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汉学“先锋人物”马礼逊可谓19世纪中英文化交流的领航员。他创建对华教会学校，在华创办中英文报纸，编纂、出版首部中英双语字典，出任伦敦语言学院首位汉语教师，创下了中英关系史上的数个“第一”。1823年12月，马礼逊乘“滑铁卢号”自广州返回伦敦，随行书箱里装满了他在华16年收藏的万卷汉籍。中西交通以来，西行汉籍数量如此庞大尚属首次。1837年4月，伦敦大学接收了他的“越洋书箱”（学界称之为“马礼逊藏书”），并以此为发端，筹办中文图书馆、设立汉学教职，将英国汉学推上学术群体研究的专业层级。
关于马礼逊的“越洋书箱”
清乾隆时期严格奉行“一口通商”政策，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始，更不断颁布防夷措施，禁止国人“教授夷人读书”，禁止将中国书籍贩卖给外国人。但重重法规并未遏止西人搜罗汉籍的热情，马礼逊藏书中除极少数为接受中国天主教堂的赠予，绝大部分是他托中国人私下高价买入的，其中不乏珍品。马礼逊购书目的不在于“藏”，而在于促成英国的大学开设汉学课程，实现对中国知识的专业化研究。因此，他并不执迷于善本、珍本，而是尽可能地获取，每有机会便将所得汉籍寄往伦敦。据《马礼逊藏书目录》（Catalogue of the Morrison Collection，1998）记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马礼逊中文图书馆今藏图书893种，除去复本，共计8631册；其中，826种确定为马礼逊带回，27种确定为后人补入，40种来源存疑。这些确定来自“越洋书箱”的书籍大多是乾嘉时期坊间流行的图书，包括儒经96种、史书与传记26种、地理文献33种、政书38种、天文算法11种、术数15种、军事3种、农牧5种、中医中药129种、佛教文献118种、道教文献89种、伊斯兰教文献3种、文学作品178种、儒家子书18种、道家子书3种、杂学杂考13种、类书20种、丛书12种、金石4种、书法2种、绘画3种、文房1种、琴谱2种、刺绣花谱1种、游戏3种，林林总总，勾画出一个真切的中国社会。
马礼逊“越洋书箱”的价值
马礼逊藏书儒经正本中，小学类最多，以训诂、音韵、文字工具书为主，兼有字体研究和华夷译语，较为全面地满足了汉语学习者的要求，有助于读者识文断字、阅读汉籍；经义类从时文写作的启蒙到科考朱卷集成都有收录，有助于读者构建汉语写作思维，培养中文写作能力；而四书类多为科举考试用书，除《御制翻译四书》外，其余均未收入《四库全书》，《四书朱子异同条辨》甚至列入四库禁书，儒生读经志在通经穷理，而马礼逊看重的是通俗易学、操作性强。
尽管佛教、道教对基督教而言是绝对的“非我族类”，但16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300年间，往来中国的各派传教士都无法忽视佛、道之学在汉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在《中国大观》（A View of China，1817）里，马礼逊曾明确地告知西方读者，佛教、道教与儒教一样都是中国的国教。基于上述认识，他初通汉语便将《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有关佛、道源流的文字译为英文寄回英国，经伦敦传教会整理，与其译就的《三字经》《大学》等篇共同出版，题名为《中国时光》（Horae Sinicae，1812）。而后他在写给中国人的著述里也常借助佛、道文化来推广基督教，如《外国史略》记有“僧衙门大僧师曰‘阿治弥涉’，次曰‘弥涉’”。马礼逊以“僧衙门”指称“教会”“大僧师”指称“大主教”，利用佛教知识促进中国人对基督教相近概念的理解。
马礼逊赴华前，曾在伦敦的圣巴塞洛缪医院接受培训，粗通医术。1820年，他与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外科医生在澳门创建了中国第一间西医诊所，同时借此考察中国药典提供的医疗方法能否补充当时的西方医学。马礼逊暗地购买了800余卷中医药书籍，并雇佣一名熟悉草药的医生讲解药典篇章。这些书构成了现有藏书医家类的主体。直到19世纪30年代，西方对中医的主流看法仍停留在“迷信”之说上，伯驾、雒魏林、合信等人坚持认为中医是荒谬和危险的。马礼逊医家类藏书向西方展示了宋、元、明、清四代中医学的丰硕成果，对修正西方认知偏见具有积极的意义。
为考察清朝的国家全貌，“马礼逊藏书”收有职官制度、赋税制度、水利、军政、海防、讼狱律法、清帝圣谕、地方志等涉及国计民生的丰富文献。马礼逊甫一抵华，便负责中英商务文书往来与谈判工作，谙熟中国国情，成为19世纪初期中英外交活动的骨干力量。受命于伦敦会和阿美士德使团，他竭力搜集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法律、国防等方面的情报，以期尽快打开中国的门户，因此藏书中此类内容占有很大比重。
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认为：“最优秀的小说作品并没有被中国人纳入国家文献……小说和传奇非常重要，不容忽视。”多年潜心研习汉语，使马礼逊意识到中国白话文学作品语言趋近口语且贴合现实生活场景，所以他建议汉语学习者可以从阅读小说开始，比如《好逑传》《红楼梦》，继而读圣谕，然后读四书注，最后读五经传说。因此，藏书收有词谱1种，曲类19种，小说94种，占文学书的64%。曲本、小说多以“无稽”“草窃奸宄”之名入列嘉庆、道光禁毁书目，如《忠义水浒全书》《新刻异说反唐演传》等20种。而《牡丹亭还魂记》《桃花扇传奇》《寒香亭传奇》《双鸳祠传奇》4种传奇单本以及《义侠好逑传》等27种才子书所载“才子佳人事”，虽因不能征圣宗经而不登大雅之堂，却以艺术的方式描摹了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同时减少了阅读的难度，为学习者提供了鲜活的语言范例。
马礼逊“越洋书箱”与英国汉学
自马礼逊以来，实用主义一直占据英国汉学的主导地位。剑桥大学东方学教授巴瑞特反思中国书籍与英国学者间的关系时指出，英国汉学家对中文书籍的认识是建立在实用主义之上的。19世纪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时人学习中国知识、研究中国学问不外乎三种密不可分的动机：传教、贸易及外交。英国汉学自草创之日起即以服务英国宗教、政务，宣扬西方道德模式为主要目标，因而更贴近近代殖民主义的核心理念，也更关注中文书籍在中英关系中的价值与作用。
尽管如此，“马礼逊藏书”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语言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推动了英国汉学从“前汉学”时代向“专业汉学”时代迈进。马礼逊携万卷图书归国之时，英国并无任何一所大学设有汉学教席，因此他在遗嘱中表明，凡大学接收其“越洋书箱”，则必须开设汉学讲座，并希望藏书能够对学习研究中国知识的所有师生开放。最终，伦敦大学接收了他的遗赠，并于次年设置汉语教席，聘请他的学生基德担任讲座教授，首次尝试让汉学走上英国大学的讲坛。多年后，对藏书的利用与研究使伦敦大学逐步成长为英国的汉学重镇，至20世纪，其亚非学院已发展为英国的东方学中心。可以说，“越洋书箱”推进了19世纪英国汉学的进程，“对英国研究中国裨益良多，甚至比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成立意义更大”。
马礼逊的“越洋书箱”今天仍保持活跃状态，为全世界的汉学研究者提供文献资料，基于藏书的研究成果也为汉学领域的明清史研究提供了参考。特别是马礼逊收藏了大量官修目录未录之书，补充了中国传统藏书的不足。清代藏书界重视宋明刻本、忽视本朝刻本的做法，导致国内目前部分古籍康雍乾嘉刻本较少，而马礼逊所藏康雍乾嘉时期刻本占总量的95%以上。至于《罗江赠别诗册》《新刻京台公余胜览国色天香》《新刻李奇叹监中本三拉》等书国内无藏或无全本，对佚失汉籍的保存，使得马礼逊藏书的价值尤为珍贵。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