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386－581）是中华民族第二次大融合进程当中的重要历史阶段，拓拔鲜卑民族立足本民族，团结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梯次推进，革故鼎新，经略中原，用了近二百年的时间在中国北方比较自觉、比较彻底地实现了封建化的历史转型，为随后出现的大一统的隋唐封建王朝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制度和文化基础。当时，北朝史学在民族史撰述方面继两汉以来有了进一步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以邓渊、崔浩等为代表的奠基阶段；第二，是以李彪、崔鸿和郦道元等为代表的走向繁荣阶段；第三，是以魏收等所撰《魏书》为代表的趋于成熟阶段。
一、从口耳相传到编年纪事：以邓渊、崔浩等为代表的奠基阶段
邓渊（？－407）和崔浩（481－450）是推动北朝前期民族史撰述发展的杰出史家，他们积极参与和策划了当时的修史活动，通过史学传统的重构有力地调谐了中原封建文化和鲜卑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五十余年里，经邓渊和崔浩之手，先后进行了辑译《代歌》、编次《代记》和撰录《国书》的史学任务，实现了从口耳相传到编年纪事的著史模式转换，初步确立了北朝民族史撰述的格局。
邓渊的民族史撰述活动在公元398年至407年展开:一是辑集、汉译传唱拓跋鲜卑早期史事的《代歌》，二是编次记述道武帝功业的《代记》。拓跋鲜卑的早期史事，在没有产生文字的时候，借助“口耳”——也就是语言流传下来，正如《魏书·序纪》所说“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1]。道武帝时，邓渊奉命在“刻木纪契”、“口耳相传”基础上，将它们整理成了有一定体例的汉译鲜卑史诗《代歌》。[2]其内容是“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其形式是史诗，“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3]用成文的史诗表现拓拔鲜卑民族早期的历史，标志着其史学进入了“《诗》的时代”。
大概在道武帝天兴五年（402）七月之后，邓渊又奉诏编纂了《代记》。史载：“太祖诏渊撰《国记》，渊造十余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4]，“太祖诏尚书郎邓渊著《国记》十余卷，编年次事，体例未成”[5]，“始魏初邓渊撰《代记》十余卷……”[6]。可见，《代记》在体裁上是采用了《春秋》编年体的。道武帝天兴三年十有二月乙未（401年1月19日）曾下诏颂扬以西汉皇朝为代表的“《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贬斥“吴楚僭号”之辈，认为“自非继圣载德，天人合会，帝王之业，夫岂虚应”。[7]当时“军国文记诏策，多渊所为” [8]，《代记》对于“《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的追求，正是北魏初年拓拔鲜卑民族建国方略的史学表现。饶宗颐认为：“治史之务，原本《春秋》，以事系年，主宾昈分，而正闰之论遂起。欧公谓‘正统之说始于《春秋》之作’是矣。正统之确定，为编年之先务，故正统之义，与编年之书，息息相关，其故即在此也。”[9]《代记》的编纂，可以视作拓跋鲜卑史学的“《春秋》时代”。
从《代歌》的辑译到《代记》的编次，表明了道武帝会通鲜卑和中原文化的治国方略，邓渊作为这一方略的具体执行者，在史学这一重要的意识形态领域内，用较短的时间使得北魏的史学完成了从口述到文字、由史诗到编年的飞跃，奠定了北魏平城时代前期的修史格局，标志着拓跋鲜卑自觉的史学意识的形成。
其后，以崔浩为代表的史家则推进了邓渊所奠定的修史格局。太武帝神麚二年（429），“诏集诸文人撰录《国书》，浩及弟览、高谠、邓颖、晁继、范亨、黄辅等共参著作，叙成《国书》三十卷”。至此，崔浩等人奉命接续邓渊《代记》，完成了《国书》，完善了编年体的著史格局。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崔浩再次“综理史务”、“监秘书事”，同高允等人“续成前纪”，而“损益褒贬，折中润色，浩所总焉”。嗣后有人建议“请立石铭，刊载《国书》，并勒所注《五经》。浩赞成之。恭宗善焉。遂营于天郊东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乃讫”。[10]将“石史”与“石经”并举，“用垂不朽，欲以彰浩直笔之迹”[11]，这是传统史学空前绝后的创举，体现了以崔浩为代表的史家以传统的历史和史学涵化拓拔鲜卑民族的理想。
由拓拔鲜卑民族所主导的构建新的民族文化认同的进程艰难曲折，创设和奠定了北朝修史格局的邓渊和崔浩先后由于潜在的民族文化矛盾被杀，即是明证。但北朝时期对邓渊和崔浩史学的评价，总体上是持肯定态度的。魏收曾说邓渊“贞白干事，才业秉笔，祸非其罪”[12]。对于崔浩，高允说他“书朝廷起居之迹，言国家得失之事，此亦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13]，魏收则感慨其“何斯人而遭斯酷”！[14]
二、“大一统之美”的史学表现：以李彪、崔鸿和郦道元等为代表的走向繁荣阶段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崔浩之狱，北魏废史官，标志着北朝民族史撰述的又一曲折，此后虽曾复置史官，[15]由高允重典著作、续修史事，但剧变在前，进展不大。[16]其后，随着拓跋民族决意从平城到洛阳这一历史转变的来临，民族史撰述开始走向繁荣，以李彪、崔鸿、郦道元等史家为代表，均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大一统之美”的向往。
——“从迁固之体”，确立纪传体的国史地位。李彪（444－501），孝文帝时国史编纂的代表人物，当时参与国史编纂者，尚有高祐，但以李彪为主，因为“李彪专统著作，祐为令，时相关豫而已”[17]。李彪确立了用纪传体编撰国史的格局，“区分书体，皆彪之功” [18]，深化了史学上的大一统民族观。
太和十一年（487），李彪、高祐上奏“从迁固之体”，“创为纪传表志之目焉”，[19]“十有二月，诏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改析《国记》，依纪传之体”[20]。所上奏疏，从史学说到历史，从历史说到现实，明确提出了用纪传体编纂国史，既是史学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的思想。李彪等人以鲜明的“随时”观点分三个阶段阐述了历史编纂体裁日渐完善的大势。《尚书》、《春秋》是一个阶段，为“言动之实录”。《左传》又是一个阶段，特点是“存史意，而非全史体”。《史记》、《汉书》是第三个阶段，它们“论叙今古，曲有条章”，对后世修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斯实前史之可言者也”。用“史意”和“史体”对举来说明史学从编年到纪传的发展，这在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所以，皇始以降拓跋民族“光宅中土”的历史、以及太和以来的清明政治只有运用纪传体才能得到充分反映，“宜依迁固大体，令事类相从，纪传区别，表志殊贯，如此修缀，事可备尽”，“然后大明之德功，光于帝篇；圣后之勋业，显于皇策。佐命忠贞之伦，纳言司直之士，咸以备著载籍矣”。[21]吴怀祺对李彪等人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显示了中国史家重视总结史学发展优良传统的“继往开来的立意”。[22]太和十一年，是北魏国史编纂的分水岭，从此结束了史学上民族文化冲突显著的邓渊－崔浩时代，进入了洋溢着民族文化相融的修史时代。
由于种种原因，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李彪难以专心史任，直至病殁。不过，在去世前一两年的奏疏里，李彪再度表达了在有生之年求成《魏书》的渴望，显示出那个时代史家激昂的史学脉搏。李彪集中从史学功能、史书内容、史官职守的角度论述了修撰《魏书》的必然性和完成《魏书》的制度保证。首先，从古今史学对比的角度出发，肯定了史学在建设民族皇朝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作用。他认为，三代以下经春秋至两汉的史书和以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班固等为代表的史家表明当时极其重视修史工作，所以，对于这些时代，人们能够通过这些“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但是，“大魏”的史学却与其“奄有中华也，岁越百龄，年几十纪”的伟业极不相称。接着，李彪连续二十次使用“……者……也”句式追忆了“皇魏”在孝文帝时代的巨变，敏锐地提出了编纂魏史的宗旨及其时代内容，即描摹太和改革及其所昭示的天下一道蓝图。为此，李彪从史官制度建设的角度提出了两条具体建议：其一，史职宜世习。“如有其人，宜其世矣”，因为“史职不修，事多沦旷，天人之际，不可须臾阙载也”。其二，重视史官。李彪举司马谈和诸葛亮为例，批评“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讥”，肯定“史谈之志贤亮远矣”，“是以久而见美”。最后，李彪表示，“窃寻先朝赐臣名彪者，远则拟汉史之叔皮，近则准晋史之绍统。推名求义，欲罢不能，荷恩佩泽，死而后已”。[23]可见，李彪对史学与社会、史家与时代的认识比太和十一年更为全面而自觉了。总之，虽然李彪修史“未竟全功，却立下北魏国史以纪传表志区目的汗马功劳”[24]，表现了深刻的大一统民族史撰述意识。
——“仰表皇朝统括大义”，勒成《十六国春秋》。崔鸿,北魏后期史官，参与、主持了当时起居注和国史的编撰。所著《十六国春秋》，费时二十多年，整合了十六国史官及后人所写有关十六国的史书，是一部通记十六国历史的著作。崔鸿曾自言“沐浴太和，怀音正始，而可不勉强难革之性，砥砺木石之心哉” [25]，可见影响了李彪的时代精神，同样也影响了崔鸿。
崔鸿《十六国春秋》的旨趣是“仰表皇朝统括大义”。从体例上看主要表现在史书定名、年表之设、改书为录、改纪为传等方面。名以“春秋”，是因为据孔子作《春秋》之义，十六国的“自相君长”反映在书法上应受一统的规范和制约。这个一统就是皇魏纪年。崔鸿曾经“别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以“仰表皇朝统括大义，俯明愚臣著录微体”，体现了鲜明的以拓跋鲜卑为正统的思想。此外，刘知幾认为“崔鸿著表，颇有甄明，比于史汉群篇，其要为切者矣”[26]，强调了崔鸿设年表的史学价值。同时，从史表的发展看，自《史记》、《汉书》以下，至《新唐书》，其间鲜有作者，崔鸿即是其中之一，由此也可见他的史识。十六国旧史，本来多以“书”“记”为名，意在自居其正，而崔鸿则“易其国书曰录，主纪曰传”[27]。这些体例上的变化，承继李彪“从迁固之体”的主张，进一步确立了纪传体作为北魏国史专用体裁的地位，反映了太和改革以来北魏历史认同的进展。
——因水文以描摹天下一道蓝图，撰著《水经注》。郦道元是中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地理学家，其《水经注》曲折地表达了对大一统的追求。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郦道元在撰著《水经注》之际，心里隐然有一个太和天下一道的蓝图为其政治理想。其主要表现是：第一，并称南北朝年号。《水经注》以卷二十八为界，使用南朝年号凡15次，此前出现一次，此后出现十四次，且往往在一卷之中反复使用。年号的使用关系到封建政权的正统地位，但郦道元却多次使用了南朝年号，表示了对“大一统之美”的向往。第二，记水不限南北。《水经注》在地域上将南北看作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固然取决于水系分布的自然属性，但也表明了作者对太和改革所致力的天下一道理想的高度认同。其三，向往汉代的大一统。郦道元对朱崖和儋耳（属今海南省）这两个在时空上很遥远的西汉属郡十分关注，说明他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繁荣昌盛的大一统局面”[28]是充满向往的。其四，永恒的自然之爱。郦道元是热爱大自然的杰出代表，《水经注》全篇所贯穿的激荡往复的自然之爱，也体现了对天下一道的憧憬。
三、大一统民族史观的典型运用：以《魏书》为代表的趋于成熟阶段
魏收（506－572）等人于北齐天保五年（554）撰成《魏书》，包括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十志，凡一百三十卷。关于《魏书》的性质，瞿林东认为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以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为统治者的封建皇朝的皇朝史”，“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魏书》不仅是西晋末年以来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历史进程的生动记录，而且是这个时期中国民族组合与融合新发展的历史总结”[29]。吴怀祺认为，“《魏书》是第一部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正史，这部史书中的民族思想很多内容是对司马迁的民族思想的一个发展”[30]。作为一部鲜卑民族通史，《魏书》有着非常突出的大一统民族史观。
——《魏书·序纪》的通史意识和大一统命意。《魏书·序纪》有鲜明的通史意识和大一统命意。《序纪》所记拓跋鲜卑民族的早期历史，确系其后来在中原发展的前奏，而其信史地位，因鲜卑石室的发现得到了进一步证实。[31]就内容而言，《序纪》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一直讲到昭成帝什翼犍建国三十九年（376），构成了拓跋鲜卑民族“光宅区中”的前史。在此，《序纪》体现出深刻的通史意识，加强了《魏书》作为拓跋民族通史撰述的性质。《序纪》深刻的大一统命意则表现在：第一，接踵《史记》，认为拓跋鲜卑是中原文化始祖黄帝的后代。“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族名“拓拔”也与黄帝有关；其后裔始均，曾经“入仕尧世”，由于“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32]第二，承继《代歌》、《代记》，寓大一统于编年次事。《序纪》所述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历六十七世；第二阶段凡十四代，无确切纪年，但纪事有连续性；第三阶段，从始祖神元皇帝力微元年（220）至昭成帝什翼犍建国三十九年，有了明确而连续的纪年。尤其是第三阶段的纪事，于每代首领统治起始之年，名为“元年”，依春夏秋冬时序记录拓跋鲜卑史事，而有关十六国东晋南朝者必冠以“僭”等字词，均显示了以拓拔鲜卑为叙述主体的大一统立场。
《魏书》设置《序纪》，从所记内容看来，它颂扬了拓拔鲜卑悠久、曲折的历史发展；从其形成看来，它继承了邓渊－崔浩时代的史学遗产；编纂上则以《春秋》属辞比事之义为归依。这都表明了《序纪》之于《魏书》的通统旨趣。后来，元代修《金史》，于本纪之首设《世纪》篇，叙述了金人的早期历史，即是借鉴了《魏书》的做法。这在正史当中是十分突出的。
——家传性的列传。《魏书》的列传，基本上是“博访百家谱状”[33]而来，“具有比《宋书》更为突出的家传色彩”[34]，如崔玄伯、穆崇、李顺、裴叔业等人的传，一卷之中父子兄弟祖孙连缀叙述，少则十人二十人，多则五六十人。门阀地主先是在东晋南朝取代了世家地主成为在政治上占据主要统治地位的阶层，重门第、尚名教成为当时社会的风气，家史、谱牒、和各种名目的别传也大量涌现。嗣后，北朝顺应门阀化的潮流，使之成为拓跋鲜卑民族走向天下一道的推动力。魏收对此有着非常自觉的认识，《魏书·官氏志》就是证明。“官”即官制，“氏”即姓族，设立《官氏志》反映了“魏代之急”[35]，所载太和十九年辨定姓族诏，则充分肯定了孝文帝门阀化的汉化方略。这都显示了对大一统民族观的具体运用。
——对十六国东晋南朝“僭伪君臣”的记载。《魏书》列传在这方面的专篇，突出反映了以北魏皇朝为当时中国历史活动主角的正统观念，崔鸿的“仰表皇朝统括大义”在此有了更鲜明的发挥。《魏书》所记十六国东晋南朝史事附于诸传之末，存其大概，旨在突出北魏皇朝的正统地位。魏收所作序论认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强烈表达了“皇魏”对它们的贬退之义、统括之情和大一统立场。序论以汉－曹魏－西晋为正统，纵论当时的僭伪局面，说汉末曹魏时期，“伪孙假命于江吴，僭刘盗名于岷蜀”，讥讽它们“论土不出江汉，语地仅接褒斜”，而竟敢“比踪王者”。由于“晋年不永，时逢丧乱”，致使十六国时期“异类群飞，奸凶角逐”，“各言应历数，人谓迁图鼎”。另一方面则是对皇魏的正面礼赞，认为“自二百许年，僭盗多矣，天道人事，卒有归焉，犹众星环于斗极，百川之赴溟海”，有关各卷的“史臣曰”也与序论遥相呼应，使得否定“僭伪君臣”、张大皇魏正统之义更为彻底。同时，贬退不等于摒弃，“今总其僭伪，列于国籍，俾后之好事，知僭盗之终始焉”，从而形成了完整的贬退和张大之义。[36]
——“一统天人之迹”的典志。《魏书》十志与帝纪列传互相配合，推本天人、追溯中原制度文化，以“一统天人之迹”。《天象志》说明天象于治国治人的重要性，《灵徵志》则专就帝王的作用发论，说帝王“动关幽显”，必须“克躬修政，畏天敬神”，才能让神祇“告示祸福”、让人们“咸纳于仁寿”。[37]这种对天道和帝德关系的描述，显然是对中原治国思想的一种认同。《地形志》则指出土地不仅是封建皇朝立国的根本，也是人们生产生活的根本，反映了拓跋鲜卑对于农业和畜牧业关系的认识。《律历志》将声律的起源归诸黄帝。围绕天象地形律历讲天道，为《礼志》、《乐志》等记载人间制度作了铺垫。《魏书》将拓跋民族封建皇朝制度的渊源同中原的传统结合起来，认为礼教源于三代先王和合天人之际的创制立法，而伏羲则揭示了乐的“协三才、宁万国”的作用。[38]魏收作志，天道之后以礼乐为人事之本，这是拓跋鲜卑继承中原礼乐文明的具体表现。《官氏志》追溯官制和姓族，也表示了对中原典章制度的认同。此外，《刑罚志》、《食货志》和《释老志》在叙事上也有类似的特点。十志这些追本溯源的记载“从统一规模变动来论说疆域、文化、制度的变迁，以务实的态度，看待各个民族的文化”[39]，更为具体地体现了《魏书》的大一统民族史观。
魏收主持编纂的《魏书》，较之北朝以往的民族史撰述，在史学意识上、在史学体裁体例上，以及在众多具体历史问题上都体现了极其鲜明的大一统民族史观，不愧为一部比较全面、比较深刻地反映鲜卑民族和汉族等各民族构建新的历史文化认同的民族史杰作。
总的看来，以大一统民族观的接受和运用为主导的北朝民族史撰述，不仅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北方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而且相当自觉地推动了构建新的历史文化认同的进程。这在中国史学、尤其是民族史学的发展上是非常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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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魏书》卷1，《序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页。
[2] 田余庆：《<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3] 《魏书》卷109，《乐志》，第2827－2828页。
[4] 《魏书》卷24，《邓渊传》，第635页。
[5] 《魏书》卷35，《崔浩传》，第815页。
[6] 《魏书》卷104，《自序》，第2326页。
[7] 《魏书》卷2，《太祖纪第二》，第37页。
[8] 《魏书》卷24，《邓渊传》，第635页。
[9] 《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10] 《魏书》卷35，《崔浩传》，第815页、第823－824页、第825页。
[11] 《魏书》卷48，《高允传》，第1069－1070页。
[12] 《魏书》卷24，《邓渊传》，第638页。
[13] 《魏书》卷48，《高允传》，第1071页。
[14] 《魏书》卷35，《崔浩传》，第827－828页。
[15] 《魏书》卷5，《高宗纪第五》，第118页。
[16] 《魏书》卷48，《高允传》，第1086－1093页。
[17] 《魏书》卷57，《高祐传》，第1261页。
[18] 《魏书》卷62，《李彪传》，第1398页。
[19] 《魏书》卷62，《李彪传》，第1381页。
[20] 《魏书》卷7下，《高祖纪第七下》，第162页。
[21] 《魏书》卷57，《高祐传》，第1260页。
[22]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 168页。
[23] 《魏书》卷62，《李彪传》，第1394－1397页。
[24] 陈识仁：《北魏修史事业与<水经注>的形成》，台湾博硕士论文全文检索系统，编号为87NTU00493015。
[25] 《魏书》卷67，《崔鸿传》，第1504－1505页。
[26] 《史通·表历》卷3，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27] 《史通·古今正史》卷12，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页。
[28] 陈桥驿：《郦道元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页。
[29]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131页。
[30]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页。
[31] 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第2期。
[32] 《魏书》卷1，《序纪》，第1页。
[33] 《魏书》，《旧本魏书目录序》，第3063页。
[34]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35] 《魏书》，《前上十志启》，第2331页。
[36] 《魏书》卷95，第2041－2043页。
[37] 《魏书》卷112上，第2893页。
[38] 《魏书》卷109，第2825－2827页。
[39]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