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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郑师
作者:田余庆 责编:

来源:  发布时间:2006-02-27  点击量: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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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师百年诞辰将要到来,我收到南开来函,知道纪念活动正在筹备之中。近此时来,郑师的高大形象,常在脑中浮现。过去有过几次纪念郑师的活动,想写点纪念文字,都没有成功,始终感到遗憾和愧疚。岁月不居,当年郑师的学生也都趋老,往事的印象越来越模糊。所以这次一定要就记得起的有关郑师的事情,哪怕是一些琐事,也要写下来,以志我对郑师的怀念之情。

我同郑师,个人接触并不多,但有的接触对我影响较大。1946年,学校刚从昆明迁回北平,当时郑师是北大秘书长。史学系主任陈受颐先生不在国内,郑师还代理系主任职。我头一回跨进秘书长办公室,是为了请求同意我转入史学系的事。我陈述了自己的请求,心里有点紧张。因为此前我已在大学读过两个系,而且各在不同的学院,很怕郑师责怪我心猿意马,见异思迁,不是真正“钟情”于史学。我作了碰钉子的准备。但是出乎我的意料,郑师对我并没有什么怀疑。他注视我,听取我的陈述,问我读过什么历史书,然后看了看我以往修过的学分,就签字同意了。郑师须臾间定下了我的“终身大事”,我的感激之情,自然是不言而喻。 

早听说郑师是北大挑重担的领导人。近来我从郑师《滇行记》一文得知,“七七事变”骤发之时,郑师已是北大秘书长,那时蒋梦麟校长、胡适院长都不在北平,而且联系不上,学校一切应急措施,都要郑师拿主意,苦撑了数月之久。那年郑师还不到四十岁。但是我以前并不知道这些具体事情,又不曾有机会与郑师接触,无从获得直接印象。这次在郑师办公室里可能只有短短十来分钟的停留,说是须臾间,却让我对郑师挑重担有了一点理解。郑师办公桌上有几部电话,容不得我把一句话说完,电话铃就响了。他刚拿起话筒,另一个铃声又起。从郑师回复的话语中,好象谈的都是棘手的事。那时胡适校长对具体校务管得不多,繁难事务都是郑师处理,而集中在孑民堂的各部门,总共并没有多少办事人手,郑师负担之重,我算是有了一点直接印象。郑师对学生,哪怕在百忙中也不拒绝求见。他即使你感到师长的尊严,又使你感到父亲般的亲切,这种印象,也是我一辈子不会忘怀的。 

郑师的教学工作,并没有由于行政负担太重而有所减免。他的明清断代史课程年年照开。有一年,向达师休假赴南京作研究工作,向师的隋唐史课程又不能停,我们猜不着谁来讲隋唐史。结果到开学时课程表公布出来,代替向师课程的竟是最忙的郑师。郑师用卡片讲隋唐史,与讲明清史办法一样。那时学生们只知道郑师是清史名家,而对郑师以前发表在《史语所集刊》和北大《国学季刊》上有关《三国志》杭赵二人《补注》和《注补》研究论文以及有关隋唐古地理研究论文都没有读过,更不知道郑师曾长期讲授隋唐五代史,到昆明后为了完成孟森先生未竞之业,转而钻研清史这一事实。郑师由于知识渊博,学养深厚,研究面广,所以不但在校务工作上挑重担,在史学系教书工作中也挑重担。五十年代初,系里缺中国近代史教授,好像郑师又不得不顶起中国近代史教学的事,后来院系调整,情况才有改变。 

郑师由于学识、品德与才干,从年青时就是工作负担沉重,用后来的术语说,是“双肩挑”。比起同辈教授来,他要付出双倍精力才行,个人研究工作自然要大受影响。郑师八十寿辰之时出版《探微集》,在后记中说:“我五十岁以前,忙于生活,没有认真读书”。我读了,感慨很深。“没有认真读书”当然是自谦之词。但把为公务操劳而付出巨大精力说成是“忙于生活”,无居功的意思,无追悔情绪,这种高尚情操,特别令人敬佩。郑师为人处世的一贯态度都是这样,“忙于生活”四个字掩盖了郑师的多少奉献。 

郑师以他自己谦虚为学的言行,为学生们树立了楷模。郑师在明清史课堂上常常提及孟森先生的见解和成就,特别推崇《明元清系通纪》。让我们读一读。他还推荐美国近出的《清代名人传记》,说是有不少著名学生参加了编写工作。但是郑师对他自己的著作《清史探微》却不曾提及,我也未见到过。我趁给郑师拜年机会,问到此书,并贸然向郑师索求,郑师果然赐给我一本,我都细细拜读了。郑师的精微创获之处,我不具备完全领会的水平,但我多少习染到一点探微的方法。郑师后来编定论集,仍以“探微”为名。以探微称,古人有之,但是以此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进入我自己的思想之中,都是从郑师学来的。多年以后我把自己的论文集冠以探微之名,确实是郑师给我在脑子里留下的烙印。郑师所赐著作,我珍藏了十年,五十年代人人缺书,为了物尽其用,我把郑师的书郑重地转送给教明清史的一位同人,他从此书汲取的养分,一定比我大得多。 

我在北大文科研究取得助教时,郑师兼所内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有时能见的到。郑师调南开后,见面就少而又少。文革前一个冬天,我在南开拜望郑师,他下乡去了。我见到克晟,得知郑师所住楼房不供暖气,原因是住户普遍贫困,宁愿领一点烤火费自己生炉取暖。那时郑师已是望七之年,生活竟是如此。后来,文革中,我听到郑师受到折磨,非常愤慨,非常难过。郑师谦谦君子,一生宽厚,自处恬谈,就我所知,对人从不说一句重话。50年代初,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郑师由于他在老北大的地位,是受重视的人物。但据回忆,郑师作思想检查时诚恳从容,给人以坦荡荡的印象,在压力下不乱方寸。对同人提意见,也是平和务实,没有留下一句过火的言辞。郑师这种炉火纯青的人格修养,至今还是学生们谈及的话题,影响既深且久。 

在郑师百年诞辰纪念时草成此文,作为我献上的心香一瓣,让郑师知道,他的遗泽将永远留在学生心中。 

(资料来源:《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0年版,转自国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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