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清史研究 > 专题研究 > 政治
清代皇帝祭孔与衍圣公陪祀之制初探
作者:孔勇 责编:

来源:《历史档案》2017年01期  发布时间:2018-09-26  点击量:1076
分享到: 0
 加入收藏      更换背景   简体版   繁体版 


自汉代首次封爵孔子及其后裔,其后历代承继不绝。至清代,尊孔、祭孔、封孔集历代之大成,突出表现为,在确立祭孔为国家大典的同时,又固定了孔子嫡裔衍圣公的陪祀之制,遂使祭孔仪制达于完备。那么,在清代皇帝祭孔的礼仪实践中,衍圣公处于什么位置?扮演何种角色?衍圣公被纳入皇帝祭孔仪典,有何深层意蕴?既有的研究成果中,虽不乏探讨清代祭孔仪制之作,但关注上述问题者较少。本文拟通过爬梳、分析清前期皇帝在京师太学和阙里孔庙的祭孔活动,解读衍圣公的陪祀之制,探索其政治意义与文化内涵。

一 “令其届期到京,以襄盛典”:皇帝京师视学召衍圣公陪祀

皇帝临雍视学,会先期召集衍圣公等入京“观礼”,此制始于明代。景泰元年(1450年),明代宗视太学,孔子第59代孙、衍圣公孔彦缙率孔氏子孙等数人入京观礼,并被赐座彝伦堂听讲。但衍圣公陪祀之制则确定于清代。早在清入关前,皇太极已对孔子及儒学表示推崇,翻译儒家典籍,贯彻儒家思想。定鼎京师之后,“(皇帝)临雍视学,典礼綦重”。顺治八年(1651年),礼部在议定明年顺治帝视学祭孔仪节时,奏请“应差官行取衍圣公、四氏博士及老成族人,来京迎驾陪祀”。是年底,孔子第66代孙、衍圣公孔兴燮率孔、颜、曾、孟等世袭五经博士数人赴都,并参加新年朝贺。衍圣公在皇帝视学时的“陪祀”,可从典仪中得到印证。

顺治九年九月视学当日,“皇帝礼服乘舆诣学,法驾卤簿前导,前引后扈如常仪。祭酒、司业率所属官暨进士、举人朝服,诸生公服,跪迎于成贤街道右”。至庙门外,皇帝降舆进入,并由太常卿二人引入大成殿,祭祀先师孔子。礼成,顺治帝出大成门,至御幄,稍坐,更衮服。

陪祀各官及之前已应召前来的衍圣公,“先诣彝伦堂庭中,按朝班东西序立,衍圣公在东班之首,五经博士、各氏后裔在班末,均东西面”。其后,“祭酒、司业、学官等率领诸生,于太学门内两丹墀分班侍立”。待礼部官奏请行讲学礼,皇帝出御幄,由太学门入时,衍圣公等众官诸生“以次俱跪,候驾过,然后起”

皇帝至彝伦堂升座之后,衍圣公率领五经博士、各氏后裔,祭酒、司业率领所属官员和进士、举人诸生,各就拜位。相较皇帝进入之时,班次又有所变动。具体排列是:诸王、贝勒在彝伦堂内,各官于堂外,分班侍立。而在外侍立众官、诸生中,衍圣公、祭酒、司业、学官和五经博士在台上,四氏子孙及诸生在台下序立。行过三跪九叩头礼,上谕赐座。在堂内诸王、贝勒即叩头坐,堂外“衍圣公及陪祀汉文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俱入堂叩头坐”。其他如翰詹四品以下官、国子监官、六堂诸学师傅、五经博士、各氏后裔、进士、举人、肄业诸生,皆列东西阶下听讲。赞唱:进讲。满汉祭酒以次讲《易经》,满汉司业以次讲《书经》。讲毕,礼部尚书奏传制。制曰:

“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究服膺,用咨治理,尔师生其勉之。”宣讫,祭酒率众行三跪九叩礼,皇帝还宫。至此,视学释奠礼成。

顺治帝视学礼成次日,衍圣公孔兴燮率五经博士,祭酒、司业率所属官暨进士、举人诸生,具表谢恩。同日,顺治帝赐衍圣公等宴于礼部,赏赐衍圣公貂冠、朝服等物,并将各氏后裔送监读书,“嗣是历代举行以为常”。顺治十七年顺治帝视学时,孔兴燮亦“应召率族人陪祀,锡赉优渥”

由上可以看出,清代自立国之初即十分看重视学释奠。从皇帝亲祭到遣官致祭,是时祀孔之举殊为频繁。通过一系列庄肃、复杂仪式的制定和举行,来宣示崇儒重道的文治思路。衍圣公的班次虽在王公之下,但位至各文武官员之前,一如朝班之制。因此,帝王诣学释奠虽非专示以孔氏后裔,但对后者而言无疑是莫大的恩荣。

康雍乾时期,皇帝视学祭孔等活动愈加频繁,衍圣公均应召入京,陪祀左右。康熙八年(1669年)四月,康熙帝亲诣太学。是时,“王、贝勒、贝子、公随行”。孔子第67代孙、衍圣公孔毓圻,连同其他陪祀文武各官,“先诣文庙丹墀下序立”。“上至太学棂星门外,降辇。由大成中门步进先师位前,行二跪六叩头礼。亲释奠毕,驾幸彝伦堂,赐讲官坐。满汉祭酒以次讲《易经》,司业讲《书经》。四品以下翰林官及五经博士、各执事官、学官、监生,序立听讲”11。礼成次日,孔毓圻率祭酒、司业、五经博士等恭进谢表,并受赐宴于礼部12。其后,孔毓圻受到太皇太后召见,“眷顾之隆,实古今所未有也”13。雍正二年(1724年)初,雍正帝谕礼部,将于三月内举行视学释奠大典。按照成例,衍圣公应行陪祀。但在当时,孔子第68代孙、衍圣公孔传铎有疾在身,而且正为父孔毓圻守制,因此雍正帝特允“伊子弟一人来京,代伊行礼”14。其后,孔传铎之子孔继溥进京陪祀,所处班次与顺康之时衍圣公仪制相同。

乾隆一朝,衍圣公的陪祀角色更加凸显。“向遇国家盛典,衍圣公及五经博士俱有来京朝贺之例”。相比而言,五经博士“虽膺章服之荣,究与各省绅士无异,且其品秩不崇,非若衍圣公之身膺显爵者可比”。且在清代的礼制中,五经博士即便来京观礼、陪祀,“既无由一体延见加恩,徒令其跋涉往来,致滋糜费,甚无谓也”。因此,乾隆帝曾谕令:“嗣后五经博士,凡遇庆典,俱在各本籍随班行礼,其来京朝贺之例,著永行停止。”15但对衍圣公,乾隆帝则一如既往加以重视,即使遇有衍圣公守制的情况,也不惜夺情,令其入京陪祀。乾隆四十九年九月,乾隆帝谕令山东巡抚明兴:“朕于明年仲春临雍讲学,巨典攸关。衍圣公孔宪培现虽持服,但系伊继髙祖母之事,彼时早至百日,自应仍令赴京祗候陪祀。”“令其届期到京,以襄盛典。”16由此昭示出衍圣公陪祀之于祭孔仪典实为不可或缺之一环。史载,此次乾隆帝临雍视学,“圜桥听讲”之王公、衍圣公、大学士以下官暨肄业观礼诸生多达三千余,盛况空前,所谓“天子右文,群臣躬遇,休明翊赞,文化彬彬,称极盛矣”17。此后,清廷国势渐衰,皇帝亲自释奠之举逐渐减少,但每有国之大典,仍会召衍圣公入都观礼,且赏赉不废,恩荣有加18

透过上述皇帝视学之典,可以看到,衍圣公扮演了重要的陪祀角色。对孔氏后裔来说,其职责本是“主匕鬯,修庙宇,扩林地,习礼仪,新俎豆,设乐器,订乐章,培树木,编谱系”19,而被纳入到国家祭孔仪典之中,专司陪祀,则更具象征意义。概言之,皇帝亲身参与祭孔活动,给予孔子后裔莫大恩荣,以此鼓励后者努力传承儒学,示范天下,最终宣示清廷以儒治国的重要理念。除此,康熙、乾隆两位皇帝还曾先后多次亲至阙里孔庙,祭祀先师孔子,为此更增阙里祭孔之仪。置身于盛典之中,衍圣公不仅身具陪祀之责,同时也是皇帝进入孔氏家庙的接引人。

二 “泗水环流,知发源之有自”:皇帝致祭阙里由衍圣公接引

作为孔子诞生之地,“阙里”在皇帝与士人心中占有重要地位,乾隆帝对此即有深刻认识。乾隆帝即位之初,记载雍正朝大力修葺阙里孔庙等事的《阙里盛典》一书编修告成,在为该书所作序文中,乾隆帝说:“自京师以至郡邑,薄海内外,莫不庙祀孔子。而曲阜阙里为圣人之居,灵爽之所式凭,崇德报功,于斯为巨。历代以来,罔不祗肃。”20一般官员、士人致祭阙里的感受,或可用顺治十一年广东提刑按察使司王第魁的经历作为代表,如其所说:“余自总发受经,即于诗书闻。想象阙里,以不获亲见为歉。”“昔尝[于]诗书间想象阙里,兹乃于阙里闲步趋诗书,余因有独快乎。”21可见,从皇帝到士人,均把前往阙里孔庙祭孔视为非同寻常之举。

清代之前,已有多位皇帝亲至阙里祭孔,如西汉高祖,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安帝,北魏孝文帝,唐高宗、玄宗及宋真宗等。在统治者看来,阙里孔庙乃是祀孔仪典肇始之处,皇帝亲身前往,更可展示对儒家文化的尊奉。康熙、乾隆二帝多次亲祭阙里,且在仪式、规制等方面皆超过以往。既有研究对此中仪节论述颇详,但其中常被忽略的是:阙里孔庙作为孔子家庙,即使是皇帝来此致祭,亦需得到孔子后裔的接引方具备其正当性。清帝亲祭阙里时,衍圣公都扮演了接引皇帝进入家庙的角色。

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康熙帝亲至阙里祭孔。是时,“三藩播乱,凡出师运饷,制谋决胜,无一不断自圣心。殄定后,圣祖驾幸阙里”22。在制定阙里祭孔仪节时,康熙帝曾谕:“阙里系圣人之地,秉礼之乡。朕幸鲁地,致祭先师,特阐扬文教,鼓舞儒林。祀典告成,讲明经书文义,穷究心传,符合大典。”后内阁议定,应遣官先至曲阜,会同衍圣公孔毓圻在孔氏子弟内选举二人,撰次经书讲义,进呈御览,以便到时宣讲23。由此,衍圣公及其他孔氏后裔均作为重要成员被纳入阙里祭孔仪典。几天之后,康熙帝至曲阜24。在孔毓圻的接引之下,康熙帝进入阙里祭祀孔子。

在拟定的祭孔仪节中,皇帝着龙袍衮服,具仪仗,乘舆出行宫,向孔子行二跪六拜之礼;对颜回以下,则命官员分别献祭。但经议论之后,又把原定的“二跪六叩”礼改为“三跪九叩”礼,以示尊崇。陪祀之制,相较皇帝在京师视学释奠时有一定变化:“王公、文官郎中、武官参领以上,守土文官知府、武官副将以上,衍圣公暨十三氏五经博士,皆与祭,咸彩服。”不陪祭之扈从官员,在祭祀当日于行宫前跪送25。值得注意的是,衍圣公虽然处于“皆与祭”之列,但只是接引皇帝进入孔庙,并不亲身参与祭祀。“衍圣公彩服,率五经博士暨各氏后裔跪迎于庙门外道右。皇帝至奎文阁前,降舆,太常卿二人恭导,诣大成殿,致祭于先师孔子”26。礼成之后,特颁御制祝文。其文曰:“仰惟先师,德侔元化,圣集大成,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仪范。永言光烈,莫不钦崇。朕丕御鸿图,缅怀至道;宪章往哲,矩矱前模。夕惕朝乾,覃精思于六籍;居今稽古,期雅化于万方。繄惟典训之功,实睹乂安之效。”27从论述孔子思想“圣集大成”,到希望藉此“雅化万方”,康熙帝阙里祭孔的意蕴显露无疑,即向天下宣示清廷崇儒重道的治国理念。对衍圣公,康熙帝在遣官致祭孔子之父“启圣公”的御制祝文中亦有相应定位,如其所说:

“古今奉斯文之统,共指家传。兹值东巡,特临曲邑。溯二千年之教泽,孰非厚德燕贻;垂七十世之孙谋,如见神明陟降。用修彝祭之典,代以扈从之臣。泗水环流,知发源之有自;防山耸峙,占积庆之无疆。”28孔氏后裔的角色不仅是扈从皇帝左右,更象征着斯文有自,儒脉不绝。

将皇帝接引至阙里孔庙,完成祭孔仪式后,衍圣公还在仪定的讲学和访览圣迹过程中充当伴引。待康熙帝从大成殿出,随驾官暨地方官、守土官序立于承圣门左,衍圣公孔毓圻等序立于承圣门右。礼部尚书奏请行讲学礼,皇帝至诗礼堂,前述各官亦入庭中,仍是左右序立。众官行三跪九叩礼毕,赞唱:进讲。预先选定的孔氏后裔、监生孔尚任讲《大学·圣经》,举人孔尚鉝讲《易经·系辞》。在此过程中,衍圣公孔毓圻不仅同其他各官一样观礼听讲,而且受到康熙帝格外重视。

康熙帝于阙里特举讲学之礼,并在孔氏后裔进讲之后予以阐释和指引,昭示的不仅是清廷对汉文化的尊奉姿态,更借此显示其统驭天下之心。身为孔子嫡裔,衍圣公虽不能说必已承接先祖之学,但清帝以之作为象征而晓示天下,无疑是最合适的选择。正如有人分析说,衍圣公“并不被视为君主的仆人(臣),而是被看作皇帝的嘉宾(客)”,“并非因为他有贵族的特权,而是因为他被看作是那位为中华民族所公认的‘至圣先师’的活生生的代表”29。可以说,康熙帝对衍圣公的重视,包含了将后者作为孔子及儒家思想“代言人”的深层考量。

颁敕之后,康熙帝又谕:“初至阙里,祀典既成,意欲遍览先圣遗迹”,并命衍圣公孔毓圻及山东巡抚张鹏等人前引30。于是,“上大成殿,瞻先圣像,观礼器。至圣迹殿,览图书。至杏坛,观植桧。入承圣门,汲孔井水尝之”。途中,顾问鲁壁遗迹,衍圣公孔毓圻均“占对甚详”31。之后,康熙帝到孔林先师墓前行三跪九叩礼,亦由孔毓圻陪侍左右。出于优渥“圣裔”的目的,康熙帝给予孔毓圻大量实物赏赐,且允其所请,开扩林地,优渥之荣远超以往各朝。

乾隆帝在位期间,曾先后八次亲至阙里祭孔,为历代帝王之最32。乾隆十三年二月,乾隆帝初至曲阜,即宣谕:“昔我皇祖,东巡时迈,特颁圣谕,炳若日星。朕仰绍前徽,虔修展谒之礼。”祭祀礼毕,至诗礼堂,听孔氏后裔孔继汾和孔继涑分别讲《中庸》和《易经》各章。孔子第71代孙、衍圣公孔昭焕在接引之后,“祗听”乾隆帝谕敕:“念尔等令绪相承,渊源勿替。再申告谕,用是训行。其务学道敦伦,修身慎行。克禀先师之彝训,祇遵皇祖之诲言,勿愧为圣者子孙。”33

应当指出,虽然乾隆帝屡次亲祭阙里孔庙,但礼仪多仿康熙二十三年之制。诚如有学者在分析 “仪式”的意义时所论:“这些形象易懂的教训,这些仪式化的符码灌输,应该尽可能地经常重复。”34以此观之,康熙帝、乾隆帝频繁祭孔,其意正是通过仪式的重复举行,来达到深层的政治目的。这一点,在清代皇帝的相关言论和实践中,均能得到明确解释。

三 “崇儒雅化示寰瀛”:衍圣公陪祀的政治和文化意蕴

史载,“国家有大典大庆,若鼎革,若登极改元,若时巡,若升祔,若上徽号,若庆圣节,若

武功告成,若祷祀百神以及赠谥更封,增损祭秩,必遣官诣阙里祭告焉”35。康乾时期,“阙里文庙,有事祭告”,比较重要的几次遣官祭孔活动有:“(康熙)三十二年,修文庙成,皇子往祭,行礼杏坛。雍正二年,曲阜庙灾,遣官诣阙里祭慰,敕大臣重建,并令阙里司乐遣人赴太常习乐舞,冠服悉准太学式为之。八年,庙成,黄瓦画栋,悉仿宫殿制。凡豋、簋、簠、铏、笾、豆、尊、爵,颁自上方,勒碑如故事,特诏皇五子往祭。乾隆八年,定阙里圣庙乐章。二十三年,东巡亲祭如往制。遣大臣祭颜、曾、思、孟专庙,勒《御制四贤赞》于石。”36虽然致祭礼仪的规格不能同天子祀孔相比,但均需得到衍圣公的陪侍。对于此点,衍圣公有着清晰的自我定位和认知。康熙二十九年,山东按察使司佥事任塾致祭阙里。在任氏看来,“至阙里之宫,主鬯者自有宗子”,因此他“趋就陪祀之位”。但衍圣公孔毓圻坚推其为主祭,理由是:“子,天子之命使也。今既策至明禋,以为大典光。主其事,乃所以尊朝廷也。”37康熙四十年,山东督学使徐炯过曲阜祭祀孔子,衍圣公孔毓圻亦曾对他说:“凡使者过此,适当斋祭,则推使者主祀事,所以成朝廷崇礼圣祖之至意,以为宗祊光也。”38此后,遇有此种情况,衍圣公均扮演陪祀的角色,“按曲阜旧例,四时祭。凡学使者按临,时逢上丁,皆亲主祭,衍圣公陪祭”39。可见,衍圣公陪祀已颇具制度化色彩。

每当祀事完成,衍圣公也会上奏皇帝,“恭谢天恩”。这种效果,与天子亲自祭孔殊途同归。

由此引发的思考是,从京师释奠到阙里祭孔,乃至遣官致祭,清代皇帝将衍圣公纳入到祭孔仪典之中的意蕴何在呢?结合清廷的治国理念,不难看出,衍圣公陪祀祭孔,看似是简单的仪节安排,背后却包含了深层的政治和文化考量。正如有学者所说,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被普遍尊奉的文化所支持,政治支配才能成功,政府行为也才能被普遍接受”40。因此,满洲建立的清王朝,在入关后即着意寻求有效的统治策略,以建立新王朝的合法性。

早在顺治元年六月,清军甫入京师,多尔衮便遣官祭先师孔子,明确昭示了清的统治理念41。同年九月,山东巡抚方大猷奉命进陈《平定山东十二要策》,其中第七款为“崇圣学”。在他看来,“先圣孔子为万世道统之宗,本朝开国之初,一代纲常培植于此,礼应敕官崇祀,复衍圣公并四氏学博等之封。可卜国脉灵长,人文蔚起”。并着重指出了此举的意义所在:“此天下所仰,以为盛典,后世传之,以为美治。”不久,清廷允其所请,“所开各款,俱应相沿,期于优渥,以成盛典”。孔子第65代孙孔胤植“仍封衍圣公,照原阶太子太傅”,其子孔兴燮“加二品冠服”42。孔子及其后裔的地位,非但没有因为明清鼎革与满汉之别而受影响,反而在清代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尊奉先师孔子并优渥孔氏后裔,与清统治者尤其是清初几位皇帝对儒家文化的重视态度一脉相承,密不可分。康熙帝在完成阙里祭孔之后,便曾颁谕道:“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与天地同运。万世帝王,咸所师法。下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43同时,康熙帝亦曾借为《四书解义》作序的机会,明确指出清廷以儒家文化作为治国的核心理念:“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孔子以生民未有之圣,与列国君、大夫及门弟子论政与学。天德王道之全,修己治人之要,俱在《论语》一书;《学》《庸》皆孔子之传,而曾子、子思独得其宗……此圣贤训词诏后,皆为万世生民而作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44也就是说,皇帝的“治统”与孔子的“道统”,互为依托,不可分割。只有将二者合一,才能够进一步巩固政治稳定。

雍正帝继续尊奉孔子学说,并提高对孔子及其先代的谥封。即位之初,雍正帝追封孔子五代,均以王爵尊之,如其所说:“圣人之祖考,宜膺崇厚之褒封,所以追溯前徽,不忘所自也。”45雍正二年,雍正帝将以往仪典中的帝王“幸学”改为“诣学”,以伸崇敬之意46。此后每隔一年,雍正帝均会亲至太学,释奠孔子,并行跪拜之礼。如雍正四年的秋祭,照例无需跪拜,雍正帝却“忽跪献”。在他看来,倘不跪拜,“立献于师之前,心不安耳”,并命“记之档案,以为恒制”47。除此,雍正帝对孔子的崇奉,在其言论之中也有多处体现。雍正帝着重对孔子思想中讲求秩序的思想予以推崇,“若无孔子之教,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叙之经,昧于民彝物则之理。势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48。因此,孔子思想对于清廷统治具有重要的价值:“至圣先师孔子,以仁义道德,启迪万世之人心,而三纲以正,五伦以明……圣人之道,其为福于群黎也甚溥,而为益于帝王也甚宏,宜乎尊崇之典与天地共悠久也。”49如此论述,不一而足,也印证了孟森的分析:“有清一代尊孔之事,莫虔于雍正一朝,后惟末季欲以孔圣救亡,复有过量之崇敬,则又非世宗时规模矣。”50

乾隆帝多次亲祭阙里,且时刻表露出对儒家文化和孔子的虔诚信奉。在乾隆十三年所作碑文《御制阙里孔庙碑》中,乾隆帝写道:“至圣先师孔子,天纵圣人,躬备至德,修明六籍,垂训万世。自古圣帝明王,继天立极,觉世牖民,道法之精蕴,至孔子而集其大成。后之为治者,有以知三纲之所由以立,五典之所由以叙,人政之所由以措,九经之所由以举,五礼六乐之所由以昭…… 而治法赖以常存,人道赖以不泯,讵不由圣人之教哉。”51虽然略有“过崇”之嫌,但乾隆帝极力推崇与肯定孔子学说的价值,则意旨鲜明,较父祖之时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上述征引文字透露出,自顺治初年至乾隆年间,清代在建立、稳固政权的百余年中,对儒家学说及孔子均采取了极力尊奉的国策,因此,皇帝开展了大规模的祭孔活动,并一再封赏孔氏后裔。在祭祀孔子的礼仪安排之中,有意突出衍圣公的陪祀角色,正是希冀以之作为重要的文化象征,达到“治统”与“道统”合一的目的。此中意旨,正如乾隆帝在赐给衍圣公孔昭焕的诗文中所说:

“和风融日飏前旌,近止尼山谢素诚。道左追随贤后裔,心殷瞻就鲁诸生。宫墙乍可窥巍焕,笾豆从知备洁清。岂为卿家荣幸独,崇儒雅化示寰瀛。”52清廷尊崇儒家文化和孔子,并非孔氏一家之“独幸”,更以此昭告“寰瀛”,获得天下士人的普遍认可与服膺。

清廷着意安排衍圣公陪祀祭孔的效果,或可从孔氏后裔的积极回应中见其一斑。孔子第66代孙、衍圣公孔兴燮在忆及顺治九年赴京陪祀观礼时说:“今上开国之九年,采廷议举,临雍礼示,天下所崇尚,制取四氏子孙偕往,宠从遇也。余不敏,得率族人及颜、曾诸贤辈与焉。礼成,中外欣欣,恩赉亲往,代加隆越。”53衍圣公亲历亲闻了皇帝祭孔之举,深感此举已经使得“中外欣欣,天下崇尚。康熙二十三年,参与康熙帝阙里祭孔的衍圣公孔毓圻,在收到御赐《过阙里诗》54之后,也感激地说:“前代幸阙里诗,传者惟唐明皇一首,今仰诵圣制,实远过之……至于御墨精工,备极其妙,臣得此永为传家世宝,不胜感激之至。”55并且认为康熙帝此行“礼仪之重,非直一家之荣遇”,所以请修《幸鲁盛典》一书,使天下后世知圣祖“于先师钦慕无已”。其间虽多 慕之词,但将衍圣公的心底感受表露无遗。对于康熙帝阙里祭孔的仪节,孔毓圻还对比发现:“我朝临雍典例,迎神送神俱二次跪、六次叩头,尊师重道已至于无可加。乃我皇上幸曲阜,一准临雍仪注,复亲定行三次跪、九次叩头礼,而释奠之礼于斯为极盛。”由此可见,“我皇上至圣至神,与天同体,与圣合一。故尊之如此,其至行之如此,其决非祠官之故事、曲台之旧文所可同年而语矣”56。在乾隆帝首次阙里祭孔时即陪祀左右的衍圣公孔昭焕,其所获感受尤为深刻:“念幼稚而列成人,膺非常之荣幸;溯文宣而敦世泽,叨格外之裁成。蒲柳增辉,华衮比重。臣虽年幼无知,敢不夙夜黾勉,聿思光训,虔戴君恩。”57事过许久,仍觉“世受殊恩,至优极渥,欢忭之诚,实倍深切”58

可以看到,在皇帝祭孔中专司陪祀的衍圣公,对清廷的崇儒重道、礼奉先师之举有着直观和真切的体会,身受荣恩与隆遇,也自然会服膺清的统治。另外,乾隆帝在给衍圣公孔昭焕的谕旨中曾说:“先师修道立教,天下万世之人,服习圣训,咸有以自善其身,况为其子孙者乎?卿以宗裔,奉祠绍封,列爵既优崇矣,当思渊源何自,夙夜敬勉。亲师向学,以植始基;慎行谨言,以培德器。循循诗礼之教,异日卓然有所成就。允孚令望,表率族党。俾当世知圣人之后,能守家传于勿替,匪徒章服之荣已也。”59可见,衍圣公等人置身皇帝祭孔仪式现场,无形中也肩负起了将皇帝意旨广播于外的重要使命。

作为贯穿清代的治国理念,崇儒重道在清代建立、稳定和发展的过程中,均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此,清代帝王频繁祭祀孔子,不断提升祭孔规制,完备祭孔仪典,获得了广大汉人士大夫的普遍认同与支持。作为孔氏嫡裔的衍圣公,被特意纳入到皇帝祭孔的礼仪之中,专司陪祀。看似是简单的仪节安排,实则与清代皇帝崇儒尊孔的思想一脉相承,相互映衬,包含了清廷深层的政治和文化意旨。衍圣公在观礼和接引之余,也沟通着庙墙内外,进一步广布了清廷的文教政策和统治思想。

注释:

对此问题,商鸿逵、黄进兴、刘方玲等在各自相关研究中曾有所涉及。商鸿逵注意到,清帝祭孔时要求必须有知识分子参加(商鸿逵:《论清代的尊孔和崇奉喇嘛教》,《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5期)。黄进兴在考察曹魏通过访求“圣裔”以完成祭孔礼仪时,曾分析说:“在孔庙祭典里,孔氏圣裔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奉祀角色,孔系的断绝必然使得祀孔难以为继。职是之故,政权之兴衰、孔家之荣枯与祀孔之存续诚息息相关,难以分割。”(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修订版),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65页)。刘方玲等人也注意到,在祭孔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衍圣公,实质却是现实王权道统形象的陪衬(刘方玲:《清初优礼衍圣公与祭孔仪式正当性》,《北方论丛》2010年第1期;张分田、刘方玲:《祭孔与清初帝王道统形象之链接》,《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②“阙里”多被作为孔子故里之代称,参见黄立振:《阙里考略》,《孔子研究》2003年第1期。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284《儒林三·孔彦缙》,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297页。

④17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106《选举一·学校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03、3103—3104页。

《清世祖实录》卷54,顺治八年闰二月丙寅,《清实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30页。

⑥36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84《礼三·吉礼三》,第2534、2539页。

有关释奠的具体仪节,可参见允祹等撰:(乾隆)《大清会典》卷25《礼部·视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9册,台湾商务印书局1986年版,第199—203页。

《清世祖实录》卷68,顺治九年九月辛卯,《清实录》第3册,第539页。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106《选举一·学校一》,第3103—3104页。上引仪节,详见允祹等撰:(乾隆)《大清会典》卷25《礼部·视学》,第199—203页;同书卷57《礼部·精膳清吏司·燕礼》,第505—508页;《清世祖实录》卷68,顺治九年九月辛卯,《清实录》第3册,第538—540页。而对皇帝赐宴衍圣公相关细节,也可参阅耿刘同等主编:《中国皇家文化汇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6页。

⑩13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10,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版,第193、194页。

11《清圣祖实录》卷28,康熙八年四月丁丑,《清实录》第4册,第392—393页。

12《清圣祖实录》卷28,康熙八年四月戊寅,《清实录》第4册,第393页。

14《清世宗实录》卷15,雍正二年正月癸卯,《清实录》第7册,第263页。

15《清高宗实录》卷863,乾隆三十五年六月壬寅,《清实录》第19册,第585页。

16《清高宗实录》卷1214,乾隆四十九年九月戊午,《清实录》第24册,第280页。

18嘉庆三年(1798年)、二十五年,道光三年(1823年),咸丰三年(1853年),嘉庆帝、道光帝、咸丰帝曾先后至京师文庙行释奠礼,衍圣公等亦在应召陪祀之列。分别参见:《清仁宗实录》卷27,嘉庆三年二月丁未;《清仁宗实录》卷367,嘉庆二十五年二月丁未;《清宣宗实录》卷49,道光三年二月癸丑;《清文宗实录》卷84,咸丰三年二月癸未。清代帝王与衍圣公的密切联系,还体现在多个场合。详见孔繁银、孔祥龄:《孔府内宅生活》,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46—47页。

19孔宪彝:《衍圣恭悫公墓志铭跋尾》,引自陈庆镛:《籀经堂类稿》卷15《跋考》,参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8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85—586页。

20骆承烈、朱福平、骆明编:《孔府档案选》,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21王第魁:《两谒阙里宣圣庙碑》,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754—755页。

22杨钟羲撰集,吴兴、刘承干参校:《雪桥诗话续集》卷3,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72页。康熙帝此次南巡祭孔的议论经过,可参阅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卷12,“康熙勤政”条,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98页。

23、 5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2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52、1255页。

24《清圣祖实录》卷117,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戊寅,《清实录》第5册,第231页。

25允祹等撰:(乾隆朝)《大清会典》卷45《礼部·祠祭清吏司·释奠先师礼》,第392页。

26允祹等撰:(乾隆朝)《大清会典》卷45《礼部·祠祭清吏司·释奠先师礼》,第392页。另据《清史稿》载:“令甲,车驾幸鲁,展礼先师,讲学阙里。……帝出行宫,衍圣公彩服率五经博士暨各氏跪迎庙门右。帝入,诣大成殿祭孔子,如上丁仪。”见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89《礼八·嘉礼二·视学仪》,第2646页。

27、 28、30、43《清圣祖实录》卷117,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乙卯,《清实录》第5册,第231—232、232、232、232页。

29语出自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详见(英)庄士敦著,潘崇、崔萌译:《儒学与近代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31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7《本纪七·圣祖本纪二》,第216页。

32详见赵秉忠:《论乾隆帝躬诣阙里祭孔》,《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6期。有学者将乾隆二十一年二月、三月的阙里祭孔,算作前后两次,进而论述乾隆帝曾9次到达阙里。参见骆承烈:《乾隆时期的衍圣公府》,《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2期。

33《清高宗实录》卷309,乾隆十三年二月乙卯,《清实录》第13册,第51页。

34(法)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修订译本),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25页。

35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17,第371页。

37任塾:《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二月上丁日,恭祀先师孔子庙记》,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第815页。

38徐炯:《圣庙释奠记》,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第832页。

39张鉴:《雷塘庵主弟子记》卷1,郑晓霞、吴平标点:《扬州学派年谱合刊》下册,广陵书社2008年版,第371页。

40语出美国学者芮沃寿(Arthur F.Wright)。转引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引言》(第2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41《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六月壬申,《清实录》第3册,第62页。

42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山东省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孔府档案选编》,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22页。亦可参见黄本骥编:《历代职官表》卷6,“圣贤后裔并衍圣公府属官”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28—334页。

44章梫纂,褚家伟等校注:《康熙政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页。

45《清世宗实录》卷5,雍正元年三月甲午,《清实录》第7册,第118页。具体追封孔子先代情况,详见《清世宗实录》卷6,雍正元年四月丁卯,《清实录》第7册,第135—136页。

46《清世宗实录》卷16,雍正二年二月辛酉,《清实录》第7册,第277页。

47吴振棫撰,童正伦点校:《养吉斋丛录》卷7,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6—87页。

48《清世宗实录》卷59,雍正五年七月癸酉,《清实录》第7册,第905—906页。

49《清世宗圣训》卷4《圣学》,赵之恒标点:《大清十朝圣训》第2册,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802页。

50孟森:《清史讲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9页。

51《乾隆十三年躬诣阙里孔子庙庭碑》,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第883页。

52原诗题作《衍圣公孔昭焕率所属职事官并博士弟子来谒,诗以示之》,参阅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第887页。

53参见孔德成:《孔子世家谱·卷首》,《山东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编纂:《山东文献集成》第1辑第11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54诗文曰:“銮辂来东鲁,先登夫子堂。两楹陈俎豆,数仞见宫墙。道统唐虞接,儒宗洙泗长。入门抚松柏,瞻拜肃冠裳。”详见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255页。

56孔毓圻等纂:《幸鲁盛典》卷3,《山东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编纂:《山东文献集成》第1辑第16册,第584页。

5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乾隆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孔昭焕折,档号:04—01—01—0202—016。

5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乾隆十六年六月初六日孔昭焕折,档号:04—01—14—0026—010。

59《清高宗实录》卷309,乾隆十三年二月乙卯,《清实录》第13册,第51页。另外,在前引《阙里盛典》序文中,乾隆帝也提到应该通过此类编书的方式,将朝廷的崇儒尊孔之举广布于外:“昭示来兹,既以见孔子师表万世,明德馨香,宜隆于毓秀钟灵之地。又见我国家圣圣相承,右文向道,逾迈前古。且俾孔氏子孙,继继承承,知庙貌维新,修其礼物,其来有自焉。”参引自骆承烈、朱福平、骆明编:《孔府档案选》,第4页。



hackIE
Copyright©2003-2009 HistoryChina.net,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05067795号 京公网安备110402440008号 网站访问量:0 技术支持:泽元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