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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史记和合》与晚清世界史观念
作者:邢科 责编:

来源:《清史研究》2018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8-06-08  点击量: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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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世界史”产生于 19 世纪。关于世界史在晚清的发展,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对代表著作的研究,邹振环在这一领域成果丰硕。其二,对代表人物的研究,王韬、黄遵宪、王先谦等史家及其世界史著述是学界的研究重点。除此之外,学界对其他世界史著作和世界史在近代的发展脉络还存在较大研究空间。本文将以《东西史记和合》为中心,探讨这部著作在晚清世界史整体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晚清的世界史主要涉及亚欧大陆、北非和美洲的一部分,所以不是“世界的历史”。本文所使用的“世界史”一词,就是指这种不完整的世界史,以区别于中国古代史书中的“四夷传”和“外国传”,以及今天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广义的世界史可以指历史编写者记载重大的和可知的所有过往历史,从这个意义讲,司马迁书写的历史也可以被视为世界史,详见后文。而近代意义上的世界史,则是伴随着视野扩大到整个世界而产生的。学界普遍认为,这个意义上的世界史在中国发端于 19 世纪。参见张广智《略论世界史在二十世纪的重构》( 《学习与探索》1992 年第 5 期) ,何芳川《迎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新纪元》( 《世界历史》2000 年第 4 期) 等。本文讨论的晚清世界史即近代意义上的世界史。

参见邹振环: 《麦都思及其早期中文史地著述》( 《复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3 年第 5 期) ,《〈大英国志〉与晚清国人对英国历史的认识》( 《复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4 年第 1 期) ,《〈四裔编年表〉与晚清中西时间观念的交融》( 《近代史研究》,2008 年第 5 期) ,《〈外国史略〉及其作者问题新探》( 《中山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5 期) ,《清末亡国史“编译热”与梁启超的朝鲜亡国史研究》 ( 《韩国研究论丛》,第 2 辑) 等。上述部分成果编入《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 (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一书。除邹振环的研究外,王艳娟的《〈万国史记〉在清末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清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 关注了日本世界史著作在中国的影响。

参见王也扬《论王韬的史观与史学》 ( 《史学理论研究》,1993 年第 4 期) ,陈宗海《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史学史研究》,1983 年 03 期) ,程天芹《王先谦的外国史地著作述论》(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

《东西史记和合》由英国传教士麦都思 ( Walter Henry Medhurst) 所著。麦都思出生于伦敦,曾受过印刷方面的训练,1816 年前往马六甲,为伦敦会管理印刷方面的事务,后取得传教士资格,1829 年在巴达维亚 ( 今雅加达) 出版其代表作《东西史记和合》。1833 起,《东西史记和合》分 11 次刊登在郭士立于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自此进入中国读者视野。一、求同与立异: “西体中用”的《东西史记和合》

《东西史记和合》英文名为 Comparative Chronology,即“比较历史年表”。该书叙述时间起于创世,止于明代,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 下文简称为《东西洋考》) 刊登《史记和合纲鉴》一文,补叙清中前期的中西历史。全书分上下两栏,上栏讲东方历史,下栏讲西方历史,记述以王朝更迭和帝王世系为线索展开。东方历史即中国史。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史部分体现出 “正统”思想,故述南朝不述北朝,述五代不述十国,述宋不述辽金。与正史不同,书中将蜀汉作为正统,但犯了将西汉史称为“汉纪”,东汉史称为“西汉纪”,蜀汉史称为“后汉纪”的错误。西方历史比较复杂,没有中国式的王朝更替,作者将以色列王国、巴比伦王国、罗马、英国等并不相关的诸王朝编排在一起,或许是为了突出英国在西方历史中的“正统”地位,以引起中国读者对英国的重视,这符合麦都思作为英国传教士的身份。作为第一部中西比较的编年体史书,《东西史记和合》表现出“求同”和“立异”两个因素。

1. 求同

《东西史记和合》( 下文简称为《和合》) 的重点在“和合”二字。按照《说文解字》释意:

和,相譍也”,即产生联系; “合,合口也”,原始含义是嘴闭在一起。“和合”放在一起表现了两种状态,不同事物联系在一起谓之“和”,而使它们融合在一起谓之“合”,所以“和合” 代表了一种对立统一。按照这一理解,这部著作的“求同”就主要体现在“和”、“合”两个方面。

第一,形式上的“和”,即将东西历史纳入同一框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和合》使用了东西方都较为常见的比较历史年表。《史记》中包括了“十二诸侯年表”等。此后,对照体的历史编年表成为纪传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旧约》的“历代志”拉丁文做“Paralipomenon”或

“Chronikon”,即“编年史”。所以编年史和年表也是基督教史学的一种形式,如路德宗教士丰克 ( Jean Funck,1518 -1566) 于 1545 年编辑的《自创世到耶稣复活的考注纪年表》 ( Chronologia cum commentariis chronologicis ab initio mundi ad resurrectionem Christi) 。这张年表并用奥林匹亚纪年和创世纪年,涉及区域主要以地中海为中心,包括以色列、亚述、埃及、希腊、罗马等。中国和欧洲有着不同的史学传统,而比较历史年表是两者为数不多的共同之处。换句话说,比较历史年表既可以使东西历史产生“共时性”,又是东西史学都认可的形式。

第二,内容上的“合”,即探寻东西历史的相关性,使其融汇在一起。《和合》开篇为“洪水之先”。中国的“开辟首君”是盘古,盘古正下方对应的是亚大麦 ( 亚当) 。盘古之后是“三皇”,西史栏中对应的是亚当的“三子”。在这一部分,中国出现了盘古、三皇、伏羲、女娲、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唐尧共十代君主; 西方则经历了亚当、三子、以挪士、该南、玛勒列、雅列、以诺、玛土撒拉、拉麦、挪亚十代。而且,东西方各十代人严格一一对应。这会

麦都思生平事迹参见《麦都思行略》,《六合丛谈》,第4 号,咸丰丁巳四月朔日。麦都思著述颇丰,共约94 种,其中大部分是宗教类,历史类只有《东西史记和合》与《咬吧总论》( History of Java) 两种。见伟烈亚力: 《1867 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倪文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32—47 页。

详见佐藤正幸: 《歴史認識の時空》,知泉书馆,2004 年,第 90 页。

使读者产生创世后东西方同为“圣圣相传”的印象。

除了世系上的契合,作者还试图证明,东西方历史的发展节奏也是一致的。伏羲“画八卦 ……制嫁娶……重人伦”,以挪士则“尽心呼求神名”。女娲时出了共工之乱,该南时则是“人学习于恶,可哀可悲”。炎帝和黄帝创建治世,西方也发展平稳。之后,少昊时“九黎乱德”,以诺则要面对“善恶交杂,致坏其心术”的局面。结果诺亚时出现世界性的大洪水,所以中国也有鲧、禹治水之事。可见,东西方历史不但存在相关性,而且基本上是按照同一节奏发展。

修建巴别塔之后,语言被打乱,“万国始分”。但东西之“合”并未彻底割裂,两者可以在天人感应方面联系在一起。《和合》载成汤时大旱七年,汤罪己,“言未已,大雨方数千里”。下栏对应的位置是约瑟夫为法老解梦,预言七个荒年。1935 年 6 月号《东西洋考》“史记”栏目重述这两件事,并感慨“东西史之和合,自是观之”

总之,《和合》即体现出了形式上的“和”,也表现出了内容上的“合”。东西历史之“合” 正是作者所着力阐述的: “自盘古至尧舜之时,自亚坦到挪亚,东西记庶乎相合,盖诸宗族之本源为一而已。……诸国之体,如身之有四肢,血脉相通,而疴痒相关。兹史记之和合,结其联络,及通疏远焉。”伟烈亚力亦认为,书中“中国信史与《圣经》所载历史的相似程度令人印象深刻”。

2. 立异

14 世纪英国僧侣海登在其《大编年史》中认为,一部完整的历史应当囊括八个方面的内容: 描述事件的地理位置、人与上帝的关系、三个时代、四个帝国、五种宗教、六种世界年龄、七种类型的历史创造者、八种纪年方法。作为一部年表,《和合》不可能面面俱到,它只围绕着一方面的内容展开,即人与上帝的关系。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 “世间之史,万国之记,茫也……故简删之,与读者观纲目,较量东西史记之合和……由是可观之,上帝之统辖,包普天下,犹太阳发光宇宙一然。”这一点在年表的编排上也有所体现, 《东西洋考》刊载的《和合》共约 39 页,其中较能体现宗教史观的古史 ( 相当于先秦时期) 约 21 页,占全部篇幅的一半以上。这是《和合》与中国传统史书的区别。尽管中国史著中也不乏“天命”或“天人感应”的内容,但这些内容通常不会成为著作的核心。用学者的观点,中国史学属于“规范型史学”,而麦都思的著作则属于“认知型史学”。

《和合》不仅展现出宗教史观,而且试图将中国历史也纳入基督教认知的历史架构中。麦都思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东西方对历史长度的理解不同。按照基督教的观点,“自开辟以来至道光十七年,共五千余年,将近六千年”。10而中国相传的历史要远长于 6000 年。“据《春秋元命苞》,‘以天地开辟至春秋鲁哀公十四年,中阅十纪八十三君,凡二十六万七千年。’而据邵子

《皇极经世》所称……天、地、人三皇,乃已历八万一千六百年矣。”11对此,《和合》做出了这

《东西史记和合》,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 年,第 4 -6 页。

《东西史记和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 24 页。

《东西史记和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 34 页。

《亚伯拉罕之子孙》,《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 182 页。

《史记和合纲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 251 页。

伟烈亚力: 《1867 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第 36 页。

何平: 《西方历史编纂学史》,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49 页。

《东西史记和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 4 页。

佐藤正幸: 《认知型史学与规范型史学》,《山东社会科学》2008 年第 8 期。

10《史记和合纲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 251 页。

11梁廷枏: 《海国四说》,中华书局,1993 年,第 47—48 页。

样的解释: “皇纪八万一千六百年,恐亦太多,以万作百算,或不外是。”“以万作百”,既使得东西方理解的历史长度趋于一致,又将中国历史强行纳入六千年的基督教历史架构中。

另一个问题是东西方历史记载存在明显差异。尽管作者强调“东西记庶乎相合”,但仍有许多矛盾的地方,例如盘古创世说与上帝创世说就存在明显差异。《和合》给出了两方面的解释。一方面,说明中国上古史料有所缺失。“或问三皇五帝与亚大麦子孙,姓名不同,又汉书番文说者纷纷,莫之一统,果以何者为据与? 曰中国秦始皇,有焚书坑儒,故上古世远,或有失记。”另一方面,强调那些保存下来的记载不可信,并引用中国学者的观点加以说明, “司马迁《史记》不录三皇,以其茫昧,况盘古在三皇之前乎”。当中国古史“茫昧”之时, “圣人摩西亲听古传……立刻记之,其书还在。是故西域之史,或亦可信耶。”这样, 《旧约》也成了中国历史所谓的“源头”。

综上所述,《东西史记和合》是中西史学交融的产物。麦都思使用了“和合”,这一理念正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作者将中国置于上栏,显示中国地位高于西方,这符合当时中国人的“天朝”观念。内容以政事变迁和王朝更迭为主。有学者认为这是该书的一个缺点,但这种“帝王家谱”式的叙述合乎中国人书写和阅读历史的习惯。从细节上看,该书使用了“抬格”,使用了许多中国式的表述,如将罗马的开国君主称为“始皇”等。可以说,从“和合”的治史理念到书写的细枝末节,这部著作从中华文化中借鉴了许多元素,“求同”意图明显。但“求同”是为了将中国历史纳入基督教的历史架构,为宣教铺路。换句话说, “求同”是为“立异”服务的,所以《和合》是一部“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著作。

二、《东西史记和合》与晚清世界史观念的萌生

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认为: “历史编写者想方设法去记载重大的和可知的所有过往历史,因而他们据其所知而撰写的那部分地球的历史可以归之为世界历史。所以,照此标准,希罗多德和司马迁不仅是各自史学编纂传统的奠基者,而且可称为世界历史学家。”的确,中国古代的官修史书和民间史地著作中均有对世界其他地区历史的介绍。但其中有许多不足: 其一,地域局限性强,主要关注亚洲东部和南部; 其二,记述缺乏系统性,且准确度不高,其中不乏讹传。正如刘韵珂在《瀛寰志略叙》中所说,“近世志外域者,代不乏人。然或咫闻尺见,鄙僿无征,浩引曲称,浮夸鲜实。……误转注之方,调 音而变响,讹谬之袭,有识为讥”。欧洲也有将世界作为关注对象的普世史,但普世史主要体现“上帝的意志”,被限制在了基督教的框架内,因而也没有摆脱“咫闻尺见”“浮夸鲜实”。之后标榜“客观”的兰克史学同样表现出浓厚的宗教思想。彻底打破宗教樊篱的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了“世界历史”理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

《东西史记和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 5 页。

《东西史记和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 6 页。

《东西史记和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 4 页。该刊甲午四月号所载《始祖之衍》一文再引屈原语为佐证,“屈原曰: 天皇以下之君,谓尽可指数乎? 吾亦弗敢信也。”语出《绎史》卷 1。

《东西史记和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 6 页。

杨建华: 《中华早期和合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 页。

邹振环: 《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63 页。

威廉·麦克尼尔: 《变动中的世界历史形态》,夏继果、本特利主编: 《全球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4 页。

刘韵珂: 《瀛寰志略校注·瀛寰志略叙》,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 2 页。

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在文中多次使用“世界历史性”一词,与之相对的概念是“地域性”。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至少有两点特征: 一是打破封闭,从区域走向世界; 二是世界逐渐融为一体,出现“世界历史性”的事件。因此,近代意义上的世界史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上述变化,即视野逐渐扩大,以及寻求历史进程的共通之处。

按此标准,《和合》所求之“和”体现了视野的扩大。相较于在“华夷”思想支配下写成的中国传统史书,以及同一时期出现的反映“欧洲中心”思想的《外国史略》和《古今万国纲鉴》,《和合》东西历史并重,更能体现“世界”性。而且这部著作奠定了欧洲史和中国史的二元格局。晚清及民国时期的世界史约等于西洋史加东洋史,西洋史以欧洲为中心,东洋以中国为中心。换句话说,这部著作具备了日后世界史的雏形。

另一方面,虽然《和合》也在寻求东西历史的相关性,但这种“合”没有超出宗教普世史的范畴,与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性”完全不同。然而,书中“立异”的内容使这部著作成为晚清世界史观念发展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基督教塑造出的西方史学认为,历史呈现出“线性”发展,所谓“史传之流,如线之绪”。而中国历史则呈现出“循环”状,有学者还具体细化为“三次大循环”。《和合》试图将中国历史纳入基督教认知的历史架构中,实际上是将循环状历史与线状历史结合在一起,尽管这种结合还比较初步和机械。将两者更好结合在一起的,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等人编译的《四裔编年表》( 1874 年出版) 。《四裔编年表》也是比较历史年表,但比《和合》更加完善。其一,涉及范围更广,涉及到日本、印度、两河流域、地中海地区、欧洲诸国、阿拉伯地区、阿非利加等,基本涵盖了亚欧大陆的主要国家和地区,以及非洲的一部分。其二,淡化宗教色彩,略去创世部分,除开篇提到大洪水外,全书并未表现出太强的宗教色彩。其三,最重要的是,年表同时采用了中国的帝王纪年和干支纪年,以及西方的公元纪年。学者指出, “以往中国的时间观念,如天干地支纪年法,反映在个人记录自己生命的方法中是循环往复的……而年表体形式反映的是一种线性的时间观念,是对上述循环时间观的否定”,“线性时间观提供了一种发展演化的观念,而发展演化是与历史进步的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四裔编年表》没有直接叙述中国历史,但两种纪年并用,使中西历史产生了“共时性”。如果说《和合》是将循环状历史与线状历史结合在一起,那么《四裔编年表》则是在此基础上将环形拉伸成了线形,其结果是产生了历史进步的观念,这为历史进化观的盛行奠定了基础。

《物种起源》出版后,进化观念对历史书写产生了巨大影响。19 世纪后期,“斯宾塞之以历史等同自然界的进化”, “进步的观念几乎变成了一种信条……并被时代的倾向所强加给了历史学。”麦肯齐的《十九世纪史》就是这一思潮的产物。该书由李提摩太翻译成中文,取名为《泰西新史揽要》。“贯串《泰西新史揽要》全书的是浓厚的进化论观点,它以西方各国的近代化改革为例,说明强盛之道并非与生俱来,而在于弃旧图新、勇于变革”。尽管被柯林武德斥为

第三流历史学著作中最乏味的一些残余”,但其中的历史进化思想符合当时中国变革图存的时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68 页。

《外国史略》由马礼逊父子所作,《古今万国纲鉴》由郭士立所作,参见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第三章。

《第一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 85 页。

田昌五: 《中国历史体系新论》,《文史哲》1995 年第 2 期。

邹振环: 《〈四裔编年表〉与晚清中西时间观念的交融》,《近代史研究》2008 年第 5 期。

柯林武德: 《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211—212 页。

马军: 《泰西新史揽要·点校说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年,第 1 页。柯林武德: 《历史的观念》,第 212 页。

代主题,所以该书成为 19 世纪末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世界史著作之一,梁启超认为该书“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

梁启超也深受进化观念的影响。他在《新史学》中提出,“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这种进化观念在梁启超对朝鲜亡国史的研究中有所体现。但梁启超没有去除进化论中的消极因素,所以新史学有一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

真正对进化论进行扬弃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吸收进化论有益成分的同时,批评了社会达尔文主义: “要把这些理论从自然界的历史再搬回社会的历史,那是很容易的; 而断定这样一来便证明这些论断是社会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那就过于天真了。”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世界史著作基本上绕开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陷阱。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化史”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载体。据笔者统计,这一时期以社会进化或社会发展为主题的世界史著作约 17 种,其中至少 12 种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些著作以社会形态演进为线索,展现了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此时的“社会进化史”理解为“社会发展史” 似乎更恰当。

综上所述, 《和合》是一部带有转型色彩的著作。一方面,其所求之“合”没有脱离普世史; 另一方面,与同时代的中西同类史著相比,《和合》东西并重,视野更开阔,而且晚清及民国世界史著作中的二元格局在这部著作中已初见端倪。从世界史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脉络看,

《东西史记和合》、《四裔编年表》、《泰西新史揽要》、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发展的几个关键结点。《和合》将环状历史和线状历史结合在一起,《四裔编年表》进一步把环形拉伸成了线形,这是产生社会进步观的必要条件,因为“历史的观念、进步的观念和发展演化的观念…… 只有在线性时间观中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 《泰西新史揽要》阐述了社会进化观,梁启超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提出新史学,马克思主义世界史则排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将片面的社会进化观转变为科学的社会发展观。而整个发展链条的起点就是《和合》。因此, 《和合》在华刊载意味着世界史观念开始在中国萌生。

三、从“东学西渐”到“西学东渐”: 中西文化互动视野下晚清世界史观念的萌生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历史学,所以旨在“赢得中国人友谊”的《东西洋考》几乎每一期都会刊载介绍历史的文章。杂志创刊号的第一篇就是《东西史记和合》,《和合》前的序言写到,“鼎兴正道,黜斥异端,阐发艺文,是君子之专务”, “夫自上帝降生民,则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儒家的“仁义礼智”成为上帝所传的“正道”,这是首次将中西的价值观结合在一起。

这一理念成为《和合》与《东西洋考》的基础。一方面,充分肯定儒家思想。例如, 《和合》载楚王问鼎事,借以说明“德”的重要性, “德明,虽小,重也; 德乱,虽大,轻也。”又

梁启超: 《读西学书法》,梁启超著、夏晓虹辑: 《〈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164 页。

梁启超: 《新史学》,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96 页。

参见邹振环: 《清末亡国史“编译热”与梁启超的朝鲜亡国史研究》,《韩国研究论丛》第 2 辑。

参见吴丕: 《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14 页。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人民出版社,1971 年,第 652 页。

参见拙文: 《日本左翼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兴起》,《天津社会科学》2014 年第 3 期。

吴国盛: 《时间的观念·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 4—5 页。《序》,《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 3 页。

如,借孔子之口表示,有他的学说, “天下可平”。另一方面,秉承“合”的思路,将中国古代圣贤与上帝联系在一起。所谓“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曰德、曰诚、曰仁、曰敬,敬至上帝万物之主帝,诚心敬之,施德与人,著仁与万生”, “仰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心,与万世之圣贤,永赖神天皇上帝之恩,润下流膏,应时泽物。”总之, “先圣后圣所相受授之大道”即上帝之道。在此基础上,麦都思等人探讨了东西文化融合。《史记和合纲鉴》载,康熙年间,英吉利王“丧心灭耻,纵情背理,是以国衰。……自是观之,上帝终不悦国家之乱伦。”就是说,中国之“德”与西方之“教”均可以左右国家的兴衰,因此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引领世界未来发展: “自上帝生民,未有若大清年间之教化……欧罗巴权文艺布于四海……万民崇拜救世者耶稣,以德行仁义之施,使万国之福咸臻矣。”

19 世纪前期,中国还在以“夷夏观”看待世界。西方则逐步构建起一套以欧洲为中心的文明等级体系。在此背景下,主张中西文化平等融合,共同引领世界发展的思想显得尤为特别。事实上,这一思想的产生自有其时代背景。从 1804 年开始,伦敦会先后派遣马礼逊、米怜、麦都思等多名传教士来华。他们对中国文化基本持积极态度,愿意融入中国文化。马礼逊着汉服,能熟练使用筷子,甚至留起了辫子,并给儿子取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名字“马儒翰”。麦都思积极学习中国文化,“详阅中国典籍,已得其崖略,而知中国自上古至今,其政事沿革,帝王禅代,以及兴废成败之迹……作《东西史记和合》”。转投伦敦会的郭士立穿着中国服装,起中国名字,认一郭姓华人为义父。在编辑《东西洋考》时,还特别使用了“爱汉者”的笔名。因此,他们创办的刊物,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特选撮要每月纪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都体现出沟通中西文化的意图,如主张“让中国哲学家们出来讲话”,在每期封面写中国古训等。

马礼逊等人的对华态度和沟通中西的努力并非完全属于个人行为,而是反映出伦敦会的对华态度。早在决定派遣马礼逊赴华的时候,伦敦会就将掌握汉语和翻译《圣经》定为首要目标,而宣道并不在近期计划内。马礼逊赴华前,伦敦会在给他的《工作指示》和《基督徒告诫书》中重申,学习汉语、编纂汉语词典和翻译《圣经》是工作重心,希望他成为一名“和平使者”。

伦敦会对华的务实态度又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英国乃至欧洲对中国文化的认同。17 世纪起,随着中国文化的传播,欧洲出现一股“中国热”。对于这股热潮,史景迁特别使用了“迷住了” 一词: “对于西方来说,中国具有深刻的魅力。西方被中国迷住了。我故意用‘迷住了’这个词,它意味着不仅仅是感兴趣,而是被陶醉了,不仅是在感情上,在想象和智识方面也是如此。

……日本、印度、中东都从未如此强烈地吸引过西方……但中国四百年来对于西方具有的却是一种复杂的魅力。”英国对中国文化的推崇要早于欧洲大陆,尽管到伦敦会成立的 18 世纪末,这

《东西史记和合》,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 54—55 页。“天下可平”一语出自《孔子家语》,原文做虽天下可乎”。虽与原文有出入,但也反应出作者对儒家学说的认同。

《第一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 85 页。

《第二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 86 页。

《史记和合纲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 252 -253 页。

米怜: 《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翻译组译,大象出版社,2008 年,第 31 页。

《麦都思行略》,《六合丛谈》,第 4 号,咸丰丁巳四月朔日。

米怜: 《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第 25 页。

艾莉莎·马礼逊: 《马礼逊回忆录》第 1 册,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翻译组译,大象出版社,2008 年,第 51—52 页。

史景迁: 《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廖世奇、彭小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12 页。

股热潮有所消退,但中国文化仍有影响。

学界普遍认为,近代意义上的世界史并不是我国传统史学的产物,而是从西方传入的。的确,晚清的世界史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但在此之前,也存在持续了数个世纪的“东学西渐”,“东学西渐”使欧洲对中华文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认同,这种“认同”正是《和合》“求同”的基础。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看,19 世纪上半叶是从“东学西渐”到“西学东渐”的转变期: 一方面,“东学西渐”所带来的“中国热”正在消退,但“余温”尚存; 另一方面,“西学东渐”慢慢掀起“初澜”,推动中国开眼看世界。中国的世界史观念就是在这一转变期萌生的,《和合》中体现出的中西文化融合、共同引领世界的思想,正是“余温”和“初澜”的交汇。从某种角度讲,晚清的世界史是中西文化互动的产物,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这种互动也一直存在着。

参见严建强: 《18 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 年,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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