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阶段中，我民族革命之对象为满清，目的是“反清复明”。因满清宰制中国，在当时视为异族，本于民族主义之观念，应加以抵抗驱除者也。明太祖驱逐胡元，以中国人之中国作号召，已为民族主义播下种子，恢复明朝之正统，即振兴华夏之宗国。是以郑成功开辟台湾，保持明朝正朔，其部下乃创立天地会以从事于革命运动矣。彼等全凭小说拜盟之方式，组织秘密革命集团，以下层社会为基础，用隐语诗句来传达“暗藏三点革命，誓灭清朝，扶回大明江山，共享荣华，同乐太平天下”之意义，此非最初之革命党乎?杨起隆举事于北京，吴三桂反正于云南，皆诈称朱三太子，似与此革命集团，不无关系。但直接由天地会发难者，自张念一拥朱三太子起义于大岚山，历康、雍、乾、嘉四朝，朱一贵、张玉、林爽文、胡秉耀、钟体刚等，前赴后继，代有兴者。至洪大全洪秀全始大张其军。由伏流而汇为狂澜，奇葩茁生，党势显著．第一阶段之民族革命，可谓功成近半矣。盖反清之目的，虽未全达，而政权转移于汉人之手，爱新觉罗氏之皇位，不过“尸居余气”而已。

第二阶段中，我民族革命之对象，已非满清之帝国主义，而为列强之帝国主义。以“海禁既开，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涛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见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吾国忧时之士，无间朝野，均孜孜以救亡图存为事，提倡自强运动，维新运动，但此种运动，皆未能收预期之效果。因“满洲政府既无力以御外侮，而钤制家奴之政策，且行之益厉，适足以侧媚列强”。于是国父孙先生知非颠覆清廷，无由改造中国，“乃奋然而起”，组织兴中会、同盟会，为国民前驱。从光绪乙未广州起义，激进不已，以至于辛亥革命，始推翻清廷，建立民国。此举不但完成前期之民族革命，“荡涤二百六十余年之耻辱，使国内诸民族一切平等，无复轧铄凌制之象”，而且铲除“四千余年君王专制之迹，使民主政治，于以开始”见《中国革命史》。虽列强之帝国主义尚未摧毁，而建设“革命政府”之目的，却已达到。“中国民族独立之性质与能力，屹然于世界不可动摇。”此则二百余年来民族革命之硕果也。

在第三阶段中，又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之革命对象，仍为列强帝国主义，第二时期之对象，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中国，由瓜分而变为共管，日本侵略中国，由蚕食而变为鲸吞。前者注重经济榨睃，后者悍然武力掠夺。但均以专制余孽之军阀作虎伥，所以革命党欲抵抗外力，打倒帝国主义，必先打倒军阀，克服民贼，建设真正之革命政府。自讨袁之役，护法之役，以至组党建军，完成北伐，均系肃清反革命势力，取得政权，以为实行三民主义之张本。列强之帝国主义，凛于世界民族独立之潮流，逐渐放松，而日本帝国主义反暴露狰狞面目，不恤变本加厉，于是有济南五三惨案，沈阳九一八事变，及芦沟桥七七抗战之发生。八载奋斗，万民牺牲，终获最后胜利，不平等条约完全取消，我国列为世界四强之一。民族革命运动，至此应告厥成矣。

民族革命之三阶段，始终有其一贯性与连环性。天地会之革命集团，发于闽台，遍及禹域，且横渡重洋，浸淫海外，长江以南尤昌大焉。虽以洪大全之被俘而一蹶不振，然洪秀全承其余绪，益以基督教义，建立太平天国，使清室命运，不绝如缕。惜乎秀全数典忘祖，以致引起湘淮军之反对而遭失败，其余党重回天地会之怀抱。湘军自陷同族，有功不赏，裁撤以后，愤郁惨沮，亦多半加入秘密会党，因而天地会之势力复大盛。海外洪门，两广三合，长江哥老，四川汉留，均为辛亥革命重要之力量，另一主要力量则为新军。新军系由湘淮军演变而来，一方面是反革命势力之源，一方面又为汉人政权所寄，所以能因会党之联络而协同起义，推翻满清。但终因来路不同，变成民国以后之军阀。国父深知革命事业，必须逐步完成，不能一蹴而就；革命集团，亦须随时改进，不能始终不变。天地会之进为太平天国，太平天国之进为国民革命，皆时代然也。辛亥革命之成功，系由同盟会所领导，而同盟会宣言，却溯源于延平金田，可见我民族革命之一贯性。历史乃积渐而成，因果常倚伏难测，是以同盟会能收辛亥革命之功，而不能实行三民主义之革命方略，致民国以后，迭遭顿挫，非无由矣。国父欲完成其大责重任，故不得不改组国民党，训练军事干部，著书立说，昭示来兹，而北伐抗战两役，遂告成功。自国民革命史观之：兴中会同盟会为一时期，北伐抗战又为一时期，前者推翻满清，缔造共和，后者打倒军阀，攘除暴日，然而离革命建国之目的尚远。国父中道崩殂，虽不及亲见厥成，但潜力犹在，景命方新，端视继之者何如耳。若自民族革命史观之：国父仍系受太平天国之影响，而太平天国又由天地会而来。革命运动，原属一贯，革命思想，亦有所本。民族主义“实先民所遗留，初无待于外铄”，可不具论。民权主义，国父溯自唐虞之揖让，汤武之革命，实则孟子民为邦本之义，清儒天下为公之说，以及天地会之平等观念，太平军之乡治设施，似均不无影响。至民生主义，则洪秀全固尝实行“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之共产制矣。中山先生依我国固有之思想，参以欧美之学说制度，创造主义，厘定方略，加以系统化、具体化，如嘘星星之火，发为日月之光，其克奏民族革命之肤功，固为世人所艳称；然能就孔子中庸之道统，集中西文化之大成，执两用中，并行不悖，“将一举而成政治革命之功，兼以塞经济革命之源”。此非救国最后之方案，建国最佳之准绳乎?综而言之，我国近三百年来民族革命之事业，如剥春笋，层层进里，如行百里，步步成功，不论在中国历史上，即令在世界历史上，亦可谓唯一无二之奇迹也。

何以谓民族革命有连环性乎?此不得不就中国近代史加以剖析矣。清人人关，内满外汉，军政大权，操于宗室八旗之手，视汉人若奴隶；然大多数之民众，全为汉人。其统治之方法愈严，则反抗之思想愈烈，而畛域之见亦愈深。汉奸降人，为避嫌远祸计，不惜降志辱身，以媚兹一人，丧失臣僚之体态，助长君主之权威，生杀予夺，惟意所欲，祖宗历史，随便捏造。一人犯顺，株连九族，只字不敬，殃及枯骨。人民蜷伏于积威之下，不特无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亦且无思想治学谋生之自由，于是士子相率钻研于故纸堆中，而考据训诂之小学，遂风靡于一世，置明道救世顾亭林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之大学而不敢讲，买椟还珠，载车遗人，号称汉学复兴，实则瞀世之俗学耳。清帝又以稽古右文自命，借利禄以收买人心，表章尊君大一统之说，使读书人尽成八股闱墨之禄蠹，三家村塾之学究，人不能尽其才，学不能致其用，于是“政治经济无正直指导之人，贪庸当道，政以贿成，国计民生，同归凋敝，驯至丧师失地，终遂覆亡，此皆专治古学，不问实事者厉之阶也。”朱希祖先生序《清代通史》语此为政治与文化两方面交互之影响。清以半耕半牧之民族，统治农业经济之大国，官庄旗田，全赖佃奴，口粮赏赐，多做游手；食众生寡，渐感不支。旗人既不准经营商业，又需度优裕生活，其道奚由哉?只有凭借宗室黄带子觉罗红带子或亲属之关系，以钻迎于仕宦之途，谋其衣食享受。政治视贪污为固常，焉得而不民穷财尽!因之水旱交祲，萑苻遍野，人民日处于水火之中，而白莲教、天地会以及太平天国都获得绝好之机会。再加帝国主义者以鸦片与洋货输入中国，人民习染日深，身体断丧，劳力锐减，生产渐蹙，手工业为价廉物美之机制货品所破坏，于是“国日贫，民日弱”。清廷既无抵制之方略，反变本加厉，税鸦片，开捐例，贿赂公行，民不聊生。在此双重帝国主义枷锁之下，舍革命外，尚有何途可循耶?此为政治、经济两方面之交互影响。文化原为指导人生之南针，吾国自宋明以来受佛道影响，专究性命之学，走人静寂琐碎、无为、无用之境域，文化丧失活力，社会何殊死水，学而不能利济苍生，使匹夫匹妇受其泽，徒以为士大夫吟风弄月之娱乐品，升官发财之敲门砖，百姓细民，日处苦难之中，谋生救死不暇，“奚暇治礼义哉”?文盲遍于全国，愚昧乃属必然。智识既低，而生活益苦，生活既苦，而文化愈低。列强以科学机械之优势，侵人中国，钳制吾政治，摧残吾经济，沦我为次殖民地，颐指气使，拟于太上。于是国人顿失自尊之信心，一变排牴而为谄媚，竞事摹仿，盲目崇拜，固有文化之价值，泯然殆尽。洋奴买办，因缘时会，操纵政治，剥削人民，为帝国主义者作侵略之工具，使吾国之税关，不能自主，产业无由发达，而浅闻浮慕之士，又骛奇趋新，竞事奢靡，思想庞杂，国本动摇，此又文化与经济之交互影响也。夫人类历史之内容，不外乎文化、政治、经济三者，此三者之所以能互为影响，则又以异民族之统治压迫造其因，吾民族之革命抵抗结其果，因果叠乘，而变生焉。所谓“一大变局”也者，确属近代史之特色：法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无一不变，而且要变更革命之性质，如《同盟会宣言》有云：“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变更。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此即民族革命变为国民革命之主要理由也．因民族革命只注重民族主义，争民族之独立自由而已，对满清之帝国主义已足矣，以满清仅有政治侵略，文化经济，反落我后。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则不然，在政治侵略以外，尚有文化侵略、经济侵略。因西洋自十八世纪中叶起，利用机械生产作战，至十九世纪科学发达，大量生产之结果，不得不争市场求原料。我国地大物博，科学落后，实为西洋人心目中最佳之侵略对象。况西洋人在列强争雄之环境中，养成爱国心与民族意识，团结异常强固，政治趋向民主。我国则社会缺乏组织，人口虽多，类如散沙一盘。所以非“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无一夫不获其所”，即不足以言抵抗经济侵略。非“恢复固有道德，迎头赶上科学”，使“一国之内，人人平等，行民主之制，合五权宪法”，则不足以言抵抗文化侵略与政治侵略。中山先生盱衡中外，因时制宜，欲造成独立自由、富强康乐之近代国家，乃发明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不仅为抵抗帝国主义者所必需，抑且配合历史背景，适应世界潮流，具有一贯之哲学根据。兹先列一简表：

主义
 精神
 解喻
 重点
 近代国家
 世界思潮
 哲学背景
 历史背景
 
民族
 自由
 民有
 文化
 国防民族化
 民族自决
 内诸夏而外夷狄
 天地会的反清运动
 
民权
 平等
 民治
 政治
 政治民主化
 宪政运动
 民为邦本君为轻
 明遗民的经世学说
 
民生
 博爱
 民享
 经济
 产业民生化
 社会主义
 不患寡而患不均
 太平军的公有制度
 

何为而解释三民主义?因三民主义为吾国民族革命之产品，亦世界文化之结晶物也．如不了解其由来，即不能知有清一代所造成之史心。国父尝言：“中国之所以革命，与革命之所以成功，原因虽繁，约而言之，不外历史之留遗，与时代之进化而已”。此二语含义甚深，非一般人所能明了，一部中国近代史，即应为此二语作注释耳。夫所谓近代国家者何?民族化之国防，民主化之政治，科学化之产业，如斯而已，三民主义岂非针对此三者而致力乎?夫所谓民族革命者何?争取民族之自由与平等而已，三民主义岂非欲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以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耶?见《三民主义讲演》夫所谓世界潮流者何?十八世纪之民族主义，十九世纪之民权主义，与二十世纪之社会主义而已，民国十二年中国国民党《宣言》云：“近世以来，革命思潮，磅礴于欧，渐渍于美，波荡于东亚，所谓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由磨砻而愈进于光明，由增益而愈趋于完美。此世界所同，而非一隅所能外者。我国当此，亦不能不激励奋发，于革命史上开一新纪元矣。”三民主义岂非适应世界潮流，欲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乎?见光绪三十一年国父《民报发刊词》上述三事，皆为吾国近代史之特色，而三民主义乃以“缮群之道，与群俱进，择别取舍，惟其最宜”，依中庸辩证之法则，合时代进化之原理，不追逐于已然之末轨，作一劳而永逸之设计，“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其作用盖不仅为中国之复兴，而实以世界和平为鹄的者也。惜国人视之为口头禅，不求甚解，徒以政治革命之主张，忘却文化改造之精义，倡新诋旧，倒孔溃堤，社会失其重心，邪说因而盛行。以致九仞亏一篑之功，皇汉陷倒悬之厄，此真可为太息痛恨者也。

近代既为中国历史上之“一大变局”，吾人治史，固不应只观其变，而不知其所以变，与如何变。宜推求其变之因果，变之法则，鉴往知来，考实运虚，方能见研究历史之功用。以民族革命而论，天地会肇其端，太平军扬其波，革命党竟其功。然洪秀全起义后，即不再假借天地会，革命党却利用反革命之新军，其故安在哉?乃以革命党本身随时代而演进，所谓反革命势力也者，仍属民族革命之产物而已。天地会之“反清复明”口号，在清初实合乎时宜，至太平天国时，即不能行矣，所以洪秀全只反清而不复明。太平天国之驱除光复运动，在当时实为一有力之号召，至清末则又不可行矣，因满清仍属中华民族之一支，而压迫中国之列强帝国主义转成民族革命之新对象。其初抵抗满清，意义简单，着手甚易，若抵抗列强，抵抗日本，抵抗苏俄，却极复杂艰巨。仅用某一和主义，解决某一部分问题，殊不足以获得预期之效果。必须“集合古今中外的学说，顺应世界的潮流”，使革命内容，益加充实，各种问题，同时解决，方能符合人类进化之原理，“中庸”辩证之法则。盖历史之演进，原属有渐无顿，其变也，当亦愈后愈速，愈趋愈佳。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此一因果也；“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此又一因果也。因果叠乘，而变生焉。如前述政治、文化、经济三方面之交互影响，虽错综复杂，抑岂能逃出历史因果之公例。再如，二百年之民族革命，造出一个太平天国；六十年之汉人政权，造出一个中华民国；四十年之党治运动，建立一个国民政府。但汉人政权，却种因于太平天国，方能培植新军之武力；党治运动，却种因于汉人政权，方能瀰漫革新之思想。在前一时期中，二者互相影响而助成，在后一时期中，二者又互相牴牾而消长。革命党之所以利用新军助力，完成辛亥革命，绝非偶然，因新军仍为前期革命所造成之汉人武力，所以袁世凯以新军领袖，能取得二百余年来民族革命之硕果，为中华民国之首任总统。但终以来路不同，袁世凯压迫革命党，革命党又将北洋余孽之军阀打倒。其中机栝，甚为微妙，倘能知历史渐变之法则，即不应诧为奇事。吾国之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在变，而民族革命之动力亦在变；民族革命之对象在变，而革命之口号亦在变。第一阶段，满清和列强，交侵中国，至第二阶段，满清与我“和平共处于中国之内”，仅余列强矣。第二阶段，列强和日本，协以谋我，至第三阶段，列强已逐渐放弃其侵略，而与我并肩作战，以对付暴日矣。暴日溃而苏俄兴，其侵略已扩充至全世界，盖不仅以中国为目的物，惟中国正首当其冲耳．此固我国人之大不幸，然亦为世界上之一大变局，又不可不知也。倘各国能有如国父之高瞻远瞩，早“塞经济革命之源”，抑何致使我大陆沉沦，全球陧阢不安乎?是故三民主义不仅为曲突徙薪之“一次革命论”，实亦为“救济全世界人类之无上要义”，殊非虚语。吾人如能遵循力行，必可完成近三百年来朝暮相处之民族革命，亦可解决世界上人类和平共存之问题。因三民主义乃适应世界潮流，不悖历史趋势，使中国变为近代国家，使世界趋于大同社会之正确理论，中国文化之精神正在此。若研究中国近代史而不知此义，则又何贵乎有历史耶?

就近代史实之演变，民族革命固有其一贯性与连环性：反清、倒帝、抗日、抗俄，逐步成功；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同时改造；冶近代思想于一炉，期中庸文化之复兴。因果叠乘，源流隐现，非溯自秘密社会之运动，东西国际之交通，不足以毕其真而括其全。三百年来之社会变迁，其端绪由爱新人主启之，道、咸而后，始为剧烈变动之时代，民国则急转直下矣。故清史亦可谓中国民族革命史，以其与民族革命之源流相终始耳。然清人为东胡之后裔，亦华族之支派，诚如雍正帝《大义觉迷录》所云：“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而当时人之所以必欲抵抗驱除者，乃基于“内诸夏而外夷狄”之思想。明太祖所谓：“中国居内以制夷狄，未闻夷狄居中国而治”，斯为吾民族主义发生之先河。倘在宋元以前，则未必如是矣。顾清白努尔哈赤建号称王，至皇太极改元称帝，立国于边徼者约三十年。值明覆亡，吴三桂导之入关，不费一矢之遗，坐拥九有之业。虽南明偏安，革命暗流，而福临移宰中国，相传十主，垂二百六十八年，何以能享国如此之久?此盖有二因焉：一日君主多贤明。太祖、太宗，创业开基，勇武睿智，自不必论。世祖年幼，赖多尔衮以为治，驾驭贰臣，混一寰宇，痛爱妃之死而欲逃禅，其聪慧亦有过人者。圣祖六十一年，文治武功，蔚然可观。以其有好学不倦之精神，宽大爱民之治术，谨事惜时，深耕易耨，为清朝培植良好之根基。末叶虽稍流纵弛之弊，然大乱之后，亟需休养生息，此亦守成令主所必循之途径也。世宗刚毅明察，纯系政治家之作风，任法尚廉，吏道澄清，库藏充裕，海宇义安。倘使厥年克永，可为吾国政治变换一种积极性质，扫除数百年来颟顸无为之消极思想，社会亦不至停滞而不进矣。无奈宵旰不遑，求治太切，颇不易得社会之谅解，遂致有暴崩之传说。高宗席累朝之积业，作太平之粉饰，好大喜功，稽古右文，虽有全盛之规模，却种衰弱之肇因。嘉庆以后，武力不竞，纪纲败坏，教徒纷起，民不聊生。但仁宗之淳厚，宣宗之节俭，均有可称。乃十九世纪为世界变动剧烈之时代，西力压迫，门户开放，民族革命多年之酝酿，造成太平天国之大乱，政权逐渐转移于汉人之手。文宗、穆宗，巽懦童騃，曷能当此大局?然亦无显著之失德。同治以后，全为慈禧太后之天下。其才能敏捷，意志坚强，信用曾、左、胡、李诸人，遂有中兴之事业。惟好逸乐，贪财货，阉寺弄柄，吏治日偷，揽权竞势，顽固骄虚，内阻自强之机，外招联军之祸，卒为清朝覆亡之最大原因。德宗鲜始皇之雄才，行熙宁之新法，以一无能之懦夫，而欲对三次专政之宫廷老妇作干蛊，宜其百日无成，身被囚死，可怜亦复可哀!溥仪乳臭小儿，生父为亲贵之班首，嫡母乏西后之才略，大厦将倾，赖人支持。又不度德，不量力，自加斫伐，遂不免土崩瓦解矣。综论关内十帝，性格与成就各不相同，若与明朝之君主相较，则犹胜一筹。明朝除肇造诸帝外，率多昏庸逸惰，不理朝政，一任宦官权臣，擅作威福。清朝惟咸丰帝沉溺酒色，同治帝好作微行，亦未若明武宗之荒淫；慈禧、隆裕宠用李莲英、小德张，招权纳贿，然亦无明光、熹“客魏之祸”。明君贤相，仁政惠绩，皆较明朝为多；权奸巨憝，苛政暴敛，亦较明朝为少。何以吾先民仍刻刻从事于革命?此固由于“蛮夷猾华”之民族意识所驱迫，抑亦“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血债有以激之。惟清为华族支派，久受熏陶，逐渐同化，血统早巳不纯，通婚更少畛域，是以国父之民族主义，迥不同于光复会以“排满复仇”为事，而欲其“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惟革命政权须建立，专制政体须废除而已。

二曰政策获成功。清以边夷入主中国，鉴于元朝贱儒蔑汉，暴力统治之失策，故不以旗兵为压迫之工具，而以政治为笼络之方法。内阁六部，汉满大学士尚书分庭抗礼，均为堂官。各省督抚亦满汉兼用，对于降将贰臣，受权胙土，示与若辈共有天下。使汉人有联合为治之想，无亡国受制之虞，此政策获得最大之成功。又针对华族之特性，把握社会之基层，一松一紧，时张时弛，宽严互济，恩威兼施，深得两重政策之运用。士子入其彀中，黎民顺其治理，是以剪明裔而歼义师者皆降人也；博功名而争效命者，皆读书人也。士大夫为社会之领导阶级，甘作鹰犬，供其驱策，八旗宗室，可以垂拱而治矣。譬如入关之初，以吊民伐罪为言，因明帝无后，始迁都北京。福王立于江南，名正言顺，自不得不予以承认。故檄文有：“明朝嫡胤无遗，势难孤立，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厉兵秣马，必歼丑类，以靖万邦．非以富有天下为心，实以拯救中国为计。……其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无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思，此敦睦邻之谊”诸语，然而南都遣使至北京犒劳通好，反遭扣留，施以恫吓。迨山陕底定以后，即“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矣。此一松一紧之例一也。中国为家族宗族之社会，对于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比较淡薄，所以异代兴替，朝统变更，无论帝王谁属，大多以顺民自居。但若涉及文化礼俗，则有其传统之保守根性。明人束发，以峨冠博带为雅服，清人辫发，以“金钱鼠尾”为陋规。摄政王多尔衮恐引起人民反感，谕令：“前因分别顺降之民，故以薙发分顺逆。今闻甚拂民愿，是反乎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照旧束发，悉听其便!”及江南平定，政权巩固，又毅然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相威胁。谕云：“今中外一家，天下一体，若不划一，终属异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今限旬日，尽使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行重典!”因是激起上下江民兵之反抗，“保护一己之发，竟舍身命以抵抗敌军，其关切较胜于为国家，为皇室”。所谓“腕可折，头可断，肉可脔，身可碎，白刃可蹈，鼎镬可赴，而此星星之发必不可蘿，其意岂在一发哉?盖不忍中国之衣冠，沦于夷狄耳”。此一松一紧之例二也。明朝之亡，三饷为一大原因，清人“以养民之道，莫大于省刑罚，薄税敛，前朝弊政，莫如加派辽饷外，又有剿饷练饷，数倍正供，更有召买加料诸名目，巧取殃民”。所以除额赋外，一切加派，尽为删除，仍依旧《会计录》作准，随时蠲免逋赋钱粮。但顺治十八年江南奏销一案，苏、松、常、镇四府，官绅士子，革黜不下一万三千五百余人，鞭扑枷责，衣冠扫地。贪吏蠹胥，侵吞多至千万，反置不问。此一松一紧之例三也。其设施政纲，最为显著者，即金之俊十从十不从之策也。曰：“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娼从而优伶不从，仕官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言语文字不从”。就男女老少，儒释娼优等类，分别从否，或临之以威，或施之以恩。倘有抗拒，动辄屠城，稍事诋谟，亦多族诛。然于老幼鳏寡孤独废疾之贫苦无告者，则遍设养老院、救济院、孤儿院、盲哑院、育婴堂、清洁堂、常平仓、粥厂、义庄之类以恤之。盖左手握金，右手持剑，从之则生，逆之则死。此非清代两重政策，一松一紧，一张一弛之极致乎?

    然而清朝政治之成功，尚不仅对于一般人民心理感情之控制，尤其在对于一般士大夫之牢笼与驾驭。因为中国社会组织之基层，乃读书作官之士大夫，而非农工商贾之劳苦群众也。清廷于此颇费经营，凡明朝官吏降附者各与升级，殉难者予谥立庙，建言罢谪诸臣及山林隐逸怀才抱德者，缙绅士大夫清望所归者，皆征辟录用，使不因国亡而失其职业，自可相安于无事。顺治二年开科取士，一切依明制度，使一般读书人有进身之阶，即不患无用武之地矣。至少数特殊人物，非科举所能诱惑，则诏举博学鸿儒，选以特科，赐之出身，正途人员，或讥为“野进士”。其有博学鸿儒所不能网罗者，则宏开史馆，设法延揽，使之纂修《明史》，以寄托其孤臣亡国之痛．硕儒如顾亭林、黄梨洲等，均不屑就，而万斯同诸人，却以私人赞襄史事，著为史稿。当时有“一队夷齐下首阳，蕨薇堪嗟已吃光”之谐诗，即可见一般士大夫之趋附新朝，受其牢笼。天地会之革命运动，只向下级社会宣传，国父喻为藏宝污秽之地，即以是也。清人对于士大夫阶级，可谓极尽笼络之能事，但有时复济之以威，使凛然于统治者固有之尊严，不敢轻于尝试。譬如哭庙之狱，苏州士子多人，因揭知县不法事，聚哭文庙，巡抚即罪以震惊先帝之灵，处金人瑞等极刑。奏销之案，徐元文以状元而降经历，叶方霭以折钱一厘挂误，时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三冈识略》云：“士大夫自宜急公，乃轩冕与杂犯同科，千金与一毫等罚，仕籍学校，为之一空，吁，过矣!”其实乃清廷“积怨南方人心之未尽向服，假大狱以示威”。如斯荼毒缙绅，玩弄士大夫，仍为一松一紧、宽严互济之作用。总之清人对于中国文化之体认，因其居于旁观地位，似较身处局中者为更清楚。“文可长治，武难久行”之道，“君子怀德，小人怀土”之理，皆能善为运用，以致获得二百六十余年之君权。然仍不能逃文化融冶之公例，革命渐进之暗流，盛衰循环，卒归破碎。此亦天演进化之原则，历史变迁之趋势，国父所谓：“革命为顺天应人之事，顺天则昌，逆天者则亡。”不岂然哉?余于胜朝之史，不敢以铺陈故实，考订章句为业，欲依史家三要之新法，作继周百世之可知，诚如太史公所云“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惟清史为最繁难之学科，资料浩如烟海，牵涉普及寰瀛，乃中国社会演进之总结，世界潮流变动之枢纽，紫绩钩提，殊非易易。章实斋有言：“专门之精与剽窃之陋?其相去盖在几希。”此吾国大史学家之悟道语。四十年来搜集钻研之功力，亦不知其为醇醪、为糟糠矣。惟望读史能勿拘泥于陈迹，洵属开卷有益耳。

--------------------------------------------------------------------------------

--------------------------------------------------------------------------------

[1] 历史之定义，学者主张不一；惟综其所取之对象，则大概不外二端：一人类，二进化现象。此二对象，前者取义太狭，后者又参以主观之见，故以为史之界说，殊难得当拙著《史学之研究》载十二年八月《学汇》，论之颇详，可参阅。余于历史之定义，以为有三要件：曰宇宙，曰现象，曰叙述。“上下四方”之谓宇，“往古来今”之谓宙，事物变动之迹，谓之现象；而能表示现象以传达于他人，且有存在之性质者，则为叙述。合三者以为史，则有类于通常之所谓史料也。至于有系统之史，名曰史学；其意义于本文中述之。

--------------------------------------------------------------------------------

[2] 就第一种标准而分期，其方法已嫌陈旧。但清代史迹，往往带有种族之色彩，故依此区分，似仍适当关于中国历史分期之方法，拙著《中国通史讲义大纲》，已详论之，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