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外史坛上，人们提起中国当代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常常会首先想到章开沅先生。章先生在辛亥革命史这块园地里数十年辛勤耕耘，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不仅他本人在有关课题的研究中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意义的真知灼见，而且在组织研究队伍，指导研究方向等方面，也为推进辛亥革命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章开沅先生从1951年起任教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初期，他的科研多半结合教学工作进行，涉猎比较广泛，对太平天国尤感兴趣。后来，一次外事活动成为他逐渐把研究重点转移到辛亥革命史的契机。那是1954年秋天，前民主德国贝喜发博士专程来武汉对辛亥革命历史作调查研究。章先生协同姚薇元、汪诒荪两位前辈学者参与了接待工作，连日陪同参观武昌起义遗址，访问辛亥老人，连续举行座谈。他曾回忆说，这件事对他颇有刺激：“一位外国学者不远万里专程赶来研究武昌首义，而我作为本地的中国近代史教师却从来没有着手研究这个饶有兴味的课题，真是有点难以为情。”〔1〕此后，他对辛亥革命史研究逐渐产生兴趣。
1961年，中国史学会与湖北省社联在武昌召开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他全力投入会议的筹备工作。在新中国第一次举办的全国性辛亥革命史学术讨论会上，年轻的章先生被安排在大会首先宣读题为《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的学术论文。论文对辛亥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格，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剖析和理论概括。提交会议的还有他另一篇论文《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以具体史实从各个侧面论证了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爆发的必然性。这两篇论文虽然有其历史的局限，但纵揽全局，高屋建瓴，气势磅礴，堪称新中国早期辛亥革命史方面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因而受到与会者的关注，公认为不可多得的力作。吴玉章、范文澜等前辈学者还深情地鼓励他和其他青年学者“不要停留于写论文，要努力写出大著作来”。还在会议筹备期间，章先生已得到向黎澍等前辈学者请教的机会，并接触到许多颇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深感辛亥革命史是一个相当广阔的领域，课题简直俯拾皆是，“只要辛勤耕耘，即不愁没有收获”。而此时大会上吴、范两老的殷殷嘱托，更使他受到极大鼓舞，决心以编写出辛亥革命史的大著作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方向一经确定，他即着手耕耘，刻苦钻研史学理论，博览历史典籍，广交各方学友，开展调查研究，从而打下了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坚实基础，收获也就接踵而至。1963年在《历史研究》发表《论张謇的矛盾性格》，开始引起国外与港、台学者的重视。1964年出版了《武昌起义》，1975年出版了《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后者曾被日本京都大学岛田虔次教授作为该校文学部研究生基本教材，美、日学者亦加引用。此书虽然颇受当时出版环境的制约，但毕竟初步显示了章先生的坚实学术功底。
然而，章先生能够摆脱各种干扰，潜心研究辛亥革命史，并使研究成果日臻成熟，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平心而论，辛亥革命史这个年轻的史学分支，在“文革”后短短十几年里能取得长足进步，致使举世为之瞩目，固然是国内许多史学精英在辛亥革命这块园地上共同辛勤耕作的结果，而章先生作为这门学科的重要学术带头人之一，呼吁与推动、组织与指导之功亦不可没。
章先生在组织大型学术专著、论文集、资料集、工具书等的写作、编纂，努力填补学术空白，开辟新的学术领域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辛亥革命史的编撰出版，几乎与辛亥革命同年。但解放前的许多出版物很难说是科学的学术著作；解放后又长期停留在小册子时代（指大陆地区）。直到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这种局面才被初步打破。1976年，章先生受人民出版社之约，邀集四川、河南、贵州、湖北、湖南等省有关单位的学者组成了辛亥革命史写作组，由他与林增平先生共同担任主编。在两位先生的精心擘画下，写作组不畏艰难，通力合作，经过近4年的辛勤编纂，数易其稿，终于在1980—1981年陆续出版面世。这部三卷本12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 是世界上研究辛亥革命史的第一部综论性的大型专著，它的出版标志着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已从小册子时代步入更高的发展阶段，立即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一些评论文章认为，这是一部“力图按照唯物史观客观全面地叙述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过程，阐明革命取得胜利及其失败的原委，显示这段错综复杂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特点”的学术专著，全书“取精用宏”，“材料丰富”，“有不少精辟见解”。国外学者则称誉这是一部“最引人注目”，“最能体现目前中国辛亥革命研究的观点、方法和水平”的“皇皇巨著”。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曾组织集体研读与讨论《辛亥革命史》（上册），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1980年度第9 次例会也以评论《辛亥革命史》（上册）为主要内容。1979年秋，章开沅与肖致治两先生应邀到美国11所著名大学访问，随后章先生又应邀赴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讲学，均着重介绍新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成就与新的趋向。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国际史坛对章先生及其研究成果的推重。
建国以来，虽然由于各种干扰，辛亥革命的研究工作时断时续，但一批献身于学术事业的中青年学者始终坚持了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因此，辛亥革命研究的论著还是为数不少。有必要对这些成果作一番检阅和总结，以便明确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章先生注意及此，于1980年以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理事长身份主持了该会选编1949—1979年《辛亥革命史论文选》（三联书店1981年版）的工作，对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成果中的优秀论文进行汇总。在此基础上章先生撰写了该书的《前言》和《辛亥革命史研究三十年》等文章，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坚持历史主义，发扬实事求是优良学风，进一步推进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中肯意见。1990年，他又主持了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选编1980—1989年辛亥革命史论文选《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的工作。这部文选作为前书的续篇，着重反映了新的10年中，辛亥革命研究中开拓新领域，提出新观念的研究成果。这两部论文集的出版，基本上涵盖了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重要进展，为辛亥革命史研究者们提供了方便的检索工具和开展新的研究的必备参考书。
从史料学的角度看，历史人物的文集是研究该人物及其时代的重要资料。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少数著名人物的文集已出版不少，有的还一版再版，但一些知名度稍低的人物，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他们的诗文著述依然不同程度地尘封在被人遗忘的角落，未能得到搜集、整理、编辑、出版，这种现状与数以万计的志士仁人所投身的声势浩大的辛亥革命运动实不相称，作为重要史料无法利用亦殊为可惜。1986年，章先生根据唐文权先生的倡议，支持编辑出版《辛亥人物文集丛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并欣然担任了该丛书的主编。他在《丛书》出版说明中阐述了编辑出版这套书的意义，指出：辛亥革命不是极少数人的事业，它是由一个数以万计的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共同发动和推进的。研究革命运动或社会思潮，不能把眼光局限于个别领导人，应把视野扩大到更多的人群。同时，革命运动也决非是革命党人的孤立行动，它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各种矛盾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因此有必要研究其他各种营垒和各种类型的人物，以便对辛亥时期的历史获致更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在章先生这一思想指导下，许多编者做了大量艰苦的搜集、整理、编纂工作，已出版各类人物的文集8种共600多万字，为海内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提供了一批宝贵的原始文献，为拓宽辛亥人物和清末民初社会思潮的研究领域，推进辛亥革命研究的深入发展，作出了功德无量的奉献。世界上许多著名大学图书馆书架上都有这套丛书，而私人访求、索购者亦络绎不绝，凡此都说明这项工作的富有意义。
辛亥以来80年里，海内外出版的有关辛亥革命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然而独缺一部全面介绍辛亥革命的史实和史料，并反映辛亥革命的研究状况和成果的综合性辞书。这一空白又是由章先生在笔者协助下组织武汉地区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者们共同填补的。章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辞典》（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在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的日子里与广大读者见面。该辞典以研究阶段总结的形式作出了有关辛亥革命资料与研究成果的总括。这部120万字的辞典收录12大类词目3200余条，并附录“辛亥革命大事记”、“1949—1990年国内辛亥革命史主要论文目录索引”，被学术界誉为“内容广博，思想明晰，堪称我国第一部辛亥革命研究的‘百科全书’”〔2〕。章先生不仅亲自指导了全书框架设计，而且撰写了长篇序言，对海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作了鸟瞰式的回顾总结，对如何把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推向更广和更深的领域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意见，并对今后的研究作了展望，使这部辞书在对辛亥革命研究进行阶段总结的基础上，又具有前瞻性的指导意义。
与上述工作同时，章先生还出版了两部自己论文的结集《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和一部辛亥人物研究专著《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6年版，日本东方书店1989年出日文版），并与林增平先生再次联手主编了新中国第一部以辛亥革命为内容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辛亥革命运动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与罗福惠教授主编了《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与刘望龄教授等编著了《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与华中师大历史所及苏州市档案馆的部分人员合作选编出版了《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17万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章先生主持的以上这些工作，多为辛亥革命史学史上的大手笔，它们如同一座座丰碑，记录着章先生学术生涯中的艰辛历程与执著追求，记录着他与同行、同事及弟子们的辛勤耕耘和对辛亥革命史研究事业的贡献，也记录着辛亥革命史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的不断拓展与逐步进入更高的学术境界。
章先生对辛亥革命研究事业的另一贡献是创建学术团体，开辟研究园地。
同行学者之间以文会友，互相切磋，交流信息，联手协作，是推动学术研究不断发展的重要条件，所以学术界有必要成立各种各样的学会、研究会的组织，以期营造出一种学术事业生动活泼、兴旺繁荣的氛围。章先生在主持《辛亥革命史》编写过程中即有鉴于此，与林增平、张磊、刘望龄等于1978年发起成立了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他被推选为该会理事长，一直任职至今。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从一开始就强调不务虚名，只做实事。所谓实事，一指为研究者提供交流学术见解的场所（年会、学术讨论会），一指为研究成果的发表或评介提供园地（丛刊、通讯）。在多次年会和理事会工作会议上，章先生常常就关于如何推进辛亥革命史研究深入发展和怎样克服困难积极办好研究会等问题发表意见和建议。他与几位副理事长及正副秘书长精诚团结，亲密合作，形成研究会的灵魂，加上研究会各团体会员、各位理事的热心支持，使这样一个地区性的比较松散的学术团体办得很有生气，很有活力，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成为近代史学界延续至今仍在坚持经常性活动的少数几个学术团体之一。研究会举办和参与举办过多次学术讨论会，为中南地区和全国各地的辛亥革命研究者提供了交流学术成果的场所。1981年和1991年两次与湖南省历史学会联合举办全国性辛亥革命青年学术讨论会，通过会议发现人才，奖掖后进，为培养和壮大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后备力量找到了一种较好的形式，洵为史学战线具有战略意义的创举，受到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普遍欢迎。
湖北作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不仅有发人深思的遗迹可供瞻仰，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可供研究，还有一支以章先生为代表的长期致力于辛亥革命研究，且已取得显著成绩的研究队伍。为了进一步加强湖北地区的研究工作，并促进国内外辛亥革命研究的深入发展，1984年章先生与湖北省领导干部、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辛亥革命老人、全国及省内民主党派负责人等联合向国内外发出在武昌建立“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的倡议书，引起国内外的普遍关注，得到中外学者及与辛亥革命有关人士的积极响应和支持。经过多方努力，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于1989年6 月正式成立，章先生被推选担任该中心理事会副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研究中心成立后，亦积极开展各类学术活动，已取得初步成果，在1991年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再次展示了湖北地区研究队伍的实力。
在开辟研究园地方面，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成立了以章先生为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这个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研究会机关刊物，是国内最早创刊的以历史事件命名的大型研究集刊。它内容丰富，行销中外，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被视为辛亥革命研究的权威刊物。研究会编印了两种内部交流刊物《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和《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1993年研究会与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章先生为该馆名誉馆长）联合创办了《辛亥革命研究动态》季刊，作为前两种刊物的改刊续办，一直坚持正常出版。这些均由章先生担任主编的刊物为各地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提供了发表成果的园地，并及时报道了国内外有关研究动态、学术活动、出版情报和其他信息，深受读者欢迎。
辛亥革命学术团体的建立，集结了研究队伍；辛亥革命刊物的创办，提供了研究园地。这两件事充分体现了章先生关于“出成果、出人才”的指导思想，其中凝聚着他的许多心血。所以我们说，辛亥革命史这一史学分支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是与章先生的倡导和推动分不开的。而且，十年动乱刚一结束，早在《辛亥革命史》三卷本编写之始，他即把眼光注意到国外史学的新进展，瞄准海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前沿，奋起直追，迎头赶上，终于与许多史学精英共同把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引向世界，使之成为中外学者共同分享的显学，这是他眼光远大、气度恢宏的表现。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赢得世界各国与我国港台地区众多学术同行的普遍尊重。
二
章开沅先生1980年发表在《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辑卷首的，相当于该刊发刊词的文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刚一发表即被美国许多报刊介绍与译载，同时也被日本社团法人中国研究所主编的《中国研究月报》称为“是指出了《丛刊》的方向性乃至当前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方向性的文章”〔3〕。
章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楚图南先生为戴震纪念馆题诗中的两句：“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他服膺这两句诗，称之为一种“真正的科学家精神”〔4〕。 作为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者和学术带头人，他时常以这种精神，对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及实践进行深入的思考，并通过各种场合（学术会议、座谈、讲学等），利用各种形式（文章、演讲、发言、书序等）将自己的思考所得贡献出来。章先生的那些谈话、那些文章，娓娓道来，生动活泼，毫无权威架势，亦无训诲官腔，但对听众和读者来说，时见思想火花，从中可得许多启迪，乃至发现前行路径，有些后学者甚至从中找到自己的科研课题与研究方向。著名中国近代思想史专家胡思庸先生曾对自己的研究生说：“你只要把章先生《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中所提出的那些题目通通做一遍，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大专家了。”本文开头所说“指导研究方向”，正是就此而言。
“温故而知新”。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打开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局面，章先生对建国以来30多年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回顾与总结，其中不乏深沉反思。他在分析研究工作中存在着各种问题的原因时，常常指出：“除了由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本身不够成熟和我们多数研究者还比较年轻以外，‘左’的干扰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除了‘左’的干扰破坏之处，封建史学的消极影响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5〕。这种反“左”与反“封”的基调与精神几乎贯穿了他在“文革”后所发表的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问题的许多文章中。
根据切身体会，章先生认为“文革”前的“左”倾幼稚病蔓延扩展的结果，到10年动乱期间终于形成一种思想体系，一整套禁锢辛亥革命史以至一切资产阶级革命史研究的枷锁。不解放思想，砸烂这种精神枷锁，肃清“左”的流毒，辛亥革命研究就很难有所前进，有所突破。因此，他在前述《解放思想……》一文中对如下三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和澄清：（一）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对于资产阶级一概要“立足于批”，一概要推翻打倒，致使如何正确评价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问题以至辛亥革命史研究也竟成了“禁区”。章先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出，所谓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应该“立足于批”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极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他呼吁研究者自身要打破所谓“立足于批”的精神枷锁，推倒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等等诬陷不实之词，要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识来拨乱反正，坚持正确地、全面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二）在“四人帮”横行史坛的时候，“路线斗争”成为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绝对精神模式。在这种错误思潮的影响下，对于历史上任何事件和任何团体、人物都要纳入路线斗争框架，影响所及，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简单武断，毫无科学性可言。章先生深感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困难的问题，因此提出，在辛亥人物评价问题上“要打破‘四人帮’所强加的路线斗争框框，反对简单武断的‘好坏分类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即以历史学家超越的远大眼光与广阔胸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通过反复的研究和讨论，对于一些复杂的历史人物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三）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里，曾出现过某种程度的笼统排外的倾向：凡是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几乎都是侵略分子；凡是介入中国革命的外国人，几乎都是别有用心，仿佛革命越孤立就越单纯越好。章先生认为这样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他提出在中外关系问题上，要把中国的历史置于世界历史之中来考察；在揭露外来侵略的时候，要注意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区别开来，要努力阐明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情和支持。
章先生注意到，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极“左”思潮是与封建史学影响相互结合以肆虐史坛的。因此他在与“左”的思想干扰作斗争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封建史学的消极影响。他指出，在所谓“路线斗争”的框框中，不难发现封建史学以圣君贤相为中心，以政事为主体，以褒贬为笔法，以劝善惩恶为宗旨的“正统”格局。他在谈到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对人物评价问题注意较多，而对整个社会状况的研究却较少”，应该加强对社会环境的研究这个问题时，也中肯地指出，注重对历史人物的褒贬臧否，忽视对社会生活的广泛研究，都表明我们研究工作中仍然有某种传统“正史”格局的消极影响束缚着我们的思路。不消除这些影响，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难以进一步深入。他呼吁人们正视“至今仍然存在着彻底清理和摒除封建史学消极影响的必要性”。
章先生阐述的这些观点虽然不是什么骇世之论，但在当时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刚刚打破不久的历史条件下，却是发人之所未发，实属难能可贵，立即受到史学界的重视。所以，林增平先生在《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年）》上撰文称：“章开沅阐述的观点，为拨乱反正，更有成效地研究辛亥革命史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基础。”〔6〕
章先生对辛亥革命史学科的发展问题经常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或方法论的高度上给以适时的指导。他在这方面的论述颇多，下面仅就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能否深入和如何深入两个问题谈一点读了章先生文章的体会。
新中国成立以来，辛亥革命史研究成绩斐然，不仅已发表的数以千计的研究文章涉及的面非常广阔，而且进入80年代后，相继出版的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金冲及、胡绳武撰写的《辛亥革命史稿》与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等大部头辛亥革命史学术专著都有相当深度。面对这种局面，有些人曾认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得差不多了，对于能否继续深入下去表示怀疑或困惑。章先生高瞻远瞩地用辩证的观点对这种困惑进行了分析，回答是这种说法“也对也不对”。他认为，说它对，是因为在比过去高得多的起点上更上一层楼要费很大力气；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正在向逐步成熟的阶段稳步发展的形势下，要想选择新课题，发掘新资料，形成新见解，以使研究工作继续扩展广度，不断增添深度，决非轻而易举的事情。说它不对，是因为辛亥革命史研究从总体上看还未达到完全成熟的水平，薄弱环节以至空白地区很多，还有大量工作有待我们努力去做，研究工作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继续深入下去。
如果说章先生关于“能否深入”的回答使我们坚持辛亥革命史研究工作的信心更足的话，那么，他关于“如何深入”的种种意见则使我们进行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方向更明。比如，面对来自海外的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挑战，他认为亟需加强从理论上探讨判断一次革命的性质的依据（或标准）问题。针对国内近代经济史学者关于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资本主义有无民族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区分，资产阶级有无民族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的区分，民族资产阶级有无上层和中下层的区分，这些区分的标准又是什么等等争论，他指出也需要从理论上（包括方法论）作更为深入细致的探索，以期获致正确的和令人信服的答案。根据中国近代史研究队伍的多数人都比较侧重于专题研究，而在不同程度上缺乏通识的弱点及其原因，他建议：“辛亥革命史研究应该接受过去的教训，在综合的和专题的研究中努力向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即不仅要把辛亥革命放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长河中，而且要放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总范畴中，作切实深入的研究与相应的理论探索。”对如何“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他都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有许多就是可以直接拿来进行研究的课题。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研究者自身条件的限制，中国近代史研究长期以来在布局上不尽合理的地方很多。从总体布局来看，政治史研究较多，经济史、文化史研究较少；对人物评价问题注意较多，而对整个社会状况的研究却较少。从专题研究的布局来看，有些研究是跟着眼前的资料与课题转，缺乏计划性与系列性，在全面规划和合理布局方面还存在不足之处。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布局也存在同样问题，“文革”前存在的研究个别人物多，研究社会环境少；研究政治方面多，研究经济、文化少；研究革命党人多，研究其他派系少；肯定群众自发斗争多，肯定资产阶级领导作用少的“四多四少”现象在新的历史时期虽然有所改变，但已有的进展又显得非常不够，也存在一个合理布局的问题。如，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它的总体构成，而对分地区、分行业的专题研究仍存薄弱环节；思想史研究长期局限于政治方面，学术史、宗教史的总体研究相当薄弱。有鉴于此，章先生对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进行合理布局，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经济史方面，他提出应根据旧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除了作分省或分城市的研究之外，还可以突破行政区划的框框，进一步作范围较大的区域研究或范围更小的个案研究，以便有助于说明辛亥革命研究背景的全貌。思想文化史方面，他指出进化论和西方近代哲学、社会政治学在中国的介绍、传播，辛亥革命时期对这些西方理论武器在不同程度上有扬弃有批判的继承，都是重要课题，有志者应该勇于攻关，勤于探索。我想，如果能把章先生所提到的这些课题分工合作，下一番功夫去加以探讨，辛亥革命史研究何愁不能深入，新的突破也是可以期待的。
在章先生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的论述中，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莫过于“要加强对辛亥革命期间社会环境的研究”。他把过份集中于少数历史人物和政治事件，而对整个社会环境的考察剖析非常不够视为辛亥革命史研究进展还不够快、水平也不够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为什么要强调社会环境的研究呢？第一，人物和事件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的社会运动的产物，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研究人物和事件，这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第二，社会环境，也就是国情，研究中国近代史而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是满足于浮光掠影式的泛泛之论，就是会陷于盲人摸象式的偏执之言。第三，连当年革命的先行者们都知道要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演出一幕威武雄壮的“输入文明”的新剧，必须先“测量此舞台而辨其所以利用方针”，而辛亥革命的研究者们却长期未能给发生了这场革命的社会环境以全面的切实的注意，这使我们面对革命先行者不能不感到汗颜。章先生对于如何加强对社会环境的研究，特别是如何加强对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研究，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这在朱英《筚路蓝缕，推新出新——章开沅先生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和郭国灿《近代思想文化的深层探索——章开沅先生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两文中已有详细的介绍与阐述，此处不赘。
不少有志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青年朋友，不论是受其耳提面命的弟子，还是捧读其文心仪其人的青年学人，都从章先生的上述学术思想中吸收到许多营养，从他所寻得的真知中得到启迪，从而在研究工作中取得可喜的进步。正在成长的一代史坛新秀的身上，反映着章先生“独寻真知启后人”精神的光彩。
三
章开沅先生不是纸上谈兵的人，他希望别人能够做的事情，尽量要求自己也去做。上述他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应如何深入的种种设想，其实在他的探索实践和研究成果中都有突出的反映。他在《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一书的《自序》中回顾自己的研究工作说：“对于辛亥革命史的探索，我的工作是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问题开始的，而且以后也一直以此为侧重点。就研究序列而言，开头是透过资产阶级的活动轨迹剖析其阶级性格，然后再着重研究辛亥革命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可以说是一种逆行的探究。”特别是在“文革”以后，思路较之以前有所开展，并力图把探索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更多领域。
综观章先生的研究成果，选题多样，领域宽阔，对辛亥革命史的许多重要课题，如，资产阶级的性格；资产阶级的社团（商会、市民公社等）；同盟会的会名、性质与内部分歧；排满与民族运动、民主运动；辛亥时期的社会思潮；辛亥革命的性质；辛亥时期各方面的人物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张謇等等，都有涉及。他自己把这些课题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辛亥革命时期那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一是关于二十世纪初年那个中国社会。”这二者相互关连，彼此渗透，实为一个整体，形成了他关于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研究的一个体系。
由于他具有扎实的理论素养、深厚的研究功底、敏锐的洞察能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他把探索的触角延伸到哪个领域，就能在哪里捕捉到新的信息，他在哪片土地上耕耘，就能在那里得到新的收获。因此，举凡他所涉猎的课题，大都能提出创新的观点、独到的见解，并且在史坛上引发连锁反应，甚至派生某些史学分枝。
章先生在呼吁加强对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环境的研究时，强调要对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与阶级结构进行系统而又深入的具体研究，这种研究既是辛亥革命史研究深入发展的需要，也是回答海外一些学者低估或完全否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挑战的需要。由于1982 年4月章先生曾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北美亚洲学会第34届年会上与台湾学者同堂讨论过辛亥革命性质问题，旋又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的长篇论文，他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就尤其引人注目了。本来，中国大陆学者对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认识已基本趋于一致；然而在海外一部分学者中却存在着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观点，他们认为20世纪初年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不足以产生一次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革命，台北学者则直认辛亥革命是一场“全民革命”。章先生没有用简单的批判方式回答这些挑战，而是从当时中国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和用于探究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的方法论两个方面，论证了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他在《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一文中，实践他关于突破行政区划，作范围较大的区域研究的设想，以江浙地区为研究范围，考察了辛亥革命时期那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和当地资产阶级所具有的经济实力，指出长沙决不是西方一些学者所说的江浙资产阶级势力和影响的边缘，它的势力已扩展到全国众多地区，影响也波及全国大部。而商会势力则逐步控制了一些大中城市的市政机构，它从20世纪初年即开始以比较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在《答台北学者》一文中又从全国范围综合估计了20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问题。这两篇文章以大量的史料说明，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确有一个资产阶级存在着，活动着，尽管幼弱，经济实力不够强大，且有各种弱点，但已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阶级力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已经足以为革命运动提供起码的物质基础，它的发展程度已经足以从根本上决定辛亥革命运动的性质和走向。从这些论述中，我们看到了社会环境的研究可以深化对社会运动及其经济动因的认识。
前已述及，章先生提出不仅要把辛亥革命放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长河中，而且要放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总范畴中，作切实深入的研究与相应的理论探索。在谈到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时候，他也提倡把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放在世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展历史的总体中来加以探讨，才能更为具体和确切地说明哪些是它的共性，哪些是它的个性，从而防止用某个模式束缚了我们的思路。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不仅表现在他提倡并主持了中外早期现代化的比较研究，以探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地位、作用与利弊得失，而且还表现在他对辛亥革命史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究时，常常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分析辛亥革命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联系或异同，以探究它的特点和规律。
例如，在论述“排满”与民族运动问题时，他将中国的民族运动与世界各国的民族运动进行比较，认为近代中国的民族运动，既不同于“近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与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相一致”的西欧类型，也不同于“在某个先进的民族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后又产生了国内若干‘被排挤民族’起而反抗统治民族”的东欧类型，它的一大特点就是始终与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紧密联系着，使其带有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同时又指出，它的趋势与世界上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趋向）又是一致的，即“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只有从中国近代民族运动与世界各国的民族运动既同又不同的这种状况出发来理解“排满”口号，才能对这一口号做出合理的解释：“排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就是扫除民族资本主义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就是为了建立“民族国家”。因此他不同意把“排满”口号指责为模糊了反帝的斗争目标，也不同意过于强调“排满”模糊了阶级界限，主张对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范畴的“排满”口号的积极进步作用给以充分肯定〔7〕。
社会环境就是国情，“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总范畴”或“世界历史性的总体”就是世情。章先生提倡加强对社会环境的研究和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历史的总体中加以考察，就是提倡国情研究和世情研究。他这种思路的形成，固然首先是理论层面上的思考和对以往研究状况反思的结果，而辛亥时期先进人们的心路历程对他也有某种程度的启发，他在对“世情”和“国情”的理解中甚至借用了孙中山的语言（“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称世情即是世界潮流，国情即是国内人群的需要，他还谈到孙中山提出要铲除中国的“三种陈土”也给他很大的启发。
他把这一思路反过来又用于辛亥思潮与辛亥人物的研究中。80年代，他撰写了一系列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思潮的文章，对当时社会思潮的社会背景、兴起原因、主要内容、基本特征以及对革命的影响等都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把“对世情与国情的再认识”视为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思潮的一个基本特点，深刻揭示了20世纪初年先进知识分子爱国爱乡的情怀、铸造国魂的气概、救亡图存的雄心、改造祖国的壮志所由产生的思想基础。
章先生还写作了《孙中山与中国国情》、《孙中山与世情》等文章，追踪孙中山认识国情、世情的曲折过程，寻找理解他的事业和思想的基本线索。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会从离异走向回归，他为什么会提出著名的三民主义纲领而晚年又对它作了重大发展，他为什么会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不断的改进，他为什么会在外交路线上从向西方学习并寻求其援助转变为与苏俄合作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为什么他的思想观念中许多合理的积极的因素与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某些局限性同时并存，凡此种种问题都可从他对国情与世情的认识的不断深化，但又始终未能完成对国情与世情的科学认识中找到答案。孙中山将对国情与世情的认识运用于革命和建设方略的制定，并为实施这些方略奋斗了一生。章先生从孙中山的这种政治生涯中总结出一条宝贵的历史经验，“即无论革命与建设都不能拘泥于一成不变的既有的外国模式，而必须根据国情实际不断修正和发展自己的政治方案，这样才有取得成功的希望。”〔8〕这条经验对于当前我国现代化事业颇有借鉴意义。 章先生在国情、世情研究上为我们作出了示范。
近年来，一些辛亥革命史研究者转向了其他课题的研究，章先生在继续关心和支持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同时，也转向现代化研究、陶行知研究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等领域，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对于这种“转向”，章先生的看法是，从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的意义上说，“一部分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加入文化史与近现代化研究的探讨，乃是一件大好事，因为他们可以借此把较广阔的视野与较联贯的史实，带回到辛亥革命史研究”〔9〕。在这里， 章先生决不是为辛亥革命史研究暂时的“冷落”作辩解或自我安慰，而是发人深省地再一次为我们指引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继续深入发展并获致重大突破的方向。
1984年，正是在章先生研究辛亥革命兴味正浓而精力又最为旺盛之际，由于偶然的机缘和广大师生的推重，他被推上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这个重要岗位，繁重的行政事务耗费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也使他常感心力交瘁。但无论是在6年校长任期还是在将近4年的海外旅居，他始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剩余时间笔耕不辍，继续为营造辛亥革命史的学术大厦添砖加瓦。除上述已发表的那些论著、资料外，据我所知，他还为中华书局约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续编）》花费了不少心血。他委托法国著名学者白吉尔教授从法国陆军部档案中，以色列著名学者史扶邻教授从英国外交文件中，日本著名学者久保田文次教授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代为发掘有关辛亥革命的大批新资料，并组织校内外许多年轻学者认真编选、翻译、校对，同时还邀请国内许多专家搜集、整理若干省区的档案文献，大体已经形成了一部大型学术资料结集的毛胚，只要稍为加工，即可提供辛亥革命史研究者作为重要参考，只不过出版社由于经费短绌，刊行时间有所推迟罢了。
章开沅先生1981年在长沙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上曾语重心长地说：“我愿为青年做一块铺路的石子，把他们前进道路上的坎坷铺平一些。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0〕多少年来，他用自己的心血，甘为青年史学工作者早日攀登上史学高峰铺桥垫路，并把一颗铺路石所能发出的光和热真诚无私地奉献给新中国的史学事业和教育事业。作为章先生的弟子，我们为有这样的导师和学术带头人感到幸运；同时就我个人来说，又为没有透彻领悟他丰富而深邃的学术思想感到愧疚。本文不妥之处，请章先生和史学界师友不吝赐教。
注释：
〔1〕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自序》，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
〔2 〕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百科全书”——读〈辛亥革命辞典〉》，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3〕［日］小松原伴子：《读〈辛亥革命史丛刊〉》， 载日本《中国研究月报》1982年3月号， 转引自《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第12期赵军译文。
〔4〕章开沅：《治学不为媚时语， 独寻真知启后人——〈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读后》，载《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第470页。
〔5〕章开沅：《辛亥革命史研究三十年》， 载《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第224、233—234页。
〔6〕林增平：《辛亥革命史研究述评》， 载《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年）》。
〔7〕章开沅：《“排满”与民族运动》， 载《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第43—67页。
〔8〕章开沅：《孙中山与中国国情》， 载《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第194页。
〔9〕章开沅：《辛亥革命辞典·序言》，载《辛亥革命辞典》， 武汉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10〕转引自闻滔（刘望龄）《章开沅与辛亥革命研究》。拙文对刘先生此文多所参考，特此说明，并致谢忱。
（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6期，中华文史网整理。）