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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学书沈荃考议
作者:张万兴 责编:

来源:《历史档案》2018年02期  发布时间:2018-09-10  点击量: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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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苑杂谈】

人们讨论康熙朝书法,基本都围绕两个点展开:在整体评价上,言其承接明代帖学正统,“以董为尚”,开了馆阁体先河;在原因分析上,认为康熙帝受沈荃影响,推崇董其昌,导致朝野“董书”大行其道。此两点现虽已成为学界共识,但史料与论证支撑明显薄弱。因此,如能借助新见史料及相关研究成果,进一步证实康熙帝确曾师沈学书,尽力还原其历史真实,便可以基本厘清康熙朝乃至整个清朝书法史的逻辑起点。

一 新材料与新问题

对于文史研究来说,新材料的发现相较于新观念的生成、领军人物的出现,更具基础性意义。对于这一点,近代以来学术大家有着高度一致的认知和表述。陈寅恪在谈到敦煌学兴起时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在他看来,自汉以来,中国学术史上最大的三次发现,带来三次重大的学术繁荣。前两者为孔子壁中书和汲塚书的发现,而第三次,即“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等重大发现,则直接地决定了20世纪文史研究的学术走向。从书法学科发展来看,甲骨、木简和写本书卷等新材料的发现,确实给书法学术带来“新质”,中国书法研究正因此呈现独立、繁荣的态势。但较之甲骨、木简和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书籍档册仍在“沉睡”之中,绝大部分还未整理利用,实际利用率仍然偏低。

2010—2014年,笔者通读两岸合璧出版的《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后又参与《康熙起居注》(标点全本)编辑工作,借此对清代内阁大库书籍档册巨大学术价值有了初步认知,从数百万字的文献中摘录了大量书法专题资料。其间,又看到《历史档案》陆续刊布的张英所撰《南书房记注》。2011年和2014年,上海图书馆分别发现沈荃所撰《沈文恪公书札》、查昇所撰《查他山南斋日记》等文献。2011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所编《清代诗文集汇编》、2017年国家图书馆所编《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收录了较难寻觅的沈荃等诗文集。这些新发现、新整理的清代档案、文集,公布了康熙帝、沈荃等人大量书法资料,指引人们从文化与政治层面把握明清鼎革之际的书法传承,启发人们重新审视、发掘旧有书法史料的学术价值,较深入地推动了康熙帝、康熙朝乃至整个清代的书法研究,涌现了一批可资学习、借鉴的优秀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笔者发现对于康熙帝学书沈荃的记载,野史材料与事实出入较大,多不能简单引证。即便是《清史稿》等正史典籍,对此记述也很有问题。如说沈荃“帝师”身份仅以寥寥数语:

“特旨召对,命作各体书。称旨,诏以原品内用”,显得过于简略。其他相关介绍,如“十年……直南书房”,则明显有误。首先,南书房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始成立;其次,史料中找不到沈荃“直南书房”的直接证据。特别是对沈荃以三品词臣获赐谥号这一破例事件,只字未提,极不应该。因此,探讨康熙帝学书沈荃一事的必要性便凸显了出来。

二 沈荃的考察与延请

康熙帝学习汉字书法有较为特殊的民族、政治与文化背景。清以武力入主中原后,一度坚持 “国语、骑射为满洲根本”。满文被定为国书。凡与外国签订条约、呈送国书,用满文书写;皇帝的制、诏、诰、敕及臣工题本、奏本等,满汉合璧书写。康熙帝践祚后,朝中保守辅臣为防止康熙帝变得与顺治帝一样“好汉语,慕华制”,对其开设经筵日讲等多加阻挠与拖延。到了十二年,仍有一些满大臣对“崇儒重教”国策缺乏深刻理解,还在规劝康熙帝:人君之学,“写字无甚关系”。但是,为了赢得汉人对自己及满洲贵族统治的认可,应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康熙帝立志率先成为精通汉文化的人,“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诵读;日暮理事稍暇,复讲论琢磨。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亦未少辍”。在除鳌拜、平三藩、收台湾的紧要时期,九年,延请沈荃为师;十年,开经筵日讲;十六年,设南书房。对此,康熙帝后来常引以为傲:“朕少年好学如此,更耽好笔墨。”“阐《典》《坟》之大猷,成国家之盛业者,莫近乎书。”在康熙帝眼中,不同于满、蒙、回等民族文字书法,汉字书法是身份“正统”、收效明显、成本低廉的文治工具与政治资源。

从现有史料看,康熙帝以沈荃为师学习书法,由一个偶然事件引发并促成。邵长蘅《沈荃神道碑》载:九年,沈荃“以他事诖误,议夺二官……具疏辩。上雅闻公名,召见”。邵长蘅之说应当可信。与其同时期的重臣王熙也持此说,便可为证。从这则史料看,康熙帝给自己选择书法老师很是审慎。本来,康熙帝“雅闻公名”,知道沈荃受用先朝,内升外转,“才堪重用”,特别是作为董其昌同乡和明初“二沈”后裔,行书以仿董其昌见长,“书法尤有名”,系“云间书派”领袖人物,但却没有贸然召见,而是反复“质询”。朱严品《一研斋诗集·序》说:“皇上留心书法,遍询朝士谁可为当代钟、王者,左右以公名对。”后来康熙帝阅批沈荃辩疏,见到其书法、文字,才下决心“特旨召见”,并亲自主持了一系列的严格考察。

据王熙《沈荃墓志铭》知,相关考察先后进行了三次。第一次,康熙帝召见沈荃,“命书唐人《早朝》诗”。结果:“上称善”,“诏复原级”;沈荃作恭记圣恩诗谢恩。第二次,康熙帝“复召至弘德殿,命说《论语》及书汉诏、唐赋”。结果:“上称善久之,特赐貂裘一袭,宫缎五端”。第三次,为陪同祖母孝庄“出关恭谒山陵”,康熙帝“命作经筵恭记诗”。结果:“遽即传旨:‘沈荃以原品内用。’会翰林院侍讲缺,吏部请补侍讲。”御前书写、讲课及诗歌创作等审核均令康熙帝“称善”,沈荃于是顺利进入翰林院成为御用“词臣”,指导康熙帝学习汉字书法。“自后,朝廷有大文,若御制碑、御屏箴铭,《太皇太后大德景福颂》、升平宴诗,皆嘱公书以进。上辄称善,赏赐甚多”。王熙曾为顺治帝起草遗诏,系顺、康两朝重臣。二十三年,王熙时任大学士,应沈荃子之请,撰写《沈荃墓志铭》,足见王、沈交谊非同一般。在这篇墓志中,王熙自言:“余备位翰林,公应廷试,余誊跋其卷。后公登第,与余同朝三十余年,交甚厚,知公本末为详。”因此,王熙此说足可采信。

对于康熙帝召见、考察,沈荃自己也曾赋纪恩诗并作序以记其盛:康熙庚戌九月初三日,召入弘德殿。皇上垂问年齿、履历,并命作行、楷书,敬录唐人《早朝》诗三首。恭纪二律:“仙掌晴云拂曙流,授衣风物正高秋。忽惊内殿传纶綍,独向深宫拜冕旒。象管一枝分玉几,藤笺三幅奏龙楼。微臣漫和阳春曲,染翰虚渐凤沼头”……

十二月望日,再召入弘德殿。皇上命写唐诗二首及“敬天勤民”四字,又命讲《论语》。恭赋五言八韵敬呈御览…… 十二日十五日作诗应制毕,蒙皇上面谕:“将汉唐古文缮写进来。”敬录汉诏二十四条,唐赋一十五首,装成二卷,并恭赋五言四十韵,于二十五日进呈……是日,捧进卷册,又蒙召入,温语褒嘉。命讲“为政以德”“道之以政”两章。书“诚正”二大字,及颜、米、怀素并董文敏诸体。上亲赐奶酪、果茶。谢恩辞出。随蒙颁赐貂裘一袭,锦缎五端……

沈荃对相关时间、地点、内容等的记述更为明确详细,可补王熙等私人纂述的不足,也可补起居注等官方文献之阙如,十分珍贵。由此可知,康熙帝对书法的推崇,早已超出了一般书写层面,有着明显的政治意图;对沈荃思想、学养和书艺的考察,涉猎之广、难度之大、程序之繁,大大超过当时的科举殿试;对沈荃的重视与关切也远超一般汉臣。因此,选择并延请沈荃担任自己的书法老师,是偶然因素所引发的一个必然事件,康熙帝学书一开始就与清初的政治、文化等深度关联。

三 “书法帝师”的名与实

沈荃的“书法帝师”身份,不仅明确见诸载籍,还凸显于康熙帝学书经历。以三十岁为界,康熙帝学书经历可明显划分为“学习”“颁赐”两大时期。三十岁之前,以从师学习为主,又经历了启蒙、拜师和侍书三个阶段。三十岁以后,无明确师授,自悟自学。特别是以二十三年第一次南巡为开端,大量颁赐御书,题写碑匾,真正开启了清朝皇帝以书法辅翼政治的先河。

康熙帝的启蒙教育,八岁践祚前,主要由孝庄文皇后的亲信苏麻喇姑为其教授满文,“赖其训迪,手教国书”。六七岁避痘成功回宫后,张、林二内侍曾教其汉语及书法。康熙帝后来说:“朕八岁登极,即知黾勉学问,彼时教我句读者,有张、林二内侍……俱及见明时善于书法之人,亦常指示。”由此可知,青年康熙帝后来之所以喜欢董其昌,重视沈荃,应与张、林二内侍的指引不无关系。

康熙九至二十三年,康熙帝的书法学习进入到正式的拜师阶段。选择并延请沈荃做自己的书法老师,对于康熙帝书法水平的快速提升以及风格成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康熙帝后来曾多次谈及:“沈荃昔云伊曾亲受董其昌指训。朕幼年学书,有一笔不似处,沈荃必直言之。”“有翰林沈荃,素学明时董其昌字体,曾教我书法。”“故朕之书法有异于寻常人者,以此。”11据《沈荃墓志铭》可知,沈荃去世时,“时上东巡,道中览公遗疏,恻然伤悼。回銮之明日,即命侍讲学士高士奇偕御前侍卫临邸宣谕:‘念其供职勤劳,家最贫乏,特赐白金五百两。’”同时,“命部臣从优议恤”,特旨给沈荃加谥号“文恪”,开清代词臣以三品赐谥的先例。对沈荃的儿子沈宗敬,康熙帝也很关心和照顾。查起居注,仅三十八年对其赏赐就有两次:三月十九日,赐原任庶吉士沈宗敬《孝经》、墨刻《千字文》、御书“清风兰雪”四大字,又字一幅。四月二十二日,书“落纸云烟” 四大字,赐沈荃子、原任庶吉士沈宗敬。《清圣祖实录》六十年十月辛未,也载有相关谕旨:“沈荃之子沈宗敬为人参劾。朕念伊父存日勤劳,姑留其职。”由此,足见康熙帝对沈荃教授书法的认可与感念。

侍书阶段,即十六年设立南书房至二十三年沈荃去世这一时期,康熙帝钦定高士奇侍书。据十六年十二月至十九年十一月《南书房记注》可知,高士奇虽“朝夕供奉”,专职侍书,但三年中参与书法活动仅11次。其中,观看康熙帝临帖、创作5次,侍游碧云寺、戒台寺期间君臣共同书写两次,受赐御书3次,君臣观看内府法帖一次。从时间分布上看,十六、十七年各4次,十八年两次,十九年一次。这说明康熙帝在有专职侍书翰林时,总的练字时间不是很多,且大致集中在十六、十七年。同时,无论康熙帝本人或侍书者高士奇,在书法学习上都没有提出明确的学习计划、目标与要求,相关书法活动更像一种换脑休息或娱乐行为。耐人寻味的是,侍书阶段刚好在“学习”与“颁赐”时期之间,属于典型的过渡阶段。更耐人寻味的是,与沈荃教书“每下笔,即指其病,兼析所由”不同,高士奇侍书,基本是“不露骨”地恭维,如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南书房记注》记:未时,上召臣士奇至养心殿。上宸翰金书《御制元旦进衣太皇太后前表文》,命臣士奇侍观,因奏曰:“皇上楷书深得《乐毅论》兼《黄庭经》笔法。”上曰:“朕向来作书,若一字结构未妥,必连书数十字,然后取古人法帖证之,豁然有会。”臣士奇对曰:“皇上读书作字,惟常自见不足,所以益造精深,正古人日新不已之意也。”

客观地讲,高士奇“不露骨”地恭维,对康熙帝逐渐摆脱沈荃“束缚”,树立独自书写信心,放胆进行创作,获得心理满足等方面应该起到了很大作用。不过,这也使康熙帝更加远离了学习和钻研书艺的上升状态。

由此可知,张、林二内侍虽是启蒙老师,高士奇虽然善书且最早入值南书房,但他们书法方面的名分、地位、作用与影响都无法与沈荃比肩。沈荃曾这样记录应召教书情形:“前赋经筵诗时,偶感寒疾。是日至乾清门祗候,内侍传旨垂问:‘臣沈荃病体愈否?’及召入,又蒙天语亲问:‘身子好未?’”12目前史料还看不到有沈荃之外的侍书大臣能与康熙帝这样亲近。更为重要的是,沈荃更重建功立业,主动迎合康熙帝,以书法资于清初治道。沈荃的同僚孙在丰即说:“论者徒见公操翰入侍至尊……遂以公获受知者惟在于此。不知其吏治之精勤,敷陈之明确,实有以深彻圣听者。故特假游戏翰墨之事,以通君臣款治之情耳。”13《沈荃神道碑》作者邵长蘅甚至说:“予惧后世徒知重公书名。”因此,从康熙帝一生学书经历看,真正名副其实的“书法帝师”只有沈荃一人。

四 “教学形式”的灵活与多样

康熙帝向沈荃学书的具体情形,官方记载仅见于起居注。野史多系风闻记述,一经甄别,多不堪采信。从起居注归纳,其教与学的形式大致有如下五种:

(一)御前书写,即时交流。据起居注载,沈荃曾三次应召,在御前书写示范,供康熙帝观摩。有时,康熙帝也同时进行书写交流。

(十六年四月初十日)上谕喇沙里:“尔可同詹事沈荃于乾清门候召。”少顷,传入懋勤殿,命荃书“忠孝”二大字及“正大光明”四字行书一幅。上览毕,复亲书“忠孝”二大字。喇沙里等出,赐茶。

(十六年五月十二日)申时,召喇沙里、沈荃至懋勤殿,谕曰:“朕昨幸香山寺,登来青轩,俯视京城,历历在目,因题‘普照乾坤’四字,汝可识年月,并记数语。”荃奉旨恭跋而出。

(十六年六月十七日)复命荃写行书一幅、大字二幅。上又亲书“存诚”“忠恕”二扁,同以前御笔“龙飞”“凤舞”二大轴及内府法帖六本赐荃。

(二)私寓书就,呈请御览。在康熙帝学习书法最为集中的十六年,曾于四月初十日及五月二十四日连续两次传谕沈荃:“尔在御前作书,未免拘束,可于私寓写大小字数张进呈,朕将览焉。”

“朕素好翰墨,以尔善于书法,故时令书写各体,备朕摹仿玩味。”对此,起居注记有三次:

(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前,上出尚方笺楮,命国子监祭酒沈荃,撰屏风铭楷书以进。是日呈御,上赏其书,赐表里各三匹,命于乾清门赐茶。

(十六年四月十三日)詹事沈荃以所书大小字遵旨进呈,命喇沙里偕荃至懋勤殿。上览毕,称善,俱留中。

(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詹事沈荃进呈奉旨草书《千字文》《百家姓》,学士喇沙里率同启奏。上览毕,将御书汉字二幅赐荃。令喇沙里传谕曰:“……今将朕所书之字赐汝,非以为佳,但以摹仿尔字,故赐汝观之,果相似否。”

(三)共赏法书,切磨规诫。康熙帝曾与沈荃两人一起欣赏内府所藏古代书法名作,发表议论,交流心得。起居注记有一次:

(十六年六月十七日)未时,召沈荃至懋勤殿,出示御府晋、唐、宋、元名迹及《淳化》《兰亭》诸帖。荃阅《九成宫帖》奏曰:“此铭乃唐魏征所撰,颂美之中仍寓规诫。臣见《贞观政要》一书,君臣咨儆,大有裨于治道。皇上宜置左右,时加省览。”上曰:“朕观魏征,当日每见太宗,必尽言极谏。如‘愿为良臣,不愿为忠臣’之语,甚有意味。此书朕亦时时览之。”

(四)刻拓御笔,展示成效。康熙帝学习书法过程中,沈荃会不失时机地予以肯定和鼓励。如十六年六月十七日沈荃受赐“存诚”大字后,“刻石于詹事府署”,既巧妙地宣示了康熙帝要大臣与其“一体同心”的诫儆,又很好地展示了康熙帝的学书成效,得到了康熙帝的认可。

(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是日,詹事沈荃以上所赐御笔“存诚”二大字,刻石于詹事府署,拓

成二幅进呈。并启奏:“诸臣有求此石刻者,应否给与,特请圣旨。”上传谕曰:“二字刻来甚好,若有求者,尔可酌量拓与之。”

(五)颁赐御书,以书会臣。从起居注看,无论是主动颁赐或是依请颁赐,书法都成了康熙帝与大臣交流沟通的特殊媒介。向大臣们颁赐御书时,康熙帝一般会表露学书感受,评价自己及他人书法,有利于沈荃准确掌握“学情”,以便进行针对性指导。

(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上又召学士库勒纳入,偕侍卫尔格捧上谕及御书卷轴出,赐库勒纳大轴一……沈荃长卷一……。谕曰:“卿等日侍讲筵,夙夜匪懈,启沃之暇,每以朕书为请。朕万几余闲,时取古人墨迹临摹,虽好慕不衰,实未窥其堂奥,何可示人?卿等既为文学侍从之臣,即有成就德业之责,故因所请,辄以颁赐。朕意其悉之。”

四 书法艺术与资于治道

有学者指出:“为大清王朝争正统,这是康熙朝的政治核心,也是清前期的历史主题。”14大量史实表明,康熙帝学习书法的政治象征意义远远大于日常书写的需要:延请沈荃担任自己的书法老师,系康熙帝借助书法在中原传统文化中的标志性地位及沈荃在“云间书派”的领袖地位,为自己塑造“正统”文化身份,以便“楷模”天下的一个文化策略;选择“崇董”这个点切入,系为了将董其昌“以禅入书画”的文化理想及其虚和秀逸的书风演化为清初的“文治”风尚,以利从根本上化解海内外对满清“得国不正”及剃发、易服、圈地的抗议风潮与恶劣影响。具体来说,显著的政治功用、有限的时间投入、简单的技法学习、等级森严的师生关系等原因,导致康熙帝未能借助沈荃探得“董书”之骊珠,书法水平仅达到规范、流利、美观的日常书写层面,无缘跻身一流帝王书家之列。

(一)显著的政治功用。从文献记载看,当国事艰难,需要以书法辅助政治活动时,康熙帝练习书法“寒暑不辍”,并经常给满汉大臣等颁赐御书。如起居注十九年正月二十日记,康熙帝赐牛钮御书并说:“此朕几务余暇所书之字,虽未甚佳,以尔职在机密之地,特以赐尔。”二十多岁的皇帝将“未甚佳”的御书颁赐股肱之臣,不是为了展示自己的艺术才华,而是希望在平定“三藩之乱”的关键时期,牛钮能与自己“心结一体”,共渡难关。这样的例子在起居注里俯拾皆是。据起居注可知,为表明文化选择,推行儒家教化,融洽上下关系,展现勤勉作风,康熙帝先后书写并颁赐御书八百余幅15。对于一位勤于政务的皇帝来说,这个量已经很大了。但现知这个量是少于实际颁赐量的。如三十三年闰五月初三日,起居注未记张英受赐御书一事,但初四日有如此记载:“上颔之,因笑曰:‘张英昨已书笃素堂赐之,彼遂不敢再请耳!’”另,康熙帝《跋赵孟墨迹后》:“朕于古人诸法书无不展玩临摹,而于米、赵墨迹尤珍爱,不忍释手。仿成卷轴,动辄盈千。”16这说明有些情况起居注未记。由此可知,书写并颁赐御书已经成为康熙帝重要的行政工作内容。

而当“海内宁谧”,康熙帝需要借助书法达成政治目的的需求减少时,他也就很少写字或不写字了,甚至到了臣子求他他也不写的地步。

(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伊桑阿等奏曰:“……伏愿皇上常御翰墨,写字作文,以流传万世 ……”上曰:“或有谓写字作文皆系虚文粉饰,虽极精工,亦无益于国计。朕不写字作文亦已久矣。”

(二)有限的时间投入。从理论上计算,沈荃和康熙帝在九至二十三年共15年内有交集可能。其中,九年九月初三日至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即沈荃未任起居注官之前,起居注无相关记载。有详细记载的是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至沈荃去世的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共11年零6天。在这段时间里,沈荃和康熙帝总计见面236次,其中,为书法事被召见4次,起居注值班时涉及书法事4次,单一起居注值班224次,参与议事3次,二十一年上元节御前赋诗1次。

由此可知,康熙帝向沈荃学习书法,起居注所记只有8次。其中,现场书写和进呈自己书作各三次,进呈御书拓片一次,接受颁赐御书一次。总次数很少,这是一个特点。另一个特点是相关活动主要集中在十六年,该年共有5次,其中包含比较重要的3次现场书写。另外3次在十四、十七和十九年,分别是进呈自己书作、进呈御书拓片和受赐御书。也就是说,如将十四、十七、十九年都算上,康熙帝向沈荃学书最多只涉及4个年头,时间总量也很少。

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规定,起居注官值班时离皇帝较远,没有旨意更不能说话或近前。17沈荃以詹事名义参与议事,发言机会不多且次序靠后,也没有谈论过书法。上元节御前赋诗,沈荃同所有大臣一样,只有一句步韵诗:“黄钟大镛谐祯祥。”由此可知,《清史稿》所记:“被圣祖仁皇帝特达之遇,日或一再召见”等情况,应是采自野史,官方并无记载。在康熙帝学书最为勤奋、宣召沈荃次数最多的十六年,即便沈荃《沈文恪公书札·金筹扬》所记,也仅为“四月后屡奉宣召”,而并非“日或一再召见”。

(三)简单的技法学习。“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而变,用笔千古不易。”这是赵孟的著名观点,后世虽有聚讼,但被大多数人奉为圭臬。以此审视康熙帝学书沈荃期间的书迹,会发现康熙帝并未做到“以用笔为上”,他的书写取法并不甚明晰,笔画形态多系惯性书写而成,力度稍弱。从章法、字法、笔法看,前两者相对较好,后者最弱;从临习与自运看,临帖水平高于自运;从大小字看,大字书法好于小字。现存史料中也未见两人细致探讨笔法的记录。这些现象表明,康熙帝与沈荃对于传统帖学的笔法奥秘未能深入探讨,或有探讨而未能落实。

“人书俱老”时,康熙帝所讲临帖经验也很笼统:“学书须临古人法帖,其用笔时轻重疏密,或疾或迟,斟酌俱各有体。”18由此可知,康熙帝重视书法的政治功用,缺乏将碑帖技法运用到实用书写的主动意识,对于内容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字迹等因素,可以说,这也是为政之人学习书法的一个典型案例。

(四)等级森严的师生关系。康熙帝作为专制君主,唯我独尊,万事专断,无法潜心学习书法;沈荃虽“亟承天宠,极儒生希有之荣”,但本质上仍是一个“词臣”。由于两人悬殊的社会地位,森严的君臣等级,导致无法建立、维系正常的师生关系,只能在就事论事的情况下,保持一种“畸形”交往。如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康熙帝拿自己临沈荃的字让他看“果相似否”,当时康熙帝书法还比较稚嫩,但沈荃却说了这样没有原则的话:“臣获恭亲宸翰,精妙已极,实由天纵。臣书陋劣,何堪上呈御览。”说明沈荃根本没有敢把康熙帝当学生对待,也不能坚定地站在艺术的立场评价其书法,也说明“有一笔不似处,沈荃必直言之”,很可能是有水分的话。19

从相关记述发现,沈荃一生走的仍是传统文人士大夫“学而优则仕”“货与帝王家”的老路,在政治权威面前,自己并不以书艺自重。在康熙朝内升后,沈荃主要精力与才华用在编纂顺治帝实录、大清会典,整理起居注及书写应制书法与文章等方面。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沈荃甚至向康熙帝坦言,自己“书法甚为生疏,每奉旨命书,臣皆勉强缮写进呈”。其辞世前的表现也反映了他的人生追求:“被疾寖剧,伏枕草遗疏谢恩,辞旨诚切。时幼子宗敬侍侧,跪问家事,公不答,口占辞世诗,命宗敬代书。书毕,遂暝。”沈荃《墓志铭》《传》《神道碑》《家传》等无一例外地对沈荃的为官从政记载最详,而对其书法均寥寥数笔带过,是很有意味的一件事。“书为小道”的传统观念,或许仍然深植于时人心中。

康熙帝学习书法与一般士人有相同之处,也有根本的区别。康熙帝拜师、临帖及自运学习的方法,想要实现自主阅读、书写汉字的愿望,享受书法表情达意、陶冶性情的艺术美感等,均与一般士人没有不同;但是,因为满人身份、皇帝使命,康熙帝更多从政治的视角认识与把握书法,借助书法维护满洲贵族的封建专制统治,最终把书法演变成从中华传统文化中获取“正统”形象与统治力量的工具,则与一般士人学习书法又有了根本的区别。因此,如对康熙帝学书沈荃进行全面评价,或许可以这样说:把书法学习政治化,成就“文治”伟业,是康熙帝书法学习之得;没有得到

“董书”法脉,未能跻身一流帝王书家之列,是康熙帝书法学习之失。与此相应,以书法忠君报国,立功立德,是沈荃书法事业之得;对于康熙帝学书采用过于宽松的标准,未能严格坚守书法的艺术品格,自身亦未能脱开词臣的局限,发展艺术追求,成为一流书法家,则是沈荃之失。

注释:

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言》,见《历史语言研究集刊》1930年第1本。

姚淦铭、王燕编校:《王国维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四卷,第33页。

③⑩徐尚定:《康熙起居注》(标点全本),第一册,第76页;第六册,第69页。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

④⑤⑨瑏瑡清世宗编:《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第2、2、2、3页,清雍正十年内府刊本。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版,第209页。

⑦⑧瑏瑢瑏瑣瑏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9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66、6、2、66页。

1419 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三联书店2015年版,自序。

15张万兴:《从起居注看康熙帝颁赐御书的政治功用》,《历史档案》2012年第2期。

16《佩文斋书画谱》卷67,中国书店1984年版。

17参看《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05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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