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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与清代科举考试
作者:安东强 责编:

来源:《清史研究》2018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8-06-20  点击量: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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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科举考试在文体上最重制义 ( 习称八股文) 、试律诗,其次是策问; 在经书方面又最重四书,其次是五经。至于其他经书,如清前期统治者推崇的《孝经》,在清代科场中的地位与表现形态,则颇为耐人寻味。清初顺治年间,《孝经》被纳入科举考试,以论命题而衍生出“孝经论”。这一科举文体在清代科举文体格局中几乎以“异类”自居,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最终于乾隆五十二年 ( 1787) 退出科举乡、会试。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孝经》进入和退出清代科举考试的过程,追究政令变革的缘由和用意,不仅有助于全面把握清代选才形式和观念的多元多样性,而且可以反映《孝经》与清初政治文化的互动影响。

一、以孝治天下

中国古代帝王治天下,在用人行政层面,注重以治人之人驭治事之才,这直接影响到抡才取士的标准。故而古代帝王提倡“忠孝”之义,在家为孝子,出而为忠臣,无疑是朝廷维护统治和教化万民的要术。正如《论语》所谓: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清初统治者倡导“以孝治天下”,并将《孝经》纳入科举考试,其意正在于此。

《孝经》一书,阐发孝道,与人伦关系密切,历来为中国古代帝王所重,被用来教化士民,维系统治。除了推崇表彰之外,某些帝王甚至“亲自”尝试为《孝经》作注。据乾隆年间四库馆臣称,历代帝王注《孝经》者,“晋元帝有《孝经传》,晋孝武帝有《总明馆孝经讲义》,梁


① 桑兵: 《辛亥革命的再认识》,《中华文史论丛》2011 年第 3 期。


武帝有《孝经义疏》,今皆不存。惟唐元宗御注列《十三经注疏》中,流传于世。”唐开元十年( 722) 六月,唐玄宗为《孝经》作注,颁行天下及太学。至天宝二年 ( 743) 五月,又重注《孝经》,再颁行天下,司马光、范祖禹以下诸人注《孝经》,均不能出其范围。

明儒黄道周曾指出: “《孝经》有五大义。本性立教,因心为治,令人知非孝无教,非性无道,为圣贤学问根本,一也。约教于礼,约礼于敬,敬以致中,孝以导和,为帝王致治渊源,二也。则天因地,常以地道自处,履顺行让,使天下销其戾心,觉五刑、五兵无得力处,为古今治乱渊源,三也。反文尚质,以夏、商之道救周,四也。辟杨诛墨,使佛、老之道不得乱常,五也。”其中“为圣贤学问根本”无疑是表彰《孝经》的门面话,而“为帝王致治渊源”一语,尤能直抒历代帝王重视《孝经》的胸臆。

作为“外族”的清代统治者反而更强调崇尚经术,重视汉人经籍的编撰和翻译事宜,一来学习先进文化,提升满文化的整体水准,二是希望藉此削弱汉人的抵制之意,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尽管如此,满人某些礼俗,特别是与人伦、婚姻相关的某些习俗,难免授人以柄,遭到汉人和朝鲜人的讥讽。

顺治帝亲政以后,正式提出“孝治天下”为治国之道,强调学习汉人礼仪与文化,加快了满人汉化的进程。顺治八年 ( 1651) 八月,以上皇太后徽号礼成,颁诏天下。诏曰: “朕惟帝王孝治天下,尊养隆备,鸿章显号,因事有加,乃人子之至情,古今之通义也。”从提倡“孝治天下”到重视《孝经》,顺治帝从而将《孝经》纳入清代帝王之学的范畴。

顺治十年夏,时任工科给事中的魏裔介鉴于当时士习浮靡,不尚实学,上疏请端风尚,崇古学,教养人才,首要即在科举考试中以《孝经》命题。疏谓: “《孝经》为先师孔子手定之书,至德要道,百行之首。自天子至于庶人,孰不以孝为根本? 在昔有汉之世,下至虎贲,犹能诵习,乃明代不以取士,实为缺典。今请敕下礼部行各督学院道颁行士子肄习,凡科、岁两考及乡、会场,俱命题一道,以见我朝敦笃实行,得为治之大原。”顺治帝以为所言重《孝经》等条均有裨于学政,所言可采,令礼部详议具奏。因当时科举考试以沿袭明制为要,似未见诸实施。

然而,魏裔介所言倒是令顺治帝对《孝经》开始重视起来,特别是《孝经》有裨人伦、纲纪和治道的功能。此后,围绕此义展开了一系列举措,正式将《孝经》提升到清代帝王之学的高度。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撰写《御注孝经》。该书约一万余字,表彰《孝经》词近而旨远, “等而次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推而广之,自闺门可放诸四海; 专而致之,即愚夫、愚妇可通于神明。故语其平易,则人人可知可行; 语其精微,则圣人亦覃思于阐绎”,使圣人遗训无一义不彰,无一人不可喻,较之唐玄宗所注,更切中教化本原。为教旗人诵读汉人经书,顺治帝还命刑科给中事完颜阿什坦翻译《大学》、《中庸》、《孝经》诸书,诏令刊行。

其二,饬谕重臣编纂《孝经衍义》。顺治十三年正月初四日,顺治帝令内三院大学士冯铨等编纂《孝经衍义》,宣扬以孝治天下。谕称:

自古平治天下,莫大乎孝。孝为万事之纲,五堂百行,皆本诸此。故孔子手著《孝经》,以诏后世。上自天子,下逮庶人,至孝之道,罔不备焉。朕观其立言正大,蓄意深

永瑢等撰: 《四库全书总目》卷 32,上册,中华书局,1965 年,第 263、266 页。

永瑢等撰: 《四库全书总目》卷 32,上册,第 265 页。

《清世祖实录》卷 59,顺治八年八月丙寅。

魏裔介: 《士习隳靡已久疏》,魏裔介著,魏连科点校: 《兼济堂文集》上,中华书局,2007 年,第 16—17 页。

永瑢等撰: 《四库全书总目》卷 94,上册,第 796—797 页。

陈康祺: 《郎潜纪闻二笔》卷 3,《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下,中华书局,1984 年,第 362 页。

远,苟非取古人言行关于孝道者,推而广之,不足以彰其义。兹欲博采群书,加以论断,勒成一编,名曰《孝经衍义》。特命卿冯铨为总裁官,冯溥、黄机、吴伟业、王熙、曹本荣、姜元衡、郭棻、宋之绳为编纂官,曹首望、盛际斯、方兆及、吴炜为誊录官,王钟庞、包元辰为收掌官。卿等膺兹委任,须勤敏敬慎,悉心搜辑,务俾读者观感效法,以称朕孝治天下之意。

该书体例与《御注孝经》不同,仿真德秀作《大学衍义》,以“经称先王以发端,明是为君天下之天子陈孝道”的本旨,“以一心一理推而广之,贯通乎万事万物,自上以及下,笃近而举远,源流本末,无所不赅,而于天子之孝,推演尤详”。

此书终顺治一朝并未告成。康熙帝亲政后,继续推动此事。康熙十年 ( 1671) 二月,上谕臣工纂修《孝经衍义》,以翰林院掌院学士熊赐履为总裁官。后又由礼部侍郎张英负责,至康熙二十八年五月全书告竣,共计一百卷,缮写进呈。康熙帝称: “《孝经》一书,皇考世祖章皇帝以孝为万事之纲,五常百行皆本诸此,令儒臣博采群书,加以论断,名曰《孝经衍义》。奉有谕旨,尚未编纂。朕继述先志,特命纂修。今成书进呈,已经全览,着刊刻颁发,以副皇考孝治天下之至意。”

其三,将孝治纳入礼制纲纪和官员、士子考核之中。顺治十五年 ( 1658) 正月初三日,顺治帝因皇太后身体康豫,颁诏大赦天下,为天下士民行孝的表率。诏曰: “帝王以孝治天下,莫大乎事亲,必福寿康宁,而人子之欢心始畅。”顺治十八年正月,其遗诏同时以“渐习汉俗” 和不能尽孝为其罪状,谓亲政以来,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罪一也; “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惟圣母皇太后慈育是依,隆恩罔极,高厚莫酬,惟朝夕趋承,冀尽孝养。今不幸子道不终,诚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这是似非而是的表述,一方面以子道不终自责,一方面又以渐习汉俗罪己,恰恰表明“孝治天下”在清初已经渐渐融入满洲礼俗之中。后来,顺治帝的谥号中采用了“纯孝”二字,且他的陵寝又以孝陵”命名,亦是一证。纵观清代历史,顺治帝大概是最提倡《孝经》的皇帝了。

康熙六年 ( 1667) 七月,在惩治鳌拜之后,因郊祀之期在际,山东道监察御史周季琬奏请定皇家祖宗配天之礼,以光孝治。奏称: “夫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自古迄今未有受命之君而不配天者,亦未有称祖而不配天者。”又引《孝经》为证,请敕下礼臣酌古准今,修明祀典,奉顺治皇帝的神主并享郊坛,“斯于《孝经》严父配天之义,深合而曲当”。康熙帝以为然,令礼部详议。配天之礼遂成为清朝的一项礼仪。雍正元年 ( 1723) 十一月二十六日,因康熙帝配天礼成,颁诏时亦引《孝经》“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之语。

清初统治者在上既自为表率,在下则以此督责臣工和士民。顺治十年 ( 1653) ,因广东道监察御史陈启泰疏言: “举八旗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与汉人一体表扬,仰见皇上锡类之仁,满汉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9 辑,中华书局,1983 年,第 5 页。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 32,上册,第 266 页。

《清圣祖实录》卷 35,康熙十年二月戊申。

徐尚定标点: 《康熙起居注》第 4 册,东方出版社,2014 年,第 152 页; 《清圣祖实录》卷 141,康熙二十八年五月壬戌。《四库全书总目》谓此书“至康熙二十一年告成,圣祖仁皇帝亲为鉴定,制序颁行”,所记全书告成时间有误。

《清世祖实录》卷 114,顺治十五年正月庚子。

《清世祖实录》卷 144,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巳。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印: 《皇清奏议》第 1 册,第 45—49 页; 《清圣祖实录》卷 23,康熙六年七月己未。

《清世宗实录》卷 13,雍正元年十一月壬寅。

视。然丁忧之制,满臣独异,请与汉臣一体守制,以广孝治。”顺治帝谕令礼部议行。后调整为旗人丁忧守制百日,即可任事,“惟服中不升迁”。顺治十五年,新科进士钱元修因参加考试时,正值其父钱开宗获罪逮审,“元修知有科名,不知有父,明系不孝”,被革除功名。顺治十七年,翰林院检讨庄朝生又因家兄不孝不弟,为家国所不齿,被参“无文无行,不宜主试,恐有不明不公等弊”。由此可见当时风气之一斑。

《孝经》在清代的历史命运,很大程度上与顺治帝的提倡有关,而在事实上又由清朝入主中原后为了维系统治而吸纳汉文化的大势所决定。从顺治帝提倡“孝治天下”,到将《孝经》提升为帝王之学,后来又将《孝经》纳入科举考试的命题范畴,并以“论”体的形式作为抡才与教士的标准,从而使“孝经论”作为一种新的科举文体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孝经》与抡才

据清人所述,汉代已经以《孝经》教士。后来唐玄宗两次为《孝经》作注,颁发学宫。然而,清代以前的科举考试并未以《孝经》命题。科举乡、会试以《孝经》命题取士,始于顺治年间,终于乾隆年间。

如上节所述,此议初由魏裔介所创,拟于“科、岁两考及乡、会场,俱命题一道”,当时似未实行。但是在顺治十六年 ( 1659) ,礼部议定: 科举乡、会试的第二场论题,考官应间出《孝经》,以励士尚。这显然与魏裔介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顺治十七年,吏部尚书孙廷铨奏请国子监应增添满洲子弟名额,亦以“稽之汉代,期门羽林之士,皆诵《孝经》”为典故。而《御注孝经》、《钦定孝经衍义》均颁行国子监及各地学宫,令士子诵习。

需要指出的是,《孝经》作为科举考试与学校课士的标准,是以孝经论的形式,且与表、判等文体居于第二场。如果考虑到明清科举乡、会试偏重头场文体的风气,那么孝经论在科场中的实际地位就不应作过高的估计,或者只能说是聊胜于无了。

与顺治帝重《孝经》不同,康熙帝更偏重《五经》等经书,他先后敕重臣编纂了《御纂周易折中》、《钦定书经传说汇纂》、《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而且推崇宋儒的《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等阐释性理之学的经书 ( 此类书在明代汇编为《性理大全》,在清代往往简称《性理》) 。康熙三十九年 ( 1700) 十一月十八日,九卿议覆科场事宜时,以《孝经》篇幅短少、孝经论的题目甚少为由,建议科举乡、会试二场的论题改出性理论,用《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等书一并命题。康熙帝谕令实施。康熙五十五年,又谕令论题专用《性理》,不必再用《孝经》命题。

雍正帝即位后,对《孝经》的态度迥异其父,而是取法其祖。具体措施约有以下三方面,

《清世祖实录》卷 72,顺治十年二月丙午。

杨锺羲: 《雪桥诗话》卷 9,杨锺羲著,雷恩海、姜朝晖校点: 《雪桥诗话全编》第 1 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第 481 页。

《清世祖实录》卷 121,顺治十五年十月甲申。

《清世祖实录》卷 139、141,顺治十七年八月甲午、顺治十七年十月乙酉。

光绪《钦定科场条例》卷 15,《三场试题题目成式》,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48 辑之473,文海出版社,1988 年,第 1145 页。

孙廷铨: 《请增满洲肄业疏》,文庆等纂修,郭亚南等校点: 《钦定国子监志》下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1165 页。

《清圣祖实录》卷 202,康熙三十九年十一月丙午; 光绪《钦定科场条例》卷 15, 《三场试题题目成式》,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48 辑之 473,第 1145 页。光绪《钦定科场条例》将此条记为康熙二十九年,似误。

其一,颁发《钦定孝经衍义》,令天下士民诵习。雍正元年 ( 1723) 七月,他饬谕礼部尚书张廷玉称: “《钦定孝经衍义》一书,广博精深,宜颁布海内,使天下之人,观览诵习,以为修身务学之本。”

其二,编纂新的《孝经》注本。事实上,雍正帝对《孝经》的重视程度,仅次于其祖顺治帝。鉴于《钦定孝经衍义》卷帙繁多,不便满人诵习,专门命臣工刊刻《孝经》清汉文对照版

同时刊《小学》清汉文)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三日,因刊刻告成,《御制孝经序文》曰:

《孝经》者,圣人所以彰明彝训,觉悟生民。溯天地之性,则知人为万物之灵; 叙家国之伦,则知孝为百行之始。人能孝于其亲,处称惇实之士,出成忠顺之臣,下以此为立身之要,上以此为立教之原,故谓之至德要道。自昔圣帝哲王宰世经物,未有不以孝治为先务者也。恭惟圣祖仁皇帝缵述世祖章皇帝遗绪,诏命儒臣编辑《孝经衍义》一百卷,刊行海内,垂示永久。顾以篇帙繁多,虑读者未能周遍,朕乃命专译经文,以便诵习。夫《孝经》一书,词简义畅,可不烦注解而自明,诚使内外臣庶,父以教其子,师以教其徒,口讽其文,心知其理,身践其事,为士大夫者能资孝作忠,扬名显亲,为庶人者能谨身节用,竭力致养,家庭务敦于本行,闾里胥向于淳风。如此,则亲逊成化,和气薰蒸,跻比户可封之俗,是朕之所厚望也。

同年,雍正帝亦手定《御纂孝经集注》一卷,便于汉人诵习。《孝经》一书虽止一卷,但自古以来作注者“自魏文侯而下至唐宋,有名可纪者,凡九十九部,二百二卷,元明两代不预焉”。“宋以后之所说,大抵执古文以攻今文,又执朱子刊误以攻古文,于孔、曾大义微言,反视为余事,注愈多而去经愈远。世宗宪皇帝以诸注或病庸肤,或伤芜杂,不足阐天经地义之理,爰指授儒臣,精为简汰,刊其糟粕,存其菁华,仿朱子论语孟子集注之体,纂辑此编。凡斧藻群言,皆亲为鉴定,与世祖章皇帝御注并发明圣教,齐曜仪璘。”四库馆臣指出,顺治帝与雍正帝两注本,以帝王之术阐发圣贤意蕴,“故能衡鉴众论,得所折衷,于以建皇极而立人纪,固非儒生义疏所能比拟万一”。所论颇为得当。

其三,恢复科场考试《孝经》。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一日,饬谕大学士称:

《孝经》一书,与五经并重,盖孝为百行之首。我圣祖仁皇帝《钦定孝经衍义》,以阐发至德要道,诚化民成俗之本也。乡、会试二场,向以《孝经》为论题,后改用《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夫宋儒之书虽足羽翼经传,岂若圣言之广大悉备? 今自雍正元年会试为始,二场论题宜仍用《孝经》,庶士子咸知诵习,而民间亦敦本励行,即移孝作忠之道,胥由乎此。

这道上谕颇有值得玩味之处,其一,雍正帝变革康熙朝科场条例,恢复顺治朝旧例,仍于科举乡、会试二场考试孝经论; 其二,将《孝经》与五经并重,提倡孝为教化之本; 其三,雍正帝在变更成例时,反而抬出其父之名,将《钦定孝经衍义》的编纂之功归于其父。这不免有些以孝之名行不孝之实的意味,或许也是在为他的变革寻找依据,减轻改革的阻力。

雍正十二年七月初六日,礼部议准: “国子监司业那尔布条奏学臣取进童生,覆试时例有小学论题一道,嗣后请改用《孝经》。应如所请,直省一体遵行。”孝经论又成为童子试覆试时的考题。

雍正帝重视《孝经》的态度,对科场与士林影响颇巨。乾隆元年 ( 1736) ,都察院佥都御史

《清世宗实录》卷 9,雍正元年七月辛丑。

《清世宗实录》卷 64,雍正五年十二月甲申。

永瑢等撰: 《四库全书总目》卷 32,上册,第 266 页。

《清世宗实录》卷 7,雍正元年五月己亥。

《清世宗实录》卷 145,雍正十二年七月己卯。

李徽甚至请求将《孝经》订入四书。其称“圣言称经,自《孝经》始,诸经以此称经”,请将《孝经》与《大学》、《中庸》订为一册,自乾隆元年为始,遇乡试、会试,与《大学》、《中庸》一体命题。

在元明清三朝重视四书过于五经的时代,李徽的提议无疑具有“颠覆”的意义: 一、若《孝经》订入四书,则意味着《孝经》的地位超过五经; 二、科举考试《孝经》将由乡、会试第二场提升到第一场,彻底改变在二场不受重视的地位; 三、不再以论题考试《孝经》,而是制义,即八股文。这些意见应该是为了迎合清初统治者特意表彰《孝经》而发的。

然而,礼部诸臣对此不能苟同,逐一驳斥李徽的提议。首先, “经解名篇,著于《礼记》。离经辨志,载于《曲礼》。则经名早见。《孝经》称天之经,地之义,乃举经常之道而言,安得以拟议之辞,指为定名之义?”其次,四书乃朱熹自订,刊于临漳,宋理宗时颁行学宫。至元明以及清朝,遵行已久。《大学》、《中庸》由程子从《礼记》中摘出,经朱子订入四书。《孝经》单行,篇章无多,何可与四书并列? “李徽欲请订入四书,将使天下后世谓四书订于朱子,五书订于李徽,殊不自量之甚。”最后,科举乡、会试“第一场首试四书文三篇,二场用孝经论一篇,与《性理》互出,所以尊崇圣经,总期发明经义,文与论何择?”

乾隆帝认为礼部议奏甚是,将李徽之议驳回。几天后,乾隆帝谕总理事务王大臣等称: 自继位以来,勤思治理,广开言路,近来诸臣所奏颇不符求言之本意,如“李徽欲以《孝经》与四书并列为五,立义支离,属辞鄙浅,于宋元大儒所论《孝经》源流离合曾未寓目,即欲变乱历代论定列于学官数百年不易之旧章,亦不自量之甚矣。”乾隆帝秉政之初对《孝经》的态度,似乎为后来《孝经》退出科举乡、会试埋下伏笔。

其实,早在雍正十三年 ( 1734) 乾隆帝即位后,即更改科举乡、会试的成例,再次以“论题专用《孝经》,章句无多,士子易于预拟”为由,令嗣后与宋儒讲性理之学的书参酌间出。对比康熙朝成例,不难看出,两朝的改制依据并无二致,只是在改制条例上作了折衷,将孝经论与性理论间出。这也表明,乾隆帝要更改雍正帝重视《孝经》的成例。

乾隆元年 ( 1736) 四月,孝经论在童子试中的地位亦遇到挑战。在雍正十二年,礼部原议定: 将童子试覆试的小学论改为孝经论。至此,因顺天学政钱陈群奏请,礼部议准: 童生覆试的论题,将《小学》与《孝经》兼出。这与乾隆帝的执政风格颇为一致,即将其父的一些成例拨乱反正”,恢复康熙朝成例。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钱陈群的奏陈难免有迎合乾隆帝心意之嫌。他奏称: “《小学》一书分内外二篇,自立教、明伦、敬身、稽古以至嘉言、懿行,大而尊亲敬上,祗父恭兄,小而洒扫应对,洪纤毕具,所以涵养性天,陶融气质,与《性理》相为表里,欲究《性理》必先植基于《小学》,方无躐等之弊。”查康熙五十四年 ( 1715) 谕令童生覆试论题复用《小学》,雍正帝以《孝经》为圣言悉备,应与五经并重,乡、会试论题专出《孝经》,复又令童生覆试用孝经论。今既科举乡、会试第二场的论题已令孝经论、性理论兼用,那么应令童生覆试的论题应以《孝经》、《小学》兼出,“使士子束发读书,先习《小学》,则觉世牗民,已先启其知能,而主静存诚,得徐探其窔奥,庶理学昌明于天下,而于国家兴贤育才之典”。他显然是揣摩到了乾隆帝

① 《清高宗实录》卷 12,乾隆元年二月戊辰。 《清高宗实录》卷 12,乾隆元年二月戊辰。

《清高宗实录》卷 13,乾隆元年二月庚辰。

光绪《钦定科场条例》卷 15,《三场试题题目成式》,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48 辑之473,第 1146 页。

《清高宗实录》卷 16,乾隆元年四月戊辰。

钱陈群: 《学政事宜疏》,《香树斋文集》卷 3,《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编: 《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9 辑第 19 册,北京出版社,1998 年,第 33—34 页。

实施的趋向。

新令颁行之后,落实情形难以达到乾隆帝的预期。一是居然有巡抚分不清御纂的《孝经》注本。乾隆四年 ( 1739) 时,湖北巡抚崔纪奏请颁发武英殿、翰林院的书籍,其中提到《御制孝经》、《御注孝经》、《钦定孝经衍义》等书。礼部诸臣指出,“《御注孝经》冠以御制序文,并非另有《御制孝经》”。崔纪这样一位康熙年的进士,雍正年历任翰林院、国子监官员,乾隆初年又历任顺天学政、陕西巡抚、湖北巡抚等职,竟然连《御注孝经》、《御制孝经》等书都分不清,似乎表明《孝经》一书在科场与士林中的尴尬地位。

二是学政考试也不重视以《小学》命题。乾隆八年 ( 1743) 二月,因直隶总督高斌等人奏称: 童生县试、府试时,请将《小学》与《孝经》一体命题,试论一道; 院考覆试亦试以小学论或孝经论一篇。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议覆时称: 童生院考覆试用孝经论和小学论 ( 间出) ,原系现行之例,“但近来学臣,或有不以《小学》命题者,或有视为具文者。嗣后应令学政于覆试论,务用《小学》命题。凡府、县试,亦令于覆试时用《小学》命题,作论一篇。必通晓明顺者,方许录送学臣考试。饬部令各直省通行。”这就是说,至少在童子试的政令层面,孝经论渐有被小学论取代之势。

乾隆十七年七月,因湖北学政葛德润奏陈考试事宜,礼部议准考试拔贡条例应照乡、会试之例,论题以《孝经》、《太极图说》、《通书》、《西铭》等书参出,自本年为始,令各省学政遵照实行。

无论是孝经论,还是小学论、性理论等等,在清代科举考试中的实际地位都无足轻重。在抡才观念与制度程序都偏重于第一场四书文 ( 即所谓书艺、八股文) 的大势下,不止论题,其他如五经文、表、判、策问等文体,在乡、会试中亦居于边缘地位。自士民以上至考官、皇帝,对此无不了然。

乾隆九年八月,因顺天乡试加强搜检,查出作弊及违式者甚多,乾隆帝训饬士子时指出:

二、三场表、判、策、论,既悬为令甲,士子自当一并留心,而平日视为具文,窗下并未寓目,惟有临时抄写之一法。”可见他对科场内情并非一无所知。

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在更定乡、会试三场文体时,乾隆帝又明确指出: “今士子论、表、判、策,不过雷同剿说,而阅卷者亦止以书艺为重,即经文已不甚留意。衡文取士之谓何? 此甚无谓也。”因此,他决定乡试三场只保留四书文三篇 ( 第一场) 、五经文四篇 ( 第二场) 、策问五道 ( 第三场) ,其他的论、表、判等文体,概行删减。至于会试,除参照乡试三场外,于第二场的五经文外增加一篇表文。次年,又将表文改为试律诗。此后,礼部议覆御史陈大复所奏考试各省拔贡和岁贡条例,决定拔贡考试的二场,不再用论、判; 朝考亦删去论、判。

论题退出科举乡试和会试之后,乾隆帝似隐隐有所不安。乾隆二十三年四月,山西道监察御史吴龙见奏称现更定科场条例,论、表、判均不采用, “但性理论题,向出《太极》、《通书》、《西铭》、《正蒙》诸编,内有朱注及诸儒解释,广大精微。请嗣后乡、会试,第一场四书文后,仍用性理论一道。”奉旨令着照所请施行。

经过此番科举改制,孝经论正式退出科举乡试、会试及拔贡考试。可是性理论却废而再复,

《清高宗实录》卷 100,乾隆四年九月甲寅。

《清高宗实录》卷 185,乾隆八年二月乙巳。

《清高宗实录》卷 418,乾隆十七年七月丁卯。

《清高宗实录》卷 223,乾隆九年八月庚申。

《清高宗实录》卷 526,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辛丑。

《清高宗实录》卷 558,乾隆二十三年三月甲午。 《清高宗实录》卷 561,乾隆二十三年四月己卯。

且从第二场升为第一场,可算得上“因祸得福”了。不过这样的科举文体格局,并未维持太久,至乾隆四十八年即将第二场的试律诗、第一场的性理论对调,性理论重回科举乡、会试第二场。

有官员对科举乡、会试保留性理论,而取消孝经论不无异议。因科场政令影响学校课士与士林学风,若不考《孝经》很可能导致士民不再诵习《孝经》。乾隆五十年九月,礼部尚书姚成烈奏称: “近数科乡、会试二场,只以《性理》命题,士子以《孝经》为功令所不及,反置高阁。”大学士议覆时称: “应如所奏。申明旧制,以下次乡、会试为始,二场论题《孝经》与《性理》二书按科轮出,请着为令。”

乾隆五十二年,随着科举乡试和会试的第二场五经题的改制,由专重一经改为五经轮试、并试,四书与五经毕备,故孝经论和性理论再次退出。道光二年 ( 1822) ,有官员希望在科举乡、会试中恢复论题,被大学士会同礼部议驳。理由在于“从前因论内易藏关节,移置二场,嗣后酌改为五经文五篇,将论裁去,历科遵办,迄今已三十年”,故所奏应毋庸议。

此后,《孝经》主要保留在童生覆试及旗人初级的各项考试之中。咸丰六年 ( 1856) 七月,上谕: 雍正年间编纂的翻译《孝经》,“为八旗各项考试命题之本”,“现在各省驻防乡试、童试,举行翻译已历有年; 在京各项考试,尤为八旗士子进身之阶。诚恐其循诵习传,不免参差简略”,参照乾隆年间的《钦定翻译五经新语》之例,悉加厘定,由武英殿刊刻清文汉字合璧成书,颁行中外,使满汉士子讲习有资。这大概是清代统治者表彰《孝经》的尾声。

在清朝停科举之后,光绪三十三年 ( 1907) 三月,有官员上书条陈学堂事务,提出蒙学堂必以《孝经》、《四书》为初基,所涉及的已是《孝经》与新式教育的融合问题了。⑤ 

三、从史论到经论

孝经论及性理论和小学论,在清代科场取士的地位和作用,固然无法与四书文、试律诗及五经文等文体相提并论。但如果将视野放远放宽,从中国经学史、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科举史的维度衡量清代孝经论及性理论、小学论等科举文体,或许有些新的认识。

作为中国古代文章体系中较早出现的文体,“论”主要用于陈述事理,评议古今人事,尤以史论、政论为大宗。唐宋时期特别是宋代,论体被纳入科举考试,亦是史论,在古文八大家的推动之下,臻于兴盛。明代科举考试采用论体,同样也是史论,考察士子对史事人物的认知和观点。

严格意义上的“经论”,出现较晚。汉唐时期,经学家严守家法,探讨经义时,谨守疏不破注、注不破经的宗旨。自韩愈倡导经学应扫除章句,直指人伦,至宋代经师又将经书比附内典,讲经的取法突破了汉唐家法,不仅以注、疏的体裁阐发经学要旨,还以“论”体来探讨经义。明代徐师曾著《文体明辨》将论体分为八类,专门辟有“经论”一类,选录了欧阳修的《泰誓论》和《春秋论》、苏洵的《春秋论》、苏轼《王者不治夷狄论》、王安石《三圣人论》等文。

孝经论及性理论、小学论等文体,无疑属于经论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讲,清代以孝经论等文体选才取士,意味着科举文体的范围又从史论拓展到经论方面,事实上,康熙二年 ( 1663)

《清高宗实录》卷 1161,乾隆四十七年七月辛亥。

《清高宗实录》卷 1239,乾隆五十年九月乙亥。

光绪《钦定科场条例》卷 15,《三场试题题目成式》,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48 辑之473,第 1125 页。

《清文宗实录》卷 204,咸丰六年七月戊寅。

《清德宗实录》卷 571,光绪三十三年三月甲午。

废除八股取士时,还规定乡、会试第二场考试四书论、五经 ( 本经) 论、表各一篇、判五道,从康熙三年甲辰科会试开始。这同样是以经论取士,可以说是清代科举制度对中国科举史的贡献。

以孝经论及性理论、小学论等经论取士,对清代科举文体格局的影响如何? 或许可以从戴名世的《小学论选序》中管窥一斑。他从古文与时文的角度评议经论与经义 ( 四书文、五经文) :

今夫经义之与论也,虽皆古文之派别,而其体制亦各有不同者。今之经义,则代圣人贤人之语气而为之摹拟,其语脉之承接于题之上下文义,皆各有所避忌,盖其法律极严以密,一毫发之有差,则遂至于猖狂凌犯,断筋绝膑,而其去题也远矣。至于论者,则可以出己之意见,反复辨难,穷尽事理,以求无余蕴,而于题之上下文义不必有所避忌,但须斟酌损益,而不使轻重宾主或至倒乱于其间。戴名世同时指出,今之常以时文与古文区分经义与论,当朝廷以经论取士, “论亦且化而为时文”,可能导致“经义与论且同归于臭败而后已”。就清代士林的舆论来看,孝经论并不如小学论值得提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孝经》一书的真伪存疑。尽管清朝顺治帝、雍正帝及重臣提倡《孝经》,使许多官员和士子对《孝经》的伪书问题三缄其口,可是仍有士人提倡《小学》而贬斥《孝经》。魏禧就称: “然则,治《小学》何以不治《孝经》? 曰: 此非圣人之言,肤已甚于《小学》,《孝经》之美存焉而去其肤,汉儒伪作无疑也。”因此,以好古著称的乾隆帝决意取消《孝经》取士,是否亦有这一层因素的考虑呢?

相较于经论取士,清代士林舆论似乎更倾向于史论取士。自孝经论、性理论及小学论纳入清代科举考试,史论便退出科举乡、会试了。史论取士的废除,令许多士人感到惋惜。晚清广东大儒陈澧认为科场取士,以经说与史论最善,史论以《御批通鉴辑览》命题为宜。“夫士不可不知史事,前代之治乱兴亡,与夫典章制度、前言往行,有益于人者甚大,但二十四史之书太多,

《资治通鉴》亦复繁博,且作史者人非圣贤,不能无偏,惟《御批通鉴辑览》书不多而事备,又经圣人之论定,以此命题著论,则士必通知古事,有益政治。”这无疑是晚清科举改制特设中国政治史事论的先声。

四、结语

通过梳理《孝经》进入和退出清代科举乡、会试的历程,进而可以申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孝经》进入科举考试,与清朝政治文化有紧密的联系。顺治帝重视《孝经》,提倡以孝治天下,并将《孝经》纳入抡才大典与学校课士,是清朝政权“汉化”的表征之一,乃至将人伦关系为核心的汉文化植入满人礼俗与习俗。历经清初帝王的努力,这一目标最终实现,

《孝经》及人伦观念都已深化到清朝的典礼、婚姻及其他礼俗之中。换言之, 《孝经》进入科举考试,不过是上述清朝政治文化转型的一个侧面反映。

第二,《孝经》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并不重要。尽管清代统治者提倡孝治天下,并将《孝经》纳入科举考试,但并不应过高估计《孝经》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就清代选才观念与标准而言,四书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晚清以前是难以撼动的。就经书的学术价值和教化功能而论,《孝经》较之于四书、五经,自然要退居其次。就清代科举文体和场次而论,头场的四书文、五经文 ( 乾隆年间退居二场) 始终是影响科场与士林最重要的文体,作为论体的孝经论、

《清圣祖实录》卷 9,康熙二年八月癸卯。

戴名世: 《小学论选序》,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 《戴名世集》,中华书局,1986 年,第 91 页。

魏禧: 《制科策下》,贺长龄、魏源等编: 《清经世文编》卷 57,中华书局,1992 年,第 1438 页。

陈澧: 《科场议二》,陈澧著,黄国声主编: 《陈澧集》第 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80 页。

性理论、小学论,不过是科场的点缀而已。

探讨科举文体的问题,除了探讨政治、制度、文化等层面的相关问题外,难以回避的是文体形态问题。若要探讨孝经论的文体形态,不仅需要选取几篇范文样板,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搜罗其选本及士林的评点。然而,孝经论的选本迄今未得一见 ( 未必没有) ,这可能是它们数量之少、流传不广及影响之轻的一个例证吧。

第三、科场论题以《孝经》命题,存在考试的缺憾。《孝经》篇幅短小,可资出题的内容有限,对考官而言不啻于一个极大的挑战,对士子而言则易于揣摩,难以作为抡才取士的持续性取材。孝经论及性理论等论题,与制义代言体不同,易于藏关节,妨碍科举考试的公平。这应是康熙帝、乾隆帝决定科举考试不用孝经论的重要依据。

第四,《孝经》进入与退出科举乡、会试,都与政治需求、统治者个人好恶息息相关。清代科举政令的调整,基本上都取决于政治需求和统治者好恶,所不同的是,定鼎之初往往更偏重政治需求,承平之世则视统治者好恶为转移。孝经论退出科举乡、会试既不是影响清朝科举考试得才与否的关键,更谈不上可能起到了清朝由盛转衰的作用,但以试律诗取代论题则反映出乾隆帝更改科举制度的取向,并由此形成定制。那些魄力不足的后代统治者只能墨守因循,不能在变局来临之际及时根据政治需求调整和变革科举制度,最终导致科举制度成为存留与否的讨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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