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袁世凯而言，1908年极为不顺，从“位极人臣”到“开缺回籍养疴”，奋斗了大半生，从繁华京津退回几十年前起步的故乡。如果说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情况，估计根本没有人相信。但这件事为何发生？如何发生？怎样演进？为什么短短三年，袁世凯重出江湖，反而赢得了一个“非袁莫属”的美名？时移世易，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可以尝试着摆脱政治困扰，重建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的真相。
开缺：可说或不可说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上疾大渐。酉刻，崩于瀛台之涵元殿”①。酉刻为傍晚五至七点，“龙驭上宾”的光绪帝生于1871年8月14日，满打满算三十八岁，“壮志未酬身先死”。然而，更为奇特的是，光绪帝后事还没办，翌日“十一时闻太皇太后危笃，又拟进懿旨命摄政王裁定军国政事，有重要事件由摄政王面请皇太后旨行。旋检查孝贞显皇后旧典。二时闻太皇太后换衣，摄政王与庆邸、各堂入宝光门敬视太皇太后升遐，即拟进太皇太后遗诰及哀诏。”亲历其事之许宝蘅惊叹：“呜呼！十一时中两遘大丧，亘古所未有，可谓奇变，余缮写各旨时心震手颤，莫知所主。”②国内外一切关心中国事务的人，普遍担心政随人亡之政治规律再度发挥作用，不知道两宫相继去世究竟对中国、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那些流亡海外长达十年的老维新党人，他们在过去几年的政治演变中蜕变为坚定的保皇党人，坚信清廷内部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派别：年轻的光绪代表变革力量，年迈的慈禧代表保守势力。光绪帝突然死亡，在老维新党人看来一定有阴谋。康有为“突闻光绪噩耗，悲病万分。光绪幽囚以来，并无大病，忽撄不治，传说纷纭。嗣闻为袁世凯所毒杀，乃由海外上摄政王书，请诛袁世凯以谢天下，并发布讨袁檄文”。在这篇檄文中，康有为明白指控袁世凯是杀死光绪的凶手。根据康的逻辑，袁世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担心慈禧逝后光绪复仇，清理十年前戊戌旧事③。
梁启超也利用各种关系上书摄政王、善耆等，“鄙意谓为今日之计，必宣布此贼(袁世凯)罪状，乃可杜外人干涉之口。其罪状除离间宫廷为众所共知外，其尤大者则在山东巡抚任上，纵拳出境，以畿辅为邻壑，酿成庚子大祸。此本极显著事，而内外人均熟视无睹。苟揭此状，则外人将憎恶之不暇，岂肯更为卵翼？”这个建议虽然阴毒，击中要害，但梁启超忘了，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是由列强建议；袁在山东的全部举措，与列强政策若合符节。
一计不成，再来一计。梁启超如康有为一样，仍然回到袁世凯与两宫关系上做文章：“今两宫既先后升遐，戊戌前事非复臣子之所忍闻，即措词亦复不易易。虽然，此罪若不有所归，则大行太皇太后与大行皇帝慈孝之德，终不暴著于天下，使后世史家不能不有所怀疑，非有疑于太皇太后之慈，则有疑于德宗之孝，夫使二者而有一于是，则今上皇帝与摄政王之心，其能安平。窃谓宜以两宫遗意(必两宫然后可)，暴其离间宫廷之罪，措辞虽简单浑括，亦所不妨，盖但有此而两宫日月之明，已永不复为浮云所能掩矣。”如此，“以彼贼诬君误国之罪，虽明正典刑，殊不为过，但监国仁慈，必不忍出此，且持之太急，或恐外人疑及今上皇帝宽仁之度。则以鄙见策之，虽最轻亦宜加以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④
康有为、梁启超等政治流亡者对袁世凯的指责，从现在能看到的史料说，不过是捕风捉影，并没有确凿证据，因而清廷并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做。当然，康、梁都是过去十年最具世界影响的中国政治人物，他们在海外发声，没有影响清廷决策，但却深刻影响了海内外舆论，风光一时、名声显赫的袁世凯竟然在两宫去世不久迅速成为众矢之的。国丧未完，清廷于十二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突然发布谕旨：
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酌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驱驰。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著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⑤
从这个谕旨看，清廷并没有如康、梁呼吁，去追究袁世凯什么责任；摄政王载沣也没有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杀袁世凯为其兄光绪帝复仇。其实，十年前的故事应该很清楚，所以摄政王在其日记中并没有光绪帝临死前郑重嘱托杀袁的记录，他在摘录开缺谕旨后，只是注明袁世凯开缺后调整的“枢垣”名单：庆王、世相、张相、鹿协揆、那相，即奕劻、世续、张之洞、鹿传霖、那桐⑥。
军机章京许宝蘅为两宫遗诏等文件起草人，多少知道一点内幕。其十二月十一日(1月2日)日记：“入直。军机见起后复召世、张二相入，发出蓝谕三道：一、袁太保开缺回籍养疴；二、那相入军机；三、澍贝勒在乾清门侍卫上行走。按，澍贝勒为孚郡王之嗣子，乙未、丙申间得罪革爵圈禁，庚子释免者。”⑦
从许宝蘅的记录中感觉不到什么阴谋。其实由此向前追溯，两个多月前，许宝蘅曾为袁世凯“足疾”代写过请假条：九月“十三日(10月7日)，大风。五时三刻入直，十一时散。袁监述两宫定于二十六日回城，昨日直督荐医屈永秋、关景贤进诊，闻初九日军机大臣召见时，两宫泣，诸臣亦泣，时事艰危，圣情忧虑也。为项城拟请假折，因足疾请假五日。”⑧此时距两宫去世一月有余，知两宫虽然忧心忡忡，但朝局并没有多少异样，因而袁世凯因“足疾”请假只是一个平常事，无足为奇。
“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是清廷宣布罢免袁世凯职务，回籍养疴的唯一理由，而且清廷甚至明确表示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酌用”，在宣统小皇帝即位后，仍然获得朝廷信任重用，“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驱驰”，朝廷之所以在如此困难时期同意袁世凯回籍养疴，只是出于袁世凯健康状况考虑。然而一百多年来，研究者很少有人相信清廷这个官方表述的真实性，以为袁世凯开缺就是清廷有意为之，所谓“足疾”，不过是一个借口。事发不久，恽毓鼎发给两江总督端方一份电报：“桓温(指袁世凯)之得罪也，外间皆未窥真相。光宗(指光绪帝)上仙，颇有红丸之疑，不啻梁冀之于质帝矣(且结中常侍)。伏皇后曾奉献帝衣带诏，使除曹阿瞒以复仇，相王(指摄政王载沣)亦与闻焉。是日罢相制书，本有‘跋扈不臣，万难姑容’八字，以褫职编管处之。代相(指世续)独与谋，力为解，乃易今文。”⑨
恽毓鼎的描写充满想象，但据这份密信透漏出的信息，参照其他资料，大致可知在两宫相继死亡后，袁世凯确实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甚至有人将他比拟为东汉权臣梁冀，暗示光绪帝之死与袁世凯脱不了干系。光绪帝同父异母弟，也即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涛后来回忆：“载沣摄政不久，即下谕罢免袁世凯。据我所知，促成其事的为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他们两人向载沣秘密进言，此时若不速做处理，则内外军政方面，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消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大意是说袁心存叛逆)。善耆主张非严办不可；载沣彼时对袁，也觉得是自己的绝大障碍，遂同意善耆的做法，又将谕旨用蓝笔写好(彼时尚在大丧百日之内，不能动朱笔)。其实，这类事必须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去做，不是可以迁延时日，从容研究的。事后就有人说过，袁每日上朝，仅带差官一名；进乾清门后，便只他单身一个人，若能出以非常手段，干了再说，即使奕劻如何有心庇护，张之洞如何危言耸听，亦来不及了。可是载沣哪里有康熙皇帝擒鳌拜的决断和魄力呢？据闻那一道谕旨原文，是将袁革职拿交法部治罪。这从袁的方面来讲，就已因此有了宽转，结果可以不死了。及至拿给奕劻等一看，奕劻尚模棱其词，不过说此事关系重大，请王爷再加审度。张之洞则明白说什么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力为反对。彼时，凡是谕旨非经军机大臣副署不能发表。载沣处此僵局之下，竟自无可如何；乃将原旨一再修改，措辞前紧后松，变为开缺回籍养疴，纵虎归山，自贻后患，善耆等亦只有付之浩叹而已。”⑩
这些记录与讨论均从阴谋论出发，都忽略了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理由是否成立。按照这些说法，一个权倾朝野的重臣，怎么能因为什么一点“足疾”而开缺呢，“足疾”只是摄政王随便编造的一个理由。
其实，袁世凯患有“足疾”，而且犯起病来还比较严重也是事实。据《洹上函稿》，袁世凯离开北京并略微安置稳定后，曾给亲朋好友写了一批报平安的信，这些信都或多或少提及自己的身体状况：宣统元年正月十五日(1909年2月5日)，袁世凯在复山东巡抚袁树勋、复两广总督张人骏、复浙江巡抚增韫，以及正月十八日(2月8日)复江西巡抚冯汝骙，正月二十日(2月10日)复济东泰武临道徐世光，正月二十四日(2月14日)复长江水师提督程炳文，二月初五日(2月24日)复安徽巡抚朱家宝，二月初七日(2月26日)复曹州镇总兵陆建章，二月初十日(3月1日)复大理院正卿定成，二月十一日(3月2日)复署南汝光道邹道沂等一系列函稿中，都表达了同一意思而文句稍有差异：“兄自去年秋间忽患腿痛，不良于行，曾经请假两旬。只以枢垣职任繁重，不得不销假力疾从公。入直必须人扶掖。腊月，疾益增剧，仰蒙朝廷体恤，放归养疴。圣恩高厚，莫名钦感。比来寄居卫辉，调治宿恙。”(11)这些向袁世凯问疾并得到回复的人，均与袁世凯有着某种特殊的姻亲关系，或私人关系，且均为方面大员，或体制内相当层级的官员，他们或许听到了一些不好的议论向袁世凯婉转求证，而袁的回答虽然没有批驳那些传言，但却正面介绍了自己的病情。宣统元年十二月，也即袁世凯回籍养疴一年后，他复信张一麐：“弟足疾多方调治，迄未大痊。现经仲芹每夕使用电气，血脉颇觉活泼，惟步履究未能爽健如常。”(12)对这些亲朋故友，且与朝廷关系错综复杂的亲朋故友，袁世凯对自己病情的介绍是真实的，值得据此进行讨论。
清廷发布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的时间为1909年1月2日，而袁世凯在信函中介绍自己病情的最早一封信为2月5日，其间有一个多月的空白期，因而为各种各样的传闻提供了可能。据张国淦，“有谓是日(1月2日)隆裕太后面谕监国叫杀的，有谓亲贵们主张拿交法部治罪的，经张之洞再三乞恩，始改为开缺回籍养疴。张乞恩理由，以为袁在直多年，握有庞大的军力，如果严惩，恐生他变。当日经过是否如此，外人不知也。有询张者，张亦不明言”(13)。
张之洞没有向询问者明言，但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却对此事有相当明确记载：“监国摄政王秉太后意，令军机拟旨，祸且不测。公(张之洞)反复开陈，始令回籍养疴。公退语人，曰主上冲龄践祚，而皇太后启生杀黜陟之渐，朝廷有诛戮大臣之名，非国家之福。吾非为袁地，乃为朝局计也。”(14)而据铁良之子穆瀛，“项城放归事，闻诸吾父，云隆裕召军机领班独对，摄政在侧，庆邸入，后出先帝手敕办袁世凯，庆伏地无言，后怒甚，问汝何意。庆回奏请召汉大臣议，并陈张之洞在值未退。后即斥退庆，召张入，示以此旨，张回奏，大意主幼时危，未可遽戮重臣动摇社稷，可否罢斥驱逐出京？后默许，遂有回籍养疴之谕。”(15)
细读这些记录，细节丰富。但也正因为细节丰富，因而令人生疑，那些两人私下对话，究竟是如何传出的，假如清廷，或者说隆裕太后、摄政王，以及那些与袁世凯相仇雠的满洲少壮派真有杀袁之心，或者说光绪临终前真有杀袁谕旨，袁世凯能跑掉吗？其实，这一切传闻均源于1898年故事，源于那年袁世凯“告密”，背叛光绪，背叛维新派的传言。
在朝政并不透明的时代，这些捕风捉影的传闻当然也并不全是空穴来风，仔细梳理各方面记述，也能找到官方不易解释的蛛丝马迹。袁世凯开缺主因“足疾”不必怀疑，但“足疾”既然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而突然在国丧期还没有结束时宣布“开缺回籍养疴”，显然还有另外不易解释清楚的原因在。读袁世凯同僚、军机大臣鹿传霖日记，如下记录值得注意：十二月“初七日……六时入直，召见如昨。江春霖对奏，未交下并召见。”“初九日，晴，美派大使事饬缓。”十一日，“入直召见同前，邸(庆亲王)仍未上。陈田、赵炳麟封奏内存，旨袁世凯解仕回籍养疴，复召世、张入对，遂下罢袁之旨。那桐入枢学习，载澍派乾清门侍卫。”“十六日，晴风，严修封奏，谓项城长外交，遽罢，各国生心，请予病假仍启用，发阅，仍存内。”(16)从鹿传霖这几天并不连贯的零散记录中，隐约感到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除了“足疾”，似乎又与当时他负责的外交问题有关，至少袁世凯开缺如严修预示的那样，或许将引起外交上的麻烦。
据严修日记，十二月十一日，“项城是日开缺”；十二日，“候项城不遇”；十三日，“再候项城不遇”；十四日，“送项城于车站。遇仲鲁、瑞臣、慕韩、杏城、雨人”；十五日，“拟上封事腹稿”；十六日，“封事传留中”(17)。如此，正与鹿传霖的记录吻合。
鹿传霖说严修挽留袁世凯的理由，“谓项城长外交，遽罢，各国生心”(18)，证之后来的研究，袁世凯罢官确实引起了列强对中国政治稳定的深度怀疑，美日诸国也通过不同方式、渠道试图干预(19)。从这个视角进行观察，袁世凯的门生沈祖宪、吴闿生的《容庵弟子记》中的说法更接近于真实：“时，清帝德宗病势日剧，孝钦后预议继统事。公(袁世凯)在枢垣，最为孝钦后所倚任，青浦陈说，情同一家。醇亲王载沣长子常出入内廷，孝钦后密以询公，公一力赞成。十月二十二日，德宗晏驾，遂以宣统帝入承大统，公虑孝钦后年高，且皇族中亦颇有争竞继统者，主幼国危，无所统帅，必生变乱，倡议以醇亲王载沣监国。二十四日，孝钦后遽崩。于是公寓二三老成从容定策，七鬯无惊，中外咸深叹服。公感悼孝钦后知遇，拟俟大丧事竣，亦即告退。乃未及上书陈请，而局势忽变，论时事者言咙论杂，咸莫测其由来，不知公之去位，实由于派大使一案也。”(20)由此回想鹿传霖初九日日记：“美派大使事饬缓”(21)，大致可知沈祖宪、吴闿生的说法应该来自袁世凯本人。
“派大使一案”由来：“先是，公因甲午、庚子之后，政府虽一意讲求外交，而操纵失宜，究不免为外人所轻视，中国等级，向居人后，海牙和平会置列三等，亲贵出洋，何尝无所激刺？奈何事过辄忘。公因美之商派大使，遇我独厚，密建联美之策。先与庆王商定后，乘间独对，畅陈中国宜派大使理由。孝钦后甚韪其议。旋遭大故，枢廷同列以不获预闻其事为恨，有议公之轻举者，于是横生阻力，事败垂成，其机会为至可惜也。”(22)这是清末最重要的一个外交大事，也是慈禧、光绪在生命最后岁月所作出的一个重要决定，然而这个决定还是来得太迟了，当唐绍仪受命率领使团前往华盛顿的时候，日本赶在唐绍仪抵达前，加速与美国达成了一项新协议：“唐绍仪，‘一个敏感而易于动摇的人大为沮丧’。他有种种理由可以感到沮丧。最坏的事情正在国内发生着。他的上司和支持者袁世凯正面临着厄运，即使能够幸免一死，也难逃贬谪的耻辱。他(袁世凯)正在因为唐绍仪赴美之行预料可以成功而暂保他的官位。他曾经许下诺言说唐绍仪能够从美国获得足够的支持来抵制日本在满洲的侵略。日本急忙利用罗脱—高平换文来证明唐绍仪的谈判失败，从而暗地里伤害袁世凯，造成他的免职，并且终于使唐绍仪奉召回国。”(23)这是袁世凯开缺在外交上的原因，也是最有说服力的解释。
回籍：传闻、想象与事实
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的真实原因，由于牵涉外交，清廷并没有更详细披露。也正因为没有详细的官方解释，因而为各种演绎提供了可能。至于“回籍”的细节，其实也可以作如是观。一个貌似权威、一手的记录这样说：“内阁值日官捧诏告袁曰皇上有旨，袁颓然色变，未及读诏，张之洞自内出，告袁曰上以公足疾，命回籍养疴。袁读诏毕，连呼曰天恩高厚，天恩高厚。袁回寓后，张一麐遂藉故逃避。袁之仆从见张逃，亦皆惶惶，或谓自免官诏下，袁之寓所风声鹤唳，处处惊惶，若不知祸之终极矣。”第二天(十二月十二日，1月3日)一大早，袁世凯入宫谢恩，随后搭乘快车至天津。有英国人海鲁与袁同行，曾作车中纪事，云“头等车内仅三数人，予觅一近暖气处坐定。旋来一人，衣素服，发毛鬓鬓，随从甚多，坐处与余相对。见其仆辈置似新闻类一束于其旁，其人遂翻阅，两点二十五分，车过丰台，约有四十分钟，其人端坐未行动。旋有仆人又置似酒类一樽于几上，车上之仆均事之甚谨。余察其人举动，异于常人，以英语询车中检票人，知为清国军机大臣袁世凯。四点三十分，车至老龙头，袁下车后，即乘一华丽马车往西行去”，先至德国饭店，饭后至杨士骧衙门，住署后花园。其眷属于是日晚车亦到天津，住德国饭店(24)。
张国淦据传闻有与上述并不完全一致的描述：袁世凯“匆遽微服赴津，暂憩于英租界利德顺饭店，令人密告直隶总督杨士骧嘱图一晤。杨闻之大惊，立遣其长子毓瑛(字璞山)往见，始知袁拟连夜搭轮赴日本避祸。毓瑛告以其父不便出署，但太老师(指袁世凯)系奉旨穿孝大员(袁以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奉旨赏穿百日孝)，今擅释缟素，又不遵旨回籍，倘经发现，明日续有电旨令拿办赴京，则祸更不测，且亦决无法庇护。袁听之彷徨无策。毓瑛返署报告其父。杨立饬铁路局速备三等车两辆，另调机关车，升火待发。再令毓瑛赴利顺德报告袁，即陪同坐一辆马车赴老龙头火车站登车，由路局某总办陪同返京。杨并坚嘱袁明晨必须返豫，不可稍作勾留。”(25)
如果按照张国淦的演绎，“老江湖”袁世凯似乎乱了方寸。然而另一种说法却是，在袁世凯潜往天津的时候，朝廷内部也为他的出处多有争论。庆亲王奕劻、张之洞、世续等轮番向摄政王载沣求情，以为袁世凯不管有怎样的问题，但毕竟其才可用。“相王(摄政王)言予亦知其有才，但予不忍用之。如用之，予无颜以见元祐皇太后。北骨(张之洞)乃不敢置词，惟云桓(袁)本有去志，可否使乞骸骨，因而允之。相王不悦，云公勿晓晓，奉行制书可也。”(26)据恽毓鼎记录，重臣劝说无法打动摄政王载沣，于是有学部侍郎严修惊人之举：十三日，“军机大臣袁世凯于十一日奉旨罢归，今日学部侍郎严修疏请收回成命，不报。严为项城援引，由编修超擢侍郎。此举尚不失为君子，胜于反面若不相识或更下石者远矣。”(27)
照此思路继续推演，一切努力终归失败，袁世凯只好按照杨士骧安排十三日早车返回北京。“闻其来天津，一则与杨士骧有密商事件，一则支取银行存款，汇往河南。至其眷属来津，实因惶恐所致。”(28)更有一种说法，袁世凯之所以匆忙逃往天津，主要是因为他想利用与杨士骧的特殊关系在天津暂时躲避，如果局势继续恶化，他将从那里转往日本。此说最系统的表述为袁静雪：“有一天，庆王奕劻向我父亲透露说，载沣将要有不利于他的举动，最好赶紧躲避一下。这时候，杨士聪(他是当时直隶总督杨士骧和后来我父亲倚如左右手的杨士琦两个人的八弟)正做着京津铁路督办，便在夜间护送我父亲到了天津，住在法租界利顺德饭店。我父亲原想由天津逃亡日本。可是，我父亲的门生杨士骧得到消息以后，立刻派他的儿子两次到利顺德饭店说明利害，劝我父亲回京，他自己却避嫌没有出面。我父亲接受了杨士骧的建议，这才又回到了北京。我父亲回到北京以后，就接到了让他‘回籍养疴’的命令。这时，他内心的恐惧，才慢慢地缓和下来。”(29)袁静雪的这个说法极具戏剧性，但其时间、逻辑，均有问题，第一，庆王什么时候向袁世凯透露过如此大事？第二，杨士聪夜间护送有何凭据？第三，袁世凯究竟是先得到免职令，还是先去天津？凡此，均使袁静雪的说法令人生疑。
比较可信的记录，仍属《严修日记》，尽管严修级别低一点，毕竟同朝为官，所记大致不差：十二月十一日，袁世凯开缺。第二天、第三天，严修在上朝时有意识“候项城不遇”。第四天，十四日，“送项城于车站”；十五日，“拟上封事腹稿”；十六日，“封事传留中”(30)。从严修记录看，袁世凯在开缺后只有十二、十三两天空当，因此，第一，上述任何一种记述，袁世凯都不可能在两天内往返天津，因为这里还有谢恩、交接、善后诸多事项；第二，严修与袁世凯同朝为官，且为好友，如果袁世凯离开北京，严修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不可能连续三天在上朝时苦等；第三，严修十二月十四日送项城于车站，说明他大致清楚袁世凯的行程。综上所论，袁世凯被宣布开缺回籍养疴后，可能并没有什么天津之行。
袁世凯是负责外交事务的军机大臣，位高权重，且受到美、英、日诸重要国家外交当局、外交官的尊重，在罢黜袁世凯上谕发布当天下午，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就将这一消息电告国务院，并迅即与各国驻华公使聚集商量对策，建议各国政府联合就此事向清政府提出抗议(31)。在这样一种特殊外交背景下，一定要说袁世凯仓皇失措，惶惶如丧家之犬，可能属于小说家言，并不值得采信。
十二月十四日(1909年1月5日)晨，袁世凯带着深深眷恋，“由西车站仓皇登车，时到站相送者，仅学部左右侍郎宝煦、严修及端绪(礼部郎中，端方之弟)、继光(端方之子)数人而已”(32)。亲临车站送行的严修则记录为仲鲁、瑞臣、慕韩、杏城、雨人诸人(33)。而在袁世凯记忆中，还有那桐的弟弟那晋(34)。
袁世凯此次返乡，大儿子袁克定、二儿子袁克文并没有一起离开，他们兄弟二人仍留在京城“供职，幼者均携来卫，以便督令读书”(35)。据此，袁世凯并不像被彻底罢官、扫地出门的流放，因此对袁世凯“开缺”的真实意义，还值得重新思索。
养疴：旧疾、新病与追求
回籍养疴的袁世凯并没有返回原籍，“因项城原籍屋宇无多，不足栖止全眷。适卫辉有旧置房舍一所，因而暂居，调治宿恙。”这是袁世凯自己的说法，而外间纷传后来甚至连他的子女也信以为真的另一个说法，是他与兄长袁世敦长期不睦(36)。
其实，如果照袁世凯说法，他之所以选择卫辉，一是因为这个地方风景宜人，名气很大；二是因为老友徐世昌竭力推荐。徐世昌虽为直隶天津人，但其曾祖、祖父均在河南为官，徐世昌本人就出生在卫辉府城曹营街寓所，河南卫辉为徐世昌最认同最具感情的故乡，因而他不厌其烦向袁世凯宣传卫辉的好处。据袁世凯回忆：“回忆往时，徐鞠人相国，尝数数为我言其风景之胜。”据袁世凯实地勘察，徐世昌的说法并不过誉，其自然景观、人文资源均负盛名已久：“观其山势嵯峨，泉流清澈，信可壮也。辉于古为共伯国，庄生所称共首之山即此。盖其名实由来久矣。自汉晋以来，明贤高隐之士，皆尝顾而乐之。孙登、阮籍、邵尧夫、耶律晋卿、许鲁斋、孙夏峰诸贤，歌啸栖迟，后先蔚映。郁为文采风流，发为丰功伟绩，照耀史策，流辉来祀”(37)。
卫辉今属于新乡，山水佳美，竹木茂盛。卫辉府属辉县苏门山南麓湖有名胜百泉，小有山水之胜，为魏晋以来高人隐士乐意去处。袁世凯隐居卫辉“慎守大臣去位闭门思过之道意”，“其无聊政客、报馆访事人一切斟酌杜绝”。袁世凯在卫辉的住所，为其旧部何棪本提供。何棪本原名何兰芬，字芷庭，卫辉人，曾充新建陆军粮饷委员，因而为袁世凯购置卫辉马市街旧典肆(38)。
在卫辉，袁世凯深居简出，尽量不与外界联系(39)，但对本地名流，并不完全拒绝。袁世凯此时似有从官场彻底退出的想法，有向实业用功的考虑。因身份或其他原因不便出面直接从事，他准备找几个帮手在前面操作，自己居于幕后。据此时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王锡彤记录，袁世凯离开北京返回河南不到二十天，1909年1月23日，“初四日，[王锡彤]偕李敏修谒袁宫太保于马市街寓邸。袁公方五十一岁，须发尽白，俨然六七十岁人，知其忧国者深矣。且正在国恤期间，彼此均不薙发，故益觉黯然。因先约定不谈国事，寒暄毕遂及实业，屡询余禹州矿场之事。盖对于余之对待大姓家族不恶而俨之意，言外实嘉许之。此为余与袁公结契之始。袁幕友谢仲琴及其族弟勉堂均晤。仲琴自在高丽即参戎幕，至今老诸生不受褒奖，修洁士也。勉堂老成敦厚，袁族之贤，以通医术，故独相随至卫”(40)。
卫辉府，府治汲县，下辖汲县、新乡、辉县、封丘等十一县。刚到卫辉，袁世凯的病情并没有多少好转，而居住条件似乎也不那么理想。二月十一日(3月2日)，袁世凯复友人信说：“出都后寄居卫辉，调治宿恙，亦无大效。此间屋宇狭隘，人烟稠杂，于病躯甚不相宜。辉县有荒园一区，拟于春暮赴彼独居静养，眷属仍留卫郡。”(41)第二天(二月十二日，3月3日)，袁世凯在另一复信中说：“寄居卫郡，调治宿疴，一时尚未能元复。此间屋宇殊形狭隘，兼之人烟稠杂，于卫生消夏均非所宜。辉县有荒园一区，拟于春暮赴彼独居养病，眷属仍留卫郡。”(42)袁世凯决意在春暮“俟天气和暖”(43)，转至辉县独居静养。三月十六日(5月5日)，袁世凯复出使俄国大臣萨荫图：“兄养疴乡里，倏已四月。比因卫郡庐舍嚣隘，适辉县有旧园一所，小加茸治，移来独居。苏门百泉近在咫尺，拄杖看山，优游啸咏，于卫生消夏均尚相宜。足疾调治多日，迄未大痊，幸气体颇安适。大、二两儿仍留京供职，卫寓眷口亦敉平，聊堪告纾雅廑耳。”(44)
在苏门，袁世凯过得很滋润，“引泉灌竹，拄杖看山，间就老农咨询穑事，未始非山居之一适也”(45)。但到了四月底，留在卫辉的子女因为水土不服，袁世凯开始考虑迁往彰德：“迩来侨寓苏门，荒园数亩，尚饶竹树，聊可优游。适因事来卫，诸儿女因水土甚恶，宇舍狭湫，患病甚多，拟前后移居彰德。俟布置就绪，弟仍返苏门，藉消长夏。”(46)五月十二日前，袁世凯一家迁往彰德：“弟因卫郡水土不宜，一昨移来彰德，藉养宿疴。乡居多暇，聊足避烦嚣耳。”(47)稍后复王士珍信说：“彰德北郊有亲戚空宅一所，去城少远，似较爽适，月之中旬遂挈全眷移居此间。迩来布置略已就绪，下月仍拟独往苏门，消此长夏，以彼中静僻，于避嚣却暑，尤相宜也。足疾多方调治，迄未就痊。所幸气体粗平，堪纾雅注耳。”(48)同天袁世凯在复严修的信中也谈到这些事，并说：“昨在辉县六十里之薄壁镇左近，以一千二百金买山一区，周围约二十余里，土脉尚润，宜于种树，更拟葺屋数椽，明年夏间即往彼中消夏，将与山农木客为伍矣。”(49)袁世凯真有在洹上村终老规划了：“足疾多方调治，迄未就痊，精神亦颇委顿，自度不堪更为世用。莳花灌园，优游田里，长为乡人，以终吾身，于愿足矣。”(50)
洹上村临洹水而得名，洹水又名安阳河。“津门何氏先营别墅于此，公(袁世凯)爱其朗敞宏静，前临洹水，右拥行山，土脉华滋，宜耕宜稼，遂购居焉。宅有小园，草创伊始，莳花种竹，叠石浚池。点缀林亭，题名曰养寿园”(51)。“养寿园”占地两百多亩，袁世凯买下来后重新改造，修筑了高大院墙，院墙上还有几个炮楼，仿佛就是一个围子：“堂居园之中央，凡三巨楹，周拓广廊，轩敞为全园冠，遂以名园者名堂。堂额以孝钦后赐书‘养寿’二字，勒诸贞木。楹帖乃吴江费树蔚集龚孝琪诗句，曰‘君恩彀向渔樵说，身世无如屠钓宽’。书则绍县沈祖宪代书也。阶前立奇石二，一状美人，一如伏虎，咸太行山中产也。”园南有谦益堂，面汇流池，倚碧峰嶂，左接峻阁，右挹新篁。明窗四照，远碧一泓，南园之胜，一枕收之。榜为袁世凯书写，缀以跋，曰“光绪辛丑冬季，皇太后御书‘谦益’二字，赐臣某，圣意深远，所以勖臣者至矣。园居成，谨以名堂，俾出入瞻仰，用自徇省云。联曰圣明酬答期儿辈，风月婆娑让老夫”(52)。
袁世凯对这个园子相当满意，宣统元年六月初十日(1909年7月26日)，他在复亲家，也是这个园子原主人何炳莹的信中说：“弟移居彰郡，业已匝月。村野空旷，较之城市，殊形清爽。房廊构造颇合法，工料亦坚致。小园一所，花树皆新栽，围墙四周，杂树槐柳，数年长成，当有可观。诸荷经营，甚感甚感。家人居此均安适。贱体粗平，堪纾雅注。亦舍弟捐事，多费清神，曷任佩谢。”(53)
那几年，袁世凯的大家庭发生一些变故，这对年过半百、身体有恙的人来说，心情不可能不受影响。时任两江总督张人骏为袁世凯盟兄弟，也是儿女亲家，袁世凯此时致信张人骏，透露了自己的心情：“迩来家运多艰。二家兄于六月作古。三家嫂又于七月弃世。骨肉凋瘁，哀感相乘，弥觉岁月之易逝也。三家兄已于月前接来彰寓，老年手足，藉得聚首。彰郡距京不远，延医诊治，亦较便捷。惟三家兄久病淹缠，断非一时所能复原。前经禀请午帅代为奏请开缺，未蒙允许，仅予假期三月。刻下假期已满，务恳台端俯允据情奏请开去徐州道缺，俾静心调摄，得以早日就痊。”(54)据此，可以想见袁世凯的兄弟之情，也可由其代为请求开缺回思他自己开缺，两者相证，应该相信一个生病的官僚在身体与官位之间究竟孰重孰轻。
在洹上村住下后，袁世凯对政治心灰意懒，不作他想，他用了很大精力财力建设这个园子。他将关系还不错的三哥袁世廉接来同住。兄弟俩或扶杖漫步，下棋聊天，或请几个文人骚客吟诗作词，风花雪月。时而听莺钓鱼，弄舟水池；时而设宴园中，与家人子女共享天伦之乐。袁世凯那张头戴斗笠，身披蓑衣，与三哥袁世廉在舟上垂钓的经典照片，虽说具有“摆拍”的味道，在政治上或有让外界特别是北京放心的暗示，但这种悠闲生活，放松心情，应该是袁世凯在洹上村稳定后的生活写照，至少不会与其生活情境太过背离，有诗佐证：
春日饮养寿园
背郭园成别有天，盘餐樽酒共群贤。
移山绕岸遮苔径，汲水盈池放钓船。
满院莳花媚风日，十年树木拂云烟。
劝君莫负春光好，带醉楼头抱月眠。(55)
烹茶檐下坐，竹影压精庐。
不去窗前草，非关乐读书。(56)
对袁世凯闲云野鹤式生活，或以为真实，但更多研究者认为这是袁世凯刻意做给北京那些反对者看的。他要让那些反对者相信自己渐渐习惯了这种乡间生活方式，渐渐看破红尘。不过，也必须指出的是，袁世凯“回籍养疴”的主要使命毕竟是“养疴”，他的病体在大致轻松的外部环境及慢慢调理下，半年后略见好转，“足疾近来颇见轻减，步履已能如常。惟远行一里以外，则觉费力耳。自可无庸再加燻治”(57)。
作为一名老资格政治家，朝廷一品大员，说袁世凯就此息影林下，不再过问政治，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不过，在他度过“开缺回籍养疴”最初阶段后，他确实想再做点事情，希望在实业上有所斩获。
协助袁世凯从事实业的，除了他的老部下周学熙，还有一个新人王锡彤。王锡彤字筱汀，号悔斋，晚号抑斋行一，卫辉人，生于1866年，长袁世凯三岁。王锡彤年轻时与李敏修(李时灿，字敏修)共斋读书，后一起在家乡从事教育，并参与地方事务，如赈灾，还参与主持禹州三峰煤矿公司。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王锡彤有友人王祖同，字肖庭(58)，河南鹿邑人，1909年初分派至江西任饶州府知府，从北京赴任时经卫辉往访袁世凯。袁在表明自己心迹时说“官可不作，实业不能不办”，力言实业关系国家兴衰之重，并向王祖同询问同乡中有哪些人具有创办实业、管理实业的才能，王以锡彤对，袁世凯说自己见过王锡彤，“余知之槃槃大才也，第恐不肯助我耳，君为我招之。”王锡彤获知此情，甚为感动，“余思矿务、铁路皆实业事，年来跳身其中，已不作师儒身份矣。惟袁公所创如京师自来水公司、唐山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皆采用新法，规模宏大，余之经验胡足副之，因是踌躇”。后在一些朋友的分析劝说下，特别是他母亲一锤定音：“袁公天下豪杰，汝平日所倾佩者。今既见招，奈何不往？且京津虽远，较禹州近也，火车畅行一日可达。何时思我何时可归，我若思儿亦可电召，何惮为？”(59)袁世凯看上王锡彤，除王祖同介绍，还有王锡彤事母最孝，这一点最得袁世凯认同。
有了王祖同介绍，母亲支持，王锡彤宣统元年(1909)六月初专程前往彰德府拜见袁世凯，袁命其迁寓其邸第畅谈数日。袁告诉王：“罢官归田，他无留恋。惟实业救国，抱此宗之久矣。所创之实业概畀之周缉之(周学熙)，缉之以现任臬司，丁忧释服后即当放缺，不定何省，已办之实业弃之岂不可惜。前日缉之来，专为此事研究数日，苦难替人。君幸为我谋之，我知君胜此任也。”袁还说：“我知君孝子，求忠臣于孝子之门。”(60)由此，袁世凯郑重委托王锡彤帮助打理实业，部分取代了周学熙原来的角色，在京津唐豫等地帮助袁世凯创办或管理实业，在京师自来水公司、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天津华新纺织公司三个大型企业，协助周学熙、孙多森做了很多具体工作，周学熙任总理，王锡彤任协理。在周学熙两度出任财长期间，王锡彤代理总理。此外，袁世凯隐居期间参与创办或经营的实业还有罗山银矿等。
在开缺回籍养疴第一年，袁世凯开始了新的事业，过着幸福的家庭生活，享受着天伦之乐。随着时间的流逝，袁世凯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不仅没有被忘记，反而屡屡被提起。三年养疴没有降低袁世凯的影响力，反而成全了袁世凯的英名，并越来越显示出“非袁莫属”的趋势，这对于袁世凯后来被征召出山至关重要。假如袁世凯没有被开缺回籍，一直在军机大臣位置上呼风唤雨，说不定他的威望会因为某一件事情而下滑，离开反而在很多时候显示出了其重要性：“项城去后，政府用人行政一切悉仍其旧。其故有二，一因外国人极为惶恐，倘有更动，益令外人生疑；二因庆邸复出视事，恩眷虽较前稍差，大体仍归主持。然此特目前情形，恐终有不能不变之势，政府或暂用柔缓手段耳。宪政编查馆原系项城主持一切。项城去后，各军机意见分歧，莫衷一是。所有重要规则未能切实酌定，延至年终，只得勉应奏定期限，敷衍成帙，率行入奏。南皮建议，谓该馆为立法机关，关系中外治乱，若如此办理，实酿无穷之患。今后须派专员经理，方能切实整顿，无误事机。泽公极然其说，拟请摄政王交派南皮主持该馆一切事务。项城开缺，泽公之力居多。泽公原可随时见摄政王，而自项城去后，泽公恐招物议，尝谓此后朝中大政概不与闻云。”(61)
袁世凯离开北京不过三个月，王锡彤四月末因福公司交涉事务去外务部，与外务部左参议周自齐会晤。周自齐在谈话中“惟疾首蹙额言无办法，且历述自袁宫太保去尚书任，外交上全无可言。洋人到部辄拍案咆哮，有理亦无讲处。公辈欲交涉胜利，只有待袁宫保来耳。”作为局外人，王锡彤闻言大惊：“部员乃出此言，殊可诧异。惟细思此言以为滑稽不负责任也，可以为老实话亦未为不可。然福公司交涉终待袁公出山始获了结，则周参议之言是也。当时人心所归，中外所向略见一斑。而摄政王特反之，愈令人生愤慨之心矣。”(62)
确实，外国人对袁世凯归来有很高期待。1909年10月11日，袁世凯去职十个月，《泰晤士报》发表《中国局势》一文，在“袁世凯的地位”一节中说：“袁世凯自年初被开缺，就一直在其祖籍省份河南的卫辉府乡下居住，过着平静的生活。他身体健康，看上去比他被罢黜时年轻了十岁。他优哉游哉地消磨着时光，由于许多朋友的支持而志得意满，那些朋友坚信他很快会重回政坛。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由于毫无经验的摄政王所为，帝国中最重要的政治家突遭罢黜，这是个愚蠢的错误，是缺乏爱国心之举。报界曾对直隶总督袁世凯充满敌意，并在其失势时对他猛烈抨击，现在则谨慎地为他返回官场而努力。舆论已向着对袁世凯有利的方向发展。国家迫切地需要他，但尽管他健康状况良好，他肯定会表现出一副得体的不愿意重返政坛的样子。军机处已提议起用他，但他礼貌地予以拒绝了。足疾未愈是罢黜他的理由，但在中国，每一个人都知道，那并非真实的原因。而袁世凯拒绝告别田园生活而复出的理由是足疾未愈。这也不是真实的理由。除非发生意外，全国人民都确定他能重新掌权。而他的复出将受到所有关心中国进步的人的欢迎。”(63)
袁世凯对于国内外舆论应该非常关注，在他隐居的那些日子里，他看到了“以退为进”的好处，看到那些原来持严厉批评态度的报纸反而因他的退隐改变立场，甚至为他重新出山呼吁。不过，从袁世凯方面说，他对这些呼吁给予适度注意，但因为身体，因为曾经沧海，他似乎并不热衷于或急于重出江湖，“自顾精力就衰，难胜重要，早无复出之念矣。”(64)旧疾未去，新病又来，生命苦短，这也是袁世凯心情淡然的原因之一，当他听闻京城各种传闻后曾与安徽巡抚朱家宝有如下讨论：“足疾多方调治，迄未大愈。近更患齿痛、头眩诸症。甫逾五十，精力已衰，只合伏处田间，长与老农为伍。迩者都下颇有议论，遂致报纸喧传，未免失实。兄屡世受国厚恩，何敢淡忘大局。惟自忖羸疾之躯，断难更肩艰巨。诚以国计所关，不容再误，至一身罪谤，固所不虑也。”(65)稍后，袁世凯在回复他早年业师问询时同样强调：“自顾甫逾五十，精力已衰，遗大投艰，断难胜任。前者都下偶有议论，报纸所传，未免失实。受业屡世受国厚恩，何敢淡忘大局。第以时艰方亟，诚不当以孱疾之躯，再肩巨任。若犹是委蛇，伴食其间，不但为受业所深耻，亦师座所不取也。”(66)袁世凯回复河南巡抚宝棻询问说：“兄乡居养疴，毫无淑状。足疾迩来无甚增减，而衰惫日臻，志气颓委，何堪再出问世。谬承期望，何任惭恧。”(67)对于知己杨度在京城的运动、建议，袁世凯一方面表示感谢，另一方面仍强调身体不支：“昨奉手翰，备荷注存。并代商鄙人出处，语长心重，可谓实获我心。具仰相知之深，见爱之厚，不同恒泛。矧兄侵寻衰病，精力迥非昔比，遗大投艰，实难胜任。幸得优游泉石，长为太平之民，于愿足矣。”(68)类似询问还见北洋兵备处总办张士钰(69)、长江水师提督程允和等(70)，袁世凯的答复类似于对杨度。
此次重出江湖的传闻影响太大了，即便是那些与袁世凯关系紧密的人也信以为真，但从袁世凯复王祖同信中可以体察其谨慎：“承代商鄙人出处，卓识伟伦，极深倾佩。至交如小汀诸君，来书相勖，与遵旨略同。足征贤豪所见，不甚相远。惟是弟里居二年，衰病侵寻，弥惭颓放。投艰遗大，断非孱躯所能胜任。林泉可乐，殊不作问世之想矣。厚叨奖许，只增颜汗。”(71)这些说法或许有客气成分在，或许有拘谨因素在，但无论如何，这是他本人当年的一个解释，值得注意。
或许因为外部环境改变了，袁世凯原先那些幕僚、部下，重新活跃。据王锡彤记录，宣统二年(1910)“八月十八日赴彰德。二十日祝袁公寿。是时，袁公去位已将两载，天下之仰望之者愈众。旧日僚属亦明目张胆复来趋附，不似从前之藏头露尾矣。惟袁公殊淡泊，尝着蓑笠持钓竿与其兄清泉徜徉洹水之上焉”(72)。他先前培养、提拔的部属本来就没有因为他被开缺受到影响，徐世昌在官场上依然顺风顺水，由东三省总督而邮传部尚书而内阁协理大臣，徐与袁通过各种关系保持着密切联系，朝廷的动态、北洋系的状况，袁世凯相当清楚。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系军人不仅继续活跃并掌握着军队，而且他们不时以各种理由路过彰德府，看望老上司，这不仅让袁世凯随时知道政局变化，而且非常受用，无比欣慰，所谓日久见人心，患难见真情，此之谓也。
至于那些幕僚、朋友，那时的政治体制并不禁止他们与旧主、朋友往来，不会要求他们与袁世凯断绝关系，南来北往的客人在彰德府络绎不绝，袁世凯在那儿设有一家档次不低专门用来招待这些客人的餐馆，至今仍在营业，偶一光顾，仍能听当地人述说袁世凯和他的那些客人留下的故事。
举一个例子。据王锡彤记录，宣统二年(1910)正月初三，“接袁云台电报，严范孙侍郎来彰，邀余一谈。范孙学问道德，余夙所称北方之泰山北斗者。初以翰林院编修家居，袁公任直隶总督，亲往造其庐，聘为直隶学务长。锐意经营直隶学校，遂为天下冠。比学部立，又荐擢学部侍郎。袁公上年被斥去官，部下文武皆哗然，辩非袁党。范孙独上书自陈，越格超升实袁所荐，即不自认袁党人亦以袁党相视，请褫职以去。至是闻袁公移居彰德，特来省视。云台以余与范孙有一日之雅，故特邀往晤。初四日遂至彰德袁邸。时与范孙同来者，林墨卿及范孙之公子约冲，侄公子约敏，因得畅谈。初五日，严林诸公南游去，复留与袁公谈。因言专制之国无大臣。公曰何也？曰位逼则疑，权重则忌。公默然”(73)。
据严修日记，宣统二年正月初三(1910年2月12日)，偕林墨卿及长子智崇、侄智惺等六人由北京赴彰德府，晚七时半到彰德，宿西关外天保栈。袁世凯之次公子袁克文(豹岑)来车站迎接，邀请严修一行宿于其家。严修以“人多不肯骚扰，托词辞谢”。第二天，袁世凯派“厨丁来烹饪，小碟四、大盘八、大碗四，肴馔可口，淇鲫尤美。项城又遣四车饭后来接，同墨卿率崇、惺往宫保寓城北河北之洹上村，土墙四周，地广二顷有余。入厅后，宫保出见，谈甚畅”。稍后，袁世凯陪同严修一行参观养寿园，有乐静楼、红叶馆、杏花村、五柳草堂等处。每至一处，辄坐憩茶话。游园毕，严修一行又出园参观钟楼、鼓楼、天宁寺，然后返回袁宅已晚七点，袁世凯设宴款待，林墨卿、王锡彤作陪。饭后，袁世凯与严修等人“畅谈不休，十一时后散归”。初五日，严修一行由彰德出发，袁世凯遣差官以柬来送，并赠车票。“项城之情谊周至，不惟可感，亦可法也。”(74)严修发自内心更加敬重、佩服袁世凯。综合王锡彤、严修的记录，可以感到养疴中的袁世凯并没有受到怎样严重的约束，大致还是一个自由人。
袁世凯的威望没有因为“开缺回籍养疴”大幅下降，相反，他的威望因为打压，因为传言而上升，再加上清廷在摄政王载沣主持下，确实刻意排斥元老，排斥汉官，因而显得朝廷中多为碌碌无为的庸才。反过来，袁世凯的行情因此看涨，即便那些因各种原因与其中断往来很久的人，也渐渐承认袁世凯可能是未来中国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张謇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张謇与袁世凯在青年时代就熟悉，而且是不一般的关系，两人在吴长庆帐下，甚至有点师生情谊，后来因故中止了往来，但在袁世凯下野后二人不计前嫌恢复了联系，在后来的政治变革中联手合作，成为终结帝制、走上共和最关键的两个政治人物。
恢复联系发生在1911年。当年5月8日，清廷如约宣布内阁官制及办事章程，裁撤旧有之内阁、军机处、会议政务处，新组责任内阁。这是晚清政治改革的巨大进步，将十几年来政治体制改革最困难的部分一举解决。然而在公布的新内阁名单中皇族、满人比重过高，因而引起一些汉人士大夫的不满。第二天，新内阁又宣布了将粤汉、川汉铁路修筑权收归国有，由于非常复杂的经济原因，这项政策被一些人解读为“国进民退”，剥夺或伤害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两项政治、政策的宣布引起国内政局急剧动荡，作为南方立宪党人的领袖，张謇自然期待听听袁世凯的意见。
当是时，张謇正因公务沿京汉线自汉口赶往北京，“经过彰德的辰光，就和二十八年以来分道扬镳、疏离已久的袁世凯会面，哪知道这无意中的一见，就和下半年的变局引起了很重大的关系”(75)。
五月初十日(6月6日)，仍在途中的张謇致电袁世凯：“袁宫保鉴：别几一世矣，来晚诣公，请勿他出。謇，蒸。”(76)第二天，“十一日(6月7日)，午后五时至彰德，访袁慰庭于洹上村，道故论时，觉其意度视廿八年前大进，远在碌碌诸公之上。其论淮水事，谓不自治则人将以是为问罪之词。有云此等事，乃国家应做之事，不当问有利无利，人民能安业，即国家之利。有令人心目一开。……慰庭留住，未之许也”(77)。张謇对二十多年未见的袁世凯评价至高，期待至殷。分别时，袁世凯表示如有机会出山，当一定遵从民意，届时希望张謇予以合作。张謇抵京后意犹未尽，致电袁世凯称“日昨谒奉光尘，感卅载之沧桑，快一夕之情话，夜分遽别，慨系横生，积愫离悰，仍兹轸结。濒行承筐之惠，具纫高谊，知非寻常投赠之文，弥极旧雨绸缪之雅。京师已十四年不到，此来虽被商界公推，事有专注，然有不可省之周旋，车马衣冠亦殊无谓，何况人民、城郭均有无限之悲思也。寄奉《光绪朝海关贸易册比较表》，希赐省览”(78)。对张謇的来信及《光绪朝海关贸易册比较表》，袁世凯读后感触极深，他复信表示：“卅年阔别，猥辱顾存，快倾积愫。荒村僻远，简慢多般，至深歉仄。顷颂惠毕，敬审吉抵京师，诸凡绥鬯，甚慰甚慰。雅贶《光绪朝海关贸易册比较表》，纵览一过。窃以为国家富强，基于实业。公家既多忽视此事，商民又安于固陋，不求新知。惟我公洞烛机先。十数年来倡导不遗余力。几经困难，始得为实业界一放光明。伟猷毅力，讵他人所可及乎。表后附说，详尽沉痛，足令观者儆惧。若国人皆明此义，则转贫弱为富强，犹反手耳。至佩至佩。”(79)
袁世凯的人气随着时间流逝在上升，而清廷在摄政王领导下错误连连，许多问题做得确实不太好。张孝若记录其父张謇进京后感想说，“到了北京以后，清摄政王和满朝亲贵尊贤礼士的风气，都还做得十足。就是谈到正经事体，仍旧口是心非，当做耳边风一样。我父那时一看国势衰弱，江河日下，只是瞄准了走上那颓败的道儿，丝毫没有因为筹备立宪、开国会的新局面，大家有了一点觉悟，振作起来；依然是敷衍颟顸，蠹国病民，自家拼命地自杀自己，他人是救不来的。但是我父这次到京，还抱着极兴奋诚挚的心意，想打一针最后强心的忠言，来救醒亲贵的沉迷，来保住那将倒的大厦。”(80)可惜的是，清廷主政者没有这样的胸襟、智慧，终于让袁世凯等到机会。
实际上，在彰德府隐居时，袁世凯身在江湖，心在庙堂，对于自己几十年一直服务的朝廷并没有因为一时错待而彻底失望，他在那时写的几首诗多少表达了职业政治家的意识：“漳洹犹觉浅，何处问江村”(81)；“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82)。字里行间，多少透露出袁世凯对政治的眷恋、不舍，甚至由此可以读出袁世凯不甘蛰伏，渴望重出江湖的焦灼眼神。
对于摄政王不分青红皂白将他开缺，袁世凯心中不可能没有抱怨，“寄语长安诸旧侣，素衣早浣帝京尘”(83)。这其间大约暗藏着心中的愤懑，但一定要说袁世凯在隐居期间曾与革命党人联系，并有携手推翻清廷的意愿，要么是为了宣传，要么是误会了袁世凯的意思。
1911年11月中旬，武昌起义之后一个月，孙中山在伦敦给外国记者讲了一个故事：“迄今为止的发展，一切如我所料，只是事机来得稍快一点。我原以为袁世凯会坚持的更久些。我当初过分相信这种推测，以致一年前袁派人来请我时，我不敢轻信来使。我认为他在耍花招，其实他是有诚意的。他希望取消对我的通缉，并公开和我一致行动。而我却对他的使者说：‘请回禀贵主人，我艰苦奋斗十五载，历尽险阻，不是为了轻易受骗。请转告他阁下，我可以等待。天命无常。’如果我相信了袁的使者，革命就会爆发的更早些，而我现在当已在北京。因为我能够依仗我的千百万追随者。由于他们早已信从我的主义，他们将会追随我而至死不渝。”(84)孙中山决不会说谎编故事，但说袁世凯一年前即1910年11月派遣使者与其联系，商谈合作的可能性，似乎不太合乎袁世凯的性格。即便在孙中山这儿真有这件事，可以想象应该是这位使者的意思，而不一定来自袁世凯的直接命令。
黄兴1914年7月也在旧金山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他说：“然袁氏当未辞职之先，其篡弑之心，尚欲一试也。是时兄弟寄留南京，有直隶总督杨土骧代表人来会，据称宫保此时地位颇觉危险，甚愿与革命党联合，把清室推翻，复我故国。兄弟当时曾答以袁君有此思想，诚为吾辈革命党人所赞同。但吾辈革命党人，原有一定之主张(其主张维何？即推翻满室后，实行共和民主政治，不再立君主于国内是也)。然代表人去后，终不见袁氏有些须举动。未几，袁即辞职回籍，以意测之，或者因有为难之处，故不能动也。”(85)黄兴说自己“寄留南京”，显然为记忆错误。他当然也没有编造故事的必要。据宫崎寅藏回忆，“当时袁世凯的地位告急，不得不同革命党携手合作。这位特使没有到东京，电报是在京都打的。黄兴是元旦那天到京都去的。那时，黄兴正被支那的高利贷者逼债，不能回自己家里，在我家躲了五十多天。电报打来，他说这是出去散散心的好机会。便于元旦那天，鼓起勇气到京都去了”(86)。到了京都，黄兴于1月3日电邀宫崎寅藏来京都，共商革命进行方略，因为此时确实有了新的因素。宫崎滔天“接黄兴邀请电，由东京到京都，寓于郊区下鸭村程家柽宅。黄兴、宋教仁在逗留中(程据说系受袁世凯所派遣，与革命派来往)”(87)。仍据宫崎记录，“正当黄兴和特使谈话之际，袁世凯给特使又打来电报，说一切已晚，速归。结果，黄兴算是白到京都一趟。他不想马上回来，便给我打来电报，叫我也到京都去一趟。于是，我于1月3日也来到京都。黄兴对我说，一切已晚，大失所望。”(88)
程家柽，安徽休宁人，生于1874年，1899年由武昌两湖书院选送赴日本留学，入帝国大学农科，并在那里结识孙中山、章太炎、宋教仁等，成为革命党人，被袁世凯迭下手谕予以缉捕，甚至派杀手追至日本。所以说程家柽受袁世凯派遣与革命党人来往，并讨论与袁世凯合作，似乎并不合乎逻辑。当然，我们也不必怀疑黄兴的说法，因为他没有说谎的必要，其间最可怀疑的，只是程家柽的消息来源。
据张国淦，这个环节似乎也不完全是捕风捉影，更不是编造。张说，袁世凯在开缺回籍养疴决定发布后确实一度乱了方寸，他擅自离开北京潜往天津，试图从那儿“连夜搭轮赴日本避祸”，后在直隶总督杨士骧等人劝说安排下返回北京(89)。就在天津时，杨士骧想到了与体制外力量联络的可能性，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有好事之徒与革命党人联系也未可知。只是这件事情究竟与袁世凯有多大的直接关系，可能还得存疑，毕竟在1908、1909年时，袁世凯对清廷的统治还不至于如此失望，即便他个人的安全，只要他的那些北洋部下在，还不至于让他身陷囹圄或面临死亡。而且，根据我们前面的讨论，袁世凯在开缺命令发布后，仅从时间上说，并没有潜往天津，更没有与杨士骧密谋逃亡日本的可能性、必要性。
假如不发生皇族内阁、铁路国有两大事件，并引起全国性混乱，假如不发生武昌起义，相信袁世凯即便仍存政治野心，但随着时间推移，随着新政治人物成长，再有十年时间，他也就对政治淡然无味，安心于那些实业了。历史的机遇就是历史的偶然性，各种特殊的历史因素叠加在一起，促成了历史的转变。
1911年10月10日(八月十九日)晚，湖北新军在武昌发难。第二天攻占了湖广总督衙门，总督瑞澂逃上军舰，第八镇统制张彪逃往汉口。而恰恰在这一天，袁世凯在彰德府洹上村祝寿，来了不少幕僚、助手、部下。据亲历其事的王锡彤记录，祝寿第二天，“二十一日(10月12日)，闻武昌有乱事，人心惶惶，然群以为袁公必将启用。二十二日(13日)，果有督鄂消息，因力劝其不必应命。二十三日，庆王派阮斗瞻来劝驾，袁公谢恩折上矣。惟余与云台主张不应清廷之命，因更进迭劝。杨皙子度与斗瞻同来，其主张与余与云台同。皙子言革命初起，袁公督师必一鼓平之，清之改善殆无希望。余则以为乱事一平，袁公有性命之忧。侍坐再三言之，袁公忽怫然，曰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其为革命党。余知渺小之身牵及云台矣，默然退，拟即返里避之。适赵智庵、张金波来，云陆军部尚书荫午楼南下督师将过彰，嘱候续息。二十五日(10月16日)荫至，袁公仍称病，荫谒于寝室，语密不得闻。二十七日(10月18日)遂返里，邻里咸来问讯，余告之曰不闻乡里旧传有八月十五日之谚乎？此即是也。各宜镇定，不可惊慌。”过了几天，“九月一日(10月22日)，接袁公来电促返。初二日(10月23日)，赴彰谒袁公。袁公曰：‘余甚稳健，对于革命党决不虐视，请公放心。’初三日(10月24日)，余遂返京自来水公司，云台已先到京矣。”又过了几天，“初八日(10月29日)，偕云台赴彰，以袁公督师赴鄂，往送也。京汉车上拥挤甚，妇孺尤多。远隔三千里，而逃难者已如此之多，群众心理皆知清之必亡矣。余偕云台、仲仁在一头等房间，闻赵智庵在车役室中，乃邀之来。……袁公札派余随办营务，实亦无事可办。初九日(10月30日)，袁公南行，送至车上，袁公独招余上车，问有何嘱。余曰凡事留有余地步。袁公颔之”(90)。
从王锡彤的观察看，袁世凯个人面对清廷遇到的极大困难并没有幸灾乐祸，也没有试图火中取栗，没有采纳杨度的主意利用南方危机推动北京久已停滞不前的政治改革。当然，像王锡彤建议的那样，袁世凯在稍后的行动中，“凡事留有余地步”，既没有将革命党赶尽杀绝；对清廷，也没有见死不救，而是顺势而为，尽人事听天命而已。
①《德宗实录》卷五九七，第892页；《清实录》第5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②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18页。
③康文佩编：《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7辑《康南海(有为)先生年谱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79页。
④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80页。
⑤《宣统政纪》卷四，载《清实录》第6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4页。
⑥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2014年，第310页。
⑦⑧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卷一，第228页；第207页。
⑨《恽毓鼎致端方密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43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13页。
⑩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80页。
(11)(12)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卷一八，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95—402页；第504页。
(13)(15)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66页；第67页。
(14)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六，北京：天华印书馆，1939年，第16页。
(16)(21)《鹿传霖日记》五，《文物春秋》1994年第3期。
(17)严修：《严修日记》卷三，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95页。
(18)《范孙自定年谱》光绪三十四年明白说：“为袁尚书罢职疏请留外务部尚书任，疏留中。”可知严修上书的主要目的是为外交挽留袁世凯。详见严修自订、高凌雯补、王承礼辑注：《严修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90年，第9页。
(19)崔志海：《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20)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四，中华民国二年二月校印本，第28页。
(22)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四，第29页。
(23)[美]李约翰：《清帝逊位与列强》，孙瑞芹、陈泽宪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5页。
(24)[日]佐藤铁治郎著，孔祥吉、[日]村田雄二郎整理：《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9页。
(25)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载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67页。
(26)《恽毓鼎致端方密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43号，第213页。
(27)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14页。
(28)[日]佐藤铁治郎著，孔祥吉、[日]村田雄二郎整理：《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顾第109页。
(29)袁静雪：《女儿眼中另面袁世凯》，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21页。
(30)(33)严修：《严修日记》卷三，第1495页。
(31)李永胜：《摄政王载沣罢免袁世凯事件新论》，《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
(32)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67页。
(34)(35)《复内阁学士那晋函稿》(宣统元年三月初五日)：“锡侯四弟阁下：客腊南归，猥蒙枉送。桃潭雅意，纫佩奚如。”《复荆宜道吴品珩函稿》(宣统元年二月二十五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卷一八，第407页；第402页。
(36)“其实，袁不回项城老家是有难言之隐的。袁不回项城老家，除了祖籍的房屋已给亲族外，还有他和兄长袁世敦的矛盾。世敦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受累于袁世凯，被朝廷革职，于是借口袁世凯之母刘氏非正室，不准她埋入祖坟正穴。袁静雪回忆说：“从那以后，我父亲和大伯世敦就不再往来。还由于这个原因，以后就定居在彰德的洹上村，不再回项城老家。”参见苏全有：《袁世凯罢官之初并未图谋东山再起》，《求索》2009年第6期。
(37)(43)《重修百泉祠庙碑》(宣统三年七月)，《复道员何炳莹函稿》(宣统元年二月十七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卷一八，第708页；第402页。
(38)(40)王锡彤：《抑斋自述》，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2页；第144页。
(39)宣统元年三月，袁世凯姐夫杨益年来信托办一事，袁世凯复信表示：“承属一节，弟杜门养疴，未便与官场通函，有负诿諈，至深歉仄。还希亮恕是荷。如将来遇有人便，当面托转致前途。”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卷一八，第411页。
(41)(42)袁世凯：《复署南汝光道邹道沂函稿》(宣统元年二月十一日)，《复协统商德全函稿》(宣统元年二月十二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卷一八，第401页。
(44)(45)(46)(47)(48)(49)(50)(53)袁世凯：《复出使俄国大臣萨荫图函稿》(宣统元年三月十六日)，《复北洋官报局坐办即补道冯汝桓函稿》(宣统元年四月十九日)，《复大名镇总兵言敦源函稿》(宣统元年四月三十日)，《复直隶即补道马吉森函稿》(宣统元年五月十二日)，《复江北提督王士珍函稿》(宣统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复学部侍郎严修函稿》(宣统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复京卿吴篯孙函稿》(宣统元年七月十七日)，《复副都统何炳莹函稿》(宣统元年六月初十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卷一八，第410页；第415页；第417页；第419页；第421页；第422页；第427页；第424页。
(51)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四，第31页。
(52)袁克文：《洹上私乘》，上海：大东书局，1926年，第23页。
(54)袁世凯：《致两江总督张人骏函稿》(宣统元年八月初四日)，《春日饮养寿园》，《啸竹精舍》，《复汝宁知府李兆珍函稿》(宣统元年六月十三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卷一八，第432页。
(55)(56)(57)袁世凯：《致两江总督张人骏函稿》(宣统元年八月初四日)，《春日饮养寿园》，《啸竹精舍》，《复汝宁知府李兆珍函稿》(宣统元年六月十三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卷一八，第622页；第620页；第425页。
(58)(59)(60)王锡彤：《抑斋自述》，第339页；第147页；第148页。
(61)《端方密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43号，第214页。
(62)王锡彤：《抑斋自述》，第146页。
(63)窦坤等编译：《〈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直击辛亥革命》，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64页。
(64)袁世凯：《复皖南道李清芬函稿》(宣统元年八月初十日)，《复安徽巡抚朱家宝函稿》(宣统元年八月十六日)，《复福建粮道张星炳函稿》(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四日)，《复河南巡抚宝棻函稿》(宣统二年六月初三日)，《复京卿杨度函稿》(宣统二年七月十二日)，《复北洋兵备处总办张士钰函稿》(宣统二年七月十七日)，《复长江水师提督程允和函稿》(宣统二年八月十四日)，《复饶州知府王祖同函稿》(宣统二年十月初四日)，骆宝善、刘路生编：《袁世凯全集》卷一八，第436页。
(65)(66)(67)(68)(69)(70)(71)袁世凯：《复皖南道李清芬函稿》(宣统元年八月初十日)，《复安徽巡抚朱家宝函稿》(宣统元年八月十六日)，《复福建粮道张星炳函稿》(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四日)，《复河南巡抚宝棻函稿》(宣统二年六月初三日)，《复京卿杨度函稿》(宣统二年七月十二日)，《复北洋兵备处总办张士钰函稿》(宣统二年七月十七日)，《复长江水师提督程允和函稿》(宣统二年八月十四日)，《复饶州知府王祖同函稿》(宣统二年十月初四日)，骆宝善、刘路生编：《袁世凯全集》卷一八，第438页；第466页；第523页；第530页；第531页；第536页；第580页。
(72)(73)王锡彤：《抑斋自述》，第156页；第152页。
(74)严修：《严修日记》卷三，第1564页。
(75)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见《民国丛书》第三编第73种，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本，第135页。
(76)(78)张謇：《致袁世凯电》(1911年6月6日)，《张謇全集》编委会编：《张謇全集》卷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272页。
(77)张謇：《柳西草堂日记》，《张謇全集》编委会编：《张謇全集》卷八，第720页。
(79)袁世凯：《复翰林院撰修张謇函稿》(1911年6月13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卷一八，第680页。据《张謇全集》卷二第272页，袁世凯在张謇来信信封背面手批为：“富强之基，系于实业，公家多不留意，士庶又鲜新识。惟我公先觉，历经困难，坚忍经营，开各省风气。进出货列表考校，附以注说，精详中肯，又为人所不及察，不肯为。钦佩，须以文行之。”
(80)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见《民国丛书》第三编第73种，第146页。
(81)(82)(83)袁世凯：《和王介艇中丞游园原韵》，《登楼》，《次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卷一八，第621页；第620页；第622页。
(84)孙中山：《我的回忆——与伦敦〈海滨杂志〉记者的谈话》(1911年11月中旬)，《孙中山全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57页。
(85)黄兴：《在旧金山民国公会宴会上的演讲》(1914年7月16—22日间)，《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74页。
(86)(87)《宫崎滔天全集》(4)，第303页；《宫崎滔天全集》(5)，第693页；转引自毛注青：《黄兴年谱》，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6页。
(88)《宫崎滔天氏之谈》，《宫崎滔天全集》(4)，第303页；转引自毛注青：《黄兴年谱》，第87页。
(89)杜春和等：《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67页。
(90)王锡彤：《抑斋自述》，第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