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1899—1981），字毅生，福建长乐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1920年毕业。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进修研究生。1924年留校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兼北大秘书长等职。在西南联大期间，任历史系教授兼西南联大总务长、北大秘书长、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1946年后，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秘书长等职。郑先生自 1933年—1950年任北大秘书长，历时18年，是三四十年代北大的重要负责人之一。1952年院系调整调至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副校长、顾问、全国人大代表等职。

　　郑先生青年时代进入北大，步入老年走出北大，先后三十多年的北大生活，风风雨雨，岁月沧桑，留下一些雪泥鸿爪。值此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我们根据郑先生遗留的日记、信件、回忆资料等，选取部分历史片断，写出《郑天挺与北京大学》，含北大轶事，以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并深切地缅怀郑天挺先生。 

一、三十年代北京大学 

　　1933年就任北大秘书长 

　　30年代的北大，蒋梦麟任校长（无副职 ）。学校的机构设置为三院、两长。三院为文、理、法学院，文学院长胡适，理学院长刘树杞（1935年病故，由饶毓泰继任），法学院长周炳琳。两长为教务长（原称课业长）和秘书长。教务长樊际昌主管教务和教学；秘书长负责校务行政和总务。 

　　1933年暑假，北大秘书长王烈（地质系教授）辞职，由校长蒋梦麟暂兼。11月28日，由于学校浴室突然倒塌，不幸压死学生邹绵昌，重伤叶祖灏、陈仰韩二人，引起了学潮。蒋校长急忙物色秘书长。法学院长周炳琳推荐由郑先生担任，蒋征得胡适、刘树杞、马裕藻、刘半农诸教授同意，遂于是年12月正式任命。 

　　老北大的“三大建筑” 

　　1933年，郑先生任秘书长后，首先受命主持修建图书馆、地质馆及灰楼学生宿舍三大建筑。三个建筑工程一起上马，事务异常繁忙。郑先生每天都亲赴工地监督施工。许多问题现场商议，就地解决。学校襄助工程建筑的还有沈肃文先生。 

　　北大的“三大建筑”是当时了不起的高级工程。图书馆庄重典雅，质朴明快。内部陈设先进，书桌的木料、尺寸，台灯的款式、距离，大多参照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模式，施工要求极为严格。建筑之质量，图书之收藏，在当时北平各大院校中堪称一流。土木工程由公兴顺承建，投资13. 8万元。灰楼学生宿舍，每室8平方米，附壁橱2平方米，每室住一人，住房条件优越。基建投资11.1万元。 

　　1935年8月27日验收图书馆工程。 

　　10月10日下午2时北大新图书馆和地质馆举行落成茶话会，在图书馆顶层招待中外人士，到会 300余人，盛况空前。灰楼学生宿舍亦已建成。 

　　营救“一二·九”运动学生 

　　北大是全国著名的最高学府，也是革命的据点之一。郑先生热爱教育事业，保护进步青年。1935年“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中，北京大学许多主张爱国抗日的学生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打伤。郑先生身为北大秘书长，积极站在学校第一线，同国民党当局据理力争、交涉，并利用各方面的关系，营救被捕者，慰问受伤同学。据12月17日查明：校中受伤学生共9人，被捕者5人。当日下午，郑先生与教务长樊际昌同往协和医院探视受伤学生。 12月19日下午，郑先生赴公安局将被捕同学 5人先后无条件保释出狱。 

　　据香港中文大学王德昭先生回忆文章略称：“一二·九”运动起来后，坚决主张抗日的同志结成了同盟。“一二·一六”的清晨，北大的示威队伍尚未集合，我在去西斋的途中被捕，我和被捕的同学同囚在前门警局。其中有史学系巫省三，外语系李俊明等人。我们这次被捕是（郑）毅生师以学校负责者的身份，把我们保释出去的。记得有一天，管牢的叫我们北大的几个学生出去，我们以为又要提审过堂了，但出去却见（郑）毅生师在外面，营救我们出狱。郑先生爱国进步之举，赢得了广大师生的尊敬。 

　　“七七事变”，保护师生安全转移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1937年暑假，原定北大与清华大学联合招生，考场设在故宫，时人戏称为“殿试”。当时北大的桌椅都运至故宫，招生试题已在北大红楼地下室印好。一切招生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却因“七七事变”而中辍。 

　　“七七事变”时，校长蒋梦麟去南方开会，不在北平。次日，文学院长胡适也离平去庐山开会。不久，学校其他负责人纷纷南下，于是北大的一切工作全由郑先生负责。当时，北平形势异常危急，在北平各国立大学的负责人及教授代表天天来开会，紧急研究对策，而蒋校长离北平后久无音信，对学校下一步如何处理，大家茫无所知。当时，北大学生离校返乡走了一部分，留在学校的学生，大都是经济上非常困难的。于是郑先生决定，在校学生每人发给20元（相当二、三个月生活费），使之南下或返乡而安全离校。故到 7月 29日北平沦陷时，北大校内已无学生。 

　　日冠进入北平后，郑先生面对着敌人的威胁迫害，做到了临危不惧，沉着镇定，不顾个人安危，与日伪斡旋。当时北大办事处在二院。郑先生每天上班办公如旧。八月某日，日本宪兵搜查北大办公室，校中人已极少，办公室只先生一人对付，情况异常紧张。日本宪兵在办公室内发现抗日宣传品，问是谁的办公室，郑先生说：“是我的。”他们看了一下，似乎不大相信，因为当时北平各单位的负责人，早已逃散一空。 

　　8月9日，是郑先生38岁生日，又恰逢阴阳历同日。这次的生日过得极不寻常。 

　　生日的前一天，他的表姐夫力舒东大夫因传闻日本人要逮捕他，急忙雇辆汽车强拉到力大夫的私人诊所尚志医院（在西长安街）三楼病房躲避，并关照护士好好照看。郑先生住了一夜，因次日还要和清华同仁商议南下之事，乃于次晨悄悄离开医院。 

　　生日当天，先在欧美同学会开会。会后，郑先生与罗常培先生同去东单一小饭馆吃饭，共度寿辰。缘罗、郑二人系同年同月同日生，既是北大同学，后又在一起工作，相知甚深，感情甚笃。而今国事、校事、家事交织在一起，百感交集，相对唏嘘。是日，他的姑夫董季友也来家看他，知他正在校内外紧张奔忙，乃在他的案头上写了“鸿冥”二字，促他远走。 

　　在此期间，有一令人困惑的插曲。九月九日，胡适从南方给郑先生来信，劝郑天挺、罗常培、魏建功等一些人留在北平读书，认为“此为最可佩服之事”。“鄙意以为诸兄定能在此时期著述，完成年来未能完成的著作。”又言，经济问题已托浙江兴业银行“为诸兄留一方之地，以后当可继续如此办理”等语。信是用隐语写的，言词恳切。大家收信后，一方面感到欣慰，但又模糊不解，急切等待校方消息。 

　　9月以后，陆续传来南方信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决定南迁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指定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等 11人进行筹备工作。 

　　10月，北大正式派人北上接教授南下。十月底款到，郑先生负责把钱分送每位教授家中，敦促北大同仁陆续南下。 11月 17日，郑先生与罗常培、魏建功、陈雪屏、罗庸、周作仁等教授离平赴天津，这已是最后一批了。 

　　到了天津，住在租界的六国饭店，这里是北大南下的交通站。当天下午钱稻荪从北平追来，劝郑先生不要走，说一走北大就要垮，要为北大着想。郑先生当即严词拒绝，并辩论很久。钱是北大日文系教授，与日本人关系密切。后来当了伪北大校长。 

　　从天津乘湖北轮至香港，经广西辗转到了长沙，到长沙已是12月24日。不久，学校又准备迁至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这是1938年的1月批准的。 

　　郑先生负责保护北大师生安全撤离北平，博得师生的赞赏。罗常培先生在1948年北大 50周年纪念特刊中所撰《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一文，曾这样写到：“在这四个多月中间最值得佩服的是郑毅生。自从‘七·二九’以后北大三院两处的重责都丛集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他除去去支应敌寇汉奸的压迫外，还得筹划员工的生活、校产的保管和教授们的安全。别人都替他担心焦急，他却始终指挥若定，沉着应变。一班老朋友戏比他为诸葛武侯，他虽逊谢不遑，实际上决不是过分的推崇。”“由‘七·二九’到10月18日他每天都到学校办公，并且决不避地隐匿。到 10月 18日那天，地方维持会把保管北京大学的布告挂在第二院门口，他才和在平全体职员摄一影，又在第二院门前地方维持会布告底下单独拍了一张小照 （见北大50周年校史展览），以后就不再到校。”当时一些报刊，如湖南《力报》1937年11月1日至10日，连载《沦陷后之平津》一文，述及“北大郑某支柱艰危，忍辱负重”云云。上海的《宇宙风》杂志等，都对郑先生当时这种不畏艰险，苦撑危局，又富于正义感的爱国精神，予以肯定。 

二、西南联合大学时期 

　　1940年任西南联大总务长 

　　1938年7月，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成立。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任常务委员。原定主席由三校校长轮流担任，一年轮换一次。首届由梅贻琦担任。后因蒋、张不常驻昆明，实际上常委会工作始终由梅主持。联大机构设置为五院、三长。五院为理、文、法、工、师范；三长为教务、总务、训导。下设中文、外语、历史、哲学、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土木、机械、电机、化工、航空、教育等 25个系。招生办法为西南联大统一招生（惟研究生仍由三校分别招收，不属联大范围 ）。三校教授由三校聘任，并转报联大加聘，即为西南联大教授。西南联大除三校教学人员外，还有联大自聘教授。 

　　三校在昆明各设办事机构，各有其校务会议、院长、系主任、教务长、秘书长等。郑先生仍兼任北大秘书长。 

　　郑先生在长沙临时大学及西南联大，已正式转入历史系任教，讲授隋唐五代史。多年来冗杂的行政工作，费去了他很多宝贵的治学时间，他希望能更多地从事教学及科研工作。 

　　1938年暑假，联大文法学院由蒙自迁回到昆明，教学秩序正常后，郑先生即向蒋校长提出辞去北大秘书长职务，蒋表示理解。而当时担任联大常委会主席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对郑先生非常赞赏，多次希望他担任行政工作。1940年初，联大总务长沈履去川大，梅及联大一些人一致盼望郑先生担任此职，态度诚恳。郑先生一再拒绝，而常委会于 1月 9日通过了，聘书也送来。北大领导人为照顾三校关系催促上任，郑先生遂于二月从命就职。当时物价飞涨，物资匮乏，米珠薪桂，总务工作开展维艰，且三校的工作人员正处于磨合期，亦有不少矛盾。郑先生对人谦逊，多方疏通，总务工作得以步入正轨。后来，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吴有训由重庆回昆，当着梅、郑及其他教授的面赞誉郑先生说：“现在内地各大学无不痛骂总务负责人，只有西南联大例外。” 

　　主持北大文科所　郑天挺与陈寅恪 

　　1939年5月，北大决定恢复文科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副所长郑天挺。傅事情多，不常在昆，由郑先生主持文科所工作。并聘陈寅恪、傅斯年、汤用彤、杨振声、罗常培、罗庸、唐兰、姚从吾、向达、郑天挺等为导师。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陈寅恪先生，陈系清华教授，按西南联大的规定，研究所由三校分设，导师、研究生均各自负责。陈寅恪先生是傅斯年及郑先生特别聘请的。 

　　陈寅恪先生系中外著名学者，学贯中西，诚为 20世纪以来之史学泰斗。他在柏林大学研究梵文时，即与傅斯年熟识，回国后在史语所共事，关系更深。陈先生长郑先生九岁，是他的师长。陈之父陈三立先生与郑之父郑叔忱亦相识，可谓世交。抗战前，陈老先生曾为郑先生书写“史”之横幅，郑先生一直高悬书房之中。在蒙自时，陈先生与郑先生等人同住在歌胪士洋行楼上。到昆明后，陈先生亦与郑先生、傅斯年、汤用彤、姚从吾、罗常培等同住在青云街靛花巷北大文科研究所（此前为史语所）楼上。大家经常来往，交谈涉猎甚广。陈先生对郑先生在北大《国学季刊》写的《多尔衮称皇父臆测》一文，很为称赞。陈谈当时中山大学吴宗慈教授原写一文，反驳孟森教授有关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之疑的种种观点，并已发表在该校之《史学专刊》中。后吴见到郑先生论述后，颇悔其原作之不足，乃在后记中特别标明之。在蒙自时，郑先生读《新唐书·吐蕃传》，疑发羌即西藏土名 Bod之对音，乃草成一文，名《发羌之地望与对音》。写完之后随即就正于陈寅恪先生，头天晚上送去，次日下午陈即送还，并为订正梵文对音及佛经名称多处。陈先生对该文表示赞许。在北大文科研究所陈寅恪先生培养了汪篯、王永兴等隋唐史专家。汪、王两位先生以后都在北大历史系任教。1946年10月陈先生因目疾难以复明，给当时北大史学系主任郑先生写信，其中道：“因目疾急需有人助理教学工作。”而汪先生此时正在长白师院任教，亦曾多次写信给郑先生，希“遇有机缘时，予以提携”，“名义、待遇，在所不计”。郑先生为感谢陈寅恪原对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情谊，又为了照顾陈先生的身体，遂想方设法将汪篯先生于1947年调回北京大学任史学系教师，而做清华大学陈先生的研究助手，薪金待遇全部由北大支付。 

　　蒋梦麟辞去北大校长职务 

　　抗战胜利前夕，北大人事上发生了一个大变化。1945年6月，北大蒋梦麟校长去重庆任行政院秘书长，此事引起北大同仁不小的波动。早在年初，蒋去美国考察教育，遍访美国东部、西部、中部和北部。北大教授们曾希望他此次访美能洽购一些仪器、图书，并物色新教授，以为胜利复校的北大建设有所裨益。蒋在美期间即应就秘书长之职。此事他事前既未与北大任何人商量，事后又不来信与教授们解释，引起一些人的不满。直到六月末，他就职后，才给郑先生一信，说他仍可兼任北大校长。而西南联大常委事，拟请北大法学院长周炳琳先生代理，北大事务拟请郑先生偏劳。 

　　6月底，北大教授会讨论此事，会议上教授咸主张（含郑先生）根据《大学组织法》大学校长不得兼职的规定，既从政就不能兼任大学校长，蒋应辞职，建议在美国的胡适先生任北大校长。在胡未回国前，一些教授则主张应由周炳琳、汤用彤、郑天挺三人中之一人代理校长。但三人均表示无意此职。 

　　与此同时，在重庆的傅斯年先生对蒋出任秘书长一事颇为气愤，曾面陈蒋应辞去北大校长之职。据1945年6月30日傅给郑先生的信中写道：“先与（蒋）孟邻先生谈，初谈大吵大闹，真可入电影。第二天他来了，说我们用意极善，极可感。请（胡）适之先生担任（北大校长），在他无问题。孟邻此一态度，至可佩也……。”7月8日，蒋校长给郑先生信中也谈及此事，其中道：“弟决去职系采孟真之建议，盖当时尚未闻有公然之攻击。孟真来行政院，彼一启口，弟便怒骂之，彼亦怒目相报。孟真去后，弟便深感其言之忠直。越日趋车还谒，告以其偏见中有真理，真理中有偏见，决采其意见而感谢之。厥后，愈思而愈感其忠诚。”事后，两人友好如初。 

　　9月份，教育部发表胡适为北大校长，傅斯年为代理校长。 

三、胜利复员后的北大 

　　返北平接管北大　三学院扩充为六学院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昆明街头游行庆贺，鞭炮齐鸣。像郑先生这样远离家庭八年只身来昆明的人，即将全家欢聚，其内心之喜悦，更不待言。此时，北京大学派郑先生回北平接收校产，筹备复校。8月末，郑先生北上，9月初到重庆，由于机票紧张，教育界人士排不上队，在重庆、南京候机各一个月，11月初才飞抵北平。这时北平各大学正在上课，不能接收，只好等待学年终了。1946年暑期，在胡适校长、傅斯年代校长等各方面的努力下，北大乃由文、理、法三个学院扩充为文、理、法、农、工、医六个学院。教师、学生、校舍等都是成倍增加。农学院内设十个系，还有几个规模很大的农林场。医学院设备齐全，专家云集，教授阵容极强，如马文昭（病理）、胡传揆（皮肤）、林巧稚（妇产）、关颂韬（脑）、吴朝仁（内）、钟惠澜（内）、诸福棠（儿）、刘思职（生化）、毕华德（眼）等。并在此期间，于府右街北新建一颇具规模的北大医院。 

　　1946年北大复校 

　　1946年暑假，北大复校。校长胡适是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社会名流，从事政治活动，暇时研究《水经注》，不管学校的具体事务。北大不设副校长，而设秘书长、教务长、训导长，由三长代行校长的部分职责。其中秘书长尤为重要，是北大的“不管部长”，负责处理校内外的事情，实际上是这座名闻遐迩的最高学府的“大管家”。 

　　北大复校、扩校任务艰巨，机构繁多，任重事繁，全校几千人学习、生活、校舍、吃饭……等等，加之物价飞涨，经费拮据，郑先生肩上的担子很重。早晨八时准时到校，晚上暮色苍茫，才能回家，早去晚归，风雨无间。办公室里经常高朋满座，应接不暇。办公桌上两台电话，铃声不断。郑先生工作那样繁忙，待人接物总是和蔼近人，从容不迫，有条不紊，效率很高。白天忙于治校，每晚在家看书备课，著书立说，直至深夜，从无闲歇。 

　　坚决支持学生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郑先生曾以各种方式，积极支持北大学生反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斗争。每当爱国进步学生遭到迫害时，郑先生总是以北大负责人的身份，多方奔走，并利用各方面的关系，一次次救援进步学生。 

　　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准备武装镇压进步学生，颁布《戡乱治罪条例》。四月的一个夜晚，国民党特务夤夜闯进北大校园撕壁报，砸家具，冲教授宿舍，捣乱破坏。北平警备司令部下令逮捕学生，声称将武装冲进北大进行搜捕。此时，学生紧急动员，针锋相对，形势十分严峻。当时北大学生自治会代表、现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教授在回忆郑先生的文章写道：“我们当时的策略是：团结全校师生，也要争取学校当局能和同学们站在一起。”“刚好校长胡适不在北平，郑天挺教授是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我和他多次恳谈接触……郑先生的态度十分明确，决不交出一个学生，并用一切手段阻止军警入校。”“他怀着正义感和高度责任心，同北平警备司令部周旋，为保护学生的安全，竭尽全力。”由于北平各校师生员工的团结一致，坚持斗争，国民党政府只得暂时退让，没有武装入校，避免一场流血冲突。 

　　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1948年暑假发生了“八·一九”大逮捕事件，大批进步学生被列入黑名单。戴逸先生写道：“我的名字也被列在黑名单上，当时，我放假回到了南方，对北平和学校中的情况一无所知，从报纸上看到了被通缉的消息。不久，我的父亲接到了郑天挺教授的一封信，告知我被通缉的消息，叮嘱我善自躲藏，不要住在家里，以免搜捕。信中还说今后的生活和前途，等待事态平息，他可以设法介绍职业。以后，我和组织上取得了联系，经过一些迂回曲折而前往解放区。但郑先生的来信是我在被通缉以后从北平得到的第一个信息。” 

四、保护校产，迎接解放 

　　反对北大南迁 

　　1948年秋，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北平、天津已处于解放军包围之中，国民党政权濒于垮台。十月，教育部长朱家骅曾派督学主任段先生来平，联系北大、清华及其他国立院校准备仿照抗战时的办法，迁往南方安全山区（如浙、皖一带）。朱也给胡适打电报促劝北大早下决心。郑先生和其他教授都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绝无前途，不愿与其同归于尽。当胡校长与郑先生及一些负责人商议此事时，郑先生表示迁校是不可能的。理由：一、当时通货膨胀物价一日数变，即使领到搬迁费也不敷用；二、运输工具缺乏；三、无适当地方及校舍；四、抗日战争时期南迁图书、仪器均损失很大，清华、南开亦有实例。郑先生是管行政的，又有过去的经验教训，经他这样一说，大家也以为然。何况大家经过八年抗战，还没有安定两年，谁愿意搬迁再折腾呢？ 

　　段先生住了几天，又到天津去了一次，见无结果，就回南京了。 

　　1948年12月15日胡适校长走后，北大校务由汤用彤、周炳琳及郑天挺三人小组负责维持。是时北平已处于解放军包围之中，和平谈判正在进行。这时国民党派飞机接北平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南下，名单是傅斯年在南京开的，理、工、医较多，文科极少，法学院没有。据郑先生“文革”初期交待材料：傅斯年信中所开名单（第一批）为：李宗恩（协和医学院院长）、孟继茂（协和）、林巧稚、钟惠澜、胡传揆、马文昭、吴朝仁（以上北大医）、汤佩松（清华农学院长）、俞大绂、林传光（北大农学院）、施嘉炀（清华工学院长）、马大猷（北大工学院长）、陶葆楷（清华）、赵宗尧（清华理学院长）、饶毓泰、江泽涵、许宝葵（北大）、华罗庚、钱思亮（北大）、朱光亚、傅鹰（北大）、汤用彤、郑天挺（北大文学院）等三十余人。均由傅出面写信及电报催促。他还多次写信，让郑先生速飞南京。 

　　当时郑先生已决心留在北平，迎接解放。 

　　北大50周年校庆送郑先生“北大舵手”锦旗 

　　1948年12月17日是北大50周年校庆，学校举行了纪念会。为了筹备这次校庆，学校已做了充分准备，出版了不少学术论文集及纪念论文集。未过几天，学生自治会以全体学生名义送给郑先生一面锦旗，题了“北大舵手”四个字。郑先生深受鼓舞，非常高兴。这时华北城工部通过各种渠道做了郑先生工作，同时发给各机关人员广告，让大家好好保护人民财产。解放区石家庄的北大同学也给郑先生写信，鼓励他看好北大的家。这样，北大在全校师生共同配合及保护下，校产并未受到任何损失。 

　　解放前后 

　　1949年1月，傅作义将军托邓宝珊将军出面，通过大公报记者徐盈代邀请北大汤用彤、周炳琳、郑先生及杨振声先生在邓家吃午饭，探询教育界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必须保全北平，以民意为依归（意即和平解放）。邓亦表示了相同的意见。过了几天，傅作义又约了更大范围的人在中南海座谈（郑参加），大家亦多如此表示。1949年1月底，正式宣告：北平和平解放。当天下午，傅作义召集各大学及其它机关负责人宣布此事，并说第二天早晨有飞机飞往南京，愿走的仍可以走。郑先生坚决不走。他决定保护学校，迎接解放。 

　　郑先生把北大的物资、财产、仪器、图书等完整地移交到人民手中。 

　　2月，解放军入城，文管会召集各校代表开会，北大由汤用彤先生及郑先生参加。5月，文管会接管北大，成立校委会，任命郑天挺为校委会委员、秘书长、史学系主任，并指定为常委会书记（秘书，郑自 1934年刘半农逝世后一直担任北大行政会议书记。这一职务在北大至关重要）。 

　　1950年5月，他辞去已担任18年的北大秘书长职务，专任史学系主任及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北大校委会对他18年的辛勤工作评价甚高，正式给予表彰。 

五、坚持教学第一线 

　　几十年来，郑先生在北大虽担任繁忙的行政工作，但自始至终坚持教学与研究，从未间断。30年代，他在中文系讲授古地理、校勘学等课程，继又在史学系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等课程，不仅讲课且大多编有讲义。1938年后，他即侧重明清史的教学与研究，写出了大量有影响的论文，很为当时学人所称道。如《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等，均刊于30年代北大《国学季刊》之首篇。抗战期间，他为了针对日本侵略我国东三省而制造的“满洲独立论”等谬说，先后写出了《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满洲入关前几种礼俗的变迁》等重要论文，用大量史实，证明清代皇室包含满、蒙、汉三族的血统，关系密不可分，是中华民族之一员。“近世强以满洲为地名，以统关外三省，更以之国名，于史无据，最为谬妄。满洲……乃中华历史上宗族之一。”这就有力驳斥了日本侵略者之谬论。这些论文均收集于他的论著《清史探微》中。除明清史外，他还在史学系讲授清史研究、历史研究法、传记研究、中国目录学等课程。解放后，他在北大时间虽短，但仍开设了元、明、清史及中国近代史等课；并利用北大的明清档案，主编了《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等书，对开展我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郑先生奉调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一级）、系主任、副校长；80年代又任校顾问。1980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执行主席；1981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组长。直至1981年冬病逝。 

　　郑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在学术研究上具有深厚的功力。他博通中国历史，尤精明、清两代。他对历史地理、史料学、校勘学、音韵学等学科，也有深入的研究，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有：《清史探微》、《探微集》、《列国对华领事裁判权志略》、《清史简述》等。60年代，他还主持校勘标点了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并在 1961年夏，参加教育部文科教材的编选工作，任历史组副组长，主编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与翦伯赞合编）八册及《史学名著选读》五册，《明清史资料》两册。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3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