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时期的老师宁可先生和齐世荣先生，已在2014年和2015年相继离世，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不由得想起了往日先生们对我的关怀和帮助，怀念之情油然而起。

1963年夏，我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高中毕业，本想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不料却到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对此，我感到十分郁闷，很长时间打不起精神。后来，我了解到历史系教师的情况，他们中许多人是很有成就的，在史学界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宁可先生和齐世荣先生更是如此，我的心情才逐渐平静。当时，宁可先生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过多篇论文，阐述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相互关系问题，在史学界引起轰动。齐世荣先生掌握多门外语，翻译过苏联蒙古史学者兹拉特金的《蒙古近现代史》以及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所著《西方的没落》。我想：宁先生和齐先生不也是在师范学院吗，他们能做出骄人的成绩，说明在什么地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个人的努力，是金子在什么地方都会发光。这样，宁先生和齐先生榜样的力量，激发了我大学时期学习的动力。

在大学时期，宁先生教过我们隋唐史和史学理论，齐先生没有教过我们。我和先生们真正的来往，是在1978年以后。

1978年，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研究生。在这之前，我给宁先生写了信，谈了我的想法。宁先生很快回了信，鼓励我继续深造。他在信中还说自己“始终是一个兵，顶多当个排长”。我理解在当时的情况下，先生的意思是说自己只适于搞学问，不适于当领导。1979年冬，研究生学习进入专业学习阶段，我利用《清实录》《蒙古游牧记》《皇朝藩部要略》《皇清开国记》《满文老档》等资料，写成了《试论清太祖太宗时期对漠南蒙古的关系和政策》一文，请宁先生帮助审阅。在一天晚上，我到《北京师院学报》编辑部宁先生那里，听先生讲对这篇文章的意见，在场的有许福谦同志。那时宁先生除在系里担任工作外，还负责学报的领导工作。先生让我先谈写作的经过，包括对引用资料的看法，前人有什么研究成果等，然后谈了自己对这篇文章肯定的意见。那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学术界也正处于恢复研究工作阶段，相关成果还不是很多，所以，我的这篇文章在当时还算是“开创性的”吧。最后，宁先生表示：“这篇文章就在咱们学报发表吧。”当时，我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因为这是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啊。宁先生对后学的关爱由此可见。其实，宁先生对我的关爱，正是对学术的热爱，对学术后继有人的期待。这篇文章在《北京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发表后，又收入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中，在中国民族史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以后,我相继出版了《清代蒙古政教制度》《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等专著，都送给宁先生请给以指导，每次宁先生都很高兴，也都给以热情的鼓励。

齐先生是从别人那里知道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研究生的，对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也很满意。那时，我住在紫竹院社科院的宿舍，而武寅同志也住在那里，我们是同一楼同一层。当时，武寅是齐先生的在职博士生，所以，齐先生就通过武寅转告我，在近代史所帮助借有关现代世界史的资料书，以供急用，一般都是几天以后就会归还。先生也多次询问我的研究工作情况，指出我应当注意的问题。我曾到先生在南小街的家中谈工作，也曾到先生在前三门的家中谈学问。在先生七十大寿的时候，有关方面在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为先生举行了庆祝会,参加会的有百余人，气氛非常热烈。

我曾经有几次在街上和齐先生偶遇。一次是在王府井大街北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门前。我骑车经过这里的时候，一辆出租车恰好停在那里，从车上下来一个人，手上拿着一个皮包，我一看，正是齐先生。当时已是深秋，风刮着树叶在马路上不时掠过。我下了车，问齐先生：“这么冷的天，您来这里干什么？”齐先生回答说：“到科图查一点资料。”“为什么不让学生帮着查呢？”“我还是自己来比较好。”我又和先生说了一会儿话，齐先生便匆匆走进了科图的大门。需知，那时候齐先生已经七十多岁了。

还有一次，是一年的夏天，在三联书店的地下一层出售史学著作的地方，我又和齐先生相遇。先生拿着几本选好的书，正要去付款。先生看到我，主动停下来和我说话，问我现在研究什么问题，还说我的《清代蒙古政教制度》一书写得不错，使用的资料很丰富。原来，《清代蒙古政教制度》一书是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198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出版后，我就送给了齐先生一本请给予指教。没想到先生这样的评价这本书，对我真是极大的鼓励。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我已到了退休年龄，和齐先生的来往也比较少了。2015年7月的一天，我到所里办事，看到了齐先生通过近代史所金以林副所长带给我的书，书名是《蒙古近代史纲》。在书的扉页上，齐先生写了如下三行字：

云田同志指正  

齐世荣  

2015年6月

书中还有一封信，全文如下：

云田同志：

多年不见，想来你也六十多岁了吧？

托人带去拙译一册，与你过去的研究多少有些关系。此系五十多年前所译（详见后记说明），今已无力再做核正，寄上聊做纪念而已。此问

近好

齐世荣

2015年6月14日

东直门南大街12号楼2门1701  

100027

接到齐先生的书和信后，我立即给先生回了一封信，表示自己的感谢和敬重之情。并约了几个同学，准备春节时给先生拜年。谁知，先生没有能等到这一天。

宁先生和齐先生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宁先生在史学理论、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敦煌学、隋唐五代史研究诸多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出版了《宁可史学论集》《宁可史学论集续编》《史学理论研讨讲义》《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合作）、《敦煌的历史与文化》（合作）等著作，主编和参加主编了《中国经济发展史》《隋唐五代经济史》《中华五千年纪事本末》《中华文化通志》《敦煌学大辞典》《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等。还主持了《中华大典·经济典》的编纂工作。此外，先生还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杂志、报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齐先生对世界现代史做过全面研究，对苏联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现代国际关系史有专门论述，对绥靖政策有独到见解，对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造诣颇深，出版了《齐世荣史学文集》《史料五讲》等专著，主编有《二十世纪的历史剧变》《世界历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绥靖政策研究》《精粹世界史(20卷)》《世界五千年纪事本末》《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的历史演变》，译著有《西方的没落》《苏联历史论文选》等。先生与吴于廑共同主编的6卷本《世界通史》更是全国通用教材，影响深远。此外，齐先生还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刊物上发表《三十年代英国的重整军备与绥靖外交》《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论文一百余篇，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回想着宁先生和齐先生的音容笑貌，回忆着先生们的不朽著作，在这新旧交替的夜晚，我想：宁先生和齐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的著作却永远闪耀着不灭的光辉，给我们后来者以鼓舞和指导。我真诚地祈祷：安息吧，宁先生和齐先生。中国的历史学界永远怀念您们！

写于2015年12月31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