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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历史的缩影
郑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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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是有清一代极为重要的皇宫园囿。由于其紧邻紫禁城的独特位置,中南海不仅是清代封建帝王闲暇时怡情赏玩的胜地,也成了清廷举行各种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从某种程度看来,中南海无疑成了清代帝国的“缩影”[1],有鉴于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所藏清代内务府、内阁、宫中等全宗档案中,编选有关内容,历时五年,汇集成《清代中南海档案》,分政务活动、帝后生活、陈设收藏、君臣诗文、修建管理五卷,凡三十册,由西苑出版社影印出版。这些原来深藏于内府秘阁的珍贵档案,多数是首次公之于众,因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中南海是中海和南海的合称,明、清时与北海统称西苑,又称太液池、金海、西海子,是近在大内咫尺的皇家宫苑。乾隆帝在一首诗中说到:“液池只是一湖水,明季相沿三海分”[2],其划分,大致以池上两座石桥为界:金鳌玉蝀桥以北为北海,蜈蚣桥以南为南海,两桥之间为中海。中海与南海又紧密相连构成一个整体,所以常合称中南海。中南海的历史,至少可溯源到元代,其时太液池南部的水域中,筑有一小屿,名墀天台,即位于今中海范围。明天顺年间,对西苑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扩建,包括南海的开辟,太液池范围的扩充,大致形成了现今三海的布局。而中南海的成型,无疑以清代所作的经营最为关键。清乾隆年间,在明代比较富于自然景色的南海南台附近以及中海东岸地区,新修了大量的宫殿楼阁、庭院幽谷,从而在总体上完成了中南海的主要建筑,奠定了中南海园林整个格局的基础。可以说,正是清代在元、明基础上的大力经营与修建,最终使中南海成为北京城内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布置精美的皇家宫苑。 

清代中南海风景优美,造作典雅,一台一阁,一草一木,都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精萃,具有高度的艺术、文化与历史价值。如中海水云榭一处,建于康熙年间,乾隆曾御书“太液秋风”,勒之碑石。这里视野宽广,流云秋水和亭台楼榭互为辉映,为燕京八景之一。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与优美的风景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特点,使水云榭成了京城的一大胜迹,文人学士多有咏诵。因此,了解中南海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对清代宫廷史、园林史和北京地方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清代中南海档案》专门收录了中南海形成过程中有关修建管理、陈设收藏的详实档案。如各次工程的银两估算、钱粮奏销清册,承修承做各厂工程的做法、尺寸清单与活计清册,采买材料的公文,修缮工役的情况,关于园内安放器物的谕旨,以及各处陈设收藏、匾额对联、诸帝所做的御制诗文等等。这些资料,对研究有清一代中南海建筑与园林的形成,以及相关建筑文物的鉴定与保护,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大价值。 

更重要的是,《清代中南海档案》为整个清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史料。从入关定鼎之始,清代诸帝即常驾临中南海,或宴请各族王公贵族,或观武阅射,或接见各国使臣。有时还驻跸于此,接见大臣,发布谕旨,处理各类军政事务,使中南海成了距离大内咫尺的又一政治中心。因此,《清代中南海档案》将政务活动作为整部资料选编的核心内容。仅“政务活动”一卷,即占到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其他各卷,也不乏涉及到政务的内容。这是充分体现了中南海作为清代重要政治中心的特点的。其中尤以清初康熙年间、清末光绪年间的情况比较突出,形成了大量的政务档案。 

由于中南海气候温和,风景怡人,同时在此可以不受大内严格祖制的约束,康熙皇帝亲政后,逐渐形成了夏天移居中南海处理政务的习惯。如康熙十年五月、闰七月、八月间,康熙多次在南台“御门听政”。除了夏天,平时康熙也常以各种原因驾临中南海。如康熙十二年三月初,以宫内修葺懋勤殿,康熙令移于瀛台“暂居数日”,其间视政、进讲一如宫中,并多次“听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政事”[3]。康熙秉政期间,还曾在瀛台与诸臣游钓,并咏诗为纪[4]。康熙之后的各帝,也程度不等地在中南海内处理政务。特别是清末光绪亲政前夕,慈禧派大员大修西苑,以为还政后居住之所。“归政”之后,她就住居在中南海内,就近监视光绪,继续把持权力。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光绪帝被幽禁于瀛台,慈禧以皇太后名份“垂帘听政”,左右局势。下述慈禧太后、光绪帝住居情况的统计数据表明,清末西苑(主要是中南海)已成为慈禧太后与光绪在京时驻跸最主要的场所,中南海也就在实际上取代紫禁城,成了清廷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因此,这个时期在中南海形成了大量的重要档案,记载翔实,内容丰富,对清末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 

光绪十八——三十二年慈禧太后、光绪帝驻紫禁城、颐和园、西苑时日一览表[5] 

光绪年号 

公元纪年 

全年在京天数 

紫禁城居住天数 

颐和园驻跸天数 

西苑驻跸天数 

太后 

皇帝 

太后 

皇帝 

太后 

皇帝 

十八年 

1892年 

384 

84 

114 

267 

296 

十九年 

1893年 

354 

104 

87 

17 

261 

230 

二十年 

1894年 

354 

64 

17 

290 

334 

二十一年 

1895年 

383 

152 

314 

56 

175 

66 

二十二年 

1896年 

354 

117 

157 

52 

197 

182 

二十三年 

1897年 

354 

202 

170 

41 

184 

108 

二十四年 

1898年 

384 

126 

179 

80 

205 

176 

二十五年 

1899年 

355 

355 

355 

二十六年 

1900年 

216 

74 

74 

64 

64 

78 

78 

二十七年 

1901年 

32 

32 

32 

二十八年 

1902年 

339 

224 

221 

89 

89 

26 

26 

二十九年 

1903年 

365 

104 

101 

199 

199 

62 

62 

三十年 

1904年 

354 

103 

100 

139 

139 

112 

112 

三十一年 

1905年 

354 

52 

52 

145 

145 

157 

155 

三十二年 

1906年 

384 

70 

70 

156 

156 

158 

158 

三十三年 

1907年 

354 

60 

60 

146 

146 

148 

148 

三十四年 

1908年 

288 

151 

151 

120 

119 

其他时期的中南海档案,也不乏反映有清一代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史料,对整个清代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以下试以数例言之: 

其一,清人入关,以弓矢之力取得天下,重视骑射,不仅是清统治者维护其民族特色所攸关,也成为其巩固统治的基本国策。对此,清代各朝均极为重视,《清代中南海档案》中也多有反映。档案记载:“顺治十年三月戊辰,上幸南台,召内三院大学士、学士、翰林官、六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从,赐宴。上持弓,顾谓诸臣曰:‘我朝之定天下,皆弓矢之力也。曩者每岁出猎二三次,练习骑射。今朕躬亲政事,天下至大,机务至繁,凡一应章奏,皆朕亲为批断,日无暇晷。身虽无暇,心常念兹不忘也。’诸臣奏曰:‘皇上此言,诚欲措天下于太平,居安思危,真海内之福也。臣等愿皇上始终常存此念尔。’上曰:‘卿等恐朕志不坚,有违此言,朕将自坚厥志。卿等皆国之大臣,亦当坚心辅朕,务使天下乂安。可将此言布告大小臣工,勉体朕怀。’”因此,清代统治者很快就恢复了明代在西苑跑马射箭、检阅卫士的传统,以示对武备的高度重视。如顺治十年四月,“上幸南台,召大学士、学士及九卿汉官至,上御马馆,命内大臣侍卫等,分两翼较射。左翼胜焉”。康熙初年,中南海又成为进行武举殿试的地方,由皇帝亲临瀛台“阅天下中式武举马步箭”。对此,左都御史魏象枢以为极有意义,因“武科大典,皇上屈万乘之尊,亲加较阅,多士邀荣多矣”,[6]中南海与清代武备的关系进一步增强。乾隆以后,紫光阁遂成武举殿试之地。此后,在武试开科的十月深秋之时,皇帝于紫光阁亲阅中式武举成为定例。据档案记载,嘉庆十九年八月初七日内阁奉上谕:“向例:武殿试御紫光阁,第一日阅视中式武举马步射,第二日阅视技勇。毕回宫,即于是日带领引见。诸武举由西苑进内,趋走不无拥挤。本科武殿试,朕于十月十八日御紫光阁阅视马步射,十九日在景运门外御箭亭阅视弓石,回宫后带领引见,二十日升殿传胪。著为令。钦此。”[7] 

清代中南海还要进行另外一项具有浓厚军事意义的活动,那就是每至冬季严寒之时,由皇帝亲临冰面校阅“冰技”。据记载,其时“皇帝乘坐以四条龙形之物支撑的冰床,出现在南海的冰面上。冰床由官员拖拉着,四处游动。内阁大臣的冰床也以品级次些的官吏牵动,凌冰游弋。不久,又来了成群的百姓和军人,他们或乘冰床,或溜滑板,还有一些人在冰面上玩球。球高高地挂在一座拱门上,几个官员于迅疾滑行之时用弓箭射击。当某人把球拾捡起来时,他还会得到皇帝的赏赐。”[8]外国人可能视之为君臣同乐的盛典,但在清代统治者看来,所谓“顺时陈国俗,择地试雄观”[9],中间大有深意,其实是寓武于乐,重在军事性的操练与检阅。如道光所咏:“迎春快睹雪霏霏,健步驰冰迅若飞;要识承平不忘武,习劳兼以惠京旗。”[10],即明确表明其目的在于勿忘武备。档案中因而屡有皇帝冬季亲临中南海“阅冰技”的记载。如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至瀛台“阅冰嬉”。嘉庆二年十二月初八日,年近90岁高龄的太上皇乾隆,仍不顾严寒,坚持在嗣皇帝嘉庆陪同下至瀛台“阅冰技”。这些资料,都是清代重视骑射具体而形象的反映。 

其二,满族入主中原,以少临多,巩固满蒙联盟、妥善处理同其他少数民族及周边藩属国的关系,是清代的又一基本国策。在处理这一重大问题的过程中,中南海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档案记载,顺治八年八月,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等入朝觐见,顺治帝亲自在南台设宴招待。吴克善虽贵为皇舅,但更重要的是,科尔沁蒙古作为满蒙联盟的核心对象,对清朝之开创立有大功,顺治帝此举,显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此后,中南海成为接见贡使的重要场所,如康熙十九年八月十二日,在瀛台前亭御赐乌朱穆秦、土默特等部落贡使以茶。雍正五年正月十七日,皇帝至中海丰泽园,“升黄幄御御座,赐朝正外藩诸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等宴,奏蒙古乐。上进酒毕,令诸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等,以次至御座前。上亲授饮,并赐玻璃杯、鼻烟壶、合包等物有差”。乾隆十一年正月初九,于紫光阁“升大蒙古包,赐蒙古诸王宴”。经过雍乾年间的演化,新年正月皇帝在中南海紫光阁宴请朝贡的外藩及蒙古王公等人,遂渐成为清代的一项制度,历朝赓续。如嘉庆二年正月初十日,乾隆与嘉庆同至紫光阁,赐宴蒙古王公、哈密王子及朝鲜、暹罗等国贡使30余人,并加赏赐。同治十三年正月初十在紫光阁赐宴,蒙古各部王公贵族、朝鲜正副使等共计60多人参加。[11]档案中的这些记载,对研究清代边疆、民族等问题,均有重要意义。 

其三,中南海在中国的近代外交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强行打开,英、法、美、俄等国,随后不断向清廷提出觐见清帝的外交要求。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1873年2月同治帝亲政后,西方各国驻华公使以公使团的名义,再次强烈要求觐见清帝。清政府起初婉拒,后又以各国公使觐见须以三跪九叩之礼难之。经过三四个月的反复交涉,双方终于基本达成一致。同治帝十二年六月,清朝皇帝在中南海紫光阁代表清政府第一次接见了外国使臣,档案有载:“同治十二年六月壬子,上幸瀛台。……日本国使臣副岛种臣、俄罗斯国使臣倭良嘎哩、美利坚国使臣镂斐迪、英吉利国使臣威妥玛、法兰西国使臣热福理、和兰国使臣费果荪,于紫光阁前瞻觐。”[12] 

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清朝官方的记载,却如此简单,联系到此前的多次礼仪之争,有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潜藏在文字之后。此次会见之后,中外双方都坚持认为已方取得了外交上的重大胜利。如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奕訢上书清帝时曾说,经过数月的争论,“各国大无礼之事,次第删除”,迫使外国方面放弃了部分无理要求。同时,在外交礼仪方面,也为清帝争得了超越其本国礼仪的尊贵地位,觐见的时间、地点等皆由钦定,亦足以显示清帝的至上尊严。中方的京报还竭力渲染了外国公使谒见时“备极嘲笑”、“五体战栗”、“汗流浃背”诸狼狈状。但西方的看法却截然相反,一份西文报纸称,“(觐)见时,仍各服其国之朝衣,仍各行其国之大礼,跄跄济济,肃肃雍雍,一无陨越之愆,适合迥翔之度”。参加觐见的日本大使副岛种臣,于当天就十分得意地致函本国太政大臣,极称自己取得的外交成就,并说“奉职以来,欣然之至”。[13] 

其实,中外双方在此次觐见中所使用的手腕,以及理解上的分歧,早在礼仪之争之中就体现出来了。虽然清廷最终放弃了三跪九叩的要求,但又以明暗两手,试图挽回“堂堂天朝”的颜面:明的是改三鞠躬为五鞠躬,以示“诚意”,暗的是特意将会见安排在中南海的紫光阁内。由于这里曾是清廷接见藩属贡使所在地,后来曾引起了中外的争议。外人书籍有载:“紫光阁是外国在北京设立了永久居留地之后,代表外国政府的外交使节递交国书的地方。此地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历史上这是接待藩国贡使之地。此点被发觉之后,曾引起了多次非常严重的外交纠纷。最后极其艰难地达成了协议,即皇帝必须每年在位于紫禁城内的偏殿中接见外国使节一次。”[14]显然,清廷一方面不甘心国门被轰开,要与此前视之“夷人”、“蕞尔小国”平等相交,具有很大的心理与文化等方面的障碍。另一方面,面对现实,它又不得不妥协,只能以阿Q式的办法聊以自慰。因此,虽然外方提出强烈抗议,但紫光阁作为清廷会见使节主要地点的作法,一直沿续下来。如清同治十三年,“四月初五日上诣瀛台,御紫光阁,升座,俄国使臣暨翻译官等二人觐见,上温语慰问”;“七月二十日上诣瀛台,御紫光阁,升座,比利时国使臣暨翻译官等二人觐见,上温语慰问”[15]等等。这些档案,对于研究清代统治者外交心态的演变,无疑具有一定价值。 

其四,档案也见证了中华民族近代的屈辱历史。怀仁堂是现今中南海内的一座著名建筑,它原名“佛照楼”,是在“仪鸾殿”旧址上建筑而成的。仪鸾殿原建于光绪十三年,是特意给慈禧太后建的避暑夏宫。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联军统帅瓦德西就住在仪鸾殿,设为联军统帅部。侵略者将里面的宝物洗劫一空,又将仪鸾殿付之一炬。后来慈禧“西狩”归来,便在原址上重修了一座西式的“佛照楼”,豹尾离宫,壮观过旧,时人有诗讽之:“天半灯摇紫电流,玲珑阁殿仿欧洲;却因一炬西人火,化出繁华佛照楼。”仪鸾殿被焚毁的过程,当然不会形于档案,但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侵略者进驻中南海,以及大肆劫掠的相关材料。如档案记载: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十三日,德军将丰泽园等处交还奉宸苑接收,二十七日将万善殿船坞等处交还[16]。又如,现在德国柏林的国立民俗博物馆中,收藏有一套《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铜版组画的原版,共十六幅,由于它忠实记录了清王朝统一中国的伟业,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国宝。这套铜版组画原版,原来就存放在中南海的紫光阁内,档案明确记载,紫光阁陈设中,有回部战图一分(注:计三十四张,内有诗文十八张),与其他战图共计四分,以紫檀匣盛,并有“平定回部铜板十六块”[17]。显然,这套铜版,就是在此期间被德国侵略者掠走,此后才辗转入藏柏林的博物馆中的。这些档案,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与物证,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近代的屈辱历史。 

此外,细细体味中南海档案的一些细节,从其言外之意中,往往也能挖掘出当时军国大事的真实情况。如档案记载,乾隆四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总管桂元传旨:“明日午门楼上大将军阿桂平定两金川,将拿来国王索纳木等献俘。献俘毕,至春藕斋进早膳。膳后紫光阁(宴)萨连、阿桂等。”次日,乾隆早膳后,驾至紫光阁殿内升座,凯宴成功将士,“上进饽饽桌毕,将军阿桂进酒毕,赏酒毕,随送赏大将军阿桂等俱用饽饽桌。”[18]乾隆还兴致勃发,成诗六章,其一曰:“己巳班师原赦罪,丙申宴凯信成功。樊崇甫以十年叛,莽布奚当六战雄。蚕食狼贪终弗改,鸡连鲵取孰矜穷。五年宵旰劳西顾,幸覩酬勋礼乐融。”[19]乾隆对于此役之功成之所以如此欣喜有加,此后又亲谒两陵,礼泰岱,告阙里,受俘庙社,上皇太后徽号,勒碑太学及两金川之地,以纪其功。连协助办理军务的大学士于敏中,亦得以赏一等轻车都尉,赐双眼孔雀翎,为儒臣从来未有之“荣遇”。乃因两金川虽地不逾两千里,人不足三万户,但大小金川一战,历时四年半,耗银8000多万两,官兵伤亡千余人,实为乾隆“十全武功”中历时最久、糜费军费最巨、损兵折将最惨之役。上述档案的记载,可以说是从另一侧面表明了这一点。又如嘉庆“万善殿瞻礼”一诗:“圣皇开寿宇,大千震雷音。声教诚赫濯,古史难披寻。偝德蠢螟匿,朋比为邪淫。六师下蜀道,指日系组擒。光华烁佛宇,吁天鉴寸心。”[20]这是他在五省教门先后起事,各处吃紧,太上皇乾隆日望捷报的情形下所作。五省教门起事是清朝由盛至衰的重要转折点,透过这首诗,我们或许可以揣摩出嘉庆已登大宝、但又蹈光养晦的儿皇帝心态,并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局势,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嘉庆亲政后的所作所为。又如光绪十四年,作为洋务派领袖人物之一的李鸿章,不惜动用海军建设经费,在北海、中海西侧修建了一条长约两公里的宫廷铁路。《清代中南海档案》“修建管理”卷四之后,即附有“中海铺修铁路图样”。这条铁路由静清斋至瀛秀园,途经紫光阁,故称紫光阁铁路,慈禧常乘坐由太监牵引的豪华进口车厢,自中南海去北海静清斋进午餐。该铁路的建成,虽无直接的经济价值,但它在增加慈禧等当权者对西方科技的感性认识、促使顽固派改变态度方面,甚至对北京乃至全国铁路技术的开拓与发展,都不无积极意义。中南海的这条铁路,无疑是以特殊的形式,反映了晚清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角力状况。这则史料,在中国近代化进程研究中,也就有其一席之地。 

窥一斑而知豹。像上面所引述的档案,书中不胜枚举。研究相关问题的学者,都有可能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重要史料。可以说,清朝兴、盛、衰、亡的历史进程,在中南海都有其特殊的映射方式。一部中南海档案,也就成了整个清朝历史的缩影。 

(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引用转载,注明出处) 

作者:郑永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1] “Microcosmic”,见R. K. Douglas, Society in China, 1901. 

[2] 《悦心殿漫题》。 

[3] 《清代中南海档案》(以下不注书名者,均引自此书),“政务活动”卷一,第10-22页。 

[4]“君臣诗文”卷上,第14页。 

[5]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2001年贾珺博士论文《清代离宫御苑朝寝空间研究》附录。 

[6] 以上引文均见“政务活动”卷一,第2-3、3、40-42、105-106页。 

[7]“修建管理”卷四,第176页。 

[8] André-Everard Van Braam,Authentic Account of the Embassy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to the Court of China in the Years 1794 and 1795. 

[9] 乾隆十一年御制《太液冰嬉十二韵》,“君臣诗文”卷上,第100页。 

[10] 道光七年十二月御制《雪中观冰嬉作》,“君臣诗文”卷下,第348页。 

[11] 以上引文分见“政务活务”卷一,第1、299-300页;卷三,第378-379页;卷六,第14-15、496-499页。 

[12]“政务活动”卷六,第493-494页。 

[13] 参见王开玺《同治朝觐见礼仪的解决及现实的思考》,《中州学刊》2003年第5期。 

[14] Chris Elder,Old Peking: City of the Ruler of the World ,1997. 

[15] “政务活动”卷六,第506-508页。 

[16]“修建管理”卷四,第310-314页。 

[17] “陈设收藏”卷上,第31-32页。 

[18] “帝后生活”卷上,第5-6页。 

[19] “君臣诗文”卷下,第16-21页。 

[20] “君臣诗文”卷下,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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