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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亭是著名历史学家朱希祖先生的藏书室号。 朱希祖先生（1879---1944），字逖先，他开始藏书大致始于日本求学时代，到北京执教后，更是南北奔走，东西驱驰，节衣缩食，以求善本。他的郦亭藏书在学界，享有盛名。伦哲如[1]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朱希祖》中云:“书坊谁不颂朱胡（因当时朱希祖留有大胡子），轶简孤编出毁余。勿吝千金名马至，从知求士例求书。”诗注云：“海盐朱逖先希祖，购书力最豪，当意者不吝值，尝岁晚携巨金周历书店，左右采掇，悉付以现。又尝愿以值付书店，俟取偿于书。故君所得多佳本，自大图书馆以至私家，无能与君争者。”这样几十年积累下来，郦亭藏书全盛时达二十五万册，百余万卷，其中不乏善本，如《山书》、《鸭江行部志》、宋版《周礼》、明钞宋本《水经注》等，均为海内孤本[2]。其中明钞宋本《水经注》曾被王国维誉为《水经注》诸版本中第一，章太炎、王国维二先生先后为此书作跋，许寿裳、汪东二先生为此书题签，后来胡适之先生也为此书写了考证文章[3]。也正因此书，朱希祖替自己的藏书室取名“郦亭”，并请章太炎书匾。郦亭藏书以南明史料和地方志为主，以史书、文集、奏议、乃至古本、稿本为主要收藏目标。 这批藏书倾注了先生大量的心血，其中辛苦非常人所能想象。上世纪前半期，中国大地战乱连年，人员迁徙已属不易，更何况还有那么多书。台湾学者苏精在《近代藏书三十家》一书中说：“在民国以来的藏书家中，还没有第二个像他这样人书都经历迁徙流离的。”[4] 第一次迁徙是在1933年。其时先生已从北京到了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主任。那年一月四日，日军进攻山海关，五日，山海关失守，平津危急。先生立即致电北平家中，嘱家人速将善本书寄粤，以筹万一。十一日，又编家中次善本书目录，再电北平家人，嘱其将这批次善本书寄存德华银行或寄广州。先生还不放心，二月二日，又派夫人回北平，处理书籍。二月中旬，北平书籍陆续寄到。三月十七日，夫人亲自携书十五箱乘海轮回到广州。半年中由北平寄到广州的书籍有七百六十余包。到八月，先生仍不放心，利用暑假亲自返平，整理藏书，选择部分重要者携至广州[5]。其时，先生之藏书已分南北两地矣。 1934年春，先生受聘为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于是那批藏书又经历了第二次迁徙。 书的第三次迁徙，是在1937年抗战开始后的八月一日至十月二十二日。这是一次艰难的旅程。这次迁徙先生酝酿了两年。1935年夏，华北政局不稳，先生亲赴北京，整理书籍，9月3日，携书十二箱回南京。10月，日本欲图囊括华北，驻兵京汉，时局岌岌，谣言四起。先生忧心家国，夜不能寐，乃于二十五日起，先将善本书装箱，以防万一。是年十一月十一日，率长子偰及婿香林[6]赴严州，觅地藏书，以作避难之计。次年一月，与夫人再赴严州，拟卜筑藏书，以避兵燹。1937年“七?七”之后，先生反复定夺，最终决定藏书徽州（今安徽歙县）。八月一日开始装箱，到十二日仅装六十箱，还有十余箱虽属普通书籍，亦间有善本，只得托族人照料。十三日，沪战爆发，先生急至宣城，接洽住所，是晚书籍运至宣城。十四日，战讯传至宣城，一切车辆均归军用节制，只好把六十箱书暂存车站库房。二十二日，先生至徽州，接洽藏书。二十四日，返宣城接洽运书。九月十六日，开始运书至徽州，暂存徽州师范学校。十九日，先生返南京处理事务，途中遭遇轰炸。二十日，连夜抵宣城，督运书籍。十月二日，运书完毕，先生赴徽州。时上海战事，日趋危急，敌机四处轰炸，先生恐徽州亦被波及，乃决计迁屯溪，并由水路运书前往，存三门呈洪宅。后先生又觉不妥，乃于十八日至隆阜，与学生戴伯瑚商议，戴伯瑚为清代著名思想家戴震后人，最后议定将书藏于戴震藏书楼，托戴伯瑚保管。二十二日，六十箱藏书全部运抵隆阜，夫人也暂住隆阜。[7] 至此，先生毕生心血之藏书已分北京、南京、隆阜三地矣。 余秋雨先生在他的《藏书忧》中说了许多藏书之忧，我想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朱希祖当年的藏书之忧。今年夏天，我特地沿着朱希祖先生当年往屯溪的路走了一遍。车出南京，过芜湖，穿行于皖南山区，到歙县，至屯溪，访隆阜戴震故居。沿途都是高等级公路，再也没有先生当年的艰难了，然而在车中，依稀可以想见当年先生褴褛于途的身影，以及先生忐忑不安的如焚忧心。这才是真正的藏书之忧！走在隆阜小镇两人宽的青石板路上，真想不出先生是怎样把六十箱书运进来的。 藏书不易，得书亦不易。伦哲如说希祖先生，“购书力最豪，当意者不吝值，尝岁晚携巨金周历书店，左右采掇，悉付以现”，其实并不完全属实。先生一教授耳，哪来巨金，又何能“悉付以现”？我手头有一份希祖先生附在日记里的账单：1929年2月4日，本日先生连薪金加稿费共收入458.8元，支付31家书店欠债527.25元。2月9日日记写道：“（今日）阴历除夕，上午八时起，各书店前来索书债，约二十余家，一一付给。”在他的日记里也常有“书价太巨，未购”的记载。不过伦哲如先生说“自大图书馆以至私家，无能与君争者”，倒也基本是事实。谢国桢先生在《南京在望》一文中，记有当年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的经费：民国七八年间，每月只有二百元，公开阅览后，才加到四百九十元，直到民国十六七年间，始增加到每年两万二千元[8]。按照个人与国立图书馆的比例，希祖先生确实可以说是“购书力最豪”了。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希祖先生每月收入，有一半以上用于购书，但他自己的生活却十分简朴。他除藏书和学问外，真是身无长物。 至于得书的过程，真是可以写出多少故事。有一套李清的《南渡录》，先生称其为南明史料中的至宝。为此书，先生访求十有余年，多方求购不得。有一天某书店来电话说有此书，先生急驱车前往，至则大失所望，原来只是南宋辛弃疾的《南渡录》[9]。后只好分别从北平图书馆和朋友处抄录两部，然又互有出入。直到1937年2月，才在平湖葛小严先生家见到原稿，喜出望外，并欣然为之作跋[10]。 凭着这种不懈的精神，先生的藏书日见其多。然而，先生又不同于一般的藏书家。苏精在他的《近代藏书三十家》中说：“朱希祖是史学家，因此郦亭藏书既非供鉴赏，也不徒供校雠，而是取以读书治学用的，从他的题跋中可以看出一个读书的藏书家，与其它欣赏的、校雠的藏书家不同之处，后两者往往只娓娓于一书的递藏授受源流、与自己收藏的经过，或是龂龂于字词同异的争辩、与版本甲乙的校勘；而读书的藏书家所注重的，则是一书内容的考订论证，本旨要义的发明阐述，以近代学人而言，王国维、胡玉缙等人如此，朱希祖同样是如此。”[11]先生生前已撰成《明季史籍题跋》六卷，《郦亭藏书题跋记》四卷，还准备编撰周史、秦史和南明史 [12]。台湾东海大学教授蓝孟博先生回忆当年的情况时说：抗战时，大家都跑防空警报，朱希祖先生每次跑警报，总带着他的南明史稿本。（据东海大学陈以爱告知）可是这本可期其成的千秋史业却被战争给毁灭了。1961年其子朱偰先生搜集他发表于杂志、以及日记、未刊稿中的文章八十二篇，编印成《明季史料题跋》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13]，同时还由朱偰整理出版了《汲冢书考》。可惜，因为当时朱偰正顶着一顶右派的帽子，出版时连“整理者朱偰”几个字都不准留下。希祖先生仍有许多未刊手稿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 抗战开始后，先生避地四川，而他视为生命的藏书，却在远隔关山之外的北京、南京、隆阜，一心牵挂三地。在他的《重庆日记》中，经常有去信三处，托亲友们晒书、注意防潮、防蛀的记载。1943年底，先生时常生病，寓居于重庆歌乐山。12月4日，长子偰前来省亲，设想将来集中几处藏书，设立“郦亭图书馆”，仿天一阁制，以垂久远，先生十分赞同[14]。可是非常遗憾，先生于1944年逝世于重庆。自1937年10月22日之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日日魂牵梦萦，倾注一生心血的藏书。先生逝后，暂厝于重庆。真可谓：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得见兮，有我书藏。 存于隆阜的藏书，抗战后运回南京，六十大箱，不缺一卷，戴伯瑚先生保护之功，诚不可没。然而，这场战争，以及多次迁徙，还是不可避免地给郦亭藏书代来了不小的损失。 建私人图书馆，在战乱的民国时代，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到了1949年之后，更是不可想象。中国的私家藏书，总逃不出散失的结局。为了避免这种下场，希祖先生认为送图书馆是比较好的办法。1913年2月，先生曾赴海宁硖石蒋氏“衍芬草堂”参观藏书。海宁蒋氏，三世藏书，多宋元旧版，在参观阅读中，先生发现，蒋氏藏书多海宁陈仲鱼先生旧藏。因书中有陈氏先人图记:“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尽管如此，陈氏书籍仍不免于后人变卖。由此先生认为:“藏书之人能自籀读以终其身可矣。子孙能继起则遗子孙，否则，可送存图书馆，犹得贻令名于不朽也。”[15]此话，好似一句谶语，决定了郦亭藏书的的去向。后来这批经战火而劫后余生的藏书，果真由其子朱偰先生捐给了南北两大图书馆：一为北京国家图书馆，一为南京图书馆。倒不是后人“不能继”，凭其长子朱偰的身份，名教授，也是著作等身的名学者，在政府中也有个相当不低的职位，要保住这批藏书，暂时也许是可能的。然而他还是把这批书捐给了国家，这其中包含着朱偰先生对新中国文化事业的一片真心。 捐书的过程是这样的： 1950年10月21日，由柳亚子先生（亚子先生，希祖之旧友也）出面，与朱偰商议，征集南明史料，希望将希祖先生所藏南明史料捐给国家。朱偰慨然允之，亲手将家中所藏南明史料中最珍贵的的部分，装订五大箱，交与柳亚子，但也希望政府能协助迁回父亲的遗骨。亚子先生答应转呈周恩来总理，由政府迁回安葬。于是希祖先生所藏南明史料之最珍贵部分全部捐给北京图书馆。11月10日，朱偰日记：“上午修书柳亚子，催请向周恩来办交涉运先君灵柩，并引吴梅村诗句云‘巫峡巫山惨淡风，巴州迢递浮云碍。寒日何人酬一樽，登高断肠乌蛮塞’以动之，柳固诗人，想能体谅也。”然未有下文，亚子先生也只是联络叶恭绰等人，联名上书等待批复而已[16]。直到1956年，由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与希祖先生共创文学研究会十二人之一）和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出面，要求朱偰将家中所藏明钞宋本《水经注》、《鸭江行部志》、宋版《周礼》等海内孤本捐与国家，并安排重庆文化局办理希祖先生遗骨迁移之事[17]。朱偰1956年2月29日日记中云：“上午乘电车赴东四头条文化部访郑振铎副部长接洽公务。余允将家藏善本、孤本捐给北京图书馆，以报国家对先君地下矣。”当时，朱偰正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可是这几套孤本并不在南京，而在香港其姐朱倓家中。朱偰致信朱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由其母亲签字认可，最后由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工作人员往朱倓府中取回，捐与国家。 1954年4月，北京图书馆成立海内著作家手稿部（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文库），与朱偰先生协商，征求希祖先生遗稿，对于此事，朱偰在其《郦亭诗稿序》中写道：“余初未忍割爱，继思先君为国内著名史学家，著作等身，蜚声士林，其学术造诣，固非一家所得而私。昔人著作，藏之名山，今人著作，藏之国立图书馆，固得其所也。因将全部手稿，毅然应征，仅保存日记数十册，及郦亭诗稿原稿数十页，以作家人纪念。”[18]由此可见先生之高义也。 到了六十年代，北京图书馆又与朱偰联系，希望其将保存下来的希祖先生的郦亭藏书全部捐给国家。江苏方面听说此事，也与朱偰协商，希望这批藏书能留在南京。其时，朱偰先生刚刚摘去右派帽子，派在南京图书馆工作，任江苏省图书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闲职。本着中央不与地方争利的原则，北京方面放弃，于是，这批藏书最后捐与了南京图书馆。捐书之后，南图并未立即将书全部运走，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抄家，并大肆烧书。1966年8月26日，南京图书馆“造反派”“红尖兵”和南京工学院“红卫兵”在朱偰家中整整烧了半天书，一时火光冲天。虽然朱偰先生再三阻止，声称此书已捐给国家，是国家财产，但不起任何作用，损失不小，幸得南图领导派人阻止，才避免更大的损失。事后他们也用抄家的方式，把剩下的书全部运至南图，同时也抄走了字画，和不属于捐赠范围内的其它书籍，以及朱氏父子的全部日记、手稿、笔记（大部分日记和部分手稿文革后归还）。这些已是笔者所亲历。记得那天，书运走后，房中园中，满地狼藉，朱先生怅惘愤懑，满脸阴云。一件义举，却以罪犯抄家的形式作了最后了结。 不知当时朱偰先生想到些什么，也许他想到了二十一年前的一个梦想。那天是1945年8月15日。 “八月十五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中、苏、美、英四国政府公布：日本正式投降。这时，我做了许多白天的梦幻。这些梦是美丽的，多方面的，生气蓬勃的，可是也多半脱离实际，无法实现的。我幻想战后的幸福生活，我拟定了战后的事业计划。第一，我想建个图书馆来纪念我的父亲。这所图书馆，应该叫做‘郦亭图书馆’。我打算设在杭州西湖边上，集北京、南京、重庆、屯溪藏书在一处，拟请政府补助若干，自筹经费若干，自己做图书馆馆长。在西湖风景最胜的地方，坐拥连城，‘虽南面王不易也’。”[19] 往昔美丽的梦想和眼前残酷的现实也许就这样交织在朱偰的心头。不仅办图书馆是个幻想，眼下连想作奴隶的资格都没有了。 至此，朱希祖先生的这批经过战火、文火和几十年人事变迁而留存下来的郦亭藏书已分别进入南北两大图书馆。 郦亭藏书，价值连城，仅就其经济价值而言，朱希祖的学生金毓黻教授在他的《静晤室日记》“民国三十三年七月十二日”中说：“（希祖）先生所藏多珍本，在承平时已值二十万金，战后书价暴涨，高者至千倍，由是所藏书将值二万万金矣。”[20]当然，希祖父子看重的不是金钱，而是它的文化价值，应该说郦亭藏书是中华文化中的瑰宝。从这个角度看，朱氏父子藏书、捐书的意义就非同寻常了。 现在想来，朱偰先生还是有先见之明的，这批书如不捐出，定难逃“文革”灭顶之灾。希祖先生艰难搜集于前，朱偰先生保护捐书于后，父子两代，为保存中国文献典籍之功，当永载史册。该记住的还有朱希祖夫人张维女士，以及戴伯瑚先生。 写于此，突然想到今天是冬至节，应该给两代朱先生烧点纸钱。望着摇曳的火光，仿佛看到希祖先生踯躅于皖南山道，也仿佛看到朱偰先生低徊于抄家后狼藉的园中。 呜呼，魂兮归来，尚飨！ 2004年12月21日于清溪村 注释： [1]伦哲如，著名藏书家，与朱希祖先后进入北大。朱希祖1929年2月24日日记中云：“伦君藏书以清代集部为最富，北平藏书家无出其右者。”（该日记未刊，原件藏国家图书馆） [2]朱偰《回忆随笔》第十二卷《浮生哀乐》：“吾家二世藏书，全盛时达二十五万册，百余万卷。”（该回忆随笔未刊。） [3]郑德坤《水经注版本考》（《燕京学报》第十五期，216页）。朱希祖1942年12月24日日记（该日记未刊）。朱偰《致胡适》（1998年河北人民出版社《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381页）。 [4]苏精《现代藏书三十家》（1983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第160页。） [5]朱偰《先君逖先先生年谱》（2002年学林出版社《文史大家朱希祖》第166、167、168页）。 [6]罗香林（1907－1978）字符一，号乙堂，广东兴宁人。著名历史学家。1932年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长期任香港中文大学史学系主任。 [7]朱偰《先君逖先先生年谱》（2002年学林出版社《文史大家朱希祖》第179、180、189页） [8]谢国桢《南京在望》（2000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情调》第4页。） [9]朱希祖1929年2月21日日记（未刊，原件藏国家图书馆） [10]朱希祖《南渡录跋》（一）、（二）（2002年学林出版社《文史大家朱希祖》第27、30页） [11]苏精《现代藏书三十家》（1983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第161页。） [12]1931年1月朱希祖发表《编纂南明史计划》（《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2卷第7号）。1942年2月22日朱希祖又应教育部之请，拟定《编纂周史、秦史、南明史计划书》。（朱希祖《重庆日记》1942年2月22日，该日记未刊。） [13]朱偰《回忆录》（未刊。） [14]朱偰《先君逖先先生年谱》（2002年学林出版社《文史大家朱希祖》第207页） [15]朱希祖1913年2月5日日记“补记《硖石旅行》”（该日记未刊，原件藏国家图书馆）。 [16]朱偰1950年10月21日、11月10日、11月17日日记。（未刊。） [17]朱偰1956年2月26日、2月29日、4月2日、5月7日、5月15日日记。（未刊。） [18]《文史大家朱希祖》（2002年，学林出版社，第99页） [19]朱偰《回忆录》（未刊。） [20]金毓黻《静晤室日记》（1993年沈阳，辽沈出版社出版，第5599页）
（资料来源：《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