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通史叙

朱希祖

萧君一山拟作《清代通史》三卷，十六篇；先成上卷四篇，并《大事表》《世系表》二篇，将出版矣，来征叙于余。惟吾国通史之作，创于司马迁；断代之史，起子班固；今萧君作清代史则断代史也；而又名通史，于义似不安。既又思之：郑樵作《通志》，而清又敕撰《续通志》，及《皇朝通志》；司马光作《通鉴》，而薛应旃、王宗沐作《宋元通鉴》，夏燮又作《明通鉴》，既有先例，似可置而不论。况萧君区分《中国通史》为五期；清代为近世期，故又名《中国近世史》，则清代史，固为通史之一部耳。清史之作，视前代史为尤难；而学者所需，则视前代史为尤要。当明之未亡也，明人之作明史者，代不乏人，一披览《明史·艺文志》，即可知之。清廷忌汉人之记述其事，屡兴史狱，毁史籍；于是野史绝迹，而讳饰之官史，贡谀之家史，为惟一之史材。清史馆之设，十年于兹，史稿之成，邈不可期。加之道光以后，东西交通，事迹繁赜，迥异前代；外人记载清代史事，国有其书，渊博翔实，殆反胜于吾国。不通各国文字，实难胜作史之任，故清史之作，其难尤甚于前代也。吾国各中学校教授中国通史，往往详于古而略于今；甚者清代之史，或不及授而即毕业。北京大学同人有鉴于此，故预科二年，专授中外最近世史，以矫其弊。往者司马迁作《史记》，自黄帝以讫汉武，时代悠长，而汉史占其半；良以历史之目的，不在乎记忆过去，而在乎观察未来；尤不在乎摹仿过去，而在乎创造未来；而其枢纽，则全在乎现在．盖欲创造未来，必先认识现代之社会；现代之社会，由近世所造成者，居其半，由近世以前所造成者，亦居其半；而近世尤有直接之关系。故读其史，尤亲切而有味；且于认识，较古代为尤易，故学者所需，较前代史为尤要也。萧君不畏难而识其要，可谓豪杰之士!且于史例，尤能斟酌科学，发挥所长。萧君之《叙例》曰：普通史内容之评价，为文化政治生计三者：文化在社会上占最高地位，故能指导一切；政治握社会上最大权力，故能支配一切；而个人之生存，社会之维持，又端赖生计，其感受性最敏速最普遍，故三者亦均衡铨叙。本此例以作史，可谓洞中机要!今萧君所成之四篇，虽暂未将清代文化政治生计三者因果之关系，曲折详叙，以饷承学之士；吾人固速盼其成，得先睹之为快。而时贤对此问题，亦尝发为伟论，登之报章；即鄙人亦尝略抒狂论，以为：清代学术，以考据之学为最长，直超出乎汉唐以上；而斯学发达之原因，有正因，有旁因。每观世人泛举旁因，而不能抉发正因，诚为治史者一大憾事!窃谓清代考据之学，其渊源实在乎明弘治嘉靖间前后七子文章之复古：当李梦阳、何景明辈之昌言复古也，规摹秦汉，使学者无读唐以后书；非是，则诋为宋学。李攀龙、王世贞辈继之，其风弥甚。然欲作秦汉之文，必先能读古书；欲读古书，必先能识古字；于是《说文》之学兴焉。赵撝谦著《六书本义》，赵宦光著《六书长笺》、《说文长笺》，其最著者。当此之时，承学之士，类能审别字形，至刻书亦多作篆楷，以《说文》篆字之笔画，造为楷书。如许宗鲁所刻之《尔雅》、《国语》、《六子》，赵宦光所刻之《说文长笺》、《六书长笺》等皆是。清代陈启源之《手诗稽古编》，吾友钱玄同之《书小学答问》，其字体亦渊源于此。然古书之难读，不仅在字形，而尤在字音；于是音韵之学兴焉。杨慎著《古音丛目》、《古音猎要》、《古音余》、《古音略例》，陈第又为《毛诗古音考》、《屈灾古音考》，列举证据，以明古音；于是顾炎武继之，成《音学五书》。其书刻于明崇祯时，则其学实成于明代也。清兴，顾炎武乃以实事求是之学，提倡一世，于是音韵明而训诂明，训诂明而古书不难尽解。加以万历以后，欧洲算数舆地之学，输入中夏，通经之士，类能综贯中西。算学天文地理亦赖以明；于是古经疑牾，豁然贯通，经学昌明，旁通子史：此考据之学，发达之正因也。清初文史理学，尚承明代遗风，颇有作者；然清主疑忌汉人，无所不至，史案诛夷，而野史绝；文字狱兴，而文士诗文，不敢论时事。清主讲理学，于是趋时者即以理学为仕宦捷径，故康熙雍正以后，文史理学皆窳。一世聪明才智之士，皆迫而纳之于治古学，上不为巧宦，下不触刑纲：此清代学术受政治之影响，而使考据之学独盛之原因也。乾隆嘉庆之际，考据之学为极盛时期，一世聪明才智之士，既多专治古学，不问时事；于是政治经济，无正直指道之人，贪庸当道，乱端由是酝酿。迨道光咸丰，遂一败而不可收拾!其时学者，以考古为本分，而鄙夷时事，忘其祖宗不得已之苦心；于是内讧外患，相逼而来。既无审察世界大势之人，又乏深悉国计民生之士；虽曾、胡、左、李诸人，勉强勘定内乱，而其好古自是，不明欧美学术之本原；故对外既失肆应之方，对内又无根本之计。全国人才，不足应付变局；而又鬻官爵，税鸦片，政以贿成，国计民生，同归凋敝，训至丧师失地，终遂覆亡：此皆专治古学，不问时事者阶之厉也。清代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之关系，大略如此。虽善言饰说，以为科学之兴，政治之改革，皆由治古学者所提倡；吾窃以为皆由东西各强国一而再，再而三，枪炮所迫而成．吾侪白忏自悔之不暇，而又欲窃居其功，是诚何心哉?虽有一二治古学者，导扬新学，既已步武他国而起，已无先觉之明；况又不识根本，无以远过曾李新知。保皇排满两派，虽大都出于经学之士，其实徒种今日全国分裂之因，不敌曾、李遗毒之军阀。数十年来，溃败灭裂，皆因缺乏通时达变之人才，为之中流柱石，有以致是。今萧君成此近代史，即可以明此公案，又可以使承学之士，因观近代史，而上以探原古史，下以审察时事，创造将来。此作史者之目的也。萧君年富力强，既以《通史》自任，则俟《清史》成后，尤深望其再作《民国史》，即所谓《现代史》；推而上之，继成上古，中古，近古诸史，以定成中国全部通史，其功德尤为无量!此余所以乐为之叙，而馨香以祷祝者也!

中华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十日，海盐朱希祖作于北京。

序

蒋百里

余尝以近人译《清朝全史》于日文为耻。而萧君一山近乃见示以《清代通史》稿。初观其目，而知其部署之法；继观其表，而知其钩提之勤；终乃读其内容，则知其搜讨博而不杂，断制简而不偏。盛矣!绝后吾弗敢知，空前则可决也!惟鄙意则有二事，足以为萧君之参考者，因附著之：    

一、通史之要，莫重于图表。而图表之术，今胜于古。记载一事，往往有历数千百言而不能明者，划一线而大势可了然于掌。且可使读者于瞬时间得全体综合之观念。此新工具为吾人所不能不利用者也。虽然，造图表固难，而印图表尤不易。一图之费，往往较百页之书为贵。而吾侪穷措大，虽殚极其精力以制一图，而不得孔方之许可，则其精神为白费。此吾属望于萧君，而又不能专责萧君者一也。    

一、第三篇标题为《一统期之政略与中国社会之组织》；惟观其内容，则所谓社会组织者，仅及一部之政治组织，而未及于社会全体，此名实之间，所当审慎者也。清以异族入主中夏。挟其政治之力，以改变社会之风尚，而组织亦有因之以变者；是亦极有价值之研究也。惟搜讨极不易耳。此吾属望于萧君之将来者二也。

民国十二年冬十二月十日蒋方震    

序

[日]今西 龙

我们通观清代史，觉得他以新兴的强健的满洲民族为骨子，以有数千年来的教养和文化的汉民族为肌肉，合成一体，对外则拓展了历代以来广大无比的版图，把平和给了诸民族；对内则整理了人类的至宝的文化。假使没有这个清代的建设，那么，亚细亚因西力的东渐，现在果该成了个什么样子?清代的文勋武功，岂只是历史上的一个伟观?然而正因为清代史宏大而复杂，加之先人的著述不多，所以著他的通史，比著一般的通史，更加为困难。清代通史虽然是非常切要，但从来公诸于世的作品，无论是哪一国人的著作，都很少可观的，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近来萧先生立志从事于这个困难的工作，著成《清代通史》一书，刚好我作客于北京，他把稿本示我。我拜读之后，觉得他能够将浩瀚的旧材料，融化成自己的东西，又加上许多新史料，并且记述也安排得宜，详而且确，实是从来都未曾睹的佳著!他的公刊，必定裨益于世不浅!不过把帝讳改成直书，在东洋文化的精神上，是我所不敢苟同的，今且不论。可惊的，是这书比起诸大家费掉多少岁月所著述的都好，可算现时第一的佳著!而著者萧先生乃是一个年纪还不到二十二岁的青年学者。他既有天赋的聪明，又富于春秋，只须好学不倦，将来造诣，实未可限量，必有成为世界的大史家之一日。我敬服萧先生之为人，更惊叹他的学力，敢将这书推奖于内外之人，并为先生的前途祝福!    

日本大正十二年十二月在北京  

清代通史序

李大钊

愚尝谓一切历史的纪录，皆不过为研究史学之资料已耳此等编册档案以外，吾人固俨然有一延续永存之活历史在。历史学即以此活历史为所研究之对象者也。一切史书，皆为记述解释此活历史而作；故皆为此活历史所据之领域．综而别之，史学可分为普通史、特殊史二大类，而普通史与特殊史，又各有其记述之部与理论之部。记述的普通史，为个人史传记，氏族史，社团史，民族史，国民史，人类史等是；记述的特殊史，如经济史，伦理史，艺术史，文明史等是。夫历史既为延续永存生动无己者，则其迁流于健行不息之时间，新陈代嬗，兴衰迭现，绝无一瞬间停歇；则吾人关于史实之搜求，纪录，解喻，说明，之业，亦当精勤弗怠，追从此滚滚不尽之史潮以进，而无一瞬间停歇；俾史料少所散佚，史观益趋正确；此真史学者之盛业，而亦不容旁贷之大任也。盖历尽万劫，史乘之纷陈于人间者，悉无完成，悉无终结；时间之推演愈深，即史料之产生愈益繁富，史实之解喻愈益正确；所以一切史书，皆不惮重作，且必须重作。故史家之责任，一方宜勤求关于现在发生之史实，载之纪录，勿使散佚，为后世存留较为详确之史料；一方宜就过去之史实，依新史料，新史观，以为改正修补，匡其谬而足其阙。史演无己时，即史业无已时。积累代学者之绩业，必能发见足以解释一切史象之法则，而与人生进路以豫见之导星，此史学之所以有大效用于人生也。萧子一山，以绩学之余，著《清代通史》一书。书成，执以示愚，愚受而读之；知其书之性质，为有清一代之中国国民史；置之史学系统中，当为普通史中之记述的国民史；取材既极宏富，而于文明与政治诸象，统摄贯通，以为叙述，且合于社会诸象悉相结附，不能分离之史理；愚故乐为之序，冀著者之益精厥业，以此著为重作中国各史之先声也。

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李大钊

序

杨栋林

大学同学萧君一山，汇集有清一代故实，编为一书，颜曰《清代通史》本书命名吾与萧君之见稍有出入，先成一卷，索序于余。愚以为清主中夏几三百年。就民族论，则乾嘉以前，乃汉族衰弱之病史，乾嘉以后，则汉族复兴之酝酿史也。就政治言，则有清一代，乃专制政治之发达史也，又专制政体之结束史也。就文化言，则海通以前之清代学术，乃由明逆溯而上以迄周秦之缩演史也。海通以后，则东西洋文化将发生接触机会之过渡史也。又就社会言，则百年前为东亚民族同化于汉人之历史。近今百年，则东西人类交通之发达史也。其关系綦重，内容复杂，有如此者。吾尝有志于此，拟编近世中国史一书问世。久未脱稿。今见萧君之作，聊书数语于下。    

夫编史与他种著作异。盖不以陈言务去为高，而以宁字有来历为贵。萧君云，其书不炫新奇，不矜创获，有所征引，必著来源。则其书取材之精审可知。又吾观其列目，颇具著书手法。盖著书与编讲义异趣。讲义因时间、篇幅、体裁之限制，故所重在纲举目张，简而有要。其未笔之于书者，可以口述，补充之。倘著书如讲义，则读者将不免有干枯乏味之感矣。萧君之作，取材既丰，配置亦宜。其能得读书社会之欢迎可预卜也。此真为吾校同学增光不少。今将再就鄙见所及者，以商之萧君。   

明清之际，非仅一家一姓之兴亡，抑且关系东亚诸民族之盛衰。即清末汉人之光复运动，亦以此为渊源，实为彰明较著之事。故本书命名虽标《清史》，而当时各民族间之关系，似不妨多所著录，一也。复次则三百年来，世界关系，日趋密切。中国乃在在仍居于被动地位。倘不从世界大势上为之说明，则虽万语千言，仍不足以明中国所以孤立而被动之真像，二也。又就政治上论之。清代政权兵柄之转移，无不以民族关系为之机枢。汉满蒙回藏之盛衰，固不必于靖三藩，平漠北，定回疆，征西藏，以及湖广革命，蒙藏外叛之顷，乃能见之。须知潜移默化之者功效。不必减于耀武扬威之者举动也。此其三。最后则所谓社会者，亦与世俗常用之义稍异其趣。愚以为中国史上社会变迁之故实，当在省藩州县中求之。如人民之移植，文化之隆替，生计之盈亏。无不皆然。夫仅云着眼社会，固属无当之空谈。而毛举细故，亦未必能代表社会之真像。求其方法，惟在从各地方着手耳。此其四。凡此诸端。萧君之见，与鄙意有其相合者，亦有其不相合者。今因为序，故尔连类及之。谨序。

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序

李泰棻

    革新以还，学术大通，西爪东鳞，文艺渐广。然率猎彼怪丽，袭人糟粕。今兹数稔，间有反本求源，研几国学者；顾多寝馈九流，或专墨学。乙部书籍，浩若烟海，研治匪易，浸淫亡人；甚至清社久屋，史无一书。日人《清朝全史》，谬衍累竹，而违译以还，风行海内。吾邦史界消沉，深可慨焉!萧君一山，博览史籍，清代掌故，弥多搜讨，鸡鸣风雨，无间编述。乃者所著《清代通史》付梓问序。观其取资之勤，叙事之清，已叹为鸿裁巨业，弗可骤几!综厥内容，有数长焉：史公作记，功在十表，诸家绍之，厥用弥宏。有清制度较繁，往代《会典》、《通典》，虽载其详，顾卷帙纷多，览之匪易。一山于其官爵，禄位，兵刑，选举，学校之制，多纳于表；卷首并详列大事，俾读者一目了然，兹其一。北京大学整理档案，一山躬与厥业，故所取材，如天聪四年正月诏书之类，虽《开同方略》诸书，亦未曾载，兹其二。章学诚云“六经皆史”。愚谓治史当以甲乙部为主，丙丁部辅之。清史之作，尤重丁类。一山于福临为僧事，以梅村《清凉山赞佛诗》为旁证，诸若此类，累见编中。愚于兹事，意虽不同，要其方法，允为至当，兹其三。陈启源《毛诗稽古篇·叙例》云：“引据之书，必明著于编，俾可展卷取验，示传信也。”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云：“或严于同学启示，亦必标其名姓。”凡有作者，允宜若此。兹编于《东华录》、《会典》、《通典》、《耆献类征》、《碑传集》之类，虽注不胜注；其征引他作，必标书名。专门之精，与剽窃之陋，在兹几希；而一山得之，兹其四。抑愚有言：通史稗乘，例宜有别，清太后下嫁多尔衮，虽屡见稗书，未得确证；且当时太后有孝端孝庄之分，下嫁者谁?尤难征定。兹类史料，似宜审慎。愚与一山同学晋阳，共校燕市，勉为数语，以介国人。叙兹书者，率皆硕彦，愚之一言，罔关轻重也。民国十二年冬，阳原李泰棻序于京寓。

清代通史序

蒋梦麟

    同学萧一山君，以所著《清代通史》将出版，嘱余为之序，并出其上卷见示。余披览一过，觉其取材宏富，叙述详确，颇可供研究清代史之参考。夫史乘之作，在于敷陈事实，探讨其背景，疏抉其演进，使一代政治文化之实际，及其因果来去之迹，了然于纸上，以资当世及来人之鉴借。有清一代乾嘉之际，一隆盛之时代也，故持庶遇外，一执矜张之象及雅片一役而后，外力日逼，国势陵夷，凡百举进，莫不受制于外力。清代史上如此线索，读萧君此著者，当不难循搜之也。萧君于其首卷，既详述清开国之隆绩矣，其于道光以降之部分，当亦必指出此期史中外力侵入之影响，使读之者知今日国势之由来，而有所以怒惕焉。

叙  例

一、鼎革至今，倏逾十年，清史之作，阒焉无人。史馆虽开，而国运飘摇，几等虚设；讲述虽夥，而事实简陋，每病枯塞。余以研究所得，著为斯编；菅蒯之作，抑何敢滥附史乘?锓之，聊备学者之参考云尔。    

一、近世《唯物史观》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之学说兴起，谓经济之趋势，当求诸历史；历史之变迁，亦根据于经济：二者有相互之关系，而历史之因革，尤以经济为转枢。此盖社会主义Socialism之大旨，而以目前的实际的生计问题为中心者也。吾人既不能不认生计为历史上最重要之问题，亦不能认文化政治纯受经济之支配。盖普通史之内容的评价，为文化、政治、生计三者：文化在社会上占最高地位，故能指导一切；政治握社会上最大权力，故能支配一切；而个人之生存，社会之维持，又端赖生计，其感受性最敏速最普遍者也。本书取普通史例，故三者亦均衡诠叙之。    

一、今之治普通史者，多以文明史附丽于每期之后；是不啻以一史划割为两部，而为政治史文明史之混合物也。故读者于前半，治乱之现象，固明悉矣，而不知当时之文明若何；于后半，则徒知某人之学艺如何，某制之因革如何，而于其身世年代，固多盲然者；是非读书之不能融会贯通，作者之例，有以致之也。今拟力矫此弊，统摄诸种现象于一小时期中而并述之，以政治为纲领。盖政治为国家活动之表现，为文明之一大枢纽也。    

一、班固艺文之志，陈寿辅臣之赞，皆有小注，其后萧大圜《淮海乱离志》，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扩充其体，子注愈繁。盖除繁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为斯变体，不得不然者也。黄遵宪《日本国志》仿其体例，附以分注，兹因其义，凡有事可相证，或需连类并及者，辞碎则媵于行间，文整则附之节后。至于纪载之外，间论得失，则亦裴氏注志，刘昭续书之意耳。   

 一、清代史料，备极繁赜，披沙拣金，掇摭甚难。本书取裁，自必力求详确，凡讪谤失实，粉饰已甚者，当推求其真象之所在，而辨正之，书必可征，未敢轻道也。    

一、清代内阁档案自拔归国立北京大学整理后，余亦躬与斯役，披阅所及，取证滋多。此虽案牍之言，实难尽信，然较之官书，胜万万矣!    

一、本书凡三卷，每卷篇章，例皆标明，惟章中各节，以黑字书之如一、二等；节内分目，概题小字，并加括弧。除诸目自为系统外，篇章节皆全卷一贯，以清眉目。    

一、本书第一篇，原述后金建国以前之史略，既以思想变迁，毅然删去。盖本书所述，为清代社会之事变，而非爱新一朝之兴亡。换言之，即所述为清国史，亦即清代之中国史；而非清朝史，或清室史也。故本书又名曰《中国近世史》。    

一、第七篇之材料，系请赵振之先生凭铎代为搜集，即大体之组织，亦多出振之手笔，余惟就其稿而加以去取修正而已。爰志其事，深表谢忱。    

一、昔邵阳魏源著《圣武记》，付梓二载，颇觉舛疏，改订重刊，慨然曰：“学问之境无穷，未审将来心目，又复奚似!灾梨之悔，岂有既哉?”旨哉斯言!今余此书，难免疏漏，雅材通学，幸教正之!

民国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萧一山识于北京银闸    

一、本书原采一名之例，于历代帝王略庙谥而改直书，如明之思宗桂王，则称由检由榔，清之世祖圣祖，则称福临玄烨，原欲省记忆之烦，并非有褒贬之见。  

日人今西龙序中曾以东洋文化之精神为言，两国国体不同，持论不妨互异也。    

一、本书名称原涵两义：一即中国通史之清代部分，一即西人所谓普通史General history也。前者虽系时间之连贯，后者则示综合的组织，如王应旆《宋元通鉴》、王宗沐《明通鉴》以及《迈尔通史》等，均不乏先例。或有以断代称通为不典者，特书此以代释名。    

一、本书出版已近四十年，国难重重，迄未修订。于此期间，新史料发现甚多，如军机处及内阁大库档案之整理，《夷务始末》及外交史料之印行，太平天国遗书文物之研究，各国秘档私藏之公开展览，凡足以证往谍传说之谬误者，皆一一加以删正。原缺篇章，亦为补充，又增数十万言。此一末朝新史之完成，实由亲友读者督促鼓励之力。妻女分任抄缮，均应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