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五位帝王中，光绪帝是最有改革思想的一位。他于１８７５年登基，１８８９年亲政，囿于多种因素，他的变革主张未及实施，即于１９０８年去世，在位３４年。学界对光绪帝的外文学习、改革主张等研究颇多。① 本文将光绪帝的读书生活置于近代出版视域之下，着重对光绪帝后２０年的阅读取向进行分析，探讨他改革的动力和知识来源。
一 知识传播方式的变革与阅读兴趣的趋新
光绪帝从１８７５年１２月开始在毓庆宫读书，至１８９７年２月慈禧太后裁撤毓庆宫，光绪帝在此度过了２２年。② 在２２年的读书生活中，１８９５年是一个明确的界限。根据《翁同龢日记》等史料记载，在１８９５年前光绪帝阅读的百余种书籍中，经书和史书居多，“圣训”“格言”也是他学习的重要内容，如《圣祖圣训》《乾隆圣训》《清圣训》《御定执中成宪》《开国方略》等。除此以外，他还阅读了唐诗、书法等方面的书籍。这百余种书籍中有几本史书值得特别关注。１８８５年４月，他阅读了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同年５月，阅读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圣武记》。１８８９年２月和１２月，阅读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③ 《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最早对西方各国进行详细描绘的史地书籍，不仅在中国社会精英中产生了重要反响，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亦有重要影响。《校邠庐抗议》是较早论述中国社会变革方案的书籍，光绪帝认为此书“最切史事”，专门挑选了六篇装订成册，④ 以备参考。１８９５年以后，光绪帝更加关注西方史地书籍。在他的影响下，连瑾妃也在看一本中文译本的世界史。⑤ 光绪帝阅读兴趣的变化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响，下面分别论述。
第一，近代以来知识传播渠道日益多样化，出版机构的兴起为光绪帝阅读世界的变化提供了可能。西方人陆续到达中国的沿海和部分内地省份，他们通过创办报刊、出版书籍等方式，希望构建中国与西方进行文化沟通的渠道，随之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出版印刷机构，有些出版机构还自办图书馆，为知识传播提供了渠道和场所。西方国家在华创办有墨海书馆、广学会、土山湾印刷所等出版机构，清政府的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也从事图书的译介和出版，⑥ 一些地方设立的官书局，如江楚书局等，也参与到图书的翻译之中。近代新式学校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也在上海设立了译
① 谢俊美的《光绪皇帝的宫廷读书生活》（《历史教学问题》１９８６年第６期）重点分析光绪帝的刻苦精神、与师傅的关系；邹振环的《光绪皇帝的英语学习与进入清末宫廷的英语读本》（《清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分析了光绪帝的英文老师与英语学习，以及由此引发的满族学习风气的变化；孔维的《书生皇帝：光绪的读书生活》（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３年）侧重以时间为线索，分析光绪帝在亲政前、亲政至戊戌变法、戊戌政变至去世三个阶段的读书生活。
② 谢俊美：《光绪皇帝的宫廷读书生活》，《历史教学问题》１９８６年第６期。
③ （清）翁同龢著，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四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２５２、２３３０页。
④ （清）翁同龢著，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四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３３０页。
⑤ （清）德龄：《清宫二年记》，《在太后身边的日子》，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２页。
⑥ 赵少峰：《略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西史译介活动》，《历史档案》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书院，从事教科书的翻译出版工作。１９世纪末，民营出版业兴起，大同译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了西方系列图书，以满足社会精英对域外知识的需求。有学者统计，清末上海的出版机构数量在４００家左右。① 尽管在京师设立的出版印刷机构极少，但是一些大的出版机构在琉璃厂等地设有分销处。西方传教士曾将精心出版的《新约圣经》作为祝贺慈禧太后六十寿辰的礼物送到总理衙门，光绪帝不知通过何种途径看到了此书，“没过几天，光绪帝派太监到北京的广学会书刊销售点购买了《旧约》和《新约》圣经以及其他一些基督教书籍，自己阅读”。② 在石印、铅印技术的支持下，国内外最新知识从上海逐渐流播到其他地域，为阅读世界的改变提供了条件。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颁布的上谕中有一条就是成立译书局。这也充分说明此时期出版机构所印图书的影响。
第二，掌握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是统治者的“必修课”。自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后，中国边疆危机不断出现，中外之间的冲突多于合作。魏源的《海国图志》最初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兵部左侍郎王茂荫奏请广印《海国图志》，作为宗室八旗子弟教本，“以是教，以是学，以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③１８６２年，在京师设立同文馆。同文馆成为中国最早的外语学校，聘用外国人担任教师，并翻译和出版了一批法律、史志、外交等方面的书籍。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国人的“迷蒙”彻底被击碎，加之进化论思想的传播，对“亡国灭种”的忧患意识日益增加。光绪帝求知欲强烈，对西学知识愿意主动去学习。④ 从１８９１年起，光绪帝任用有多次出使经历的张德彝担任自己的英文老师，同时命奕劻带同文馆教习进讲“洋文”。
第三，翁同龢、孙家鼐等人为光绪帝提供了了解新思想的渠道。从二人日记和他人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们与来华英国人李提摩太、赫德，美国人丁韪良、林乐知以及外国驻华使节来往频繁。这些来华外国人不仅与中国上层统治者关系密切，而且参与到中国译介西方图书活动中。翁同龢、孙家鼐作为帝师，为光绪帝适时提供域外的图书资料。据翁同龢日记，１８６９－１８９７年，他阅读的史地书籍有斌椿的《乘槎笔记》、郭嵩焘的《瀛海论》、魏源的《海国图志》、法国冕西士加尼的《探路记》、艾约瑟翻译的《西学启蒙丛书》１６种、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王韬的《普法战纪》、薛福成的《筹洋刍议》、郑观应的《救时揭要》、陈炽的《庸书》、汤震的《危言》、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等。这些书籍均属于晚清“政”“学”时务书。在当时条件下，能够全部阅读这些书籍的士人学者并不多。翁同龢不仅自己读，而且向光绪帝指出这些书籍的重要性，“且时要著，皇上极应留意”。翁同龢多次对慈禧太后表示，“皇上读经固然重要，然目下读史尤亟”。⑤ 孙家鼐是１８５９年进士，１８７８年进毓庆宫侍读。１８９８年７月１７日，孙家鼐上书光绪帝，请求直隶总督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刷印一二千部，发给群臣阅读、讨论。⑥ 《翁同龢日记》印证，早在１８８６年、１８９５年，光绪帝已经阅读过《校邠庐抗议》和奏折中提及的《危言》《庸书》等书籍。这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出侍读师傅为皇帝开阔心智和视野提供了重要桥梁。
① 张仲民：《晚清上海书局名录》，收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东亚文化交流》，上海百家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② （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０６页。
③ （清）王茂荫：《请广印〈海国图志〉作宗室八旗子弟教本并变通考选之法以求人才折》，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湖北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４页。
④ 谢俊美：《翁同龢传》，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７５页。
⑤ 谢俊美：《翁同龢传》，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７８页。
⑥ （清）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２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４３０页。
二 从传统经史世界到域外世界
古代帝王、官员、士人、学者阅读的书目不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尤其是经、史两大部类。近代来华外国人对中国读书人的阅读世界也看得比较明白。英国人韦廉臣写道：“很早以来，中国人最大的特征就是注重学问以及他们为之所树立的荣誉。他们的英雄人物不是武士，甚至也不是政治家，而是学者。”① 曾担任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认为：“中国人有年鉴，但不是历史。中国人的年鉴精雕细刻，富于对人物和事件的尖刻的批评，但是他们的全部文学作品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历史哲学的东西。”② 光绪帝和其他帝王一样，在早年的学习生活中，经书、史书是重要阅读书目。近代以来，中国面临西方入侵的危局，史学已经变成解决社会问题的“实学”，正如龚自珍所言：“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③
面对国家的困境，光绪帝希望有一番作为，“德宗亲政之时，春秋方富，抱大有为之志，欲张挞伐，以湔国耻。已而师徒挠败，割地输平，遂引新进小臣，锐意更张，为发奋自强之计”。④ 光绪帝多次召见从英国卸任的曾纪泽，询问各种“洋务”以及英、俄、德、法、日等国情形。⑤ 曾纪泽受到光绪帝的青睐，不仅是因为他阅读了近代各种外国史书目，还因为他有丰富的外交经历，对外国情形认识更加客观。据不完全统计，光绪帝在亲政第一年单独召见曾纪泽就有九次。
１８９５年之后，光绪帝先后阅读了王韬的《普法战纪》、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以及康有为撰写的外国史著作，研读了中国学者撰写的变法革新方案，包括梁启超的《变法通议》、陈炽的《庸书》、汤寿潜的《危言》、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据翁同龢日记，
１８９８年４月１３日，康有为通过总理衙门代上条陈，主言变法等事，同时上呈《日本变政记》《各国振兴记》《泰西新史揽要》三书。在前次上奏折时，康有为奏陈了《俄彼得变政记》。⑥
《列国政要比较表》是康有为参照中国近代译介西方图书编纂而成的一部经济著作，１８９８年７月进呈光绪帝。该书由序言、各国经济发展比较表格以及按语组成。⑦ “若一览上述之比较表，便知中国土地、财赋、商货、学校、生徒、兵卒、船舰、铁路、电线，事事远逊人”，⑧ 唯有“翻然变计”才可摆脱灭亡危险。“吾民虽多而愚不识字者百之八十，其士大夫亦不读书而无以通中外古今之故。故边事一起，……吾大臣使臣皆不知之。”⑨ 而同时期的欧美诸国却是另一番景象。“今万国之势，竞智而不竞力，竞生徒而不竞兵伍。美国兵虽最少，而学生冠万国”；“欧洲各国，莫不竞厉学校。其学校疏而生徒少者，若且亡之国也。”10
《泰西新史揽要》是１８９５年由李提摩太翻译的一部西方史著。这部著作主要讲述１９世纪以来
① （英）韦廉臣：《同文书会实录》，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湖北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０５页。
② Ｗ．Ａ．Ｐ．Ｍａｒｔｉｎ．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Ｈａｎｌｉｎ Ｐａｐｅｒ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Ｋｅｌｌｙ ＆Ｗａｓｈ．１８９４，ｐ８．
③ （清）龚自珍：《尊史》，《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８１页。
④ （清）赵尔巽等：《德宗本纪》，《清史稿》（第四册），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版，第９６５页。
⑤ （清）曾纪泽著，刘志惠整理：《曾纪泽日记》（第四册），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６４５、１７１３、１７５４、１７６５、１８３５、１８４１页。
⑥ 光绪帝阅读这些书目是经过慈禧太后默许的。光绪帝要求总署将康有为所上书目和奏折“皆呈慈阅览”。翁同龢著，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六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１１２页。
⑦ 故宫博物院藏康有为：《列国政要比较表》，戊戌年进呈。参见杨玉良：《未刊行的两部康有为著作———《波兰分灭记》《列国政要比较表简介》，《故宫博物院院刊》１９８２年第４期。注释下同。
⑧ 故宫博物院藏康有为：《光绪二十三年列国政要比较表序》，《列国政要比较表》，戊戌年进呈。
⑨ 故宫博物院藏康有为：《各国比较民数表》按语，《列国政要比较表》，戊戌年进呈。
10 故宫博物院藏康有为：《各国比较学校生徒人数表》按语，《列国政要比较表》，戊戌年进呈。
欧洲各国发展史。李提摩太通过结交翁同龢，向光绪帝递交了一份中国改革措施方案，① 并向中国官员推荐了此书。《泰西新史揽要》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中获得了很大反响，② 光绪帝也不例外。据孙家鼐向李提摩太透露：“有两个月的时间，他每天都为皇帝读我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③ 康有为也曾向光绪帝奏陈此书。④
勤奋阅读使光绪帝的思想世界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对国际关系的思考不再局限于王朝体系之下，他的思维方式渐渐地从传统的经史世界转向域外世界，由延续多年的“言必称颂三代”的纵向思维转向纵向加横向思维。有过多年国外生活经历的德龄评价他，“在中国实在是一个聪明又有见识的人，他是一个出色的外交人才，有极丰富的脑力”。⑤
三 改革情怀与“最后的书单”
光绪帝亲政以后，为推动社会改革，十分关注国内外局势和动向。据翁同龢日记，１８９８年光绪帝每日安排非常紧凑，“上奉慈谕，……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并御书某某官应准入学，圣意坚定”。⑥ “函告燮臣传旨，令将官书局译报十日一递”。⑦ 戊戌变法前，光绪帝专门召见了康有为、黄遵宪、梁启超、张元济等人。这些都是关注域外世界并有新思想的维新人士。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在被光绪帝召见后，在致沈曾植的信中写道：“玉音垂问，仅三十余言。大旨谓外患凭陵，宜筹保御，廷臣唯喏，不达时务（讲求西学人太少，言之者三）。旧党阻挠，部议拘执，帖括无用，铁路当兴。”还讲述了光绪帝对时务书籍的认识，“更可喜者，长素呈进《泰西新史》《列国岁计》后，即时有索书之诏。近且阅《时务报》（诏总署按期呈进）、《官书局报》（朱批曰‘平淡无奇’）、同文馆所译《新报》（嫌太少，令多译）矣。又令总署呈进电报、问答（逐日呈递）暨全球地图、各国条约矣。果于此因势利导，所造岂有限量？乃在廷诸臣不惟不喜，而且忧之。”张元济和光绪帝还谈论了兴学堂、建铁路、废科举等革新主张，认为“岂得谓我皇之不圣明哉”。⑧
光绪帝对主张革新的新兴阶层格外重视，他召见严复和黄遵宪就是例证。严复翻译《天演论》名噪一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深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光绪帝在与严复问对时，专门提到了严复在《国闻报》发表的文章，⑨ 问他“最得意”于那篇文章。黄遵宪也是有丰富海外经历的开明之士，其《日本国志》被光绪帝置于案头，经常翻阅。
戊戌政变之后，光绪帝失去了政治权力，人身自由亦受到限制。特别是庚子之变后，一般史书都认为光绪帝精神已备受打击，《清史稿》也对此写道：“庚子以后，怫郁摧伤，奄致殂落，而国运亦因此而倾矣。”10然而，依据新发现的史料，光绪帝并非就此一蹶不振，反而对中国社会变革和西方国家发展之由兴趣更浓。１９０３年，美国女画师凯瑟琳·卡尔进宫为慈禧太后画像，她见到了光绪
① （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３７页。
② 赵少峰：《广学会与晚清西史东渐》，《史学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③ （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３９页。
④ （清）翁同龢著，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六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１１２页。
⑤ （清）德龄：《清宫二年记》，《在太后身边的日子》，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７０页。
⑥ （清）翁同龢著，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六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１３２页。
⑦ （清）翁同龢著，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六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１３３页。
⑧ （清）张元济：《张元济致沈曾植》，《张元济书札》（中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版，第６７５—６７７页。
⑨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５４８—１５４９页。
10 （清）赵尔巽等：《德宗本纪》，《清史稿》（第四册），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版，第９６５页。
帝。文中写道，“他的身体看起来虽然有些虚弱，但内在的力量又似乎很强”，“他性情温和，但从那低垂的眼睑之下，却不难发现蕴含其中的精明与智慧”，“他那深不可测的眼神中，仍然隐藏一种对变革的期待”。① 如众多同时代回忆录和日记所言，光绪帝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学习上。凯瑟琳· 卡尔也说：“他非常喜欢看书，宫里有一个专门负责为皇帝买书的官员，而且并非闲职，因为皇帝不仅读中国文学和古典书籍，而且爱看外文译作，会不断地让这位官员去买书。”② 皇帝政务之余，每天都要读一本书。这也在清宫档案中得到证实。
据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的史料，光绪帝在去世前一年，仍热心读书，开具了阅读书单，安排内务府去购买。１９０８年１月２９日，内务府拿到光绪帝的朱笔书单是：
政治官报局刊印各书：《日本宪法说明书》《日本统计释例》《日本宪政略论》《译书提要》
《驻奥使馆报告书》；
商务印书馆新印各书：《孟德斯鸠法意》《政治讲义》《法学通论》《比较国法学》《政治学》
《国法学》《民法原论》《政治泛论》《宪政论》《行政法泛论》《日本预备立宪》《国债论》《警察讲义录》《日本警察讲义录》《日本警察法述义》《自治论纂》《宪法研究书》《日本监狱法详解》
《万国国力比较》《政治一斑》《列国政治异同考》《欧洲最近政治史》《欧洲新政史》《欧洲财政史》《经济通论》《理财新义》《日本法制要旨》《日俄战纪》《最新战法学》《德国学校制度》
《各国宪法大纲》《英国宪法论》《万国舆图》《欧美政教纪原》。③
内务府在隔了一日之后，便将搜集到的图书呈报给光绪帝，２７部图书呈上，１２部图书由于未刊或者刊印不全，暂缓呈递。１９０８年２月１７日，内务府递补了部分未呈递图书。
光绪帝所列书单，应该来自于商务印书馆在报刊上的图书广告。所列图书涵盖政治、历史、法律等内容。这些图书光绪帝多有详细阅览。在图书呈递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从《政治一斑》书中抄出了书内目录，让内务府去核实目录来源何处，并索要此目录所对应的图书。同时，光绪帝安排内务府购呈《瀛寰志略》《万国史纲》《帝国主义》《欧洲新政史》《高等学堂中国历史》《西洋历史教科书》等历史图书，以及《英华大辞典》《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华英进阶全集》《和文汉译读本》等词典书籍。以上书籍有些是中国学者依据外国史编纂的，有些是直接译自外文图书。光绪帝通过书籍阅读，积累了知识，他的“忍耐”或许就是对新改革有所期待。
结语
近代新兴传媒的兴起为新知识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和条件。随着近代出版业的日益兴盛，中外文化交汇已成不可阻挡之势，正如梁启超所述：“新学之风既倡，民智渐开，故两年以来，支那人士之识见言论，颇有异于昔日，从前自尊自大，自居于中国，而鄙人为夷狄之心，多有悟其非者。”④ 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孙家鼐、曾纪泽、孙宝瑄等均对外国历史书籍表现出了极大兴趣，或出钱资助图书出版，或为外国史著作作序。王先谦、王树枏等也在２０世纪初撰写有多部外国史著作。康有为、梁启超等更是大力传播和推动西方历史书籍的出版。因此，光绪帝的阅读取向变化并非独特个案，而是那个时代先进读书人阅读世界变化的代表。光绪帝从新学书籍中汲取了新
① （美）凯瑟琳·卡尔著，王和平译：《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４８、４９页。
② （美）凯瑟琳·卡尔著，王和平译：《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１页。
③ 《呈进书籍档》，新整内务府文化教育第４６２号。转引自叶晓青：《西学输入与近代城市》，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６０—
１６１页。
④ 梁启超：《强学会封禁后之学会学堂报馆》，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二卷），湖北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３６页。
知识和新学问，但是他的理想和抱负最终没有实现。如何处理他和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是始终困扰光绪帝的难题，“一见到太后，就变得严肃、忧郁，有时候甚至于使人觉得他有些呆气”，在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都出席的场合，“皇上坐于前案，默然而已”。他想极力配合慈禧太后，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抱负，但是慈禧太后带给他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压力使其备受煎熬。也许只有畅游在新知世界中，他才得以获得精神上的暂时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