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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山西大学堂留英学生考论
作者:杨彩丹 魏春羊 责编:

来源:《历史档案》2019年04期  发布时间:2020-12-22  点击量: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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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留英教育呈现出一种不间断的平稳发展态势,在20世纪前十余年间一度居留欧各国人数之首。作为中国建校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之一,山西大学堂曾先后派出三批官费留英学生39人,自费留英学生4人,在近代中国留英学生的派遣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研究山西大学堂留英学生,无疑是近代留学史、教育史和中外文化关系史上颇有意义的课题之一。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关于此课题的研究并没有专文出现。故本文拟对山西大学堂留英学生的人数、成行原因、在英学习活动及其学成归来后对山西的贡献等问题作一初步研究。

 留英学生派遣概况

中国派遣留英学生之嚆矢是光绪元年(1875)福州船政学堂选派的刘步蟾、林泰曾去英国高士堡学堂学习。中国首批留英学生是光绪三年福州船政学堂选送的12名学生和艺徒到英国学习驾驶。山西大学堂首批派遣留英学生始于光绪三十二年。

光绪三十二年,山西地方当局保送山西大学堂西斋学生王宽、常子成、武尽忠、王酉辰、刘宝

华5人赴英国伦敦帝国科学技术学院等高等院校留学。一说是王宪、常子成、武尽杰、王酉辰、王梦龄、刘宝华等6人去英留学。一说是上述6人考取了英国“庚子赔款”奖学金,前往英国

 刘集林等:《中国留学通史·晚清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86页。

 参见《山西大学一览》,1932年。高圣恩:《清末山西的官派留学活动》,《晋阳学刊》2003年第6期。董琪珩:《山西教育大事记》,山西高等教育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第46卷民族宗教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02页。

 王春菁:《我的网球生活》,《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2卷第14—25辑,1999年版,第1028页。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西通志》第42卷体育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00页。

学习。

光绪三十三年,山西大学堂派出第二批留英学生。实际上,此批派遣的学生早在光绪三十年二月即已考选,据《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记载,“山西大学堂为造送事。谨将本学堂考选游学英国专习路矿学生姓名年岁籍贯三代,分别官费自费,造册呈送”,其中官费生23人,自费生2名,详见下表:

01



 张晓瑜主编:《黄土地的女儿》,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页。

 刘真主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1—5册),台湾“国立”编译馆1980年版,第627—628页。

另据《山西大学校史》记载,此批留英生于1906年12月通过巡抚衙门审核确定最终名单,

1907年3月被派遣出国。此处颇有争议的是自费生人数和名单,另据《清末山西留学生》记载, “又学生解洁身(字子清,一说是随同第三批学生自费留英)、李道行、李道在、谷炳寿(焘)等4人自费留学,随同赴英”。

民国元年四月(1912年4月,一说是5月)山西大学堂派出了第三批留英生。和第二批留英生一样,此批学生名单也已在宣统三年(1911)即已核定,共有官费生11人。详见下表:

02


资料来源:郭荣生:《清末山西留学生》,山西文献社1983年版,第54—55页。刘晓琴:《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另据《山西大学百年纪事》,此批学生中还有一名自费生解子清(资料不详)。上表中有争议的人物有赵峥,一说赴英后,“在南威尔斯大学专攻冶金”,还有杨朝相,一说1907年赴英国留学,入曼彻斯特市利滋大学化学系。

1911年2月,根据《中西大学堂改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合同》二十三条规定,总教习苏慧廉正式办理移交西斋的手续,山西大学堂西斋由山西地方政府收回自办。山西大学堂官派留英活动也告结束。

 留英学生派遣原因、选拔及到英境遇

1906—1912年间,山西大学堂共派出三批留英官费生39人,自费生4人。山西省成为清末留

 山西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编:《山西大学百年校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5页。

 山西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编:《山西大学百年校史》,第52页。

 郭荣生:《清末山西留学生》,山西文献社1983年版,第50—51页。

 山西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编:《山西大学百年校史》,第52页。

 山西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编:《山西大学百年校史》,第52页。

 阳泉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编:《阳泉革命老区概览》,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1页。

 丁天顺、许冰编著:《山西近现代人物辞典》,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30页。

英生派遣省份中仅次于江苏省的第二个较早、较大规模的省份。这对于留学其他国的学生皆不算多,并不能算作留学大省的山西省来说,确为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山西近代工矿业的发展。山西素有煤铁之乡和“五色省”之誉,矿藏资源极为丰富,山西近代采矿业也颇具规模,主要有光绪三十一年刘笃敬在阳曲开办的王封山磺矿公司,光绪三十二年刘笃敬投资开办的太原西山庆成煤窑,光绪三十三年杨韨田在绛县设立的涑川铜矿公司,宣统三年刘笃敬开办的西山永泰煤窑,光绪三十三年成立的山西保晋矿物公司、狄楼海创办的山西平陆矿物公司。此外,太原、汾阳、大同、平定、寿阳等地都有人投资采煤业。大批工矿人才的急需可谓是山西大学堂大规模向工矿技术非常成熟的英国派遣留学生的根本原因。有文献记载,第二批留英生的派遣即是“专习路矿”。

第二,山西地方当局和山西大学堂校方对留学活动的积极提倡与鼓励支持。山西历任巡抚都非常重视留学生的派遣。时任巡抚恩寿就非常重视实施留学政策。1902年,清政府正式发布要求各省选派学生赴欧洲留学的饬令:“泰西各国,或以道远费多,资送甚少,亟应广开风气。著各省督抚,选择明通端正之学生,筹给经费,派往西洋各国讲求专门学业,务期成就其才,以备任使。”1904年,他即命令山西大学堂遵照饬令将游学英国的学生共25人,“姓名年岁籍贯三代,分别官费自费,造册呈送”。同时,恩寿还在经费上对留学生予以支持,公费生“反(凡)考取公立大中学校学生,多发给津贴,给予奖励和补助”;自费生不仅“多可领本县的津贴”,并且“官费生如有缺额,可择成绩优秀者补为官费生;考取名牌大学或高等专门学者,即转为官费生”。根据这一规定,1914年山西巡按使核定留英官费生缺额1名,遂“将其学费分给自费生谷炳焘、解洁身作为津贴”。此外,第二批留英生之所以能够于1907年成行,也与山西按察使兼山西大学堂督办丁宝铨在巡抚衙门的积极活动分不开。第三批学生也是高时臻校长积极与山西省财政长张瑞玑、教育长解荣格以及军政府等多方协商的结果。

第三,与英人渊源颇深也是山西大学堂大规模向英国派遣留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英国记者莫理循曾称:“山西大学堂是一所完全由英国人主办的有声誉的学府。”此说虽不免有夸大之嫌,但山西大学堂与英人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首先,山西大学堂创办之动议就是英人李提摩太提出。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李提摩太应山西巡抚岑春煊邀请来晋协助解决教案和商务问题,5月29日向李鸿章递交了《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七条。其中第三条称:“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银五万两,以十年为止。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人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总管其事。”其次,担任西斋总教习的皆为英国人。李提摩太任学监,首任总教习是牛津毕业生敦崇礼(Moir Duncan),

1906年由毕善功(L.R.O.Bevan)继任,1907年至1911年6月学校移交山西省政府时,一直由苏慧廉(W.E.Soothill)任总教习。再次,西斋自开办始即“取法英国”:分预科、专科两级,预科

 田晶洁:《近代山西留学生研究》,天津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第54—55页。

 侯殿龙、孔繁珠主编:《百年山西留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中国近现代留学大事记》,留学生丛书编委会编:《中国留学史萃》,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79页。

 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1卷,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7页。

 刘真主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1—5册),第628页。

 侯殿龙、孔繁珠:《百年山西留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教育公报》第九册,1915年2月。

 山西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编:《山西大学百年校史》,第15页。

 王李金:《从山西大学堂到山西大学———探寻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创立和发展的轨迹》,山西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135页。

 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卷(1912—1920),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

学制三年,专科学制四年,专科分法律、工程、采矿、冶金四科。课程分设文学、数学、物理、化学、工学、矿学、格致、法律、世界史、西洋史、英文、图画、地理、博物、体育等。教学主要靠外籍教习用英语讲授,分班教学,每周36小时,每天上、下午各3小时,星期日休息。

此外,李提摩太的个人提倡之功也不可忽视。早在1895年,李提摩太就指出中国“今日中西交涉,隐受巨亏”的根本原因在于朝野不通中西各国之情,主张“京师各大员及十八省督抚之子弟应各派遣出洋,读书数年,周知外事”。1906—1910年11月间,李提摩太为山西大学堂西斋学监、节制和总理,他对留学教育的积极提倡和支持当是大规模留英学生得以派遣的一个重要因素。王家驹就曾指出:“李提摩太野心勃勃,为养成英人统治中国经济之准备,兼而钻入政治最高之领导部门,更提倡西斋毕业生到英国留学,将来毕业后取得进士之高级官吏之资格,养成英人在中国的高等代理人(英奴)。清政府不察,果然接受其建议,于是有留英学生之保送。”此言固然有政治因素考虑在内,但李提摩太客观上促进山西留英教育的发展确是不容置疑的。

山西大学堂留英学生的选拔较为严格。第一批留英生是通过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奖学金获取保送资格,其严格程度自不必说。第二批留英生是由毕善功代总教习亲自主持,从西斋预科毕业的甲、乙、丙三班学生中(均获举人文凭)考选了23人,并最终由巡抚衙门审核确定名单。第三批留英生是从西斋专门科毕业生中进行选拔,不仅程度普遍更高,其中杨仁显、刘世勋、潘莲如、杨朝相、王缙云、温承让6人赴京参加学部考试还获优等、中等,并被皇帝引见,赏给进士出身。另外据记载,此批“报考学生甚众”,其竞争激烈可见一斑。郭荣生即指出:“山西大学保送留英的这两批学生,程度极为优良。”此言当为不虚。

留英生赴英之前都要经过复杂的准备。如第二批留英生赴英前不仅要先赴北京学部进行学习,还要至殿前向光绪帝行大礼,之后由抚院委员率领赴上海法租界进行剪发、改换服装。赴英路线则选择乘德国船,经香港、新加坡、印度、锡兰、雅典、红海、苏彝士运河、直布罗陀海峡,入大西洋,至伦敦,行程42天。第三批留英生也是“经教育部培训后从上海乘轮船赴英国”。

到英国后留英学生主要集中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以下学校:英国伦敦帝国大学(9人)、南威尔斯大学(6人)、塞菲尔大学(6人)、克德夫大学(2人)、格拉司勾大学(2人),其他则散落于康奈耳大学(1人)、英国皇家大学(1人)、利治大学(1人)、伦敦理工大学(1人)、赫直大学(1人)、伦敦政治经济大学(1人)、薛费大学(1人)、伯明翰大学(1人)、英国国立专门理科大学

(1人)、堪邦矿务专门学校(1人)、苏格兰格兰斯哥皇家实业学校(1人)、康逢矿业学校(1人)、伯特西工业学校(1人)。他们所学专业比较单一,主要以采矿、冶金、土木、机械等重工业为主。

其中入采矿一科就有14人,冶金一科5人,土木工程一科3人,机械科2人。

留英生受到了英国民众的欢迎。如王宪到英国后为了尽快学习语言,曾被安排在一位英国人家中生活,“这个家族对王宪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尤其是老人的外孙女爱伦·派克,这位比王宪小10岁的英国姑娘活泼开朗,特别善解人意。她常常同王宪在一起,为他纠正还不够规范的发

 李天纲:《万国公报文选》,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59页。

 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山西文史资料精选———建国前的山西教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据统计,甲班约有学生100名,乙班约有65名,丙班约有40名,参见山西大学纪事编纂委员会编:《山西大学百年纪事》,第18、 29、31页。

 山西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编:《山西大学百年校史》,第49页。

 山西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编:《山西大学百年校史》,第52页。

 郭荣生:《清末山西留学生》,第50—51页。

 山西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编:《山西大学百年校史》,第36页。

 山西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编:《山西大学百年校史》,第52页。

音.一同打网球,登山、远足”。但是,中国与英国的差距以及英人对中国人的蔑视仍深深刺痛了中国留英生的心。如李建德记述道:“经香港、新加坡、红海沿岸,均是英国殖民惨无人道之地,不禁有斯地斯人何时可望出头之感。待到英伦,眼见火车轮船往来如梭,工厂烟囱接踵林立,回想祖国,未免望洋兴叹,万感交集。况英拥有世界最强的海军舰队,素称海上霸王,其殖民地遍及全球,左思右想,觉有一大帽压在头上,无法解脱。加之英伦三岛蔑视华人已成习惯,又未免触目惊心,自己如哑巴吃黄连苦不可言。”

学生们到了英国“眼界大开”,大都确立了“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志向。他们在英国发愤读书,如白象锦刚入南威尔斯采矿大学时,“考试成绩是倒数第二名……经过几年的勤奋攻读,一跃而名列前茅”。毕业后,英国福公司曾挽留他在英工作,他拒绝了。王录勋在英国皇家大学读书期间还多次享受皇家奖学金。除了读书外,他们还非常注重实习。如李建德回忆他在帝国大学就读期间,“得总教康克斯之介绍,遂入约克省林代矿厂实地练习。凡遇暇日,该矿厂总办即导予至邻近诸矿参观游历,并为予详述其利害得失以资采择。越明年至苏革兰,又明年至威尔斯,综见见闻闻之异,极形形色色之奇”。经过努力,留英生们大都学有所成。郭荣生评价他们“进入英国大专学校读书,成绩亦甚优秀,大都得有硕士、博士学位”。通过考证,其中获得博士学位者有王宪、耿步蟾、张静山、王录勋、杨长煜、杨仁显、孙晋祺7人,获得硕士学位的有申湘、兰锡魁、赵廷雅、潘莲如、常克勤5人。在认真致力于学业的同时,留英生们也颇为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并积极投入到革命活动中。如1907年7月,刚刚抵达伦敦的赵奇英、庞全晋、李建德、武尽杰、耿步蟾、白象锦、张静山等20余人举行游行,抗议英国福公司掠夺山西矿权的行径。梁上栋1910年在伦敦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梁济在英国读书期间,也接受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积极参加旅欧同盟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后经张继介绍加入同盟会。

 留英学生归国后情况及其贡献

山西大学堂留英生归国时间不一。一部分是在辛亥革命前夕回国,积极投身革命,为光复太原做出了一定贡献。如梁济、高时臻回国后,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10也有部分学生毕业后选择先实习后归国的路径。如王梦龄1912年毕业后先入马氏电工厂实习,1914年才回国。11 耿步蟾1911年毕业后,又在英国钢铁、铜锌、锡铝等厂矿实习两年,到1913年回国。12 大部分留英生是在毕业后于民国初年归来。归国后,留英生们对山西近代文化教育和政治经济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首先,促进了山西大学校以及整个山西教育的发展。留英生的相继归国极大地充实了山西大学

 张晓瑜主编:《黄土地的女儿》,第293页。

 山西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编:《山西大学百年校史》前言,第2页。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第48卷人物志,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62页。

 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山西文史精选———山西近代名人辑要》,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页。

 李建德:《自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234中国矿业调查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郭荣生:《清末山西留学生》,第50—51页。

 山西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编:《山西大学百年校史》,第36页。

 贾秉铃、张允宽:《梁上栋先生生平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原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原评文史资料》总第九辑,2000年版,第152页。

 曹满荣:《梁济传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右玉县委员会编:《右玉文史资料第2辑》,1987年版,第57页。

10 姜福林主编:《襄汾县志》,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66页。

11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第48卷人物志,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80页。

12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第48卷人物志,第362页。

的师资力量。据《民国时期山西大学教授、副教授及讲师(1912—1937)》的记载,回母校任教的有后任第二、三任校长的高时臻、王录勋;任工科学长的王宪和所有工科教师:潘莲如、温承让、王庆祚、常克勤、谷柄焘、解洁身、杨长煜、张增、白象锦、杨维翰、庞全晋、赵廷雅、王嘉瑞、申湘、武尽杰、耿步燕、李建德、刘世勋;任地质教授和附属高中主任的孙晋祺;任电气教授的张景良、杨仁显、郑永锡;任土木工程系主任的兰锡魁;任理学院院长的张静山等28人。正如郭荣生指出:“中国人自英人手中接办山西大学,主持校务的人,大都是这两批留英学生,他们成为山西大学的基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发生。”大批留英生任教山西大学,自然与回报母校以及山西大学在当时省内外的地位有关,但也与高时臻、王录勋两位校长的努力不无关系。据记载,高时臻任校长期间,曾“给其在英国留学的同学写信,希望他们返回学校,共图发展”。

除了组建以留英生为主的教师队伍外,高时臻、王录勋在任期间,还积极参照英国教育模式,锐意改革,实现了山西大学校的大发展。高时臻在任期间最大的贡献是开办预科二部(一部主科为文、史、地,二部主科为数、理、化;一部升学文、法科,二部升学理、工科),根据教育部《大学令》,主持成立校评议委员会与教授会,制定并通过了《山西大学校学则》,山西大学校初步形成了法、工、文包括预科的学科发展格局及办学特色。王录勋的贡献主要有二:一是继续健全法、文、工科学科体系,并酝酿、筹备与开办理科,使学校逐步发展成一所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大学。

二是大力倡导开展科学研究与学术争鸣,开山西大学校学术创新与学术自由之滥觞。

除了山西大学外,留英生们还纷纷任教其他学校,如杨朝相任山西省立公专教授;庞全晋曾兼任山西省农业专科学校和山西省商业专科学校英文教员;梁济任实业学校校长;杨仁显任教太原工业专业学校,编有《有机化学讲义》三卷,论述“脂肪化合物”和“芳香化合物”等。

其次,促进了民国时期山西实业采矿业的发展。留英生们长期担任山西保晋矿务公司的重要职务,为巩固争矿运动成果,进一步保护山西矿权做出了贡献。1913年,赵奇英担任矿师;1913— 1916年间,武尽杰担任矿师,王宪为测绘师,测绘了阳泉剪子沟、铁炉沟、燕子沟三大矿区;1916年,李建德任矿师兼测绘师;1917年,温承让任矿师兼测绘师,通过在铁炉沟西的旧平窑上修路排水,能产煤数十吨,得总公司1000元奖励;1917年后,张景良继任工程师兼铁炉沟平窑管事。1918年,白象锦任大同分公司副经理,建成了山西第一座近代化采矿竖井———忻州窑,于1925年正式投产,日产煤炭五六百吨,大部分远销外地。大同分公司日益发展,成了山西民族资产阶级所办企业最兴盛的一家。同年,白象锦升任大同分公司经理和总公司协理,对总公司进行了改革,他亲自抓工程技术指导工作,通过圈卷铁管,引沼气于窑外,使日产千余吨的燕子井恢复生产,为总公司的巩固与扩大打下了基础。1919年,杨仁显任总公司总稽核兼任外销工作,经其努力,公司所产无烟优质煤炭居全国之首,外销甚畅,赢得国内及世界多国信誉。

留英生中对山西矿业贡献最大的当属耿步蟾。1914—1915年间,耿步蟾两次组织人员对山西全省矿产进行勘察、调查和化验,并办理矿业注册,写成《山西矿产调查化验成绩报告书》二册,

1916年石印出版。该书“以产矿之县为纲,所产之矿为目,以产地、形色、化分、开采、交通邻近

 山西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编:《山西大学百年校史》,第551页。

 郭荣生:《清末山西留学生》,第50—51页。

 山西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编:《山西大学百年校史》,第30页。

 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山西文史资料全编》卷1,1998年版,第298页。

 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山西文史资料全编》卷3,第1245页。

 榆次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榆次市志》,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103页。

按号分注”,是早年记载山西矿产资源的重要科学著作。在此基础上,他还将山西矿产开发的历史、地质资料以及当时全省私人矿业的分布开采实况编著成《山西矿务志略》,是山西最早的矿业专志,也是中国较早的矿物学著作。此外,还著有《验矿学大意》《国民化学常识》《定性分析冶金概论》等著作。可以说,耿步蟾对山西矿业的开发、近代验矿学知识的普及等作出了先驱性的贡献。

此外,还有不少留英生投资开采各类矿产。根据《山西通志经济管理志工商行政管理篇》中 “山西煤矿注册情况表”中记录,就有兰锡魁、赵廷雅、张增、王宪、梁济、白象锦、庞全晋、谷柄焘9人注册,共勘探了13处煤矿,开采了12处煤矿,面积最大的有9方里432亩7分4方丈72方尺,面积最小的也有132亩13方丈53方尺。

除了致力于山西矿业的开发外,留英生们还颇为关注全国的矿业。李建德就于1914年4月写成《中国矿业调查记》一书,指出“中国今日矿业大半均在外人掌握之中。如开滦归英、本溪湖归日是也。此后中国如不办矿则已,如欲办矿,势非有极大资本必不能与开滦等处抗衡,势必为其所吸收”。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振兴中国矿业的4个方案,即“创办矿业宜以国家全力经营”“矿业人才宜速设法培植”“矿师资格宜严定”“借款办矿宜防流弊”。该书利用实地调查和报告材料,仿欧美矿业调查记体裁编辑而成,记录了全国各大矿务公司情况,可谓是当时矿产研究的一部力作。

除采矿业外,留英生在其他实业方面做出贡献的主要有:交通方面,王录勋1918年设计修建了太汾(太原至汾阳)公路,以其速度之快,质量之高,费用之省,开创了山西筑路史上的新纪元。另外还设计完成了太(原)—运 (城)、太 (原)—同 (大同)、太 (原)—汾 (阳)、运(城)—风(陵渡)、汾(阳)—军(渡)、阳(泉)—辽(阳)、白(圭)—晋(城)、曲(沃)— 禹(门)、忻(州)—台(五台)、岱(岳)—台(五台山)等10条公路和长约900余公里的同蒲铁路。水利方面,王录勋设计兴建了临汾下靳、新绛南梁、河津等三处灌田场,灌田数万亩,使山西省机械提水灌溉居全国之首。兵工方面,李蒙淑、王嘉瑞、郑永锡对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进行改组,主要管理弹药及军器,使晋军的武器装备得到保障。另李蒙淑还在育才炼钢厂采用德国1.5吨电弧炼钢炉,并聘请挪威籍工程师指导,使得该厂产品的成品率达到了80%,钢种亦由碳素钢发展到了工具钢、合金钢。

正如有学者指出:“(山西大学堂)留英生是个精英群体,无论是在英学业水平,还是归国后成就,他们都可圈可点。”承载着母校的殷殷期望,怀揣着“实业救国”的远大理想,留英生们在英国不仅发奋读书、认真实习,还积极支援国内革命活动;毕业归国后,他们又积极投入山西的教育、实业第一线,对民国时期山西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三批留英生的派遣,在山西,乃至中国教育史、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温泽先主编:《山西科技史上部石器时代至20世纪中叶》,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462页。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第31卷经济管理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6—67页。

 李建德:《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234中国矿业调查记》,第1—3页。

 庡晓红编:《临汾历代人物》,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

 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山西文史资料精选———建国前的山西教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页。

 高圣恩:《清末山西的官派留学活动》,《晋阳学刊》200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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