发展并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精神以及军事力量的艺术和科学。

后者的定义则是：

国家战略是平时和战时在使用武装力量的同时，发展和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心理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18]

第二派的观点认为，大战略就是国家安全战略，是以对敌斗争为核心。约翰·柯林斯安全战略则是从属于国家的总体战略，国家的总体战略就是国家战略，国家战略的内涵应该更为广泛。大战略的层次在国家战略之下，而在军事战略之上。大战略和国家战略是两个有着原则不同的学术概念，不能换用。这种观点以约翰·柯林斯为代表，他将国家战略分为处理国际和国内问题的政治战略、经济战略以及国家军事战略等等，而每一种战略均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将各种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战略汇集起来，就构成了大战略。因此，他给大战略所下的定义便是：

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以便通过威胁、武力、间接压力、外交、诡计以及其他可以想到的手段，对敌方实施所需要的各种程度和各种样式的控制，以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19]

第三派的观点则否定大战略和国家战略的概念，如前苏联学术界就认为只有军事战略，而大战略的概念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战略。法国著名战略理论家安德烈·博弗尔（Beauful,A.）在其名著《战略入门》(AnIntroductiontostategy)中主张全面战略或总体战略，反对使用大战略或国家战略的概念。

西方大战略研究领域中学派林立，争论激烈。我们根据这门学科的发展历程，吸收和综合既有的研究成果，为大战略给出如下一个定义：

大战略是政治集团、国家或国家联盟发展和运用包括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精神等因素在内的全部综合力量，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艺术和科学。

尽管“大战略”的概念和理论最早定型于西方。然而，就其实践和思想渊源而言，无论在东方或西方，都是源远流长，蔚为大观的。我们在研究中注意到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西方著名的大战略研究者和许许多多的名著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战略、大战略思想和理论产生的源头指向了古老的中国，而战国时代的孙武则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孙武是古代世界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世界上很少有人像孙武那样深刻地认识到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以及所受的限制。《孙子兵法》的大部分观点目前在国际上仍然具有与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和价值，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的战略家。孙子于公元前496年左右撰成《孙子兵法》，而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则写成于1818-1830年，比《孙子兵法》整整晚了2300年。我们指出这一事实的基点，是为了引起人们对以下情况的重视：从《孙子兵法》产生以后到20世纪西方大战略概念和理论传入中国，这一长达2500年的历史中，中国大战略实践、思想和理论的历史状况鲜为人知。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研究中一个缺失的环节。

三、“大战略”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

我国历史上正式出现“战略”这个概念是在西晋（265-316）时期，当时的学者司马彪（约246—约306）著有《战略》一书。东晋裴松之广泛搜集资料来为陈寿《三国志》作注，其所引书中有《战略》一书。此书是中国古代明确以“战略”为题的专著，司马彪字绍统，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著有《续汉书》、《庄子注》、《九州春秋》等，《战略》原书失传，清人黄奭将散见于裴松之《三国志注》、宋代类书《初学记》、唐代类书《太平御览》中的《战略》佚文整理成编，收入《汉学堂丛书》（又名《黄氏逸书考》）[20]。据此，我们可以窥见该书的主要内容。

《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注 [21]，保留《战略》的一条记录。其中记叙了当初任荆州（今湖北襄阳）刺史的刘表召集蒯良、蒯越等人谋划如何铲除江南强豪土霸胁迫同族、聚众为乱的“宗贼”势力。刘表担心“宗贼强盛，而众不附，袁术因之，祸今至矣！吾欲征兵，恐不集，其策安出？”

蒯良认为：“众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义不足也。苟仁义之道行，百姓归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从而问兴兵之策乎？”这一建议起初刘表评为雍季之论。晋楚城濮之战时，雍季主张以忠信遇民，晋文公说，“雍季之言，万世之利也”。

蒯越的想法则是：“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术勇而无断，苏代、见羽皆武人，不足虑。宗贼帅多贪暴，为下所患，越有所素养者，使示之以利，必以众来。君诛其无道，抚而用之。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盛德，必襁负而至矣。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术等虽至，无能为也。”此计被刘表评为“臼犯之谋也”。臼犯，晋文公舅父狐偃，城濮之战时建议以诈伪胜敌，晋文公称：“舅犯言，一时之劝也。”

刘表采纳蒯越的这一夺取八郡、平定江南的战略方针，江南悉平。可见，蒯越的战略意蕴是确定战略重点，诱之以利，擒贼先擒王，从而既赢得战略优势，又树立良好的政治形象。怀柔远兵，因势利导，巩固胜利，显然，这反映了军事和政治并重，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的战略思维。《战略》的其他各条是关于傅干、孟达、司马懿、蒋济、傅嘏、王基等人关于战略筹谋的言行，内容的性质也都与此类似。

《战略》一书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后魏赵蕤于公元551年著有兵书二十六卷，取名《战略》[22]，明代茅元仪、徐子等人都曾仿照司马彪《战略》命名自己的著作（徐子《战略》见《武备全书》，茅元仪《战略考》，辑入《武备志》），《战略》遗篇和《战略考》等书编著的目的，无疑是为了让后人从中寻求智谋计画，以获得出奇制胜的创造性思维。从仅存的《战略》佚文考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战略》继承了先秦、两汉的大战略思想，有着较深的学术渊源，其中的“战略”，不是纯粹军事意义上的战略和战术，而是与西方大战略、国家战略的概念相接近。

诚然，中国古代典籍上虽然没有出现过“大战略”一词，但是，“韬略”一词则与西方“大战略”概念的内涵基本相当。

“韬略”一词中，“韬”的原意为弓套，并由此引申出深藏不露、隐秘不测之意，如韬光养晦、韬声匿迹之类词汇。“略”的原意是疆界、地域，后引申出治理、经略、谋划、策略诸义项。古代典籍中与“韬略”意义接近的说法还有“谟”（如《尚书》“皋陶谟”、“大禹谟”中的“谟”）、“略”、“计”、“画”、“策”、“筹”、“钤”、“智略”、“大略”、“谋略”、“方略”……古代中国的历史表明：韬略注重对策性，强调运筹帷幄，赢得成功；讲究功利性，坚持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富有对抗性，力主不战而胜，战而必胜；主张宏观性，要求统筹全局，驾御整体；推崇预见性，要求高瞻远瞩，鉴古知今；强调秘密性，力求神工鬼斧，不落痕迹。

我们知道当代西方大战略的基本原则有：系统原则、全局原则、目标服从于政治原则、建设和运用综合国力原则、决定战略重点原则、目标与手段一致原则、稳定性原则、不战而胜原则等 [23]。试将上述古代中国韬略特性与西方大战略基本原则作一对照，即可得知两者声息相通、符合若契，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是基于这一前提，我们认为中国历史典籍和文献中所使用的“韬略”等术语的内涵与西方“大战略”、“国家战略”概念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在我们目前的研究中，需要对此加以划一和等同。

西方大战略学在当代世界已经形成体系完整的理论，由于该学科的许多研究成果对于世界格局和走势所带来的空前影响力，以及对于国家、社会、民族的发展和利益所造成的巨大震撼力，使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一门新兴的、具有国际前沿和尖端性质的学科。尽管如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忽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丰富内涵的中国大战略实践和思想理论资源。因为，正是这些资源，构成了当代大战略学历史发展的源头活水。

中国大战略观念和思想的起源很早，先秦大部分典籍对此均有所涉及。中国最早的一部传世典籍《尚书》记载了不少韬略权谋的活动和治国方略，其中就有关于民心向背决定国家兴亡的观念，关于谋及卿士、谋及庶人的集思广益观念。经历了公元前11世纪至前10世纪殷周之际的政治大变革，商代凡事问卜、崇尚鬼神、先鬼后礼、信奉天命等传统观念动摇，大约产生于这一时期的《易经》关于事物中矛盾对立的观念、事物变化发展以及可以据此加以把握和预测的观念、事物转化的思想及其这种转化与人的能动性联系等辩证法因素给日后的大战略思维方式确定了基调，这些观念作为思想营养不断地注入于中国大战略的思维血管之中，并发挥着潜在的巨大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大战略的许多原创性观念也不断涌现，其中给世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兵家韬略，而兵家韬略中又以《孙子兵法》为最。孙子军事战略理论蕴涵五大原理，即存亡原理、合一原理、示形原理、利害原理和奇正原理 [24]。孙子将大战略提高到决定国家存亡、士卒生死、战争胜败的高度来认识，在战争观上提出慎战论，在战略决策上提出预测论，在军事原则上提出诡道论，在战争指挥上提出将帅论。孙子深刻地论述了战争与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客观物质力量的重要作用，注重战略态势的运用等一系列大战略思想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影响。《孙子兵法》在开启中国兵学先河的同时，也开创了一门古老而又常新的学术，这就是解决冲突和对抗的艺术，不战而胜、战而必胜的艺术。与兵家大战略思想具有同样历史影响力的还有法家、纵横家、儒家等学派的思想。

《管子》制定了一套营造王霸之业的大战略原则，提出“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强调赢得民心是王霸之业的前提；提出“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要求利用天下的财富，为人民谋取福利，以营造王霸之业；提出“明王为天下正，理也”，指出英明的君王之所以能够成为天下共主，在于深明道理，即精通天道、人道、地道，运用德行、仁义、智慧、韬略，成就王霸之业；提出“争强之国，必先争谋”，即首先要在大战略上占据优势，才能与人抗衡 [25]。

《鬼谷子》一书是纵横家的薪传之作，全书特点在于该派大战略运筹上的纵横捭阖，揣摩预测，指点江山，倾动天下，在政治和外交领域有着独特的大思路。[26]

《荀子》设计出一幅走向繁荣富强的蓝图，其基本原则包括三个方面，即征服思想，统一人心；爱民如子，得民死力；礼法为纲，综合治理。荀子治国的大战略思想是要求整个社会推崇礼义，整饬制度，以法为治，明德慎罚；士农工商各尽其力，稳定社会，加强军备；令行禁止，移风易俗 [27]。

《韩非子》极力推崇君主专制的决策体制模式，营造以内为本的政策保障体系，规范权势至上的政策价值取向，强化一元一体的政治思维定势，培育尽力竭智的政治心理环境，具有极其深刻的政治文化底蕴。这一理论在当时社会及历史上都具有极大的政治影响力，从根本指向上，属于大一统的专制主义。[28]

先秦大战略思想异彩纷呈，不仅构成中国大战略理论的源头，而且为此后的中国学术打造了一个注重韬略权谋的传统。

秦汉时期，社会各大政治集团逐鹿中原，大战略经受了冲突和对抗实践的洗礼，其价值使人们对此刮目相看。《史记》记载刘邦统一天下、汉武帝反击匈奴、刘秀创建东汉政权等重大方略的设计和运筹，使后人认识到什么是争强制胜的利器。《史记》也因为司马迁对历史上多姿多彩的大战略运筹场景的忠实记录而脍炙人口。

三国时期，烽火连天，狼烟遍野，金戈铁马，刀光剑影，人们看到各大集团之间的实力拼搏，武力争夺。一旦透过这些现象，我们就可以发现较深层次的策略运筹和智略较量。三国时代是众多智囊之间的智谋较量，韬略抗衡。三国时期是古代中国大战略实践和理论的大发展时期，中国韬略的重要范畴大部分在这一时期被韬略家们所认识和掌握。[29]

经数千年的积累，中国韬略不仅产生了极其丰富、形象、生动、典型的实例，而且已经提炼、升华出包括具体方法、原则在内、充满东方型智慧特色的思想体系。其价值和目的在于创获了一种古老而伟大的、解决冲突与对抗的艺术，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遗产之一。

作为运用综合力量解决冲突、开拓进取、实施政治目的韬略之学，在中国历史上属于绝学。中国文化样态的韬略型特征十分明显，与西方文化样态中的理性型、科学型、宗教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导致这一差别的根本原因是韬略文化形态在先秦所谓“礼崩乐坏”的文化大裂变中取得了导向性的主流地位，韬略文化从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外化到文本的样态中，并进而给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一个结构性的重大影响。中国历史文化典籍中除了纯粹的自然科学技术和宗教、艺术以外，其余的绝大部分典籍，韬略化的倾向十分浓厚。从先秦到清代，这一传统实际上没有中断过，尽管儒家思想一直被认为是统治思想的主流。古代中国的韬略思维有别于古希腊时期的理性思维，也有别于中世纪的宗教思维，更有别于近代西方的科学思维。韬略思维以利害为运思的原点和终点，通过对某种虚拟性事态的价值断定，求取实用功利价值，从而使得文化活动的方方面面都指向利害这一核心，浓缩社会生活为经济生活，而政治成为经济的轴心，以帝王为中心的集团、阶级利益成为支配一切的重心，导致了古代中国帝王学的异常发达。从夏商周三代典籍到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其核心的内容都离不开经邦治国；从秦汉史籍到曾国藩、李鸿章的奏折，都不同程度地指向稳定政权、富国强兵。就总体上看，中国的学术内涵，首先是政治思想学说，然后才是其余的思想学说，而政治思想学说的中心却指向韬略。这一点明显地区别于西方 [30]。清代大战略活动的内容十分丰富，然而以往却很少有人对此进行研究，以致这一重要的学术领域成了人们学术视野所未及的死角。

四、清代大战略研究的学术指向

清代大战略的研究迄今还是一个空白点。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历史文化的积淀极深，清朝又是一个由少数民族长期统治中国的朝代，在此期间还受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来自西方文明的严峻挑战。这一历史时段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思想冲突、文化冲突异常激烈；政治问题、军事问题、经济问题、中外关系问题十分突出。因而，整个清代的历史显得非常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尽管当前学术界对于清史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清代历史发展的总体面貌和基本线索已被探明，但仍然未能洞悉清王朝兴盛衰亡命运的制动力。当我们感知到大战略与清王朝兴盛衰亡命运的制动力有密切关联时，一方面，我们引入当代西方大战略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解剖清代历史的手术刀；另一方面，则十分注重探索这一历史时期内各大政治集团、国家权力最高决策层的大战略设计和运筹的实际状况。通过对清代历史演变、发展、转折等关键时期和重大问题进行分析，则更容易同时也更能直接把握和了解大战略运筹的互动轨迹，更容易了解大战略在清代历史演变重大转折关头所发挥的社会历史作用和影响力，更容易接近和确定我们对于决定清王朝兴盛衰亡命运制动力的认识。在研究中需要注重个案研究，以利深入考察；同时也需要注重纵向研究，以便验证是否存在某种固定的通则。围绕决定清王朝兴盛衰亡命运制动力问题展开的研究，十分需要系统的、整体的观照，需要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手段。这要求我们准确地把握当代西方大战略学的理论结晶，熟悉古代中国的大战略实践和思想文化传统，了解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了解清代历史研究的成果，在此基础上，聚焦于清王朝将近300年的特定历史时段，从而透视出历史的真实。

有鉴于此，清代大战略研究的学术指向就是力图从大战略思维的相关极点剖析清代历史时期各种重大决策的形成及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通过客观地总结一些带有共性的历史现象，得出具有规律性的学术结论。

(本文是作者博士论文《清代大战略研究》一文的《导论》，应本刊之请，作者同意先予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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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郭丽萍

[1] 戴逸：《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日报》2000年4月17日；《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2] 戴逸：《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

[3] 转引自《战争与战略理论集粹》，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66页。

[4] 若米尼：《战争艺术概论》，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29、86、346页。

[5]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4次印刷本，第81、142页。

[6] B. H. Liddel Hart :《Strategy》，P. 335. Frederick A. Praeger, New York, 1954.

[7] 美国陆军军事学院：《军事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